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尚书》中的记言文字，已初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 逐步形成，跟百家争鸣以及诸子散文的出现和发展相一致。《论语》创立的语录 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了《孟子》的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丰 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中的专 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第一节 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　　语录体和韵散结合体 对话体和寓言体 独立成篇的专题论文　　先秦时期，说理散文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儒家和道家的代表著 作《论语》、《老子》，以其弘深的思想，词约义丰的写作特点，对后世说理散 文有广泛的影响。　　《论语》记载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 再传弟子纂录而成。《论语》编辑成书在战国初年。《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 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 主题。作为说理文，《论语》还很幼稚。不过，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 《论语》中已有萌芽。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是记录孔子的只 言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 的、形式完整的篇章。书中也有些较长的段落，如《先进》篇中“子路、曾皙、 冉有、公西华侍坐”，详细记载孔门师生间的一场谈话，叙述清楚，有一定描写， 表现了人物的不同个性，作为叙事记言文字，比较成功，但与说理文显然还有一 定距离。而《季氏》篇中“季氏将伐颛臾”里孔子的几段话，针对性强，层次清 晰，具有说理文的某些特点。《论语》这种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 秦说理文的体制。但语录体并不是《论语》文学价值的主要方面，《论语》的文 学色彩在于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　　《论语》只记录了孔子广告的一些片断，而非孔子一生的完整表现，但《论 语》在对孔子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记载中，表现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 象。此外，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 道的颜回、联盟机智的子贡等。但辑录者本意并非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 语录体写人毕竟也有局限。《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 的道理。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等等，形象简约地表达了深刻的哲理，令人回味无穷。《论语》中 充沛的情感和丰富的语气词，使其语言更为委婉。如“子曰：‘贤哉，回也！一 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 也》）简短几句包孕了真挚的情感，以及对颜回安贫乐道自在心境的赞赏。又如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矣”、 “也”等语气词的使用，把对自身的无限感慨和对周公的无限思慕，表现得意味 深长。　　《论语》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说理，形象隽永的语言，使它成为先秦说理 文主要的形态。《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是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 态。与《论语》出于孔门弟子纂录不同，《老子》主要是老子自撰，它集中反映 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老子》比《论语》更具抽 象思维特质，它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 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是“道”，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寻万物本源时，并未忘怀现 实人生。《老子》一书中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其文 章犹如一组辞意洗炼的哲理诗，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 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像诗，也像歌谣，常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如 第六章描写“道”孕育万物，生生不息的情状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 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以形象的比喻表现玄妙的哲理，文 气跌宕流畅，句式连环相对。虽然就说理文文体来说，《老子》还缺乏充分展开 的论述，还不是结构完整的说理文，但它和《论语》都以注重情感和形象性，奠 定了先秦说理文的基本特征。

　　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散文 也是语录体，篇题仍是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论 述。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 成了对话体的论辨文。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 则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中反映墨子的主要思想和代表 其说理风格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１０论。这些篇目 的标题都概括了论述的中心思想，也许是编辑者的加；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 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大量的“ 子墨子曰”，表明这些仍是墨子后学对墨子讲学之辞的记录。只是这些语录，段 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 单联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庄子》中 的许多篇章虽然围绕论题仍有不少对话，但许多篇章整篇不是问答式的对话结构， 而是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 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战国末期，《荀子》、 《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荀、韩之文，往往是长 篇大论，有一个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 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表明我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从此以后，专论体成为 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第二节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孟子和《孟子》一书 缜密纯熟的论辩技巧 气势浩然的文风　　《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前３７２－前２８９）的谈话，是孟子和其 弟子共同所著。