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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节二年置西域都护考辨
作者：谭晓斌
班固在《百官表》中明言西域都护始置于汉宣帝地节二年：
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见《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但是，他在《宣帝纪》和《西域传》等处的记载又让后人产生了困惑。
《宣帝纪》在“神爵二年”有如下记事：
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皆封列侯。（见《汉书》卷八《宣帝纪》）
再看《西域传》：
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见《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查《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可知郑吉和降汉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均在神爵三年四月封侯，郑吉的封侯日期是四月“壬戌”，日逐王是四月“戊戌”，由于神爵三年四月庚午朔，无“壬戌”日，因此“壬戌”中的“壬”字是“戊”字之讹，“戊戌”是二十九日，二人同日封侯。
日逐王降汉在神爵二年，这一点得到了悬泉汉简的印证。神爵三年是他和郑吉的封侯之年。
现在的问题是，班固的叙述让人感觉在日逐王降汉之前，朝廷只是让郑吉“护南道”，在日逐王降汉之后，朝廷才让郑吉“并护北道”，所以郑吉此前的官名是“护鄯善以西使者”，只有在“并护北道”后，才能“号曰都护”。
毫无疑问，班固认为“护鄯善以西使者”中的“鄯善以西”指的是“南道”。这一点，他在《郑吉传》中讲得更明白。
我们看《郑吉传》：
郑吉，会稽人也，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吉为人强执，习外国事。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黎，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
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吉相闻。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乃下诏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语在《西域传》。（见《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由此可知，在“降日逐”之前，朝廷让郑吉“护鄯善以西南道”，在在“降日逐”之后，“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
但是，在《傅常郑甘陈段传》的“赞”中，班固又称“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自相矛盾。在《冯奉世传》中，他也称郑吉在在日逐王降汉之前的官名是“都护”（见《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
在居延汉简中，有如下信息：
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副卫司马富昌丞庆都尉建都
乃元康二年五月癸未以使都护檄书遣尉丞赦将施刑士五十人送致将车□发（见《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18·17）
毫无疑问，简文中的“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和“使都护”，都是指郑吉，可见“号曰都护”与日逐王降汉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护鄯善以西”就是“护西域”，因为“护”的不只是“鄯善”一国，所以“号曰都护”。
班固在《西域传》中写道：
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见《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但是，在介绍鄯善国时，他写道：
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见《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可见离阳关最近的，其实是鄯善。
在郑吉生活的时代，汉人即使前往北道诸国，也是要途经鄯善的，况且鄯善“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见《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因此北道诸国也在鄯善以西，“护鄯善以西”就是“护西域”。但是，班固想当然地认为“鄯善以西”指的是“鄯善以西数国”或“鄯善以西南道”，然后在错误的基础上，胡乱解释“都护”的由来。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一个传说，早已有之，他只是将其收录到《汉书》中了。
车师是匈奴进入西域的门户，因此汉与匈奴反复争夺。
《西域传》在介绍车师争夺战时写道：
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焉耆外孙，不欲质匈奴，亡走焉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
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憙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见《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结合《郑吉传》等处信息分析，可知朝廷在地节二年派侍郎郑吉和校尉司马憙率领“免刑罪人”到渠犁屯田，目的是在“积谷”之后，“攻车师”，因为当时的车师王乌贵站在匈奴一边，“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到了这一年的秋天，郑吉在“收谷”之后，发兵进攻车师，攻破其王城交河城。交河城就是封侯诏书中提到的“兜訾城”。“交河”与“兜訾”，一为意译，一为音译。由于乌贵当时在交河城北面的石城中，因此没有被汉军抓获。汉军“食尽”后，郑吉便暂且罢兵，回到渠犁继续屯田。朝廷得知郑吉攻破交河城亦即兜訾城后，升迁其为“卫司马”，并设置了管理西域的“护鄯善以西校尉”，由他来担任，其使命也随之变成了“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此时，郑吉的“莫府”无疑是在渠犁。到了日逐王降汉之后，来自匈奴方面的压力减轻，就把“莫府”由渠犁迁至乌垒，以便于管理西域，因为乌垒城的位置是“中西域”。
《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称郑吉“以校尉、光禄大夫将兵迎日逐王降”，此处的“校尉”无疑是指“护鄯善以西校尉”，而非普通的校尉。
“护鄯善以西校尉”的手中有“节”，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又称“护鄯善以西使者”，就像“护羌校尉”又称“护羌使者”、“护乌桓校尉”又称“护乌桓使者”一样。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墓主人是一位护乌桓校尉，其官名在壁画中作“使持节护乌桓校尉”。文献和汉简中，在提到西域都护的官名时，第一个字经常是“使”字。例如，前引居延汉简中的“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和“使都护”。“使”字显然含有“使持节”这层意思。
