《六韬》中政治思想的探究

一、书籍简介
《六韬》为我国古代著作，要读这本书，我们必须要明白且不能主次颠倒的是，这是一部古代兵书，作为兵书，其内容主体自然是军事，其中体现的政治思想只是旁支，在书本的具体内容上，它又更加侧重于使用谋略学。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对于政治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其实也是其书的精髓之所在，至于其对于政治的认识与把握是如何体现的，我会在下面的内容中慢慢讲述。《六韬》的具体成书时间及作者，我们仍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六韬》成书时间在先秦，粗略推算应当是战国时期，这是因为其书明显具有先秦时期的文化特征，并且其核心理论更多的是对兵家、道家思想的表述，而非儒家。可以认为，这是一部揉和兵、道两家思想的著作。本书以记录周文王与姜太公谈论治国时的对话内容为写作方法，具体描述了先秦时期我国道家学派所宣扬的军事、政治理念。同时，由于《六韬》影响巨大，我们也可通过此书中大致研究中国古代的具体治国方法。从而更好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科学性、实用性。最后，《六韬》虽是权谋术，但其中透出的很多政治、社会观念就是兵家、道家的基本观点，很值得我们研究。
《六韬》共有六个部分（大章节），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故称为《六韬》。其中，关于治国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文韬》、《武韬》，《龙韬》中也有较多关于治国的理念。因此，要研究《六韬》中的政治思想，我们也要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这几个章节。

那么，其具体建构过程是怎样的呢？首先，道家的根本思想模式更像一种哲学与世界基本规律认识的结合。简单来说，道家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具有与我们所生活的天地自然相通的运行规律。这种认识来源于早期天象研究与自然观察，并以五行、阴阳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
道家思想中的一个经典理论是自然轮回理论，简单来说，即是一切事物都遵从着一定的运行规律，即为：产生——发展——受挫——再发展——极盛——衰败——复起——再衰败——极衰——再生发这一过程，这个过程也不是单向的，而是循环往复的。其中，《易经》就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易经》六十四卦系统阐述了这一过程，每一卦的彖词即为具体描述。如一二卦天地表示了万物生长的状态。三至十一卦表示了事物的第一个发展状态。至于轮回）。总之，当事物发展到极端（达到极盛或极衰）之时，便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运行。古人将其精炼地概括为四个字：“物极必反”。说到底，也是规律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道家思想的另一个经典理论是相对观。《老子》有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即 天下万事万物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与周围的其他都是矛盾且统一着的，若一个事物没有相对概念，那么它将不再是问题。因此，道家认为解决问题的最佳理想状态就是消灭相对状态。但这种解决方法，也仅存在理论中而已，因为天地间的一般规律就决定了相对性存在的必然性。
既然完全消除相对状态是困难的，那么就要寻找新的出路。因此，道家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中，更加注重平衡学说的运用。这是由自然轮回理论伸发而来的。前面说到，在自然轮回观里，任何世间万物的发展都无法脱离这一过程，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态度应对，一叫顺应自然，即顺从规律的发展而发展，人们耳熟能详的“无为而治”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具体构建。但是顺应不代表不作，而是要调节，使正在发展的事物调节到与自然、与规律、与事物发展程度一致的状态。而另一种应对态度，是既然物极必反，那么就调节事物以使其不达到极盛或极衰的状态。但是在道家理论中，事物的发展过程规律又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人们是不可能避免极盛或极衰状态的到来的，这种调节只能是延缓极盛或极衰状态的到来。但终归为有用的方法之一。

