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恐惧———试析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与苏轼《卜算子》的精神内涵 【内容摘要】《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与《卜算子》分别是俄罗斯近代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和中国宋代文豪苏轼的两首抒怀咏志的作品。虽然他二人在时间、地域和创作风格等各方面都相距遥远，但这两首作品却包含着相似的人生境遇和相近的思想内涵。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两首作品表现内容和思想内涵，探寻这两位艺术大师在这两首作品中展现出的对于生命体验的一种共鸣，即他们对于身处时代边缘与社会边缘的恐惧。【关键词】拉赫玛尼诺夫 《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苏轼 《卜算子》 每当听到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那如浪如潮的旋律，不自觉中总会莫名地想起苏轼那首著名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说来有些不可思议，因为这二人时间相隔千年，地域遥距万里，而且这两首作品都不属于同一艺术种类，非要将他们扯到一起，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然而本着“作者之用心何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精神，将二者作一比较也未尝不可。虽然不同的艺术种类，由于使用的材料不同，给人的艺术体验也各不相同的，但艺术表现在本质上仍然是相通的。拉赫玛尼诺夫与苏轼都是极具浪漫气质的艺术大师，代表着各自领域的极高成就，都是颠峰级的人物，而且他们又都有着起落无常的人生和坎坷艰难的经历，因此他们对于社会和人生必定有着不同寻常的认识和感受。而这两首作品有都作于他们人生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她们之间或许隐藏着某些内在的联系。一、两首作品的创作背景和表现内容苏轼这首《卜算子》作于宋元丰三年（1080年），即苏轼被贬到黄州的第一年。从“乌台诗案”中死里逃生的苏轼此时是亲友绝交，疾病连年，饥寒交迫，困苦不堪，其生活状态在他写给朋友李端叔的信中表露无遗：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①这段话与杜甫当年“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悲叹异曲同工，从一位万众瞩目的大文豪，到一个无人问津的乡间老头，一代文坛巨匠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地步，实在让人心寒不已。关于苏轼的词风，学界早有公论，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说：“东坡之词旷”、“东坡之旷在神”。可见东坡词多以豪放旷达见著。但是经历了这样一场无罔之灾，必定深刻影响他的性情和思想，在这种前提下写的这首《卜算子》就确实与众不同，写得如此哀婉凄美，历代评家对其评价极高，如黄庭坚说本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②词中没有具体地点，没有事情经过，连唯一的人物“幽人”都是那么的模糊，让人只感到一种朦胧幽怨的意境。苏轼以孤鸿自喻，既感自己如孤鸿般的冷落，又以其傲岸不群，不甘随俗来自况，慨叹了他幽居清冷的心境，道尽了他对世态炎凉和人生起伏的悲苦，包含着难言的孤独，其声情凄凄，让人为之动容。时隔近千年之后，同样背井离乡的拉赫玛尼诺夫写下了那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抒发着他心中无尽的寂寞与痛苦。《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完成于1934年，是拉赫玛尼诺夫在美国时期创作的。拉赫玛尼诺夫在十月革命以后，由于不理解革命，苏维埃政权一建立，他便带着深深的忧虑和不安离开了苏联，先到瑞士，后移居美国，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25年，再也没有踏上祖国的土地。初到美国的拉赫玛尼诺夫虽不像苏轼那样“深自闭塞，扁舟草履”，但其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离开苏联时身上仅带着2000卢布和一些简单行李。为了生活，他狂热地投身于音乐会演出活动，创作上却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十年时间几乎没有写一部作品，所以其精神上的孤独和痛苦与苏轼当时的感受是颇为相似的。