该书反映了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 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千百年后，人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孟子的个 性、情感和精神，看到一个大思想家的鲜活形象。这正是《孟子》千百年来一直 具有无究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游说诸侯，进行政治活动，宣传自己行王道、施 仁政的政治主张，是孟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内容。在此过程中，孟子表现出鲜明的 个性特征。孟子初到齐国，齐王以有病为托辞，不亲自来咨询政事，而是派人召 见他，孟子也辞以疾，不去朝见。次日却出吊东郭氏，故意表明自己其实并没有 病。齐王派人来问病，孟仲子一面替他周旋，一面要求孟子不要回家，赶快去朝 见，孟子仍然不去（《公孙丑下》），坚持非礼之召则不往，表现出傲岸的个性， 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士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孟子仕于齐，极力向齐宣王宣传 自己的“仁政”理论，希望齐宣王推行“仁政”，让黎民百姓不饥不寒，从而实 现天下大治。这种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藐视统治者，鄙视权势宝贵，希望 能够消除世乱，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热忱，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原因所在，也是孟子 精神世界最具闪光点的方面。正是这种精神境界，才使他具有刚正不阿、大胆泼 辣的个性特点。书中还记录了孟子和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论辩。在这些论辩中， 孟子攻乎异端，感情毕露，有明晰的说理、逐层的批驳，层层进逼，气势凌人， 也有偏激的言词、幽默的讽刺，甚至破口大骂，同样反映了孟子激越的情感和刚 直的个性。　　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特征。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滕文公下》）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 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事实上，好辩不仅是《孟子》的特征，《墨子》、 《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莫不如此。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 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墨子》采用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其论辩 中的逻辑思辨色彩，对先秦说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墨家重质轻文， 《墨子》文章质朴无华，缺乏文采，不够生动，从而使其论辩文虽逻辑严谨，文 学意味却不浓。《孟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也许不如《墨子》严谨，但却更具 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

　　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曾作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但却鄙弃荣 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 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 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庄子人生就 是体认“道”的人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精 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短暂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翱翔于“无何有之乡” （《逍遥游》），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 界（《大宗师》）。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 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　　《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天下》）。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 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文”（《寓言》）。 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 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 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庄子》一书，大 都是用“三言”形式说理。这三种形式有时融为一体，难以分清。“三言”之中， “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庄子》内篇及外、杂 篇中的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的主干。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天下》）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 以捉摸。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铺张渲染，从鲲 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的内容，并非作品的主旨，只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来 陪衬、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而“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这个题句， 却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庄子》结构线索上的模糊隐秘，并不意味着文章结 构缺乏内在联系，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 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立的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在一起，融为一个有 机体。《逍遥游》的主题是追求一种“无待”的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文章先为 主题作铺垫，然后是主题的阐发，最后结束在至人游于无何有之乡的袅袅余音之 中。内篇中的其他作品，也是在明确的内在主旨的统领之下，以各种各样的寓言， 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的展示，最后完全避开逻辑推理下判断，而以 抒情诗般的寓言作结。《庄子》内篇，可以说是哲理抒情散文。　　《庄子》一书的文学价值，不仅由于寓言数量多，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 集，还在于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 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庄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玄妙， 具有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来直接表达，不如通过 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象征暗示。