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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纪年考订》《尧舜纪年考订》作者：谭晓斌根据《尚书》、《竹书纪年》和天文方面的信息，我得出禹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10年。请注意，此元年是指禹成为天子的元年，也就是夏朝的元年。禹在诸侯位上坐了三十六年、天子位上坐了九年，二者相加，共四十五年。大家可以去看拙文《夏商起始年考订》。《史记•五帝本纪》云：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按照太史公在这里的说法，尧在位七十年的时候得到舜，又过二十年因年老而退位，令舜代行天子之政，向上天推荐，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尧让出帝位二十八年后驾崩，也就是说舜摄政“二十八年”。 70+20+28=118 尧的在年数多达118年。《史记•五帝本纪》云：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按照太史公在这里的说法，舜摄政只有“八年”。 70+20+8=98 如此一来，尧的在位年数变成了98年，前后文自相矛盾。《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这里也说舜摄政只有“八年”，还提到了先帝去世后有三年之丧，从太史公的语气来看，这“三年”既不属于先帝，也不属于继位者。舜的在位年数，太史公明确说是39年。《史记•夏本纪》云：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舜摄政的年数属于尧年，禹摄政的年数属于舜年，益摄政的年数属于禹年。这是毫无疑问的。尧去世后的三年肯定属于舜年，舜去世后的三年也肯定属于禹年。禹的继位者最后变成了启，所以禹去世后的三年肯定属于启年。太史公认为，先帝去世后的三年，既不属于先帝，也不属于继位者。这是毫无道理的。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中的“十年”应作“七年”，禹成为天子后，在位只有“九年”，所以“十年”必误。“七”字和“十”字形近，传抄时会产生互讹。在《孟子》一书中，正作“七”字。《孟子》、《尚书》和《宰予问五帝德》，都是太史公在撰写尧舜禹事迹时参考过的资料。《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中均收有《宰予问五帝德》这篇文章。《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的话说：舜之少也，恶悴劳苦，二十以孝闻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孔子家语•五帝德》中的文句略有差异：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载。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太史公称“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无疑是取材自《宰予问五帝德》，他认为“三十在位”指的是舜三十岁时被尧起用。《尚书•虞书•舜典》云：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在这些资料中，《尚书》的产生是最早的，《宰予问五帝德》中的相关记载便来源于此。这段话如何断句，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第二个“三十”在今古文《尚书》中也有不同，《今文尚书》作“二十”，《古文尚书》作“三十”，有的观点以“二十”为是，有的观点以“三十”为是。当然，结合《宰予问五帝德》分析，可知第二个“三十”是正确的，错的是第一个“三十”，原文应作“二十”，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这段话的正确断句应为：舜生二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舜在位50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太史公误以为从舜摄政元年到舜去世之年共五十年，因为舜摄政八年属于尧年，他又认为尧去世后的三年既不属尧年，也不属舜年，于是： 50-8-3=39 舜的在位年数变成39年了。许多研究者都在“三年之丧”的问题上犯了糊涂，走进了误区。《孟子•万章上》记载孟子的话说：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又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又云：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从孟子的这些话中可知，他认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也就是舜摄政二十八年。在解释禹传益为何没有成功时，他说原因之一是“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而“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想想也是，如果舜摄政八年，只比益多了一年，他就无法说服自己了。当然，他的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七年也好，八年也罢，都不短。《尚书•虞书•舜典》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此处的“二十有八载”是指尧二十八年呢，还是指舜摄政二十八年？孟子认为是后者。虽然太史公说过“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但是他又强调舜“摄政八年”，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在他搜集到的资料中，有明确记载舜“摄政八年”的信息？我认为，这是太史公采信了《今文尚书》中的“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并将其断句为“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造成的。 28-20=8 在这二十八年之中，前二十年是舜用事，后八年是舜摄政。但是，他的表述引发了更大的混乱。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尚书》中的原文是“舜生二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舜二十岁时，尧征他用事，三十岁时继承了天子之位，从二十岁到三十岁，他怎么可能摄政二十八年呢，因此“二十有八载”只能是尧纪年，也就是说尧在位28年。《尚书•虞书•尧典》云：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 曰：“明明扬侧陋。” 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 帝曰：“俞！予闻，如何？” 岳曰：“瞽子，父顽，母嚣，像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 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慎微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凪可绩，三载。汝陟帝位。” 舜让于德，弗嗣。尧在位只有28年，此处他却说“朕在位七十载”，这是怎么回事呢？上个世纪末，在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中，有一篇《唐虞之道》，其中提到：古者尧之与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闻舜弟，知其能事天下之长也；闻舜慈乎弟□□□知其能为民主也。故其为瞽盲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故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了。这位“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的“圣人”无疑是“尧”。我国古代官员有七十岁致仕的传统，这个传统显然是源自尧。 70-50=20 由此可见，尧在位二十载的时候“致政”也就是禅让。当然，《尚书》中的“朕在位七十载”不可能指尧七十岁，因为后文记载尧对舜说“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凪可绩，三载。汝陟帝位”，可知还要对舜进行为期三年的考察，如此一来，尧“致政”时就超过七十岁了。前面说过，“七”和“十”字形接近，在传抄时会产生互讹，因此“朕在位七十载”中的“七十”原本是“十七”。《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云：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太平御览•皇王部》引《尸子》曰：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七”字和“十”字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互讹的现象。由“舜生二十征庸，三十在位”和尧在位28年的信息可知： “舜生二十征庸”发生在尧十八年；尧“致政”发生在尧二十年，这一年，尧七十岁，舜二十二岁，尧年长四十八岁；尧二十一年就是舜摄政元年；尧二十八年，这一年是舜摄政八年，尧去世，享年七十八岁，三十岁的舜继位；第二年，就是舜的元年。太史公说舜摄政八年是正确的，只不过他是用错误的方法算出来的，实属巧合。《尚书•虞书•大禹谟》云：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 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 禹拜稽首，固辞。帝曰：“毋！惟汝谐。”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由此可知，舜“致政”发生在舜三十三年，这一年，他六十三岁。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中的“正月朔旦”是指舜三十四年正月初一，这一年就是禹摄政元年。到了舜五十年，也就是禹摄政十七年，舜去世，禹继位，舜享年八十岁。第二年，就是禹元年。尧在位28年，舜在位50年，由禹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10年往上推，可得舜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60年，尧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88年。《竹书纪年》是战国时代的魏国史书，西晋初年出土，这是太史公无法看到的珍贵资料，虽然未能流传下来，但是我们可以在其它文献中寻到不少来自该书的信息。《隋书•律志历》收录了隋朝刘孝孙、刘焯奏议中的内容，其中提到：案《竹书纪年》：尧元年景子。 “景子”即“丙子”，唐朝避唐高祖之父李昞的名讳，把“丙”字改作“景”字。我考订的尧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88年，这一年是癸酉年，与之相近的丙子年是西元前2085年，只有三年之差。在《竹书纪年》的原文中是没有干支纪年的，所谓的“尧元年丙子”是后人根据该书推校出来的，因疏忽大意而出错也是正常的。陶弘景在《真诰》中说：高辛时，有仙人展上公者，于伏龙地植李，弥满其地。展先生今为九宫内右司保，其常向人说：昔在华阳下食白李，味异美，忆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诸历检课，谓尧元年戊戌至齐之己卯岁，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即尧父，说此语时，又应在晋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尧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数，不将已过乎。《汲冢纪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弥复大悬也。 “齐之己卯岁”指南北朝时代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相当于西元499年，这一年是己卯年。《汲冢纪年》即《竹书纪年》，陶弘景说，按照该书中的信息，从尧元年到西元499年共2643年。 2643-499=2144 西元前2144年是丁丑年。 2144-60=2084 由此可见，陶弘景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推校的尧元年干支出错，差了四年；二是计算从尧元年到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的总数时出错，多算了一个甲子也就是六十年。 “丁丑”之前，就是“丙子”。由于陶弘景没有明确说“尧元年丁丑”，因此不好排除他是按照“丙子”来计算的可能性。在他之前，很有可能早已有人根据《竹书纪年》推校尧元年是“丙子”了。为《竹书纪年》作注的人，会在“尧元年”处的注文中写下“丙子”二字。在后世传抄和引用的过程中，“丙子”两字掺入正文之中。许多研究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以为“尧元年丙子”是《竹书纪年》中的原文，从而走入误区。当然，如果陶弘景是按照“丙子”来计算的，那么他又多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应该得出2644年，而非2643年。《真诰》云：夏启为东明公，领斗君师。禹之子也，姓姒，《竹书》云在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自崩灭后至今己卯岁，允二千四百二十五年。陶弘景在此处告诉我们，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信息，启在位三十九年，享年七十八岁，从他的去世之年到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也就是西元499年共2425年。已知禹在位九年，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10年，则相关年代如下：西元前2040年，启出生；西元前2010年，禹元年；西元前2002年，禹九年；西元前2001年，启元年；西元前1963年，启三十九年。现在的问题是： 2425-499=1926 按照陶弘景在这里的说法，启的去世之年相当于西元前1926年，与西元前1963年差了37年，但是我的相关考订也都是根据《竹书纪年》得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前面说过，禹在诸侯位上坐了三十六年、天子位上坐了九年，二者相加，共四十五年。毫无疑问，只有九年可以算入夏朝，但是陶弘景在这里疏忽大意了，把四十五年都算入夏朝了。 1963-36=1927 如此一来，启三十九年就变成西元前1927年了。还有一年之差，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没有难度，不外乎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陶弘景又多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得出2426年，而非2425年；第二种是“崩灭后”并非指去世之年，而是指下一年。当然，不管怎样，陶弘景的错误恰好证明了我的相关考订是正确的。尧：在位二十八年，享年七十八岁；舜：在位五十年，享年八十岁；禹：在位九年；启：在位三十九年，享年七十八岁；太康：在位一年。西元前2088年，尧元年；西元前2068年，尧二十一年（舜摄政元年）；西元前2061年，尧二十八年（舜摄政八年）；西元前2060年，舜元年；西元前2027年，舜三十四年（禹摄政元年）；西元前2011年，舜五十年（禹摄政十七年）；西元前2010年，禹元年；西元前2008年，禹三年（益摄政元年）；西元前2002年，禹九年（益摄政七年）；西元前2001年，启元年；西元前1963年，启三十九年；西元前1962年，太康元年；西元前1961年，仲康元年（10月26日发生日食）。（2021年6月24日）