于是，当他惆怅地仰望异国的星空时，便与帕格尼尼产生了共鸣。帕格尼尼是意大利早期浪漫主义作曲家，也是音乐史上一位伟大而富有传奇性的小提琴家，他卓越的演奏技巧，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和拉赫玛尼诺夫一样，帕格尼尼也是远离祖国，孤独悲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这种同病相怜之感，促使拉赫玛尼诺夫采用帕格尼尼《a小调第24首小提琴随想曲》为基础，以钢琴协奏曲的形式，创作了这首极具戏剧化情绪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借以抒怀。帕格尼尼的那首随想曲，以其动人的浪漫气质、简洁精练的音乐语言和挥洒自如的艺术才思，曾经吸引了众多音乐家的目光，拉赫玛尼诺夫也从中获得了灵感，以他极具诗人气质的浪漫情怀，对帕格尼尼的原作主题作了广阔而深刻的发展，将其所蕴涵的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作品既有浓重的阴暗色彩，又有辉煌的明朗音调；既有狂暴的肃杀气氛，又有温暖的抒情诗意，以一股强大而坚韧的力量，直指人们心灵深处，让人回味无穷。在这首作品中，除了帕格尼尼的主题外，拉赫玛尼诺夫还采用了另外一个主题，那便是中世纪天主教歌调——《愤怒的日子》。熟悉音乐史的人对《愤怒的日子》并不陌生，它出自著名的“格里戈利圣咏”中《末日的审判》，这支古老的曲调直接描写死亡和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勾画出世界末日审判的森严、宏伟。于是，《愤怒的日子》便常常被音乐家们作为代表死亡的严厉和神秘的固定形象，屡屡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拉赫玛尼诺夫由于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黑暗，空气沉闷窒息，人生命运曲折，而狭隘的世界观又使他看不到前途和希望，怀着这种悲观绝望的思想，他在许多重要作品特别是晚期作品中，都以不同的形式，采用了《愤怒的日子》这一死亡主题，以体现一种命运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的思想。在《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中，《愤怒的日子》这一死亡主题时隐时现又贯穿始终，就像可怕的命运、凶恶的死神一样，让人无法摆脱，只能听天由命。这种悲观忧郁的情绪与《卜算子》中的意境似乎又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印证。二、作品蕴涵的人生境遇和思想内涵《卜算子》和《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既然是两位大师在相似的背景和心情下创作的作品，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真诚展现，那么在作品的思想内涵上就必定有着某些共通之处。其一，他们都不容于他们所处的主流社会，倍感孤独和凄凉。苏轼所经历的那场改变他人生的“乌台诗案”，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纯粹是一场莫须有的闹剧，一群疾贤妒能的文化官僚对苏轼进行了围攻和诬陷，使用的都是“文字狱”的惯用伎俩，对苏轼的诗句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硬说他的诗词中流露了对朝廷和皇帝的不满和不敬，唆使神宗皇帝给他定罪入狱。至于围攻他的原因，其弟苏辙一语中的：“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而天真的苏轼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措手不及，糊里糊涂地就被定了罪，并险些丧命。幸而“皇恩浩荡”，神宗皇帝网开一面，才保住了性命，谪贬黄州。虽然在苏轼一生的数次被贬中，他都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并得到一些当地官员的保护，但不被主流社会容纳的失落和孤苦仍时时吞噬着他的心灵。到黄州的第一年，苏轼就写下了这首《卜算子》，可谓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词中的“幽人”与“孤鸿”是等同的，都是喻指苏轼自己，倾诉了他对自己受排斥和陷害的凄凉与无奈。同样，拉赫玛尼诺夫亦不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主流。音乐上，当其他音乐家都热衷于叛离传统、探索标新立异的新技术和新风格时，他却依然坚守着浪漫主义的阵地，采用传统的创作方法，强调以幻想性和戏剧性的音乐语言，和充满诗意的音乐气质，抒发个人内在的精神体验。他的创作也因此招来阵阵非议，不少人批评他的音乐方法陈旧，感情泛滥且流俗。政治上，作为正直的知识份子，他坚决反对沙皇的专制统治；但作为贵族，由于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彻底打破了旧的秩序，使他同样无法理解（同时，他的家产也被革命政府扣押），进退维谷中，他只有选择逃亡。