上面说到，兵家、道家都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遵循着一定的、与天地自然相匹配的运行规律。那么，在政治领域必定也存在着这样的规律。这种规律又是如何存在的呢？这在《六韬》中有着完美的体现。《六韬·文韬·守国》言：“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圣牧之。故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物盈;冬道藏，万物寻。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所终，莫知所始，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纪。故天下治，仁圣藏;天下乱，仁圣昌;至道其然也。圣人之在天地间也，其宝固大矣;因其常而视之，则民安。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故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为之先唱，天下和之，极反其常。莫进而争，莫退而让。守国如此，与天地同光”。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政治领域的规律主体更突出于“人”，这是明显的兵家思想理论的运用体现。因此，可以说规律运行在政治领域的运用，更突出“人”这一概念在社会结构中的变化。而对于政治制度的表现，似乎不是很能体现出来。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并不是兵、道两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探索缺乏，而是由于《六韬》的书籍性质、成书时间的政治环境及文化等诸多客观因素影响的。《六韬》本来是兵书，作为兵书，其讲解重点为军事。对于政治领域的阐述自然是不甚全面的。由于对于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在书中没有太多涉及，我也就不再此赘述了。
兵家、道家思想于政治领域运行在《六韬》中的体现，实际上还是以其基本理论为蓝本的。首先是自然轮回理论的贯穿性作用，只是主体是人，而不是政治制度。其认为人的各类行为必将导致政治的不断发展变化。接着是相对观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其表现为一种对抗状态矛盾状态，即民与民、民与官、官与官、本国与他国等等主体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书中的具体描述我将会在之后详细阐述。最后，是平衡观在书中的运用。这种平衡观的运用也是基于道家基本思想理论和人为政治主体的判断所产生的，在之后也会具体进行阐述。

三、《六韬》思想运行的基本政治环境设定
以现如今的研究成果来说，《六韬》一书应产生于先秦时期。按照先秦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来说，君主权威不如后世之高，然而《六韬》中所表现出的君主权威，却具有绝对性的特征，君主的意见在国家事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如《六韬·大礼》中就说道：“文王问太公曰：‘君臣之礼如何?’太公曰：‘为上惟临，为下惟沉，临而无远，沉而无陷。为上惟周，为下惟定。周则天也，定则地也。或天或地，大礼乃成。’”意思就是说，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做君主的要做到“惟临”，意思是只需要居高临下；而做臣子的呢，要做到“惟沉”，就是只要顺服即可。这就是君臣之间的“礼”。很明显，《六韬》中设定的政治环境是一个绝对君主专制的环境。君主的权力无所不包肯定不行。于是《六韬》又给我们提出了限制君主权力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听言”。如下面这段记载：“文王曰：‘主听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拒;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蔽矣。’”意思也就是说君主要善于听取臣下意见，不可完全专断独行。另一个限制君主权力的方法是“保民”，《文师》中提出：“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这里就明确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体现出一种重民思想。《国务》中又说道：“文王问太公曰：’原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请释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官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概念：“爱民”，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君主要与民众的利益保持一致。在做出决策之前要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与民众的看法。
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六韬》所提出的这两种限制君主的方法，其作用主体本就是君主，现实里以正式形式约束君主的权力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这种限权方法实际上是君主“我限制我自己”。实际最终解释权还是在君主，那么这就对政治中君主的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盈虚》中就提到：“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其天时变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其中，“祸福在君，不在天时”。就深刻表明了其政治背景中君主拥有绝对权力。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六韬》思想所设定的运行环境是一个君主拥有绝对权威、一切权力来源于君主的世界（但不代表君王事无巨细，其权力是会自然下放的，不过权力都出自其手）。这是《六韬》思想运用的前提。
但是，君主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权威呢？他的权威来自于哪呢？没有相匹配的明文权力来限制，君主就真的可以随心所欲吗？限制他的真的只是他自身的道德吗？我们在下面将会具体探索这些问题。