《尧舜纪年考订》《尧舜纪年考订》作者：谭晓斌根据《尚书》、《竹书纪年》和天文方面的信息，我得出禹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10年。请注意，此元年是指禹成为天子的元年，也就是夏朝的元年。禹在诸侯位上坐了三十六年、天子位上坐了九年，二者相加，共四十五年。大家可以去看拙文《夏商起始年考订》。《史记•五帝本纪》云：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按照太史公在这里的说法，尧在位七十年的时候得到舜，又过二十年因年老而退位，令舜代行天子之政，向上天推荐，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尧让出帝位二十八年后驾崩，也就是说舜摄政“二十八年”。 70+20+28=118 尧的在年数多达118年。《史记•五帝本纪》云：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按照太史公在这里的说法，舜摄政只有“八年”。 70+20+8=98 如此一来，尧的在位年数变成了98年，前后文自相矛盾。《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这里也说舜摄政只有“八年”，还提到了先帝去世后有三年之丧，从太史公的语气来看，这“三年”既不属于先帝，也不属于继位者。舜的在位年数，太史公明确说是39年。《史记•夏本纪》云：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舜摄政的年数属于尧年，禹摄政的年数属于舜年，益摄政的年数属于禹年。这是毫无疑问的。尧去世后的三年肯定属于舜年，舜去世后的三年也肯定属于禹年。禹的继位者最后变成了启，所以禹去世后的三年肯定属于启年。太史公认为，先帝去世后的三年，既不属于先帝，也不属于继位者。这是毫无道理的。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中的“十年”应作“七年”，禹成为天子后，在位只有“九年”，所以“十年”必误。“七”字和“十”字形近，传抄时会产生互讹。在《孟子》一书中，正作“七”字。《孟子》、《尚书》和《宰予问五帝德》，都是太史公在撰写尧舜禹事迹时参考过的资料。《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中均收有《宰予问五帝德》这篇文章。《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的话说：舜之少也，恶悴劳苦，二十以孝闻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孔子家语•五帝德》中的文句略有差异：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载。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太史公称“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无疑是取材自《宰予问五帝德》，他认为“三十在位”指的是舜三十岁时被尧起用。《尚书•虞书•舜典》云：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在这些资料中，《尚书》的产生是最早的，《宰予问五帝德》中的相关记载便来源于此。这段话如何断句，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第二个“三十”在今古文《尚书》中也有不同，《今文尚书》作“二十”，《古文尚书》作“三十”，有的观点以“二十”为是，有的观点以“三十”为是。当然，结合《宰予问五帝德》分析，可知第二个“三十”是正确的，错的是第一个“三十”，原文应作“二十”，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这段话的正确断句应为：舜生二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舜在位50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太史公误以为从舜摄政元年到舜去世之年共五十年，因为舜摄政八年属于尧年，他又认为尧去世后的三年既不属尧年，也不属舜年，于是： 50-8-3=39 舜的在位年数变成39年了。许多研究者都在“三年之丧”的问题上犯了糊涂，走进了误区。《孟子•万章上》记载孟子的话说：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又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又云：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从孟子的这些话中可知，他认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也就是舜摄政二十八年。在解释禹传益为何没有成功时，他说原因之一是“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而“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想想也是，如果舜摄政八年，只比益多了一年，他就无法说服自己了。当然，他的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七年也好，八年也罢，都不短。《尚书•虞书•舜典》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此处的“二十有八载”是指尧二十八年呢，还是指舜摄政二十八年？孟子认为是后者。虽然太史公说过“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但是他又强调舜“摄政八年”，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在他搜集到的资料中，有明确记载舜“摄政八年”的信息？我认为，这是太史公采信了《今文尚书》中的“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并将其断句为“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造成的。 28-20=8 在这二十八年之中，前二十年是舜用事，后八年是舜摄政。但是，他的表述引发了更大的混乱。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尚书》中的原文是“舜生二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舜二十岁时，尧征他用事，三十岁时继承了天子之位，从二十岁到三十岁，他怎么可能摄政二十八年呢，因此“二十有八载”只能是尧纪年，也就是说尧在位28年。《尚书•虞书•尧典》云：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 曰：“明明扬侧陋。” 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 帝曰：“俞！予闻，如何？” 岳曰：“瞽子，父顽，母嚣，像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 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慎微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凪可绩，三载。汝陟帝位。” 舜让于德，弗嗣。尧在位只有28年，此处他却说“朕在位七十载”，这是怎么回事呢？上个世纪末，在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中，有一篇《唐虞之道》，其中提到：古者尧之与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闻舜弟，知其能事天下之长也；闻舜慈乎弟□□□知其能为民主也。故其为瞽盲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故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了。这位“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的“圣人”无疑是“尧”。我国古代官员有七十岁致仕的传统，这个传统显然是源自尧。 70-50=20 由此可见，尧在位二十载的时候“致政”也就是禅让。当然，《尚书》中的“朕在位七十载”不可能指尧七十岁，因为后文记载尧对舜说“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凪可绩，三载。汝陟帝位”，可知还要对舜进行为期三年的考察，如此一来，尧“致政”时就超过七十岁了。前面说过，“七”和“十”字形接近，在传抄时会产生互讹，因此“朕在位七十载”中的“七十”原本是“十七”。《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云：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太平御览•皇王部》引《尸子》曰：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七”字和“十”字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互讹的现象。由“舜生二十征庸，三十在位”和尧在位28年的信息可知： “舜生二十征庸”发生在尧十八年；尧“致政”发生在尧二十年，这一年，尧七十岁，舜二十二岁，尧年长四十八岁；尧二十一年就是舜摄政元年；尧二十八年，这一年是舜摄政八年，尧去世，享年七十八岁，三十岁的舜继位；第二年，就是舜的元年。太史公说舜摄政八年是正确的，只不过他是用错误的方法算出来的，实属巧合。《尚书•虞书•大禹谟》云：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 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 禹拜稽首，固辞。帝曰：“毋！惟汝谐。”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由此可知，舜“致政”发生在舜三十三年，这一年，他六十三岁。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中的“正月朔旦”是指舜三十四年正月初一，这一年就是禹摄政元年。到了舜五十年，也就是禹摄政十七年，舜去世，禹继位，舜享年八十岁。第二年，就是禹元年。尧在位28年，舜在位50年，由禹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10年往上推，可得舜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60年，尧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88年。《竹书纪年》是战国时代的魏国史书，西晋初年出土，这是太史公无法看到的珍贵资料，虽然未能流传下来，但是我们可以在其它文献中寻到不少来自该书的信息。刘孝孙刘焯《隋书•律志历》收录了隋朝刘孝孙、刘焯奏议中的内容，其中提到：案《竹书纪年》：尧元年景子。 “景子”即“丙子”，唐朝避唐高祖之父李昞的名讳，把“丙”字改作“景”字。我考订的尧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88年，这一年是癸酉年，与之相近的丙子年是西元前2085年，只有三年之差。在《竹书纪年》的原文中是没有干支纪年的，所谓的“尧元年丙子”是后人根据该书推校出来的，因疏忽大意而出错也是正常的。陶弘景在《真诰》中说：高辛时，有仙人展上公者，于伏龙地植李，弥满其地。展先生今为九宫内右司保，其常向人说：昔在华阳下食白李，味异美，忆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诸历检课，谓尧元年戊戌至齐之己卯岁，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即尧父，说此语时，又应在晋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尧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数，不将已过乎。《汲冢纪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弥复大悬也。 “齐之己卯岁”指南北朝时代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相当于西元499年，这一年是己卯年。《汲冢纪年》即《竹书纪年》，陶弘景说，按照该书中的信息，从尧元年到西元499年共2643年。 2643-499=2144 西元前2144年是丁丑年。 2144-60=2084 由此可见，陶弘景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推校的尧元年干支出错，差了四年；二是计算从尧元年到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的总数时出错，多算了一个甲子也就是六十年。 “丁丑”之前，就是“丙子”。由于陶弘景没有明确说“尧元年丁丑”，因此不好排除他是按照“丙子”来计算的可能性。在他之前，很有可能早已有人根据《竹书纪年》推校尧元年是“丙子”了。为《竹书纪年》作注的人，会在“尧元年”处的注文中写下“丙子”二字。在后世传抄和引用的过程中，“丙子”两字掺入正文之中。许多研究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以为“尧元年丙子”是《竹书纪年》中的原文，从而走入误区。当然，如果陶弘景是按照“丙子”来计算的，那么他又多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应该得出2644年，而非2643年。《真诰》云：夏启为东明公，领斗君师。禹之子也，姓姒，《竹书》云在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自崩灭后至今己卯岁，允二千四百二十五年。陶弘景在此处告诉我们，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信息，启在位三十九年，享年七十八岁，从他的去世之年到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也就是西元499年共2425年。已知禹在位九年，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10年，则相关年代如下：西元前2040年，启出生；西元前2010年，禹元年；西元前2002年，禹九年；西元前2001年，启元年；西元前1963年，启三十九年。现在的问题是： 2425-499=1926 按照陶弘景在这里的说法，启的去世之年相当于西元前1926年，与西元前1963年差了37年，但是我的相关考订也都是根据《竹书纪年》得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前面说过，禹在诸侯位上坐了三十六年、天子位上坐了九年，二者相加，共四十五年。毫无疑问，只有九年可以算入夏朝，但是陶弘景在这里疏忽大意了，把四十五年都算入夏朝了。 1963-36=1927 如此一来，启三十九年就变成西元前1927年了。还有一年之差，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没有难度，不外乎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陶弘景又多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得出2426年，而非2425年；第二种是“崩灭后”并非指去世之年，而是指下一年。当然，不管怎样，陶弘景的错误恰好证明了我的相关考订是正确的。尧：在位二十八年，享年七十八岁；舜：在位五十年，享年八十岁；禹：在位九年；启：在位三十九年，享年七十八岁；太康：在位一年。西元前2088年，尧元年；西元前2068年，尧二十一年（舜摄政元年）；西元前2061年，尧二十八年（舜摄政八年）；西元前2060年，舜元年；西元前2027年，舜三十四年（禹摄政元年）；西元前2011年，舜五十年（禹摄政十七年）；西元前2010年，禹元年；西元前2008年，禹三年（益摄政元年）；西元前2002年，禹九年（益摄政七年）；西元前2001年，启元年；西元前1963年，启三十九年；西元前1962年，太康元年；西元前1961年，仲康元年（10月26日发生日食）。（2021年6月24日）