同时，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万物，万物等 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且，庄子认识到了时间的无限，空间的无 限，宇宙的无穷，他不仅站在个人的立场看待世界万物，也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 世界万物，因而，《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 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北溟之鱼，化而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任公子垂钓，以五十头牛为 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期年钓得大鱼，白浪如山，海水震荡，千里震 惊，浙江以东，苍梧以北之人，都饱食此鱼。（《外物》）宏伟壮观，惊心动魄， 写尽大之玄妙。杯水芥舟，朝菌蟪蛄（《逍遥游》），蜗角蛮触（《则阳》）， 曲尽小之情状。而骷髅论道（《至乐》），罔两问影（《齐物论》），庄周梦蝶 （《养生主》），人物之间，物物之间，梦幻与现实之间，万物齐同，毫无界限， 想象奇特恣纵，伟大丰富，“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 要》第三篇“老庄”）

　　《庄子》诡奇的想象，是为了表达其哲学思想。“寓真于诞，寓实于玄” （《艺概·文概》），是《庄子》的主要特征。南海之帝儵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 答中央之帝浑沌的款待之情，为其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想 象多么奇特大胆。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地说明了“有为”之害。“颐隐于脐，肩高 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脾为胁”的畸形形象（《人间世》），怪诞而不 可思议，所要表达的是忘形免害、无用即大用的思想。《庄子》中奇幻的想象， 不仅形象地表达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充满批 判精神。蜗角之中，触氏、蛮氏相与争地，伏尸数万，旬有五日而后返（《则阳》）， 想象夸张之奇，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正是战国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 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曹商使秦，得车 百乘，得意忘形，刻画了不择手段，谋取利禄，追求荣华富贵的小人嘴脸。舐痔 破痈，正是对这种小人最为辛辣尖刻的讽刺（《列御寇》）。而像“儒以诗礼发 冢”（《外物》），对儒家诗礼的揶揄，也与圣知之法为大盗守的批判相一致 （《胠箧》）。“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语，骨里却尽有分数。”（《艺概·文概》） 《庄子》奇丽诡谲的艺术形象，是其哲学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其深沉情感迂回 曲折的流露。《庄子》作者尽管主张忘情寡欲，心斋坐忘，但也有强烈的个性与 感情。楚狂接舆歌中，表现出生于乱世的绝望和悲哀（《人间世》）；匠石运斤 成风，流露了诤友惠子去世后，高山流水，无人再赏的孤独和寂寞（《徐无鬼》）。　　《庄子》以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构成了瑰玮諔诡的艺术境界，具有 散文诗般的艺术效果，但《庄子》毕竟是哲理散文，和其他诸子说理文一样，属 于议论文。只是它的说理不以逻辑推理为主，而是表现出形象恢诡的论辩风格。 《庄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 述。较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 形象的寓言故事中，去体味、领悟其中的哲理。而在论辩过程中，往往又表现出 作者精辟的思辨能力。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如齐是非、 等寿夭、合同异等等，从形式逻辑上来说，都近于诡辩。《庄子》中一些比较纯 粹的议论文字，则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但若 仔细考察其推论过程，在逻辑上并非十分严密。如《马蹄》、《骈拇》、《胠 箧》等篇，都以一个假言前提为基础开始论述，但这些假言前提与推导出的结论， 事实上并无必然的联系。《庄子》的论辩，与其说读者是被其逻辑推理所征服， 不如说是被奇诡的艺术境界、充沛的情感所感染。如《逍遥游》末两段，庄子与 惠子辩有用无用，均为寓言。惠子先说大瓠“无用”，庄子认为他是拙于用大， 又在寓言中再套寓言，以“不龟手之药”，说明“所用之异”，无用即为有用。 惠子再以大樗为例，说明庄子之言“大而无用”，庄子以狸牲跳梁，死于网罟为 例，说明汲汲追求有用之害，然后是一段抒情意味十分浓厚的结束语：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 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因苦哉？　　不仅回答了惠子的“无用”之辩，而且十分形象，情感浓郁地描述出全篇所 追求的心灵自由，精神无待的至人境界，真是得鱼忘筌，大辩不言。这样的辩论， 超越了形式逻辑的规则，进入了“无言无意之域”。正因为这样，庄子哲学充满 了诗意。　　《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 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清人方东树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 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卷十二）庄 子的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 如《齐物论》写大风：

　　《韩非子》说理散文，最具文学意味的还是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的寓言故事。 寓言在《战国策》、《孟子》中还只是偶一用之，在《庄子》中虽连篇累牍，但 都为阐明一个中心思想，寓言仍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 韩非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 言故事集。像《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都是 寓言专集。《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 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和《庄子》中奇幻玄 虚、怪庭神奇的寓言故事，风格截然不同。韩非寓言形象化地体现了他的法家思 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他也像庄子一样，取材于历史，让历史人物说话， 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比如孔子，在《庄子》和 《韩非子》中都一反其儒者面目。《庄子·人间世》和《大宗师》中论心斋和坐 忘的孔子，是一个醉心于道学的形象；《韩非子·内储说上》主张释赏行罚的孔 子，则是冷峻的法家形象。而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更是韩非对社 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如“郑人买履”、“郢书燕说”（《外储说左 上》）等具有的讽刺力量，“矛与盾”（《难一·难势》）等表现出的哲学智慧， 都是韩非寓言思想深度的反映。　　