四、《六韬》所认为的推动政治变革的根本因素
之前介绍《六韬》思想理论来源时多次强调，理论来源于兵、道两家的《六韬》十分强调“道”与人的运用。其中道家的理论中还有“道”（主要指规律）是万物发展变化的本源的说法。那么，《六韬》会认为政治的变革是因为规律影响吗？其实，《六韬》不完全认为政治的变革是由规律主导，而是由人的变动与规律的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守国》提到：“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圣牧之。故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物盈;冬道藏，万物寻。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所终，莫知所始，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纪。故天下治，仁圣藏;天下乱，仁圣昌;至道其然也。圣人之在天地间也，其宝固大矣;因其常而视之，则民安。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故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为之先唱，天下和之，极反其常。莫进而争，莫退而让。守国如此，与天地同光”。这段话就明确提出了，天地间有“四时”，并有与之相符合的“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物盈;冬道藏，万物寻”之规律。同时，“天下有民”，随着天地间规律的不断变化，也会产生不断的“民动”。正是“民动”引动了“仁圣出”。故说《六韬》中人与规律的相互配合作用是政治变化的原因。而对于天地规律来说，“仁圣”也不可改变，民却是可以“牧”的。所以，对于“仁圣”来说，要掌握政治变化，掌握“道”，就必须要掌握“牧民”的方法。那么，人与规律是如何配合运行，导致政治变化的呢？也就是说，“民动”的本质是什么呢？《六韬》又强调什么样的“牧民”方式呢？我想，我们不妨先搞懂其具体的“牧民”方式，再来探究“民动”的本质，会更利于理解。

（1）权谋术中透出的基本原则
在前面的介绍中，我们也说到了《六韬》是一本权谋术。那么，为什么我们能说它是权谋术呢？这还得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首先，决定《六韬》是一本权谋术的，是它所设定的思想运行环境。我们在上一部分刚刚说过，《六韬》思想所设定的运行环境是一个君主拥有绝对权威、一切权力来源于君主的世界。换言之，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领导具有绝对权力的世界，那么其书的受众必然是领导、君王。这样的权力运行机制以及书籍受众，奠定了其权谋术的性质。
其次，对此书为权谋术的来源之一是其思想理论来源。之前提到，《六韬》的思想理论来自于兵家与道家。而兵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即是重视“人”的作用，人的运用中就包括了人的调度调整。而在《六韬》中也一直贯穿着这一理论。如《举贤》：“文王问太公曰：‘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世乱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誉，而不得真贤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矣。’”此章就具体讲解了如何选人、如何用人的方法。更加体现了人的调度这一理论方法。
那么，《六韬》中的这种权谋术到底具体是如何运行的呢？我们来具体了解。
首先，《六韬》的核心观点认为，要“谋人”，也就是要人为己所用，那么就需要以利诱之。这个“利”及“利益”。《文师》第四段就说到：“文王曰：‘惟仁人能受谏，不恶至情，何为其然？’太公曰：‘缗微饵明，小鱼食之；缗调饵香，中鱼食之；缗隆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鸣呼！曼曼绵绵，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远。微哉！圣人之德，诱乎独见。乐哉！圣人之虑，各归其次，而树敛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鱼、人、国家乃至天下，只有给了它利益，才会为己所用。而这种“给利”也并不是简单的物质上给予。而是要在人、家、国、天下之间建立一种牢固的、荣辱与共的利益关系。使人与家、家与国、国与天下之间无法脱离。故才说“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但有意思的是，此话的后面还有一句话，那就是“鸣呼！曼曼绵绵，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远。微哉！圣人之德，诱乎独见。”前面点明了一个解决政权安全问题的看似完美的答案，后面又马上补充到“其聚必散”、“其光必远”。暗示了矛盾问题不可能真正完全解决，但其中的基本原理不会消散，具有深邃的哲学观念。
这个“利”指“利益”，但它并不完全代表金钱上的现实利益，它还代表人着心理、生理、个人价值、社会价值上的需要。《文师》第五段：“文王曰：‘树敛何若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就通过“与人共财、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等例说明了这一道理，并指出了具体的“谋人”之法。
可以说，“以利求人”这一权谋术中的基本手段，实际就是“牧民”法的基本原则。