我的西周年表西元前1099年周文王元年西元前1098年周文王二年西元前1097年周文王三年西元前1096年周文王四年西元前1095年周文王五年西元前1094年周文王六年西元前1093年周文王七年西元前1092年周文王八年西元前1091年周文王九年西元前1090年周文王十年西元前1089年周文王十一年西元前1088年周文王十二年西元前1087年周文王十三年西元前1086年周文王十四年西元前1085年周文王十五年西元前1084年周文王十六年西元前1083年周文王十七年西元前1082年周文王十八年西元前1081年周文王十九年西元前1080年周文王二十年西元前1079年周文王二十一年西元前1078年周文王二十二年西元前1077年周文王二十三年西元前1076年周文王二十四年西元前1075年周文王二十五年西元前1074年周文王二十六年西元前1073年周文王二十七年西元前1072年周文王二十八年西元前1071年周文王二十九年西元前1070年周文王三十年西元前1069年周文王三十一年西元前1068年周文王三十二年西元前1067年周文王三十三年西元前1066年周文王三十四年西元前1065年周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月食西元前1064年周文王三十六年西元前1063年周文王三十七年西元前1062年周文王三十八年西元前1061年周文王三十九年西元前1060年周文王四十年西元前1059年周文王四十一年西元前1058年周文王四十二年西元前1057年周文王四十三年西元前1056年周文王四十四年（受命元年）西元前1055年周文王四十五年（受命二年）西元前1054年周文王四十六年（受命三年）西元前1053年周文王四十七年（受命四年）西元前1052年周文王四十八年（受命五年）西元前1051年周文王四十九年（受命六年）伐崇西元前1050年周文王五十年（受命七年）西元前1049年周武王元年（受命八年）西元前1048年周武王二年（受命九年）西元前1047年周武王三年（受命十年）西元前1046年周武王四年（受命十一年）西元前1045年周武王五年（受命十二年）灭商西元前1044年周武王六年（受命十三年）西元前1043年周成王元年（周公摄政元年）鲁侯伯禽元年西元前1042年周成王二年（周公摄政二年）鲁侯伯禽二年西元前1041年周成王三年（周公摄政三年）鲁侯伯禽三年西元前1040年周成王四年（周公摄政四年）鲁侯伯禽四年西元前1039年周成王五年（周公摄政五年）鲁侯伯禽五年西元前1038年周成王六年（周公摄政六年）鲁侯伯禽六年西元前1037年周成王七年（周公摄政七年）鲁侯伯禽七年西元前1036年周成王八年鲁侯伯禽八年西元前1035年周成王九年鲁侯伯禽九年西元前1034年周成王十年鲁侯伯禽十年西元前1033年周成王十一年鲁侯伯禽十一年西元前1032年周成王十二年鲁侯伯禽十二年西元前1031年周成王十三年鲁侯伯禽十三年西元前1030年周成王十四年鲁侯伯禽十四年西元前1029年周成王十五年鲁侯伯禽十五年西元前1028年周成王十六年鲁侯伯禽十六年西元前1027年周成王十七年鲁侯伯禽十七年西元前1026年周成王十八年鲁侯伯禽十八年西元前1025年周成王十九年鲁侯伯禽十九年西元前1024年周成王二十年鲁侯伯禽二十年西元前1023年周成王二十一年鲁侯伯禽二十一年西元前1022年周成王二十二年鲁侯伯禽二十二年西元前1021年周成王二十三年鲁侯伯禽二十三年西元前1020年周成王二十四年鲁侯伯禽二十四年西元前1019年周成王二十五年鲁侯伯禽二十五年西元前1018年周成王二十六年鲁侯伯禽二十六年西元前1017年周成王二十七年鲁侯伯禽二十七年西元前1016年周成王二十八年鲁侯伯禽二十八年西元前1015年周成王二十九年鲁侯伯禽二十九年西元前1014年周成王三十年鲁侯伯禽三十年西元前1013年周康王元年鲁侯伯禽三十一年西元前1012年周康王二年鲁侯伯禽三十二年西元前1011年周康王三年鲁侯伯禽三十三年西元前1010年周康王四年鲁侯伯禽三十四年西元前1009年周康王五年鲁侯伯禽三十五年西元前1008年周康王六年鲁侯伯禽三十六年西元前1007年周康王七年鲁侯伯禽三十七年西元前1006年周康王八年鲁侯伯禽三十八年西元前1005年周康王九年鲁侯伯禽三十九年西元前1004年周康王十年鲁侯伯禽四十年西元前1003年周康王十一年鲁侯伯禽四十一年西元前1002年周康王十二年鲁侯伯禽四十二年西元前1001年周康王十三年鲁侯伯禽四十三年西元前1000年周康王十四年鲁侯伯禽四十四年西元前999年周康王十五年鲁侯伯禽四十五年西元前998年周康王十六年鲁侯伯禽四十六年西元前997年周康王十七年鲁考公元年西元前996年周康王十八年鲁考公二年西元前995年周康王十九年鲁考公三年西元前994年周康王二十年鲁考公四年西元前993年周康王二十一年鲁炀公元年西元前992年周康王二十二年鲁炀公二年西元前991年周康王二十三年鲁炀公三年西元前990年周康王二十四年鲁炀公四年西元前989年周康王二十五年鲁炀公五年西元前988年周康王二十六年鲁炀公六年西元前987年周昭王元年鲁幽公元年西元前986年周昭王二年鲁幽公二年西元前985年周昭王三年鲁幽公三年西元前984年周昭王四年鲁幽公四年西元前983年周昭王五年鲁幽公五年西元前982年周昭王六年鲁幽公六年西元前981年周昭王七年鲁幽公七年西元前980年周昭王八年鲁幽公八年西元前979年周昭王九年鲁幽公九年西元前978年周昭王十年鲁幽公十年西元前977年周昭王十一年鲁幽公十一年西元前976年周昭王十二年鲁幽公十二年西元前975年周昭王十三年鲁幽公十三年西元前974年周昭王十四年鲁幽公十四年西元前973年周昭王十五年鲁魏公元年西元前972年周昭王十六年鲁魏公二年西元前971年周昭王十七年鲁魏公三年西元前970年周昭王十八年鲁魏公四年西元前969年周昭王十九年鲁魏公五年天大曀西元前968年周穆王元年鲁魏公六年西元前967年周穆王二年鲁魏公七年西元前966年周穆王三年鲁魏公八年西元前965年周穆王四年鲁魏公九年西元前964年周穆王五年鲁魏公十年西元前963年周穆王六年鲁魏公十一年西元前962年周穆王七年鲁魏公十二年西元前961年周穆王八年鲁魏公十三年西元前960年周穆王九年鲁魏公十四年西元前959年周穆王十年鲁魏公十五年西元前958年周穆王十一年鲁魏公十六年西元前957年周穆王十二年鲁魏公十七年西元前956年周穆王十三年鲁魏公十八年西元前955年周穆王十四年鲁魏公十九年西元前954年周穆王十五年鲁魏公二十年西元前953年周穆王十六年鲁魏公二十一年西元前952年周穆王十七年鲁魏公二十二年西元前951年周穆王十八年鲁魏公二十三年西元前950年周穆王十九年鲁魏公二十四年西元前949年周穆王二十年鲁魏公二十五年西元前948年周穆王二十一年鲁魏公二十六年西元前947年周穆王二十二年鲁魏公二十七年西元前946年周穆王二十三年鲁魏公二十八年西元前945年周穆王二十四年鲁魏公二十九年西元前944年周穆王二十五年鲁魏公三十年西元前943年周穆王二十六年鲁魏公三十一年西元前942年周穆王二十七年鲁魏公三十二年西元前941年周穆王二十八年鲁魏公三十三年西元前940年周穆王二十九年鲁魏公三十四年西元前939年周穆王三十年鲁魏公三十五年西元前938年周穆王三十一年鲁魏公三十六年西元前937年周穆王三十二年鲁魏公三十七年西元前936年周穆王三十三年鲁魏公三十八年西元前935年周穆王三十四年鲁魏公三十九年西元前934年周穆王三十五年鲁魏公四十年西元前933年周穆王三十六年鲁魏公四十一年西元前932年周穆王三十七年鲁魏公四十二年西元前931年周穆王三十八年鲁魏公四十三年西元前930年周穆王三十九年鲁魏公四十四年西元前929年周穆王四十年鲁魏公四十五年西元前928年周穆王四十一年鲁魏公四十六年西元前927年周穆王四十二年鲁魏公四十七年西元前926年周穆王四十三年鲁魏公四十八年西元前925年周穆王四十四年鲁魏公四十九年西元前924年周穆王四十五年鲁魏公五十年西元前923年周穆王四十六年鲁厉公元年西元前922年周穆王四十七年鲁厉公二年西元前921年周穆王四十八年鲁厉公三年西元前920年周穆王四十九年鲁厉公四年西元前919年周穆王五十年鲁厉公五年西元前918年周穆王五十一年鲁厉公六年西元前917年周穆王五十二年鲁厉公七年西元前916年周穆王五十三年鲁厉公八年西元前915年周穆王五十四年鲁厉公九年西元前914年周共王元年鲁厉公十年西元前913年周共王二年鲁厉公十一年西元前912年周共王三年鲁厉公十二年西元前911年周共王四年鲁厉公十三年西元前910年周共王五年鲁厉公十四年西元前909年周共王六年鲁厉公十五年西元前908年周共王七年鲁厉公十六年西元前907年周共王八年鲁厉公十七年西元前906年周共王九年鲁厉公十八年西元前905年周共王十年鲁厉公十九年西元前904年周共王十一年鲁厉公二十年西元前903年周共王十二年鲁厉公二十一年西元前902年周共王十三年鲁厉公二十二年西元前901年周共王十四年鲁厉公二十三年西元前900年周共王十五年鲁厉公二十四年西元前899年周懿王元年鲁厉公二十五年天再旦西元前898年周懿王二年鲁厉公二十六年西元前897年周懿王三年鲁厉公二十七年西元前896年周孝王元年鲁厉公二十八年西元前895年周孝王二年鲁厉公二十九年西元前894年周孝王三年鲁厉公三十年西元前893年周孝王四年鲁厉公三十一年西元前892年周孝王五年鲁厉公三十二年西元前891年周孝王六年鲁厉公三十三年西元前890年周孝王七年鲁厉公三十四年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西元前889年周孝王八年鲁厉公三十五年西元前888年周孝王九年鲁厉公三十六年西元前887年周孝王十年鲁厉公三十七年西元前886年周孝王十一年鲁献公元年西元前885年周孝王十二年鲁献公二年西元前884年周孝王十三年鲁献公三年西元前883年周孝王十四年鲁献公四年西元前882年周孝王十五年鲁献公五年西元前881年周孝王十六年鲁献公六年西元前880年周孝王十七年鲁献公七年西元前879年周孝王十八年鲁献公八年西元前878年周夷王元年鲁献公九年西元前877年周夷王二年鲁献公十年西元前876年周夷王三年鲁献公十一年烹齐哀公于鼎西元前875年周夷王四年鲁献公十二年西元前874年周夷王五年鲁献公十三年西元前873年周夷王六年鲁献公十四年西元前872年周夷王七年鲁献公十五年楚子熊渠称王西元前871年周夷王八年鲁献公十六年西元前870年周夷王九年鲁献公十七年西元前869年周夷王十年鲁献公十八年西元前868年周夷王十一年鲁献公十九年西元前867年周夷王十二年鲁献公二十年西元前866年周夷王十三年鲁献公二十一年西元前865年周夷王十四年鲁献公二十二年西元前864年周夷王十五年鲁献公二十三年西元前863年周夷王十六年鲁献公二十四年西元前862年周夷王十七年鲁献公二十五年西元前861年周夷王十八年鲁献公二十六年西元前860年周夷王十九年鲁献公二十七年西元前859年周夷王二十年鲁献公二十八年西元前858年周夷王二十一年鲁献公二十九年西元前857年周夷王二十二年鲁献公三十年西元前856年周夷王二十三年鲁献公三十一年西元前855年周夷王二十四年鲁献公三十二年西元前854年周夷王二十五年鲁真公元年西元前853年周夷王二十六年鲁真公二年西元前852年周夷王二十七年鲁真公三年西元前851年周夷王二十八年鲁真公四年西元前850年周夷王二十九年鲁真公五年西元前849年周夷王三十年鲁真公六年西元前848年周厉王元年鲁真公七年楚子熊勇自去其王号西元前847年周厉王二年鲁真公八年西元前846年周厉王三年鲁真公九年西元前845年周厉王四年鲁真公十年西元前844年周厉王五年鲁真公十一年西元前843年周厉王六年鲁真公十二年西元前842年周厉王七年鲁真公十三年国人暴动西元前841年周厉王八年（共和元年）鲁真公十四年西元前840年周厉王九年（共和二年）鲁真公十五年西元前839年周厉王十年（共和三年）鲁真公十六年西元前838年周厉王十一年（共和四年）鲁真公十七年西元前837年周厉王十二年（共和五年）鲁真公十八年西元前836年周厉王十三年（共和六年）鲁真公十九年西元前835年周厉王十四年（共和七年）鲁真公二十年西元前834年周厉王十五年（共和八年）鲁真公二十一年西元前833年周厉王十六年（共和九年）鲁真公二十二年西元前832年周厉王十七年（共和十年）鲁真公二十三年西元前831年周厉王十八年（共和十一年）鲁真公二十四年西元前830年周厉王十九年（共和十二年）鲁真公二十五年西元前829年周厉王二十年（共和十三年）鲁真公二十六年西元前828年周厉王二十一年（共和十四年）鲁真公二十七年西元前827年周宣王元年鲁真公二十八年西元前826年周宣王二年鲁真公二十九年西元前825年周宣王三年鲁真公三十年西元前824年周宣王四年鲁武公元年西元前823年周宣王五年鲁武公二年西元前822年周宣王六年鲁武公三年西元前821年周宣王七年鲁武公四年西元前820年周宣王八年鲁武公五年西元前819年周宣王九年鲁武公六年西元前818年周宣王十年鲁武公七年西元前817年周宣王十一年鲁武公八年西元前816年周宣王十二年鲁武公九年西元前815年周宣王十三年鲁懿公元年西元前814年周宣王十四年鲁懿公二年西元前813年周宣王十五年鲁懿公三年西元前812年周宣王十六年鲁懿公四年西元前811年周宣王十七年鲁懿公五年西元前810年周宣王十八年鲁懿公六年西元前809年周宣王十九年鲁懿公七年西元前808年周宣王二十年鲁懿公八年西元前807年周宣王二十一年鲁懿公九年西元前806年周宣王二十二年鲁侯伯御元年西元前805年周宣王二十三年鲁侯伯御二年西元前804年周宣王二十四年鲁侯伯御三年西元前803年周宣王二十五年鲁侯伯御四年西元前802年周宣王二十六年鲁侯伯御五年西元前801年周宣王二十七年鲁侯伯御六年西元前800年周宣王二十八年鲁侯伯御七年西元前799年周宣王二十九年鲁侯伯御八年西元前798年周宣王三十年鲁侯伯御九年西元前797年周宣王三十一年鲁侯伯御十年西元前796年周宣王三十二年鲁侯伯御十一年西元前795年周宣王三十三年鲁孝公元年西元前794年周宣王三十四年鲁孝公二年西元前793年周宣王三十五年鲁孝公三年西元前792年周宣王三十六年鲁孝公四年条之战西元前791年周宣王三十七年鲁孝公五年西元前790年周宣王三十八年鲁孝公六年西元前789年周宣王三十九年鲁孝公七年千亩之战西元前788年周宣王四十年鲁孝公八年西元前787年周宣王四十一年鲁孝公九年西元前786年周宣王四十二年鲁孝公十年西元前785年周宣王四十三年鲁孝公十一年西元前784年周宣王四十四年鲁孝公十二年西元前783年周宣王四十五年鲁孝公十三年西元前782年周宣王四十六年鲁孝公十四年西元前781年周幽王元年鲁孝公十五年西元前780年周幽王二年鲁孝公十六年西元前779年周幽王三年鲁孝公十七年西元前778年周幽王四年鲁孝公十八年西元前777年周幽王五年鲁孝公十九年西元前776年周幽王六年鲁孝公二十年西元前775年周幽王七年鲁孝公二十一年西元前774年周幽王八年鲁孝公二十二年西元前773年周幽王九年鲁孝公二十三年西元前772年周幽王十年鲁孝公二十四年西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鲁孝公二十五年（从武王灭商之年到幽王十一年共275年）