当然，他流亡美国与苏轼被贬黄州不能同日而语，他不是因获罪而被贬，生活条件也比苏轼要优越得多，但是，失去祖国，对于他无异于一种自我流放，同样是一种精神上的毁灭。更糟糕的是，当时他的作品在苏联国内遭到严厉批判并被全面禁演，他也成为国内不受欢迎的人。从他创作这部狂想曲之前与《音乐时报》记者的一次访谈中我们可窥测到他内心的沉痛：不管怎样，我有一副担子总像压在我双肩上。它比任何担子都沉重，我年轻时时候，不懂得这些，这副重担便是我没有祖国，我不得不离开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在那里我过了青春，在那里我挣扎、奋斗，而且经受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痛苦，最后在那里我终于取得了成就。全世界在欢迎我，胜利到处等待着我。只有一个地方，把我置身于门外，那就是我的祖国——俄罗斯。③所以，拉赫玛尼诺夫选择帕格尼尼的主题来创作音乐绝非偶然，他要借此表达自己有家难回而飘零海外的苦楚；在其间加入《愤怒的日子》的音调也不是灵光乍现的念头，他是要以此表达自己对现实不满和对前途无望的悲观情绪。这种情感，可以说与苏轼是不谋而合的。其二，他们都有着浪漫深沉的气质和孤傲不群的个性。苏轼与拉赫玛尼诺夫虽都身处逆境，举目无亲，倍感凄凉孤独，但作为极具浪漫气质和深沉个性的艺术大师，造就了他们超凡脱俗、孤傲不羁的风范，绝不会因挫折而随波逐流，更不会与庸俗小人同流合污。这两首作品都体现出他们的这种个性。《卜算子》最后那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是整首词的灵魂，其语言清奇，含而不露，语义双关，表明了虽无枝可栖却仍然傲岸不屈的精神，这使人想起了曹操那句“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感慨，苏轼那既孤寂又清高的风骨跃然纸上。然而正是这种寂寞，使得苏轼彻底抛开了人世的喧嚣，荡涤了心中的尘埃，可以在山水间深刻地反省自己，思考人生，感怀古人，从而成就了他的另一番文化伟业，于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就呼之欲出了。可以说，《卜算子》为它们奠定了精神基础。至于拉赫玛尼诺夫，关于他的非议大约有三条，一是诋毁他为不合时宜的浪漫主义遗老，二是谴责他的大型作品结构有缺陷，三为认为他的创作灵感随年龄增加而枯竭、衰退。然而拉赫玛尼诺夫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境界，一部《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就使得上诉非议不攻自破了。在音乐语言上，浪漫主义风格恰恰是他的成功之处，作品中那诗一般的旋律、幻想性的色彩、戏剧化的情绪，是在精神流放中对人世沧桑和变幻的感悟；在音乐结构上，更是细针密线，天衣无缝，其结构丰富而复杂，却又浑然天成，使得音乐更加动人心魄，犹如一幅幅深沉而宏大的画面，充满感人至深的力量；另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于他生命中的最后阶段（离他去世已不足10年），其高超的技巧，奔腾的乐思，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此后他还陆续创作了《第三交响曲》、《交响舞曲》等伟大的杰作，这无疑使得那些对他灵感衰退的批评成为无稽之谈。其三，他们都有着纯真的情怀和执着的信念。苏轼与拉赫玛尼诺夫，一个被他的朝廷所驱逐，一个被他的祖国所拒绝，这对于正直的知识份子是何其沉重的打击，古今中外，无不如此。但他们都没有因此而消沉，依然保持着他们的纯真情怀，而且更加执着坚定。苏轼来到黄州后，深刻反省了自己的前半生，对人生也有了一种顿悟，使他更加无悔和无畏。在他写给李常的信中，表明了他的这种信念：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虽怀坎燷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④这段话让人想起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慷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亘古不变的洒脱和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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