（2）群体的划分观念
确定了“以利取人”的原则，但也不是进行简单的人事奖赏，做到“仁义”就行了。《六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将整个社会划分为了类似于阶级的成分。但是呢，这种划分似乎又与阶级无关，换言之，就是其甚至没有体现出“阶级”的概念。在《六韬》里，唯一的统治者是君王、领导，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统治阶级，那就是君主、领导本人。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不是完全割裂，《六韬》要求最高统治者融如于社会各个群体，使社会成为一个大群体。《发启》言：“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则皆同其害。然则皆有启之，无有闭之也。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无取民者，民利之;无取国者，国利之;无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这里就深刻道明了取天下之法，即“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统治者与各个群体都保持不可分割的利益关系就可得天下。
那么，在被统治者之间是否存在不同的利益关系呢？答案是有的。《六守》言：“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从这里可以看出，《六韬》把整个社会至少分为了三类，即“大农、大工、大商”。并且可以看出，《六韬》并没有将“商”边缘化，而是作为“三宝”之一来看待，说明《六韬》认为，社会中存在的每一个利益群体其实是无所谓高下贵贱的，有的只是各个群体之间的力量。由于这些群体之间利益需求存在相同与不同（相同是对于“利”的追求，不同是其具体表现不同）的矛盾与统一，那么他们之间就必然会有利益纠葛，而君主要做的，就是使这“三宝”“各安其处”，这样就能使“国安”。这实质是一种“平衡理念”的运用。
因此，可以看出，《六韬》认为社会或团体中存在各种群体，而这些群体的划分是横向方法、以职业为标准的，唯一的纵向划分只有君主本人与其他各群体之前的区别（当然官吏与其他各群体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纵向关系的意思，但表现不明显）。各个群体之间存在有相互交错的获合作或矛盾的利益关系，而君主在这一体系里扮演的，更多是一个平衡者的角色。