《周懿王孝王纪年考订兼考共懿孝夷四王关系》《周懿王孝王纪年考订兼考共懿孝夷四王关系》作者：谭晓斌《史记》没有记载共懿孝夷四王的在位年数，这是因为太史公未能获得与之相关的资料，共和元年之前的厉王三十七年，他也搞错了，这“三十七年”其实是夷厉二王的在位年数之和，夷王在位三十年，其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78年，大家可以去看拙文《周夷王厉王齐胡公纪年考订》。晋武帝时，《竹书纪年》在汲郡出土，这是太史公无法看到的珍贵史料，后人可以据此纠正《史记》中的错误，可惜未能流传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今本竹书纪年》已非原书。但是，在其他文献中，有一些佚文，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帮助。我们由《竹书纪年》可知：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开元占经》的作者为了避唐睿宗的名讳，在引用时，将“天再旦”改成了“天再启”。 “天再旦于郑”是当时的日食记录，经过天文学家的计算，在西元前899年4月21日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夏商周断代工程》据此得出懿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99年的结论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由于共和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41年，因此从西元前899年到西元前842年共有五十八年。《史记•周本纪》称共和元年之前的厉王已经在位三十七年，如此一来，“懿、孝、夷”三王的在位年数之和只剩下二十一年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定懿王在位八年、孝王在位六年、夷王在位八年，将厉王三十七年定在共和元年，为了给“懿、孝、夷”三王的在位年数之和多加一年，不惜犯下严重错误，因为如此一来，原本发生在西元前842年的“国人暴动”就变成发生在西元前841年了。吴镇烽的《商周金文通鉴》中有《畯簋》的铭文，纪年是“十年”，又有“今朕丕显考龏（共）王”一语。我们知道，懿王的父亲就是共王。因此，有人据此认为懿王至少在位十年。当然，也有人认为《畯簋》是伪造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史记》“共懿孝夷”的王序是错误的，应为“共孝懿夷”，畯簋的出现夯实了这个结论，“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中的“元”字乃是“十八”误合而成。当然，这样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逨盘》铭文记载了单氏家族辅佐西周十二王的历史，从文王至宣王，其中提到：雩朕皇高祖零白，粦明厥心，不惰□服，用辟龏（共）王懿王。雩朕皇亚祖懿中，谏谏克匍保厥辟考（孝）王夷王，有成于周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确是“共懿孝夷”的王序，出土文物和史书中的信息可以相互印证。《史记•周本纪》云：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由此可知，懿王是共王之子，夷王是懿王之子，共懿夷三王是祖孙三代，而孝王是共王的弟弟、懿王的叔叔、夷王的叔祖。太史公撰写《史记》时，参考过《世本》，但是该书未能流传下来，我们现在只能从其他文献中看到一些佚文。孔颖达《礼记正义•郊特牲》云：案《世本》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大子燮立，是为夷王。懿王是康王之玄孙，夷王是懿王之子，故云玄孙之子也。由此可知，在《世本》中，孝王是懿王的弟弟而非共王的弟弟，孝王和懿王都是共王之子，而共懿夷三王的关系与《史记》相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孝王究竟是谁的弟弟？孔颖达《毛诗正义•民劳》云：《世本》及《周本纪》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厉王。由此可知，懿王和孝王都是共王之子，但是夷王变成了孝王之子，问题更复杂了。需要说明的是，唐朝初年，孔颖达等一大批学者奉敕编写五经义疏，即《礼记正义》、《毛诗正义》、《尚书正义》、《周易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合称《五经正义》。因此，《礼记正义》和《毛诗正义》所引《世本》内容不同，不外乎以下三种可能：一是不同的作者使用了不同的版本；二是不同的作者使用同一个版本，但是其中一位疏忽大意，写错了；三是同一个作者使用同一个版本，但是其中一处写错了。当然，我也不排除两处都写错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毛诗正义》中的“《世本》及《周本纪》皆云”一语，这表明《世本》和《史记》中的相关记载是一样的。稍加分析，可知“孝王生夷王”是错误的，应该是“懿王生夷王”，因为只有在夷王是懿王之子的情况下，太史公才会在“孝王崩”之后，写上“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这段话，如果夷王是孝王之子，那么他只需写“子夷王燮立”五个字。《史记•三代世表》云：孝王方，懿王弟；夷王燮，懿王子。由此可见，在《史记•周本纪》“懿王崩”之后，原本是没有“共王”二字的，这是在后世传抄中产生的衍文。在唐朝初年，《世本》和《史记•周本纪》中的相关记载相同，都是正确的，只是《毛诗正义》的某位作者在此处作注解时，一不小心，写错了。懿王元年是西元前899年，夷王元年是西元前878年，因此懿孝二王的在位年数之和是二十一年。《广弘明集》引《陶公年纪》称“懿王治三年”。 “陶公”指的是南北朝时代南朝萧梁的陶弘景，因为他是著名的隐士，所以在《广弘明集》中，又称他为“陶隐居”或“隐居”。陶弘景看过看过《竹书纪年》的原本，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加引用，“懿王治三年”无疑是来自《竹书纪年》中的信息。既然懿王在位三年，那么孝王在位自然是十八年了。因为孝王也是共王之子，所以《畯簋》铭文中的“十年”指的是孝王十年，相当于西元前887年。西元前899年，懿王元年；西元前897年，懿王三年；西元前896年，孝王元年；西元前879年，孝王十八年。（2021年3月5日）

《闽越击南越诸事时间考辨》《闽越击南越诸事时间考辨》作者：谭晓斌闽越和南越都是汉天子的异姓外诸侯。汉朝建立后，封了许多异姓诸侯，根据其自治程度的不同，又有内外诸侯之分，外诸侯的自治程度要高于内诸侯。汉武帝建元四年，活了一百多岁的南越武王赵佗去世，其孙赵胡继位，是为南越文王。没过多久，闽越王驺郢举兵攻打南越。《史记•南越列传》云：（赵佗）至建元四年卒。佗孙胡为南越王。此时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胡使人上书曰：“两越俱为籓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天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郢以降，于是罢兵。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去后，其大臣谏胡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胡称病，竟不入见。如果只看这里，就会以为“此时”指的是建元四年。《史记•东越列传》云：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彊，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在这里，太史公明确说了，是建元六年。班固认为建元六年是正确的，因此他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加了“立三年”三字：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孙胡为南粤王。立三年，闽粤王郢兴兵南击边邑。 “粤”、“越”两字，是相通的。《史记•韩长孺列传》云：建元中，武安侯田蚡为汉太尉，亲贵用事，安国以五百金物遗蚡。蚡言安国太后，天子亦素闻其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这里，又变成在建元六年之前了。班固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在《汉书•窦田灌韩传》中作了修改：闽、东越相攻，遣安国、大行王恢将兵。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其年，田蚡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这样，他就解决了这一矛盾。“东越”应作“南越”，太史公先出错，他抄录时，也疏忽了。《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建元六年“正月，闽越王反”，但是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将此事系于“八月”，他在建元六年秋八月条写道：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载淮南王刘安谏阻汉武帝伐闽越，汉武帝派庄助谕意淮南王，其中有“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一语。因此，以往的研究者都认为“正月”是错误的。但是，这会产生一些问题。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建元六年：正月，闽越王反。孝景太后崩。昌免相。六月癸巳，武安侯田蚡为丞相。 “孝景太后”即汉武帝的祖母太皇太后窦氏，《汉书•武帝纪》云“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昌免相”指丞相许昌被汉武帝罢免，《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云“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彊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又云“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建元六年“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为丞相”。毫无疑问，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被免和田蚡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发生在同一天，也就是建元六年六月癸巳日。这样看的话，班固将“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系于“八月”肯定是错误的。《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收录了淮南王刘安的《谏伐闽越书》，其中有时间方面的信息：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 “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即建元六年，这是毫无疑问的。《谏伐闽越书》又云：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刘安在此处特地强调“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以此来吓唬汉武帝，可知在他写下这段文字时，“夏月”尚未来临，这就可以与《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正月，闽越王反”相互印证了。刘安又写道：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欲来内，处之中国，使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藩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食粮乏绝，男子不得耕稼树种，妇人不得纺绩织纴，丁壮从军，老弱转饷，居者无食，行者无粮。民苦兵事，亡逃者必众，随而诛之，不可胜尽，盗贼必起。由此可知，当时闽越王驺郢已经被他的弟弟驺余善杀死了，刘安不知是哪个弟弟，所以称之为“甲”也就是某的意思但是，由于“闻道路言”，因此有的地方与事实不符，例如，称“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而事实上，余善未死，《史记•东越列传》云“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刘安建议汉武帝要么“施德垂赏”，招徕闽越民众，让他们内迁，要么存亡继绝，“建其王侯”，他强烈反对汉中央军进入闽越，并且吓唬汉武帝，称进入闽越会产生让汉武帝无法承受的后果。庄助在《汉书》中作“严助”，因为班固要避汉明帝刘庄的名讳，所以改“庄”为严。在汉武帝派庄助谕意刘安的话中，提到了“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我们将这段话引全了看：今者大王以发屯临越事上书，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远，事薄遽，不与王同其计。朝有阙政，遗王之忧，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今闽越王狠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陛下为万民安危久远之计，使人谕告之曰：“天下安宁，各继世抚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贪据百越之利，或于逆顺，不奉明诏，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且天子诛而不伐，焉有劳百姓苦士卒乎？故遣两将屯于境上，震威武，扬声乡，屯曾未会，天诱其衷，闽王陨命，辄遣使者罢屯，毋后农时。南越王甚嘉被惠泽，蒙休德，愿革心易行，身从使者入谢。有狗马之病，不能胜服，故遣太子婴齐入侍；病有瘳，愿伏北阙，望大廷，以报盛德。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士卒罢倦，三王之众相与攻之，因其弱弟余善以成其诛，至今国空虚，遣使者上符节，请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诏。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事效见前，故使臣助来谕王意。其中提到闽越王“并兼邻国”，指的是吞并东海。东海也是汉天子的异姓外诸侯。东海王和闽越王都是勾践的后裔。因为东海国都是东瓯，所以世俗号“东海王”为“东瓯王”。建元三年，闽越王发兵包围东瓯，东瓯王向汉武帝求救，汉武帝派中大夫庄助到会稽郡以节发兵，闽越王得知会稽太守出兵后，便选择了撤退。《史记•东越列传》云：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于是中大夫庄助诘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愬？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未足与计。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降，处庐江郡”，可知东瓯王驺望内迁后，汉武帝封其为广武侯。东海国土以及不愿迁徙的东海国民自然都归了闽越王，野心与实力一起膨胀的他，便将扩张的目标对准了南越。在赵佗的统治下，南越是非常强劲的，一度与汉中央分庭抗礼，甚至主动发起攻击。南越王名为汉天子的诸侯王，在本国却是公然称皇帝的。赵胡继位后，也是称皇帝的，这已经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印证。外诸侯为了保持高度自治，对于向汉天子求救，是非常谨慎的，因为这会使自身陷入被动的境地。东瓯王驺望在国都被围的情况下，也没有马上求救，赵胡却在“边邑”受到攻击后，就选择求救，这怎么可能呢？结合各种信息来分析，我认为“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中的“八月”指的是建元五年的八月，赵胡是在长时间无法击退闽越军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向汉武帝求救的。从建元五年八月到建元六年正月，闽越军一直在行军作战，的确会“士卒罢倦”，如果像班固理解的那样，只发生在建元六年的八月，那么“士卒罢倦”四个字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毫无疑问，“闽王陨命，辄遣使者罢屯，毋后农时”中的“农时”指的是春天的农忙时节。汉武帝派人谕告驺郢，要求他退兵，同时担心他不肯奉诏，又派大行令王恢和大农令韩安国为将军，王恢出豫章，韩安国出会稽，进行军事施压。驺郢“发兵距险”，对抗汉中央军。如此一来，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因此，虽然驺郢早在建元五年八月就“举兵”了，但是朝廷将“闽越王反”系于建元六年正月。（2021年2月8日）