题材的平实，使韩非寓言不像庄子寓言那样恢诡谲怪，但韩非寓言在艺术上 并不平淡，而是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 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如《外储说左上》“棘刺母猴”：　　燕王征巧术人。卫人请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说之，养之以五乘之奉。王 曰：“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 食肉，雨霁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因养卫人，不 能观其母猴。郑有台下之冶者，谓燕王曰：“臣为削者也，诸微物必以削削之， 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王试观客之削，能 与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谓卫人曰：“客为棘刺之。”曰：“以削。” 王曰：“吾欲观见之。”客曰：“臣请之舍取之。”因逃。　　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跌宕生姿。三个人物各侧重其性格的一端，燕王的昏庸， 卫人的狡猾，冶者的聪明，都表现得单纯鲜明，生动逼真。《韩非子》中的许多 寓言，千百年流传不衰。“守株待兔”（《五蠹》）、“矛与盾”（《难一》）、 “滥竽充数”（《内储说上》），以及“郑人买履”、“画鬼最易”、“买椟还 珠”（《外储说上》）等等，都以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 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第五节 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　　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和形象化的说理方式 影响后世的创作风格 提供了丰 富的文学语言范式　　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先秦说理散文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儒、道为 代表的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 作品的审美风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石之一。　　先秦说理散文是我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 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章学诚认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 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说战 国时文章已变尽，未必符合实际，但后世的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 或萌芽则是无疑的。先秦说理散文不仅标志着说量议论文体的成熟，而且也包孕 了寓言、小说等因素。　　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早期的语录体和对话体，虽不是我国说理文 体制的主流，但后代不乏类似之作。从扬雄模拟《论语》而作的《法言》，到后 代的佛教语录和理学家语录，都与《论语》一脉相承，而以问答的形式进行论辩， 在后代说理议论文中，也不乏其例。成熟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文，更是我国 说理文的主要模式，不仅在体制上，而且在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 影响。

　　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但无论是表述对自然和人生的理性 认识，还是阐发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 还灌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 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使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 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不仅后代哲理政论文受其影响， 颇有文学因素，而且，后代以描写抒情为主的文学散文也由此而孕生。　　先秦说理散文中大量的寓言，本是为说理而存在，但由于其自身深厚的意蕴 和生动形象的艺术特征，所以能够脱离说理文字而独立，由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其中的优秀之作，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 作用。同时，先秦说理散文中，以对话的方式描写人物，也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可 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先秦说理散文大都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风格 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在后代许多文学巨匠的作品中，都可以 看到不同风格的先秦说理文的影子。《孟子》之文深得唐宋古文家的推崇，他们 的创作，亦深受孟子文的影响。“韩文出于《孟子》”，“东坡文亦《孟子》”， “王介甫文取法孟、韩”。（均见刘熙载《艺概·文概》）韩愈、苏轼等人的文 章气势磅礴，显然与孟子文章有密切关系。苏洵曾自评其文得“孟、韩之温淳” （苏洵《上田枢密书》）。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创 作中都有所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都和庄子思想及 庄子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从曹植的《髑髅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之类文 章中，都可以明显看出《庄子》的文风。唐代诗人中，李白超拔的想象力，豪放 飘逸、意象奇特、大胆夸张的诗风，与《庄子》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文学家 中，苏轼最得《庄子》散文的神韵，刘熙载以为苏轼诗“出于《庄》者十之八九”。 （《艺概·诗概》）岂止是诗，东坡的文和赋，也多从《庄子》来。古代小说戏 曲创作也深受《庄子》散文艺术风格的启示。从具有浪漫幻想色彩的《牡丹亭》、 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到《庄子》散文艺术精神的灵 动表现。《荀子》和《韩非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较《孟子》、《庄子》稍逊。 但在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荀文的风格。《韩非子》 在先秦说理散文发展史上，处于集大成的地位，后代说理散文在体式上大都不能 出其范围。其散文风格，在后代许多作家的议论文中，也有表现，如柳宗元、王 安石等人的文章，都是学习韩文的。　　孔、孟、庄、荀、韩非等先秦诸子都是语言大师，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 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举凡 后世常用的语言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文中，都 已有成熟表现，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后世文学中或平实质朴，或华丽雕 琢，或婉约隽永，或放纵恣肆的语言风格，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可见端倪。而先 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其中有不少至 今仍活在现代语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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