但是，“护鄯善以西校尉”这个官名太长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当时的人们在书写和称呼时，自然而然地会使用一些简称，诸如“护西域校尉”、“西域校尉”、“西域都护”、“都护”，等等。最后，朝廷就把“西域都护”作为新的正式官名。由于“护鄯善以西校尉”是“西域都护”最初的正式官名，因此其副职自然是“副校尉”了，前引居延汉简中的“副卫司马富昌”无疑是当时也就是元康四年时的“副校尉”。同样的道理，“护鄯善以西副校尉”这样的官名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最后被“西域副校尉”取代了。陈汤在追杀郅支单于时，其官职就是“西域副校尉”（见《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毫无疑问，副都护的官名之所以是“副校尉”，是因为都护原本就是“校尉”。
通过《宣帝纪》和《功臣表》中的信息来看，郑吉封侯时，其本官已升迁为骑都尉、光禄大夫，有了首任都护的这个标杆，所以在他后面的也都是骑都尉。文献和汉简中的“西域骑都尉”、“使西域骑都尉”、“都护西域骑都尉”、“使都护西域骑都尉”，等等，都属于加官与本官的合写。
本官除了骑都尉，还兼一个大夫官，这代表了朝廷对西域都护的恩宠，也意味着责任重大。班固说“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讫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见《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但是重点介绍的只有郑吉、甘延寿和段会宗三位，有的连姓名都没提。甘延寿的本官是骑都尉、谏大夫，同《百官表》中“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的记载一致，不出意外的话，其他十五位的情况应该都是这样。段会宗的本官和郑吉一样，也是骑都尉、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比“谏大夫”尊贵。
班固说“汉之号令班西域”发生在日逐王降汉之后，明显有误。
我们看宣帝时的一些事件：
据前引《西域传》，郑吉在地节二年“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
据前引《郑吉传》，郑吉在神爵二年“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
据《冯奉世传》，冯奉世平定莎车叛乱时，“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见《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此事也发生在日逐王降汉之前；
据《常惠传》，常惠出使乌孙，在回来的途中，“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见《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此事更是在地节二年之前。
通过这几个例子，可知在日逐王降汉之前，“汉之号令”早已“班西域”，同时也能证明郑吉从一开始就是“并护北道”。
其实，汉朝能把西域纳入版图，是经过无数人的努力奋斗和流血牺牲换来的。从武帝时开始的投入和付出，为成功打下了基础。因此，在地节二年设置“护鄯善以西校尉”也就是“西域都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郑吉他们那代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巩固和消化了先辈的成果，并且继续开拓。（2020年5月9日）
2020年05月09日 10点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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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晓斌
班固在《百官表》中明言西域都护始置于汉宣帝地节二年：
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见《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但是，他在《宣帝纪》和《西域传》等处的记载又让后人产生了困惑。
《宣帝纪》在“神爵二年”有如下记事：
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皆封列侯。（见《汉书》卷八《宣帝纪》）
再看《西域传》：
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见《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查《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可知郑吉和降汉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均在神爵三年四月封侯，郑吉的封侯日期是四月“壬戌”，日逐王是四月“戊戌”，由于神爵三年四月庚午朔，无“壬戌”日，因此“壬戌”中的“壬”字是“戊”字之讹，“戊戌”是二十九日，二人同日封侯。
日逐王降汉在神爵二年，这一点得到了悬泉汉简的印证。神爵三年是他和郑吉的封侯之年。
现在的问题是，班固的叙述让人感觉在日逐王降汉之前，朝廷只是让郑吉“护南道”，在日逐王降汉之后，朝廷才让郑吉“并护北道”，所以郑吉此前的官名是“护鄯善以西使者”，只有在“并护北道”后，才能“号曰都护”。
毫无疑问，班固认为“护鄯善以西使者”中的“鄯善以西”指的是“南道”。这一点，他在《郑吉传》中讲得更明白。
我们看《郑吉传》：
郑吉，会稽人也，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吉为人强执，习外国事。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黎，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
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吉相闻。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乃下诏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语在《西域传》。（见《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由此可知，在“降日逐”之前，朝廷让郑吉“护鄯善以西南道”，在在“降日逐”之后，“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
但是，在《傅常郑甘陈段传》的“赞”中，班固又称“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自相矛盾。在《冯奉世传》中，他也称郑吉在在日逐王降汉之前的官名是“都护”（见《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
在居延汉简中，有如下信息：
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副卫司马富昌丞庆都尉建都
乃元康二年五月癸未以使都护檄书遣尉丞赦将施刑士五十人送致将车□发（见《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18·17）
