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豫，男，３０岁
原阳县二职高（农中）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４日
上大学时我开始接触诗歌，好写，跟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文学社，我是社长。那时候年轻人可有热情啦，经常是写写稿，讨论讨论诗，还办了个刊物叫《吉他声》。我的第一首诗叫《墨镜》：“带着墨镜我看清别人别人看不清我”。后来参加咱省里的“黄河杯”文化艺术节，我有首诗获奖了。当时我在《新乡日报》、《青年导报》、《新乡师专报》也发了有一二十首诗，还被吸收为新乡市作协会员。
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原阳县农中，咱也不是说不留恋大城市的生活，但心里又想：搞文学创作哩，家乡的生活比较适合自己吧，就回来啦。
农中偏僻得很，在黄河野滩上，往南走一二里就迈到黄河里头了，交通不便，不通车。但是我喜欢那种寂寞的环境，上完课后就在小屋儿里写，没课时候就到黄河边看黄河，感受黄河的那个波涛，看黄河坝上的柳树，还有些鸟从水面上飞过，好多都写到诗里边了。那时候住校，也没啥生活负担，一门心思投入到诗歌创作中。有时夜里１２点了，躺到床上想起啥好句子，拉着灯就写下来。
后来感觉这诗是越写越艰难了，发表也比较困难。我觉得诗不应是藏在深闺无人问，应该是得到别人承认，就拿一些诗稿去报社杂志社，但好多编辑都说现在诗歌比较难发，说你可以写些散文啊，一些比较流行的散文，像咱省里的诗人，有的就开始写男孩女孩啊，流行什么样的男人
啊这
一类的文章。我觉得这不太好，真正有责任感的诗人不应去关注那些。诗歌属于理想化的东西，像当时我从学校回来也是有点儿理想化但我觉得理想化是比较
正确的
吧对自己的人生是很有帮助的。
唉反正我也可以说是自己放弃了。我并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外界对我的影响比较大。那时候家人一直催着让我结婚，２５岁在农村算比较大了。恋爱的时候也写点儿爱情诗。跟她认识有一年就结婚了。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谁知我和她的婚姻却成了诗歌的坟墓。那时候她爱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会写诗。可结婚后她对诗的态度全变了，说什么破诗，还不如哼哼流行歌曲哩。还说写诗能换回多少钱，一个月发不了一首，就那稿费还不够买一瓶洗发水，气得我直想揍她。一年后又有了小孩儿，整天这生活把你弄得焦头烂额的，原来那个氛围全给打破了。俺爱人课也多，孩儿没人引，非得把我俩的课错开。工资也确实微薄，乡里还拖欠，要再找个保姆也不可能。整天洗尿布、屎布，那个腥臊味呛得你根本没法儿保持那种很纯净的心境了。
其实我对诗歌一直是很留恋的，虽然不写了，但那时还在看，订了《星星诗刊》、《诗刊》。到后来连看也不看了，就好像跟初恋的情人分手以后，很怕再去面对她，好像你负了她，再见面很不得劲儿。结婚三年，离诗歌越来越远了。中间写过一些新闻报道，这个来得快，只要有了，拿来就写。新闻稿发了几篇，还有发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但是感觉不太合乎自己的追求，以后还是得搞文学创作。
我现在比较渴望的是啥哩？（回首望妻）在跟前哩，说啥哩，算！实话实说。想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让我工作之余可以安下心写东西。你看俺这小屋，四合一，厨房，会客室，卧室，书房，综合治理办公室。这个写字台我在上面很少写东西，因为开灯怕影响她休息，晚上有时候想写东西，就拉上帘趴在外面椅子上写。
好在如今小孩３岁了，能自己在校园里玩，我打算重新开始。诗歌可以说是我心灵的家园，我要重新修建自己的家园。我给你念几句已故诗人海子的诗——
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的泪水来浇灌家乡平静的果园生存无须洞察大地自己呈现用痛苦来重建家乡的屋顶
（记录：李若）

我只受这三回骗
曹保印，男，２７岁
平顶山市理工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２日