卫青作者：谭晓斌从汉武帝诏书中的信息来看，河南之战分两个阶段，汉武帝在收到卫青第一阶段的战报后，封他为长平侯，卫青巩固并扩大了战果，回来后，汉武帝根据他第二阶段的功劳，进行“益封”。一些书籍和文章在描述此战时，往往会说卫青从云中郡出发，沿着黄河北岸西进，到了高阙，再南下，但是这就与诏书中的“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一语产生了矛盾。此处的“西河”是指邻近云中郡的那一段黄河，虽然在河南地的东面，但是因为在云中郡的西面，所以当时从汉人的角度看，就是“西河”。卫青此战是进攻河南地，从云中郡出发，第一步是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地，这没有任何问题，说他沿着黄河北岸西进是毫无道理的。围绕河南地的黄河是“几”字形的，当时黄河在阴山南麓也就是“几”字形中横的那个位置分为两支，南支叫“南河”，北支叫“北河”，主河道是“北河”。高阙是阴山山脉中的一处缺口，卫青从云中郡出发，渡过“西河”进入河南地之后，再去高阙，就还得渡河，离开河南地，这是毫无疑问的。诏书中说卫青“至高阙”之后，“遂西定河南地”，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卫青到了高阙，那么河南地对他而言，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西”这个方向。因此，“度西河至高阙”这句话是有问题的。许多人选择不顾“度西河”三字，认为卫青出云中后沿黄河北岸西进至高阙，显然是因为这个缘故。但是，渡河也好，不渡河也罢，只要到了高阙，就会与“遂西定河南地”一语产生矛盾，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我认为“度西河至高阙”中的“度西河”三字是没有问题的，“至高阙”三字有误，汉武帝封卫青的原始诏书在此处是没有这三个字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卫青没有“至高阙”，此次进军的终点正是高阙，只不过“至高阙”发生在第二阶段。对于“白羊楼烦王”的注释，长期以来，都认为是白羊王和楼烦王，亦即二王。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白羊是楼烦的一支，所以被称为“白羊楼烦”或“楼烦白羊”，是一王。卫青从云中郡出塞，渡过“西河”，进入河南地，向白羊楼烦王发起攻击。白羊楼烦王没想到汉军会有这样的行动，迅速崩溃，仓皇逃跑。汉军“获首虏二千三百级”，并缴获了敌人来不及带走的大量“车辎畜产”。这是河南之战的第一阶段。汉武帝收到卫青的战报后，以三千八百户封他为长平侯。虽然汉军轻松获胜，但是有不少敌人也就是“伏听者”隐藏在各处，所以卫青对这些敌人进行清剿，并将行动扩展到了河南地之外，也就有了诏书中提到的“案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薄泥，破符离”等行动。这是河南之战的第二阶段。 “榆溪旧塞”是秦朝蒙恬所建。 “梓领”是一座山，位于“榆溪旧塞”和“北河”之间的路线上。 “薄泥”和“符离”都是匈奴小王。据《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和《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元狩四年时的符离王名叫“敞屠洛”，降汉后，被封为湘成侯，不知元朔二年时的符离王是不是他。在肃清了河南地的残敌之后，卫青架桥渡过“北河”，进攻薄泥王，蒲泥王向西逃窜，卫青追击，进入符离王的领地，符离王也被击败，他们通过高阙逃跑。卫青追到高阙，下令停止追击，汉军在第二阶段斩匈奴轻锐之卒、捕伏听者共计三千七十一级（一说“三千一十七级”）。接下来，卫青就班师回朝了，汉军回到河南地，带着战利品，从陇西郡入塞。汉武帝“益封”卫青三千户（一说“三千八百户”）河南之战，卫青从云中郡出塞，从陇西郡入塞，因此太史公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称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高阙是此次进军的终点，因此他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称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着重强调了一下“高阙”。而关于此战的更多过程，他通过引用汉武帝诏书中的内容来表现，但是一不小心，在“度西河”之后，顺手写下了“至高阙”三字。后世的班固未能发现这个问题，承袭了他的错误。（2021年2月4日）

《卫青河南之战进军路线考辨》《卫青河南之战进军路线考辨》作者：谭晓斌元朔二年的河南之战，是汉匈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役，伟大的军事统帅卫青收复河南地，彻底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心脏地带秦中也就是关中的威胁，缴获牛马羊的数量高达一百多万，斩捕首虏五千三百多级，而汉军自身零死亡，“全甲兵而还”，取得了碾压性的胜利。《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云：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明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渔阳二千余人，败韩将军军。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使建筑朔方城。青校尉张次公有功，封为岸头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藉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益封青三千户。”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有简文错乱的现象。《史记•匈奴列传》云：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胡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人。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我们可以据此将《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的“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明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渔阳二千余人，败韩将军军。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纠正为：其秋，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渔阳二千余人，败韩将军军。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明年，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这一错误可能是由太史公疏忽大意或者后世传抄出错引起的。当然，“虏略渔阳二千余人”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匈奴“略二千余人”发生在辽西郡，而非渔阳郡，据《史记•韩长孺列传》，匈奴在渔阳郡“虏略千余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云：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复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青斩首虏数千。明年，青复出云中，西至高阙，遂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为平陵侯，张次公为岸头侯。使建筑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籍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遗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薄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一十七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益封青三千八百户。” 班固在此处没有出错，“李息出代郡”发生在元朔元年，并且他没有在元朔二年领兵出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的“畜数十万”，他也纠正为“畜百余万”，因为汉武帝封卫青的诏书中明确说了“马牛羊百有余万”。至于“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作“捕伏听者三千一十七级”、“益封青三千户”作“益封青三千八百户”，目前无法判断谁对谁错，这是传抄中产生的。除了这两个数字，诏书中的其他内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出错了。在元朔元年条，他写道：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入渔阳、雁门，败都尉，杀略三千余人。遣将军卫青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获首虏数千级。在元朔二年条，他又写道：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的附传中都有李息，但是均未称他和卫青一起出云中收河南地。元朔二年也没有“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的事情。《史记•韩长孺列传》云：匈奴大入边，杀辽西太守，及入雁门，所杀略数千人。车骑将军卫青击之，出雁门。卫尉安国为材官将军，屯于渔阳。安国捕生虏，言匈奴远去。即上书言方田作时，请且罢军屯。罢军屯月余，匈奴大入上谷、渔阳。安国壁乃有七百余人，出与战，不胜，复入壁。匈奴虏略千余人及畜产而去。天子闻之，怒，使使责让安国。由此可见，“匈奴入上谷、渔阳”发生在元朔元年。荀悦的《前汉纪》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承袭了《汉书•武帝纪》中的这一错误，称元朔二年，匈奴入上谷、渔阳，卫青、李息出云中收河南地。从汉武帝诏书中的信息来看，河南之战分两个阶段，汉武帝在收到卫青第一阶段的战报后，封他为长平侯，卫青巩固并扩大了战果，回来后，汉武帝根据他第二阶段的功劳，进行“益封”。一些书籍和文章在描述此战时，往往会说卫青从云中郡出发，沿着黄河北岸西进，到了高阙，再南下，但是这就与诏书中的“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一语产生了矛盾。此处的“西河”是指邻近云中郡的那一段黄河，虽然在河南地的东面，但是因为在云中郡的西面，所以当时从汉人的角度看，就是“西河”。卫青此战是进攻河南地，从云中郡出发，第一步是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地，这没有任何问题，说他沿着黄河北岸西进是毫无道理的。围绕河南地的黄河是“几”字形的，当时黄河在阴山南麓也就是“几”字形中横的那个位置分为两支，南支叫“南河”，北支叫“北河”，主河道是“北河”。高阙是阴山山脉中的一处缺口，卫青从云中郡出发，渡过“西河”进入河南地之后，再去高阙，就还得渡河，离开河南地，这是毫无疑问的。诏书中说卫青“至高阙”之后，“遂西定河南地”，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卫青到了高阙，那么河南地对他而言，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西”这个方向。因此，“度西河至高阙”这句话是有问题的。许多人选择不顾“度西河”三字，认为卫青出云中后沿黄河北岸西进至高阙，显然是因为这个缘故。但是，渡河也好，不渡河也罢，只要到了高阙，就会与“遂西定河南地”一语产生矛盾，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我认为“度西河至高阙”中的“度西河”三字是没有问题的，“至高阙”三字有误，汉武帝封卫青的原始诏书在此处是没有这三个字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卫青没有“至高阙”，此次进军的终点正是高阙，只不过“至高阙”发生在第二阶段。对于“白羊楼烦王”的注释，长期以来，都认为是白羊王和楼烦王，亦即二王。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白羊是楼烦的一支，所以被称为“白羊楼烦”或“楼烦白羊”，是一王。卫青从云中郡出塞，渡过“西河”，进入河南地，向白羊楼烦王发起攻击。白羊楼烦王没想到汉军会有这样的行动，迅速崩溃，仓皇逃跑。汉军“获首虏二千三百级”，并缴获了敌人来不及带走的大量“车辎畜产”。这是河南之战的第一阶段。汉武帝收到卫青的战报后，以三千八百户封他为长平侯。虽然汉军轻松获胜，但是有不少敌人也就是“伏听者”隐藏在各处，所以卫青对这些敌人进行清剿，并将行动扩展到了河南地之外，也就有了诏书中提到的“案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薄泥，破符离”等行动。这是河南之战的第二阶段。 “榆溪旧塞”是秦朝蒙恬所建。 “梓领”是一座山，位于“榆溪旧塞”和“北河”之间的路线上。 “薄泥”和“符离”都是匈奴小王。据《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和《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元狩四年时的符离王名叫“敞屠洛”，降汉后，被封为湘成侯，不知元朔二年时的符离王是不是他。在肃清了河南地的残敌之后，卫青架桥渡过“北河”，进攻薄泥王，蒲泥王向西逃窜，卫青追击，进入符离王的领地，符离王也被击败，他们通过高阙逃跑。卫青追到高阙，下令停止追击，汉军在第二阶段斩匈奴轻锐之卒、捕伏听者共计三千七十一级（一说“三千一十七级”）。接下来，卫青就班师回朝了，汉军回到河南地，带着战利品，从陇西郡入塞。汉武帝“益封”卫青三千户（一说“三千八百户”）河南之战，卫青从云中郡出塞，从陇西郡入塞，因此太史公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称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高阙是此次进军的终点，因此他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称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着重强调了一下“高阙”。而关于此战的更多过程，他通过引用汉武帝诏书中的内容来表现，但是一不小心，在“度西河”之后，顺手写下了“至高阙”三字。后世的班固未能发现这个问题，承袭了他的错误。（2021年2月4日）