毫无疑问，简文中的“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和“使都护”，都是指郑吉，可见“号曰都护”与日逐王降汉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护鄯善以西”就是“护西域”，因为“护”的不只是“鄯善”一国，所以“号曰都护”。
班固在《西域传》中写道：
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见《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但是，在介绍鄯善国时，他写道：
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见《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可见离阳关最近的，其实是鄯善。
在郑吉生活的时代，汉人即使前往北道诸国，也是要途经鄯善的，况且鄯善“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见《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因此北道诸国也在鄯善以西，“护鄯善以西”就是“护西域”。但是，班固想当然地认为“鄯善以西”指的是“鄯善以西数国”或“鄯善以西南道”，然后在错误的基础上，胡乱解释“都护”的由来。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一个传说，早已有之，他只是将其收录到《汉书》中了。
车师是匈奴进入西域的门户，因此汉与匈奴反复争夺。
《西域传》在介绍车师争夺战时写道：
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焉耆外孙，不欲质匈奴，亡走焉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
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憙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见《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结合《郑吉传》等处信息分析，可知朝廷在地节二年派侍郎郑吉和校尉司马憙率领“免刑罪人”到渠犁屯田，目的是在“积谷”之后，“攻车师”，因为当时的车师王乌贵站在匈奴一边，“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到了这一年的秋天，郑吉在“收谷”之后，发兵进攻车师，攻破其王城交河城。交河城就是封侯诏书中提到的“兜訾城”。“交河”与“兜訾”，一为意译，一为音译。由于乌贵当时在交河城北面的石城中，因此没有被汉军抓获。汉军“食尽”后，郑吉便暂且罢兵，回到渠犁继续屯田。朝廷得知郑吉攻破交河城亦即兜訾城后，升迁其为“卫司马”，并设置了管理西域的“护鄯善以西校尉”，由他来担任，其使命也随之变成了“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此时，郑吉的“莫府”无疑是在渠犁。到了日逐王降汉之后，来自匈奴方面的压力减轻，就把“莫府”由渠犁迁至乌垒，以便于管理西域，因为乌垒城的位置是“中西域”。
《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称郑吉“以校尉、光禄大夫将兵迎日逐王降”，此处的“校尉”无疑是指“护鄯善以西校尉”，而非普通的校尉。
“护鄯善以西校尉”的手中有“节”，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又称“护鄯善以西使者”，就像“护羌校尉”又称“护羌使者”、“护乌桓校尉”又称“护乌桓使者”一样。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墓主人是一位护乌桓校尉，其官名在壁画中作“使持节护乌桓校尉”。文献和汉简中，在提到西域都护的官名时，第一个字经常是“使”字。例如，前引居延汉简中的“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和“使都护”。“使”字显然含有“使持节”这层意思。
但是，“护鄯善以西校尉”这个官名太长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当时的人们在书写和称呼时，自然而然地会使用一些简称，诸如“护西域校尉”、“西域校尉”、“西域都护”、“都护”，等等。最后，朝廷就把“西域都护”作为新的正式官名。由于“护鄯善以西校尉”是“西域都护”最初的正式官名，因此其副职自然是“副校尉”了，前引居延汉简中的“副卫司马富昌”无疑是当时也就是元康四年时的“副校尉”。同样的道理，“护鄯善以西副校尉”这样的官名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最后被“西域副校尉”取代了。陈汤在追杀郅支单于时，其官职就是“西域副校尉”（见《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毫无疑问，副都护的官名之所以是“副校尉”，是因为都护原本就是“校尉”。
通过《宣帝纪》和《功臣表》中的信息来看，郑吉封侯时，其本官已升迁为骑都尉、光禄大夫，有了首任都护的这个标杆，所以在他后面的也都是骑都尉。文献和汉简中的“西域骑都尉”、“使西域骑都尉”、“都护西域骑都尉”、“使都护西域骑都尉”，等等，都属于加官与本官的合写。
本官除了骑都尉，还兼一个大夫官，这代表了朝廷对西域都护的恩宠，也意味着责任重大。班固说“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讫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见《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但是重点介绍的只有郑吉、甘延寿和段会宗三位，有的连姓名都没提。甘延寿的本官是骑都尉、谏大夫，同《百官表》中“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的记载一致，不出意外的话，其他十五位的情况应该都是这样。段会宗的本官和郑吉一样，也是骑都尉、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比“谏大夫”尊贵。
班固说“汉之号令班西域”发生在日逐王降汉之后，明显有误。
我们看宣帝时的一些事件：
据前引《西域传》，郑吉在地节二年“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
据前引《郑吉传》，郑吉在神爵二年“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
据《冯奉世传》，冯奉世平定莎车叛乱时，“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见《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此事也发生在日逐王降汉之前；
据《常惠传》，常惠出使乌孙，在回来的途中，“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见《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此事更是在地节二年之前。
通过这几个例子，可知在日逐王降汉之前，“汉之号令”早已“班西域”，同时也能证明郑吉从一开始就是“并护北道”。
其实，汉朝能把西域纳入版图，是经过无数人的努力奋斗和流血牺牲换来的。从武帝时开始的投入和付出，为成功打下了基础。因此，在地节二年设置“护鄯善以西校尉”也就是“西域都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郑吉他们那代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巩固和消化了先辈的成果，并且继续开拓。（2020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