（3）君主权力的来源及群体利益的平衡
在前面我们说过，《六韬》认为，统治者“谋人”的基本原则是“给之以利”。也说过社会、组织之中存在诸多不同群体。君王就是通过划分各不同群体，针对不同群体给予其不同的利益，以此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同时，我们也说到，“给利”的具体方法不仅在于君王直接给予各群体多少实际利益，多少优惠政策，对于君主来说，更重要的是要与各个群体都建立一种牢不可破的根本利益关系。《文师》曰：“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就深刻说明了这一道理。当然，在实际的统治过程中，君主要寻求与全部群体建立牢固的利益关系是十分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说君主必须要与绝大多数群体建立牢固的利益关系是必要的，更为科学。
但是，要知道，君主仅仅做到给人以利和建立牢固的利益关系也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君主，必须注重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为什么呢？如果不对各群体间的利益进行平衡，对君主会有什么影响呢？要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明白《六韬》所认为的君主利益的来源。
在前面我们说过，《六韬》认为，造就国家或团体的运行和变更的基本元素是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各个群体。人的这一重要性，我们在之前也进行过探讨。《六韬》中多次强调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从没有认为天下的运行全在于君主，而是“天下之天下”，即天下是天下的人所共有的。而天下各种人所组成的各利益群体之间又因为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需求，而会产生各种如合作或冲突之类的关系。人又具有极强的求利心理，“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因此，强势的群体在求利过程中必然会或多或少的侵犯到较弱群体的利益，较弱势的群体会受到侵害，这样会造成一种两败俱伤的局面，使强势与弱势群体的利益都难以有效保存。这样，这些群体就需要一个具有强力的平衡者，这个平衡者最终就是君主，君主的权力就是这样产生的。要当君主是有具体要求的，不是高大威猛形象可佳，也不是自身多么神秘、神圣化，而是要能使各个群体“获利”。《顺启》言：“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能“生利利民”者即是“道之所在”、“天命所归”。
因此，可以说君主的权力来自于天下全体人民，而君主的作用也是君主保证其地位的必要条件就是保障各群体的利益，因为一个不能保证群体利益的君主，对于群体来说是不需要的。同样的，君主如果不能使各群体之间保持稳定，也是不符合道的。所以，君主必须要注意各个群体间的平衡，以保证自己的地位不受威胁。前面我们说道，没有相匹配的明文权力来限制，君主就真的可以随心所欲吗？限制他的真的只是他自身的道德吗？现在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其实对君主最大的限制就是人民。
那么如何进行平衡呢？首先，君主需要有放眼天下的大局观和对形式的强大判断力。《大礼》曰：“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蔽矣。’”这里就说了，君主在看问题时，不能只听人言，而要“以天下之目视”，要明白“天下人”想要什么，针对当时的实际需求而采纳建议，在听取意见时要做到“勿妄而许，勿逆而拒;”因为“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
其次，要做到平衡，要学会“赏罚分明”。罚，要罚有所据；赏，要赏得合理。万不可“无罪而罚”、“吏浊苛扰”。因为这样做是“伤民”，以保护群体利益为目的的统治者竟然反过来破坏群体利益，那对于群体来说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最后，统治者必须高度重视下层普通民众（主体就是前面提到的“大农、大工、大商”），因为下层普通人民的基数永远是最多的，也是最根本的劳动力所在，任何群体探其根源都离不开人民，人民才是统治的根基。如果伤害了基数最多的人民的利益，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4）统治的崩溃与构建
前面说过，人民赋予君主权力是为了来保障自己的利益。那么自然而然的，一旦君主不能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统治就崩溃了（当然，外部打击也会导致统治崩溃）。统治的崩溃通常由以下因素引起：1、君主与各利益群体已没有了牢固的利益关系，就如老板与员工，员工本就是为了薪水而在老板麾下，如果老板不给员工发工资，两者失去了牢固的利益关系，那么员工怎么会给老板打工呢？2、君主严重伤害某群体利益。如老板不仅不发工资，还罚钱；3、君主不能调节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如果君主不能调节各群体之间的利益，那么整个社会也就如无序状态，各个群体之间的无序争斗最终也会导致统治的崩溃，人民也会选择新的、有能力调节各群体关系的君主；4、外部打击（这个外部不仅指外敌，也指自己内部的敌人），但敌人在打击自己时，很多时候也是利用了自己矛盾，如《发启》中，太公就对文王说道：“今彼殷商，众口相惑，纷纷渺渺，好色无极，此亡国之征也。吾观其野，草营胜谷；吾观其众，邪曲胜直；吾观其吏，暴虐残贼，败法乱刑，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大哉圣人之德！独闻独见，乐哉。”一语点明了商朝的矛盾，虽然很可能由于主观原因而有失实之处，但总归是做出了
正确的
大局判断。
统治有崩溃，那么必然有构建。统治又是如何构建的呢？
首先是君主的产生。根本上来说，君主的产生都是一样的，即能保护天下人利益的人就为君主，就为“圣人”。“天下治，仁圣藏；天下乱，仁圣昌。”统治崩溃了，天下乱了，仁圣也就出现了。仁圣“循天下之常”，“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通过与各群体建立牢固的利益关系，能够把握天下运行的大势，就能达到“安民”，确定自己的统治。
在权力的建设方面，《六韬》要求君主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绝对权力。因为君主权力是其平衡天下利益的必要条件。《守土》曰：“文王问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无掘壑而附丘，无舍本而治末。日中必慧，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是故人君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无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而不终于世。’”即说明了与各群体建立牢固利益关系，又强调了守权。“不可借人以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六韬》认为一旦君主失去权威，那么可能国土不保。因为平衡各群体的能力不仅只有当前君主具有。
《六韬》对君主提出的另一个要求是提升自己的实力，但绝不是要求君主只尽力保障自己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求君主要尽可能多的与各群体建议牢不可破的利益关系，让人民认为守护君主就是守护自己、守国就是守家。自身的实力要保持在什么程度呢？那就是达到：“臣无富于君”和“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总之即是使任何群体都不可能单独挑战君主的权威。这样，统治就能建立起来了。可以说，如果只从君主的角度来看，君主要保证的就是自己的地位不动摇，更多的是谋权术，群体的发展于君主来说是不甚重要的。
如何构建与各个群体都牢固利益关系呢？在社会方面，君主在统治时要做到的是要使民众“不失其务”，即让天下人都有事情做，一来职务是君主所给予的，民众为了自身的固定利益来源会拥护君主，二来民从务可以有效减少社会问题，《国务》说道：“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
对君主的最后一个要求是节俭不淫，这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由于君主权力具有绝对性，如果君主只顾享乐，那么必然会导致君主权力的空隙，造成社会不稳，第二，既是利益原因也是民众的心理原因。君主享乐这一行为实际上属于君主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其他各群体看见君主过多为自己谋利，自然会对君主这一特殊群体心怀不满，在民众眼里，只有能为他们“生利”的人才是有德之人，《文师》开篇即说道：“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这里的“德”就是“为民生利”。由由于君主绝对权力的掌握，其地位高于常人许多，所以民众于君主的道德要求自然也非常高。如果君主道德不佳，通常会被视为失德无道者，十分影响统治。
如果当前的君主是征服者，那么手段也是相同的，要与原本敌国的利益群体建立牢固的利益关系，要恩威并施，使自己的实力不被任何一个单独的群体所动摇。