《卫青河南之战进军路线考辨》《卫青河南之战进军路线考辨》作者：谭晓斌元朔二年的河南之战，是汉匈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役，伟大的军事统帅卫青收复河南地，彻底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心脏地带秦中也就是关中的威胁，缴获牛马羊的数量高达一百多万，斩捕首虏五千三百多级，而汉军自身零死亡，“全甲兵而还”，取得了碾压性的胜利。《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云：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明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渔阳二千余人，败韩将军军。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使建筑朔方城。青校尉张次公有功，封为岸头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藉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益封青三千户。”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有简文错乱的现象。《史记•匈奴列传》云：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胡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人。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我们可以据此将《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的“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明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渔阳二千余人，败韩将军军。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纠正为：其秋，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渔阳二千余人，败韩将军军。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明年，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这一错误可能是由太史公疏忽大意或者后世传抄出错引起的。当然，“虏略渔阳二千余人”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匈奴“略二千余人”发生在辽西郡，而非渔阳郡，据《史记•韩长孺列传》，匈奴在渔阳郡“虏略千余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云：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复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青斩首虏数千。明年，青复出云中，西至高阙，遂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为平陵侯，张次公为岸头侯。使建筑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籍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遗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薄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一十七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益封青三千八百户。” 班固在此处没有出错，“李息出代郡”发生在元朔元年，并且他没有在元朔二年领兵出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的“畜数十万”，他也纠正为“畜百余万”，因为汉武帝封卫青的诏书中明确说了“马牛羊百有余万”。至于“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作“捕伏听者三千一十七级”、“益封青三千户”作“益封青三千八百户”，目前无法判断谁对谁错，这是传抄中产生的。除了这两个数字，诏书中的其他内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出错了。在元朔元年条，他写道：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入渔阳、雁门，败都尉，杀略三千余人。遣将军卫青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获首虏数千级。在元朔二年条，他又写道：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的附传中都有李息，但是均未称他和卫青一起出云中收河南地。元朔二年也没有“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的事情。《史记•韩长孺列传》云：匈奴大入边，杀辽西太守，及入雁门，所杀略数千人。车骑将军卫青击之，出雁门。卫尉安国为材官将军，屯于渔阳。安国捕生虏，言匈奴远去。即上书言方田作时，请且罢军屯。罢军屯月余，匈奴大入上谷、渔阳。安国壁乃有七百余人，出与战，不胜，复入壁。匈奴虏略千余人及畜产而去。天子闻之，怒，使使责让安国。由此可见，“匈奴入上谷、渔阳”发生在元朔元年。荀悦的《前汉纪》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承袭了《汉书•武帝纪》中的这一错误，称元朔二年，匈奴入上谷、渔阳，卫青、李息出云中收河南地。从汉武帝诏书中的信息来看，河南之战分两个阶段，汉武帝在收到卫青第一阶段的战报后，封他为长平侯，卫青巩固并扩大了战果，回来后，汉武帝根据他第二阶段的功劳，进行“益封”。一些书籍和文章在描述此战时，往往会说卫青从云中郡出发，沿着黄河北岸西进，到了高阙，再南下，但是这就与诏书中的“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一语产生了矛盾。此处的“西河”是指邻近云中郡的那一段黄河，因为西邻云中郡，所以叫“西河”，这是毫无疑问的。卫青此战是进攻河南地，从云中郡出发，第一步是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地，这没有任何问题，说他沿着黄河北岸西进是毫无道理的。围绕河南地的黄河是“几”字形的，当时黄河在阴山南麓也就是“几”字形中横的那个位置分为两支，南支叫“南河”，北支叫“北河”，主河道是“北河”。高阙是阴山山脉中的一处缺口，卫青从云中郡出发，渡过“西河”进入河南地之后，再去高阙，还得渡河，离开河南地，这是毫无疑问的。诏书中说卫青“至高阙”之后，“遂西定河南地”，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卫青到了高阙，那么河南地对他而言，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西”这个方向。因此，“度西河至高阙”这句话是有问题的。许多人选择不顾“度西河”三字，认为卫青出云中后沿黄河北岸西进至高阙，显然是因为这个缘故。但是，渡河也好，不渡河也罢，只要到了高阙，就会与“遂西定河南地”一语产生矛盾，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我认为“度西河至高阙”中的“度西河”三字是没有问题的，“至高阙”三字有误，汉武帝封卫青的原始诏书在此处是没有这三个字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卫青没有“至高阙”，此次进军的终点正是高阙，只不过“至高阙”发生在第二阶段。卫青出云中，西渡黄河，进入河南地，“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还缴获了大量的车辎畜产，白羊楼烦王逃跑。但是，还有一些敌人也就是“伏听者”隐藏在河南地，所以卫青对这些人进行清剿，并且扩展到了河南地之外，也就有了诏书中提到的“案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薄泥，破符离”这一系列行动。 “梁北河”是指在“北河”上架设桥梁。卫青渡过“北河”后，先打败了薄泥王，薄泥王向西逃，卫青追赶，到了符离王的领地，又将符离王打败，这些匈奴人无疑是通过高阙逃跑了，卫青也跟着向西，到了高阙，他下令停止追击。接下来，卫青就班师回朝了，毫无疑问，他重回河南地，然后，带着战利品，从陇西郡入塞。河南之战，卫青从云中郡出塞，从陇西郡入塞，因此太史公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称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高阙是此次进军的终点，因此他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称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着重强调了一下“高阙”。而关于此战的更多过程，他通过引用汉武帝诏书中的内容来表现，但是一不小心，在“度西河”之后，顺手写下了“至高阙”三字。后世的班固未能发现这个问题，承袭了他的错误。（2021年2月4日）

《出塞》《出塞》作者：谭晓斌长城烽火起，边郡犬羊奔。飞将躯龙骑，追兵出雁门。啾啾胡马走，猎猎汉旗翻。荒野秋风里，凯歌回塞垣。

《咏霍去病六首》《咏霍去病六首》作者：谭晓斌一铁骑分行搜黠虏，定襄郡外勇纷纭。票姚校尉初临阵，电击雷轰再冠军。二关山万里风驰过，开地河西独力扛。异国君王三十二，马前匍匐尽归降。三玉勒金鞍出河塞，孤军转战过焉支。电飞霆击皋兰下，斩杀胡王全汉师。四快马长驱二千里，弯弓发箭射胡戎。祁连踏破能知止，大捷归来上战功。五自古受降如受敌，秋风萧瑟战云浓。八千獟馯诛杀尽，四万匈奴咸服从。六封禅狼居姑衍山，登临瀚海望湖澖。萧条万里胡尘净，弹罢丝桐饮马还。

《咏霍去病六首》《咏霍去病六首》作者：谭晓斌一铁骑分行搜黠虏，定襄郡外勇纷纭。票姚校尉初临阵，电击雷轰再冠军。二关山万里风驰过，开地河西独力扛。异国君王三十二，马前匍匐尽归降。三玉勒金鞍出河塞，孤军转战过焉支。电飞霆击皋兰下，斩杀胡王全汉师。四快马长驱二千里，弯弓发箭射胡戎。祁连踏破能知止，大捷归来上战功。

《周天子的诸侯——箕氏朝鲜》《周天子的诸侯——箕氏朝鲜》作者：谭晓斌朝鲜半岛为何名叫“朝鲜”，这是因为商朝灭亡后，箕子在此处建立了朝鲜国，朝鲜侯也是周天子的诸侯。但是，在我们的历史地图上，并不见箕氏朝鲜，不知是否与政治因素有关。箕氏朝鲜的位置很好，这使它避开了与其他诸侯的冲突，获得了长期的稳定，但同时也使它在史书中鲜有记载。到了战国时代，随着燕国在东北方向的急剧扩张，箕氏朝鲜开始变得不安全了。在周天子的诸侯中，楚国是率先称王的，后来有吴国和越国，进入战国时代，越来越多的诸侯加入称王的行列，燕国也不例外。诸侯称王自然是僭越失礼的行为，当时的朝鲜侯便打着“尊周室”的旗号，要同燕国硬碰硬干一场。其实，在燕国往东北方向开拓疆域时，箕氏朝鲜也在反方向扩张土地，因此双方的碰撞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当然，朝鲜的大夫礼凭着出色的游说技巧化解了这场冲突。但是，在这位朝鲜侯去世之后，其子孙还是与燕国兵戎相见了，战争的结果自然是箕氏朝鲜被燕国打得割地求和。燕国当然不会就此停止扩张的脚步，此后又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进攻，所以箕氏朝鲜最后沦为其附庸。为燕国大破东胡的名将秦开也在这场战争中建立了赫赫功勋。燕长城随着燕军胜利的步伐延伸到了朝鲜半岛，碣石山是其东端，此山即今日平壤西南浦北之龙岗，这也是后来的秦汉长城的东端。燕国也在朝鲜半岛设县，例如列阳县，该县在列水之北，故名“列阳”，列水就是今天的大同江。箕氏朝鲜虽然没有被灭，但是其官吏必须由燕国任免。秦始皇灭燕后，箕氏朝鲜也一并被灭，当时的朝鲜侯是箕否。但是，箕氏的运气不错，很快便迎来了秦朝的灭亡。乘天下大乱之机，箕否之子箕准不仅复国，而且称王了。汉朝建立后，被迫封建和承认了许多诸侯，有同姓诸侯，也有异姓诸侯，有内诸侯，也有外诸侯。箕氏朝鲜的位置又帮了自己，使它成为汉天子的异姓外诸侯。箕氏朝鲜与汉天子的异姓内诸侯卢氏燕国以浿水也就是今天的清川江为界，过上了安定的小日子。但好景不长，燕王卢绾与匈奴有勾结，遭到了汉中央军的讨伐，被击败后，卢绾及其党羽踏上了逃亡之路，其中有一批人逃到了箕氏朝鲜的境内。这批人有一千多人，为首之人是卫满，箕准收留了他们，封给卫满百里之地，让他守卫西部边境。但是卫满在暗中扩张实力，向箕准发起了挑战。箕准的统治被推翻，卫满成为新的朝鲜王并且得到了汉天子的认可。从此，箕氏朝鲜变成了卫氏朝鲜。（2020年12月1日）

《念奴娇》修改一下，他娘的，总是写不好：《念奴娇》作者：谭晓斌胡风汉马，看单于逃遁，萧条万里。龙节虎符金鼓震，壮岁横行塞外。高阙扬鞭，龙城跃马，收取河南地。阴山苑囿，再无戎狄弓矢。胸贮豹略龙韬，七征朔漠，一雪平城耻。仁善和柔当敌勇，不患无威无贵。合战先登，罢军后殿，盖世英雄气。谁言天幸，用兵非是儿戏。