大四时，历史系的汪老师找我们系黄老师帮他编一套《世界散文经典》。当时黄老师特别忙，他和我关系特别好，信任我，就把这个活儿让我干了。大四我干了整整一年，暑假都没回家，她（女友）帮我查资料，我写评介。汪老师说让我当副主编，其实这套书四卷的选编作品、跋，完全是我一个人干的，光序就写了一万多字。
我把书稿整好后给了汪老师。出版社出了校样，我又按照原稿校对过一遍。毕业前一个多星期，我去找他问情况。他说这两年散文出得太多，出版社把计划取消了，啥时出版啥时再跟你联系吧。
到平顶山工作了一年多以后，一天我去书店买书，看到一套《世界经典散文》，毕竟我对这些很熟悉，就想看看人家是怎么编的。打开一看，竟然就是我编写的那本！连我当时没发现的作家生平中的错误都没改。但书上没我的名字，也没通知我，没有赠样书，没有付劳务费，什么都没有。
我买了一套书带着去师大找黄老师。黄老师一听很生气，说，走，走，我跟你一块儿找他去。可汪老师不承认，说是他们重新编的。
亏就亏在当时复印的材料太多，毕业时带不走，我想反正书都出了样儿，底稿也没用了，就当废品全卖了。我要告汪老师，可手里没证据。黄老师说，你要告，我可以作证。可我想，咱毕业了，黄老师他们还在一个学校里，早晚碰面也不愉快，就算了。这是我第一回上老师的当。
工作后我除了教学还负责文学社，有１００多个同学。他们学习上、心理上有什么问题，总爱找我咨询。我就想把我跟他们谈的整理成一本书给学生读，不是比我一个一个去说效果好得多？１９９６年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写了一本《天生我才必有用——和职高生谈心》。
那时我还在平房住，夜里三四点了还亮着灯，我们学校的一位领导就常在窗外问我，小曹干啥呢？三更半夜还不睡？我说，写东西呢。他说，写好了给我看看吧。我说，行。我觉得领导挺关心咱，还想请他帮我找市里的名家写个序，想办法把书印出来。我一写完就送给他看。
过了一个月，我去问领导觉得写得怎么样。他说把书稿放在办公室抽屉里就出差了，回来一看，书稿不见了。我不相信。你是领导，谁敢到你的抽屉里拿东西？我连上他家两趟，还拿着礼品，像求他似的。可他说就是丢了。唉！将近２０万字的书稿连个底儿都没留。
领导５０多了，还不是高级职称。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一位老师对我说，你太傻了，假如他没弄丢呢？什么时候他修改修改，再以他的名义出版，你也没什么办法。
后来我开始为晚报写民族文化方面的系列文章，领导又要看稿子，我说，你留意看报纸吧。
由于我在晚报写专栏文章，去年５月，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姓朱，通过晚报的编辑打听到我的电话，请我写篇文章，对他和他们学校进行宣传。朱校长说，你只管写，写好了我付给你五六千块的报酬。
文章写好了，有一万多字。朱校长看了说，噫，写得好！比以前写我的文章都好。过了一个月，他又说，他让市领导和一些作家看了，人家都说水平不行，不能发。我想那就算了。
这时候，６月２０日的《教育时报》４版发了我一篇散文《一曲难忘》。收到样报后，往前一翻，我一下子全身发凉。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儿，这一期３版整版登的就是我写朱校长的那篇文章！题目改了，内文一个字都没动，署的是另外两个人的名字。
我当时拿着报纸去找朱校长。他说，我不知道这回事呀，可能是秘书拿去的。我说，不管谁拿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你就该付给我报酬。他说学校现在没有钱。后来我再也找不到他了，打电话明明听出是他的声音，那边就把电话挂了。我想打官司，想想又算了，自己为这个不太好的人写文章吹，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儿。
我总共受了这三回骗，骗我的不是老师，就是领导、校长，真是让我很灰心。转过来我又想，我一定要做个正直诚实的老师，不让学生受骗。
１９９６年那部书稿丢了后，我一气之下买了台电脑，你就是再给我弄丢了，电脑里存的还有。我还仔细地学了《著作权法》，要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我只能受这三回骗，以后谁也别想再骗我。
（记录：刘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