（5）“民动”的实质
其实从上面的对于“牧民”的具体方法的介绍，我们对于“民动”实际已经能有了一定的把握。所谓的“民动”实际上就是人民利益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随着这种利益关系的变动，统治者就需要运用各种手段来进行调整、平衡，当君主不能保障群体的利益时，君主的统治就会崩溃，“圣人”会再次出现建立与人民牢固的利益关系，进行利益调整。可以说，“民动”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君主的统治措施，也正是为了适应“民动”的这一过程。从理论上来说，只要君主足够贤明，能够一直调整人民的利益关系，那么，他就能一直统治。但是，在《六韬》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六韬》认为，统治者绝对不可能调整所有利益关系，统治总会有崩溃的一天。不过，《六韬》没有点明的种现象的原因，而是将其归结于“道”的运行。即为：“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圣牧之。故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物盈;冬道藏，万物寻。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所终，莫知所始，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纪。”“曼曼绵绵，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远。微哉！圣人之德，诱乎独见。乐哉！圣人之虑，各归其次，而树敛焉。”究其根本，还是来源于《六韬》思想来源中的道家思维，前面说过，道家有一条经典理论，“自然轮回”观，其认为世间万物都按照天地自然的规律而循环运行。社会运行上也是如此，没有常兴之国、不败之家，国家也有生旺死绝之状态。所以，整个社会就构成了：“圣人出”（建立统治）——安民生利（国家升平）——混乱失道（失去控制）——灭亡 的循环过程。但这个循环并不是完全不可控的，君主贤明与否、手段高超程度可以影响这一循环过程。此思想具有深刻的哲学思维，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地自然观念。其实，这一理论虽然没有点明这种规律运行的具体原因，但其能在当时提出社会周期循环理论，可以说十分先进了。

五、总结
《六韬》中涉及政治的方面其实不多，之前说过，其是一本兵书。它的理论来源是道家与兵家，所以，“道”、“阴阳”等概念在其中十分关键。其设定的思想运行环境是一个君主或领导者拥有绝对权力的体系。
《六韬》认为，人都有绝对的趋利性，社会或团体中有各种人组成的群体，这些群体就是一群人利益需求的总和，这些群体为了保护和追求自身的利益，会赋予一个人以绝对的权力，成为君主，让他对这些对利益群体进行保护，对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如果君主不能与利益群体建立牢固的利益关系、不能保障利益群体的利益、不能调节群体之间的利益，那么君主的统治就会崩溃，利益群体就会重新选择君主来完成平衡利益的任务。当然，外部的打击也会导致统治崩溃。由于天地运行于“道”中，所以君主不可能永远调节所有利益关系，也就是说统治崩溃一定会到来，故社会的运行是一个由盛到衰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但君主的行为却会影响这一循环的进程。其中掺杂着无数具体的管理智慧。
这就是《六韬》中所透出的政治经典思想，其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科学性、系统性，同时展现了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天地观，蕴含着无限的哲学智慧。当然，上面所写的这些政治思想，只是《六韬》中比较浅显且粗略的内容，相信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六韬》中也会有更多优秀思想被发掘出来，为我们所用。

连文字记录的语言，——是何地方的乡音都不知道……懂？……

吧友，您好！
看您对古代历史颇有研究，我平时也对古代历史非常感兴趣，可否加个微信，互相交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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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玉林《中国道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6章）
雍正帝认为，道教的炼气凝神与佛教的明心见性及儒家的存心养气大旨上相同。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帝曾降谕旨，说道教劝人为善戒恶，有助于治化；同年，赐银龙虎山维修上清宫，又为诸宫观置买香火田数千亩，耗银万余两。雍正帝自己生病时也曾召道士来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