《郑桓公东迁考辨》《郑桓公东迁考辨》作者：谭晓斌太史公对两周之际的许多事情，并不是很清楚。晋武帝时，在汲郡的战国魏墓中出土了《竹书纪年》，这是太史公无法看到的珍贵史料。虽然该书未能流传下来，但是我们在其它文献中可以看到一些有关它的信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洧水注》中引用了该书的内容：《竹书纪年》：晋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据《史记•郑世家》，郑桓公名叫“友”。“多父”和“友”形近、“同”和“周”形近、“惠”和“宣”形近，这些字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杂说上》云：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诛伊尹、文王杀季历、共伯名和、郑桓公厉王之子，则与经典所载乖剌甚多。但是《史记•郑世家》说，“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如果《竹书纪年》也称他是厉王之子，就与经典一致了，可见《史通》原文是“宣王之子”，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也就是说，《竹书纪年》称郑桓公是宣王之子。《国语•周语中》记载富辰谏襄王以狄女为后，谏言中有“郑，出自宣王”一语，可知郑桓公是宣王之子，与《竹书纪年》相合。三国时期东吴的韦昭为《国语》作注，写道：郑桓公友，宣王之母弟。出者，郑国之封出自宣王之世也。当然，这是错误的。《国语•晋语四》记载僖负羁对曹共公说，“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晋祖唐叔，出自武王”，韦昭分别注云“文王子”、“武王子”，这是正确的，可见他在注“郑，出自宣王”时，为了调和《史记》与《国语》的矛盾，不得不胡乱解释。《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国公子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流亡郑国时，郑文公没有以礼相待：过郑，郑文公弗礼。郑叔瞻谏其君曰：“晋公子贤，而其从者皆国相，且又同姓。郑之出自厉王，而晋之出自武王。”郑君曰：“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叔瞻曰：“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郑君不听。此处记载取材自《国语•晋语四》：公子过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之：亲有天，用前训，礼兄弟，资穷困，天所福也。今晋公子有三祚焉，天将启之。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隽才，离违而得所，久约而无衅，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离外之患，而晋国不靖，二也。晋侯日载其怨，外内弃之；重耳日载其德，狐、赵谋之，三也。在《周颂》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谓亲有天矣。晋、郑兄弟也，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平王劳而德之，而赐之盟质，曰：‘世相起也。’若亲有天，获三祚者，可谓大天。若用前训，文侯之功，武公之业，可谓前训。若礼兄弟，晋、郑之亲，王之遗命，可谓兄弟。若资穷困，亡在长幼，还轸诸侯，可谓穷困。弃此四者，以徼天祸，无乃不可乎？君其图之。”弗听。叔詹曰：“若不礼焉，则请杀之。谚曰：‘黍稷无成，不能为荣。黍不为黍，不能蕃庑。稷不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听。毫无疑问，太史公缩写了《国语》中的内容，在叔詹的谏言中并无“郑之出自厉王”这样的话，也无这样的意思。太史公认为郑桓公是厉王之子，所以他说“郑之出自厉王”。这恰恰证明了，将“郑，出自宣王”解释为“郑国之封出自宣王之世也”是错误的。唐朝的钱徽撰《杨宁墓志》说，“本盖姬姓周宣王之子曰尚父，邑诸杨”。此事得到了《四十二年逨鼎》的印证，其中有宣王对逨说的话，“余肇建长父侯于杨，余令女奠长父休”。 “长父”即“尚父”，因为“长”和“尚”这两个字可通。从宣王之子杨侯名叫“长父”来看，《竹书纪年》称宣王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郑桓公名叫“多父”比《史记》更可信。 “友”字是“多父”两字在传抄的过程中变成的，在太史公看到的资料中，很有可能已经是“友”字了。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注》中说：渭水又东迳郑县故城北。《史记》：秦武公十一年，县之。郑桓公友之故邑也。《汉书》薛瓒注言，周自穆王已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败，虢、侩又灭，迁居其地，国于郑父之邱，是为郑桓公。无封京兆之文。余按：迁《史记》、《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郑。又《春秋》、《国语》并言桓公为周司徒，又王室将乱，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侩之间。幽王霣于戏，郑桓公死之。平王东迁，郑武公辅王室，灭虢、侩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乃迁封于彼。《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谓公孙获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其能与许争乎？是指新郑为言矣。然班固、应劭、郑玄、皇甫谧、裴頠、王隐、阚骃之诸述作者，咸以西郑为友之始封，贤于薛瓒之单说也，无宜违正经而从逸录矣。晋朝的薛瓒为《汉书》作注，提到“幽王既败，虢、侩又灭，迁居其地，国于郑父之邱，是为郑桓公”。据《史记•郑世家》，周幽王十一年，郑桓公和周幽王一同遇难，都被犬戎杀害了。因此，郦道元不同意薛瓒的观点，他认为“灭虢、侩而兼其土”的是郑桓公之子郑武公而非郑桓公。薛瓒提到的郑桓公的事迹，来自《竹书纪年》，这是毫无疑问的。唐朝的颜师古在注《汉书•地理志》时引臣瓒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为周司徒，王室将乱，故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賄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丘，是以为郑桓公，无封京兆之文也。这便是郦道元提到的《汉书》薛瓒注言。《汉书•地理志》中“京兆尹•郑”下原注称，“周宣王弟郑桓公邑”，东汉的应劭在注解此处时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与平王东迁，更称新郑”。薛瓒针对这两条注解提了自己的看法，他口中的“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无疑来自《竹书纪年》。由此可知，晋文侯二年晚于周幽王十一年，在《竹书纪年》中，除了有郑桓公在晋文侯二年灭郐的记事，还有他在晋文侯四年灭虢的记事。“侩”、“会”、“郐”，这三字可通。晋朝的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后序》中说：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由此可知，在《竹书纪年》中，晋纪年是从殇叔开始的，接下来就是文侯。幽王十一年，相当于西元前771年，两年之后，郑桓公灭郐，这一年的纪年又是晋文侯二年，因此晋文侯元年无疑是西元前770年了，而在《史记》中，晋文侯元年相当于西元前780年，提前了十年。《左传•桓公二年》说：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史记•晋世家》云：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 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昭侯元年当鲁惠公二十四年、晋昭侯七年当鲁惠公三十年，《左传》使用鲁纪年，“惠之二十四年”就是鲁惠公二十四年、“惠之三十年”就是鲁惠公三十年，鲁纪年是非常可靠的，可知太史公对晋文侯卒年的记载不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晋文侯三十五年、鲁惠公二十三年，相当于西元前746年。从西元前770年到西元前746年，可得文侯在位二十五年，太史公多算了十年，从而将他的元年提前了十年。《史记•郑世家》云：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二岁，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太史公对郑桓公的记载，主要取材自《国语•郑语》。《国语》记录的是历史人物的言论。在这个故事中，郑桓公因为“王室多故，余惧及焉”，所以向史伯也就是太史伯请教“其何所可以逃死”的问题，史伯为他指明了方向，二人又讨论了周王室和秦、晋、齐、楚等诸侯的兴衰问题。史伯为郑桓公挑选的地方是“济、洛、河、颍之间”，因为“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这一区域首先离成周很近，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诸侯实力较弱。该区域有“十邑”，“虢、郐为大”，但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因此郑桓公“若以周难役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等到“周乱而弊”，“骄而贪”的虢、郐二君，一定会跟郑桓公翻脸。郑桓公“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如果拿下了虢、郐二邑，那么其它八邑也会成为郑桓公的土地。郑桓公很高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既然史伯告诉了郑桓公“逃死”的方法，郑桓公也都照着做了，那么按照《国语》中的叙述模式，郑桓公必定“逃死”成功。但是太史公说“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这分明是“逃死”没有成功啊！问题出在哪里呢？《国语•郑语》中的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蚠冒于是乎始启濮。很明显，问题出在了“十一年而毙”中的“毙”字上。这个字应作“弊”，但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我们从郑桓公和史伯的交谈中，可以看到“周乱而弊”、“周其弊乎”、“殆于必弊者也”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这样的话，因为《国语》中的预言一定是成功的，所以“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弊”。“弊”指的是“王室弊”，也就是“周弊”。在太史公看到的《国语•郑语》中，“十一年而弊”中的“弊”字已经讹为“毙”字，他误以为是指郑桓公在幽王十一年毙命，便想当然地认为“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由于郑桓公东迁郑国是史实，因此他说“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了相应的处理。《竹书纪年》说郑灭虢、郐发生在幽王死后，郦道元对这一点是赞同的，但是他又对《史记》郑桓公死于幽王十一年深信不疑，因此他认为“灭虢、侩而兼其土”的是郑武公。《韩非子•内储说下》云：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豪杰、良臣、辩智果敢之士，尽与姓名，择郐之良田赂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场郭门之外而埋之，衅之以鸡豭，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而尽杀其良臣。桓公袭郐，遂取之。西汉刘向的《说苑•权谋》中也有这个故事：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辨智果敢之士，书其名姓，择郐之良臣而与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于门外而埋之。衅之以猳，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尽杀其良臣。桓公因袭之，遂取郐。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在讲郑桓公的事迹时，提到了“克郐朝食”，郑桓公灭郐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唐朝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世本》说，“桓公居棫林，徙拾”。《诗经》中的《桧风》即《郐风》，“桧”和“郐”这两个字可通。司马贞看到的《世本》中的“拾”字，原本应该写作“桧”或者“侩”之类的，在传抄的过程中讹变为“拾”。《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晋国伐秦，晋国六卿率领诸侯之师渡过泾水，“至于棫林”。这个位于泾水之西的棫林，就是郑桓公的始封之地。晋文侯二年，相当于西元前769年，郑桓公灭郐；晋文侯四年，相当于西元前767年，郑桓公灭虢。

《郑桓公东迁考辨》《郑桓公东迁考辨》作者：谭晓斌太史公对两周之际的许多事情，并不是很清楚。晋武帝时，在汲郡的战国魏墓中出土了《竹书纪年》，这是太史公无法看到的珍贵史料。虽然该书未能流传下来，但是我们在其它文献中可以看到一些有关它的信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洧水注》中引用了该书的内容：《竹书纪年》：晋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据《史记•郑世家》，郑桓公名叫“友”。“多父”和“友”形近、“同”和“周”形近、“惠”和“宣”形近，这些字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杂说上》云：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诛伊尹、文王杀季历、共伯名和、郑桓公厉王之子，则与经典所载乖剌甚多。但是《史记•郑世家》说，“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如果《竹书纪年》也称他是厉王之子，就与经典一致了，可见《史通》原文是“宣王之子”，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也就是说，《竹书纪年》称郑桓公是宣王之子。《国语•周语中》记载富辰谏襄王以狄女为后，谏言中有“郑，出自宣王”一语，可知郑桓公是宣王之子，与《竹书纪年》相合。三国时期东吴的韦昭为《国语》作注，写道：郑桓公友，宣王之母弟。出者，郑国之封出自宣王之世也。当然，这是错误的。《国语•晋语四》记载僖负羁对曹共公说，“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晋祖唐叔，出自武王”，韦昭分别注云“文王子”、“武王子”，这是正确的，可见他在注“郑，出自宣王”时，为了调和《史记》与《国语》的矛盾，不得不胡乱解释。《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国公子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流亡郑国时，郑文公没有以礼相待：过郑，郑文公弗礼。郑叔瞻谏其君曰：“晋公子贤，而其从者皆国相，且又同姓。郑之出自厉王，而晋之出自武王。”郑君曰：“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叔瞻曰：“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郑君不听。此处记载取材自《国语•晋语四》：公子过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之：亲有天，用前训，礼兄弟，资穷困，天所福也。今晋公子有三祚焉，天将启之。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隽才，离违而得所，久约而无衅，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离外之患，而晋国不靖，二也。晋侯日载其怨，外内弃之；重耳日载其德，狐、赵谋之，三也。在《周颂》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谓亲有天矣。晋、郑兄弟也，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平王劳而德之，而赐之盟质，曰：‘世相起也。’若亲有天，获三祚者，可谓大天。若用前训，文侯之功，武公之业，可谓前训。若礼兄弟，晋、郑之亲，王之遗命，可谓兄弟。若资穷困，亡在长幼，还轸诸侯，可谓穷困。弃此四者，以徼天祸，无乃不可乎？君其图之。”弗听。叔詹曰：“若不礼焉，则请杀之。谚曰：‘黍稷无成，不能为荣。黍不为黍，不能蕃庑。稷不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听。毫无疑问，太史公缩写了《国语》中的内容，在叔詹的谏言中并无“郑之出自厉王”这样的话，也无这样的意思。太史公认为郑桓公是厉王之子，所以他说“郑之出自厉王”。这恰恰证明了，将“郑，出自宣王”解释为“郑国之封出自宣王之世也”是错误的。唐朝的钱徽撰《杨宁墓志》说，“本盖姬姓周宣王之子曰尚父，邑诸杨”。此事得到了《四十二年逨鼎》的印证，其中有宣王对逨说的话，“余肇建长父侯于杨,余令女奠长父休”。 “长父”即“尚父”，因为“长”和“尚”这两个字可通。从宣王之子杨侯名叫“长父”来看，《竹书纪年》称宣王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郑桓公名叫“多父”比《史记》更可信。 “友”字是“多父”两字在传抄的过程中变成的，在太史公看到的资料中，很有可能已经是“友”字了。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注》中说：渭水又东迳郑县故城北。《史记》：秦武公十一年，县之。郑桓公友之故邑也。《汉书》薛瓒注言，周自穆王已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败，虢、侩又灭，迁居其地，国于郑父之邱，是为郑桓公。无封京兆之文。余按：迁《史记》、《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郑。又《春秋》、《国语》并言桓公为周司徒，又王室将乱，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侩之间。幽王霣于戏，郑桓公死之。平王东迁，郑武公辅王室，灭虢、侩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乃迁封于彼。《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谓公孙获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其能与许争乎？是指新郑为言矣。然班固、应劭、郑玄、皇甫谧、裴頠、王隐、阚骃之诸述作者，咸以西郑为友之始封，贤于薛瓒之单说也，无宜违正经而从逸录矣。晋朝的薛瓒为《汉书》作注，提到“幽王既败，虢、侩又灭，迁居其地，国于郑父之邱，是为郑桓公”。据《史记•郑世家》，周幽王十一年，郑桓公和周幽王一同遇难，都被犬戎杀害了。因此，郦道元不同意薛瓒的观点，他认为“灭虢、侩而兼其土”的是郑桓公之子郑武公而非郑桓公。薛瓒提到的郑桓公的事迹，来自《竹书纪年》，这是毫无疑问的。唐朝的颜师古在注《汉书•地理志》时引臣瓒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为周司徒，王室将乱，故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賄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丘，是以为郑桓公，无封京兆之文也。这便是郦道元提到的《汉书》薛瓒注言。《汉书•地理志》中“京兆尹•郑”下原注称，“周宣王弟郑桓公邑”，东汉的应劭在注解此处时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与平王东迁，更称新郑”。薛瓒针对这两条注解提了自己的看法，他口中的“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无疑来自《竹书纪年》。由此可知，晋文侯二年晚于周幽王十一年，在《竹书纪年》中，除了有郑桓公在晋文侯二年灭郐的记事，还有他在晋文侯四年灭虢的记事。“侩”、“会”、“郐”，这三字可通。晋朝的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后序》中说：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由此可知，在《竹书纪年》中，晋纪年是从殇叔开始的，接下来就是文侯。幽王十一年，相当于西元前771年，两年之后，郑桓公灭郐，这一年的纪年又是晋文侯二年，因此晋文侯元年无疑是西元前770年了，而在《史记》中，晋文侯元年相当于西元前780年，提前了十年。《左传•桓公二年》说：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史记•晋世家》云：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 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昭侯元年当鲁惠公二十四年、晋昭侯七年当鲁惠公三十年，《左传》使用鲁纪年，“惠之二十四年”就是鲁惠公二十四年、“惠之三十年”就是鲁惠公三十年，鲁纪年是非常可靠的，可知太史公对晋文侯卒年的记载不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晋文侯三十五年、鲁惠公二十三年，相当于西元前746年。从西元前770年到西元前746年，可得文侯在位二十五年，太史公多算了十年，从而将他的元年提前了十年。《史记•郑世家》云：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二岁，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太史公对郑桓公的记载，主要取材自《国语•郑语》。《国语》记录的是历史人物的言论。在这个故事中，郑桓公因为“王室多故，余惧及焉”，所以向史伯也就是太史伯请教“其何所可以逃死”的问题，史伯为他指明了方向，二人又讨论了周王室和秦、晋、齐、楚等诸侯的兴衰问题。史伯为郑桓公挑选的地方是“济、洛、河、颍之间”，因为“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这一区域首先离成周很近，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诸侯实力较弱。该区域有“十邑”，“虢、郐为大”，但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因此郑桓公“若以周难役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等到“周乱而弊”，“骄而贪”的虢、郐二君，一定会跟郑桓公翻脸。郑桓公“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如果拿下了虢、郐二邑，那么其它八邑也会成为郑桓公的土地。郑桓公很高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既然史伯告诉了郑桓公“逃死”的方法，郑桓公也都照着做了，那么按照《国语》中的叙述模式，郑桓公必定“逃死”成功。但是太史公说“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这分明是“逃死”没有成功啊！问题出在哪里呢？《国语•郑语》中的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蚠冒于是乎始启濮。很明显，问题出在了“十一年而毙”中的“毙”字上。这个字应作“弊”，但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我们从郑桓公和史伯的交谈中，可以看到“周乱而弊”、“周其弊乎”、“殆于必弊者也”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这样的话，因为《国语》中的预言一定是成功的，所以“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弊”。“弊”指的是“王室弊”，也就是“周弊”。在太史公看到的《国语•郑语》中，“十一年而弊”中的“弊”字已经讹为“毙”字，他误以为是指郑桓公在幽王十一年毙命，便想当然地认为“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由于郑桓公东迁郑国是史实，因此他说“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了相应的处理。《竹书纪年》说郑灭虢、郐发生在幽王死后，郦道元对这一点是赞同的，但是他又对《史记》郑桓公死于幽王十一年深信不疑，因此他认为“灭虢、侩而兼其土”的是郑武公。《韩非子•内储说下》云：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豪杰、良臣、辩智果敢之士，尽与姓名，择郐之良田赂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场郭门之外而埋之，衅之以鸡豭，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而尽杀其良臣。桓公袭郐，遂取之。西汉刘向的《说苑•权谋》中也有这个故事：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辨智果敢之士，书其名姓，择郐之良臣而与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于门外而埋之。衅之以猳，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尽杀其良臣。桓公因袭之，遂取郐。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在讲郑桓公的事迹时，提到了“克郐朝食”，郑桓公灭郐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唐朝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世本》说，“桓公居棫林，徙拾”。《诗经》中的《桧风》即《郐风》，“桧”和“郐”这两个字可通。司马贞看到的《世本》中的“拾”字，原本应该写作“桧”或者“侩”之类的，在传抄的过程中讹变为“拾”。《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晋国伐秦，晋国六卿率领诸侯之师渡过泾水，“至于棫林”。这个位于泾水之西的棫林，就是郑桓公的始封之地。晋文侯二年，相当于西元前769年，郑桓公灭郐；晋文侯四年，相当于西元前767年，郑桓公灭虢。

《念奴娇》《念奴娇》作者：谭晓斌胡风汉马，看单于逃遁，萧条万里。龙节虎符金鼓震，壮岁横行塞外。高阙扬鞭，龙城跃马，收取河南地。阴山苑囿，再无戎狄弓矢。仁善退让和柔，勇于当敌，盖世英雄气。材干绝人明号令，从此捷书频至。上将之元，拥旄七出，一雪平城耻。谁言天幸，用兵非是儿戏。

《周武王的在位年数和生卒年》《周武王的在位年数和生卒年》作者：谭晓斌武王的在位年数，尤其是克商后的在位年数，真是异说纷纭。文王在位五十年，元年相当于西元前1099年，五十年相当于西元前1050年，这一年也是他的受命七年。武王即位后，继续使用文王的纪年，受命八年也就成了他的元年，受命十一年起兵伐商，受命十二年克商，受命十三年去世，在位六年。《尚书•序》说，“武王克殷，以箕子归，作《洪范》”，《洪范》篇说，“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逸周书•大匡解》说，“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王乃旅之，以上东隅”；《逸周书•文政解》说，“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逸周书• 作雒解》说，“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由此可知，武王在受命十三年的十二月去世。但是，后人免不了会把文王受命八年当作武王即位后的八年，从而引发严重的错误，例如，《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称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礼记• 文王世子》说，“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文王在受命七年去世，如果他当时的年龄是97岁，那么到了受命十三年，是103岁，而武王是93岁，父子二人相差十岁，中国古代讲虚岁，出生即一岁，武王出生时，文王11岁，算周岁的话，还得减去1到2岁，然后武王93岁去世时，其子成王却“幼”，这显然是不可信的。《逸周书•度邑解》提到武王克商后，和周公的一次交谈，其中有“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满野。天不享于殷，乃今有成”之语。《国语•.周语上》说，“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 武王口中的“夷羊在牧，飞鸿满野”是商朝灭亡的征兆，发生在六十年前，当时他还没有出生，武王名“发”，所以他说“发之未生”。《竹书纪年》中记载了武王的年龄，虽然该书未能流传下来，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佚文中恰好有这一信息。南朝萧梁时的陶弘景在《真诰》中引《竹书纪年》说，武王“年四十五”。但是，南宋罗泌在《路史》中引《竹书纪年》说，“武王年五十四”，宋元之际的金履祥在《通鉴前编》中也引《竹书纪年》说，“武王年五十四”。考虑到陶弘景所处的时代早于罗泌数百年，更能看到讹误较少的版本，以及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少，周公辅政七年等情况，应以“年四十五”为是。 “四十五”在后世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倒文，变成了“五十四”。由武王享年四十五岁往前推算，可知其生于文王十二年，相当于西元前1088年。（2020年10月21日）

《贺新郎》《贺新郎》作者：谭晓斌盖马寒冬猎。设苴罘、张罗布罟，合围分割。赴战长津冰与火，莫遣只轮逃脱。忍饿冻、穷追堵截。路窄山高竞驰逐，历崎岖、抛洒身和血。器械钝，短兵接。杜鹃花发消冰雪。映山红、报春来到，托人细说。海港元山东风里，淡淡绿烟一抹。鸥鹭远、天高海阔。默默港湾凝心听，手风琴、弹奏英雄彻。破阵曲，千万阕。

一首《永遇乐》献给边防战士《永遇乐》作者：谭晓斌峡谷奔流，山峰积冻，无限壮丽。险道通天，星辰可摘，身在空虚里。孤单帐幕，边风怒吼，刺面皮肤破碎。白石滩，高寒荒野，游人万年罕至。山皆头痛，阪皆身热，亦是汉家土地。身毒蠢蛮，狼贪鼠窃，跋扈争求死。先登陷阵，大呼梃击，丑虏应声倒毙。关刀立、红旗招展，边头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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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中秋祷祝》《庚子中秋祷祝》双双佳节至，国庆合中秋。但愿人皆乐，永无贫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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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赤水》群龙终得首，从此各翩翩。四渡出死地，神行云贵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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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香》《桂枝香》作者：谭晓斌苏河漫走。看民国晚清，工商渊薮。墨水早清，建筑交融新旧。四行仓库西墙破，谢中民、孤军曾守。当年淞沪，失亡无算，意图未就。是强盗、何分先后。况租界纵横，申城豆剖。黄浦公园，不内华人与狗。庙堂抗战无坚意，盼调停、迎来此咎。蓝营远去，红旗遍地，兵强国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