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作者：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 李孝迁。

【内容提要】：在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法人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曾发挥重要的作用。“五四”前后，此书传入中国，借助各种途径，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原论》不仅作为当时各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法性质课程的教材，而且成为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范本之一。胡适、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的史学思想均有《史学原论》的烙印。《史学原论》所提出的各种观念或规则在传播过程中，被接受者根据个人思想取向加以分解重组，沉淀在专业史家的日常实践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基础。近代中国史家不论对《史学原论》表示欢迎还是批判，事实上都仅彰显了它的史料学面相，而忽略了“撰写历史”才是其核心关怀，由此误导中国现代史学偏向考据一途。
【关键词】：史学原论/胡适/傅斯年/接受/中国现代史学

在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1897年法国朗格诺瓦(Ch.V.Langlois)、瑟诺博司(Ch.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论》①风行欧美，被誉为“英文中讨论史法之唯一名著”②，译介到世界各地，对各国史学专业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此书三百余页，简要阐述治史之步骤，使治史者有法可依，不仅是“法国几代学生学习史学方法的标准教材”③，而且也被中国各大学选作教材，在中国风行了近半个世纪。20世纪上半期中文世界有关史学方法的论述，具有浓重的Introduction烙印。Introduction所确立的观念和规则，在译介过程中被接受者加以分化重组，沉淀在专业史家的日常实践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学术界既有研究对此书关注很不够，不仅对其成书的学术背景缺乏了解，而且对Introduction史学思想特质没有全面的认识，往往陷于一孔之见。本文拟从接受史角度，通过钩沉相关史料，集腋成裘，以期说明此书在民国史学界受与拒的具体情形④。

一、文本与读者
　　20世纪初，Introduction译介至日本，先后有两种日译本：(1)《历史研究法纲要》，村川坚固、石泽发身合译，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1年出版；(2)《历史学入门》，高桥巳寿卫译，东京人文阁1942年出版。在中国，史学专业化起步比日本晚，Introduction至“五四”前后始引起中国史学界注意。彼时在西方学术的刺激下，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史的呼声甚嚣尘上。时人普遍强调整理国史需要科学方法，而他们心目中所谓科学方法，大体是指“西法”，而不是“土法”即传统的乾嘉考据方法。诚如1920年陈衡哲所说：“现在中国的学界对着西洋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有一种十分诚切的要求”，希望“把最新的历史方法来研究我们本国的历史”⑤。对史学方法的自觉需求，是近代中国史学专业化刺激的结果。陆懋德曾说：“今人欲修史学，自当以史学方法为始”，“史学家必须经过一种专门技术之训练”⑥，“凡作史者必如此而后为专业化，凡历史必须专业化，犹如一切科学皆须专业化”⑦。民国时期各大学历史系普遍开设“史学方法”课程，被教育部定为专业必修课⑧，多以Introduction为教材，甚至到1970年代为止，此书中译本仍是台湾地区各大学历史系的史学方法教科书。
　　民国史坛关于史法知识来源大体有三端：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Introduction、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伯伦汉(E.Bernheim)史学方法著作⑨，但只有Introduction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拥有大量的读者，其他著作不能与之比肩。首先，它很早就有英译本(1898)、中译本(1926)，稍后又有何炳松选编本(1928)，读者取阅方便；相反，伯伦汉著作名望最高，但系德文著作，长期没有英译本，中译本又较晚出版，等到1937年中译本问世后，读者寥寥，反响甚微。同样，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虽最早传入中国，但一直处于隐性传播，受众面也不如Introduction之广⑩。其次，Introduction三百余页，篇幅适中，行文简洁，面向普通大众，被中国史家广泛采为教材用。而伯伦汉著作增订之后长达八百余页，“繁重难读”(11)，不免曲高和寡。Introduction作者批评“它撰述所用的语言和它的编排形式，使得它对绝大多数法国读者来说，是难以明白的”(12)，何况对中国读者来说更是困难。再次，就内容来说，Introduction将治史程序做了简约化处理，重史料搜集批判，拒斥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契合民国史坛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风气，后者为Introduction流行提供了适宜的学术环境。
　

　Introduction在民国史坛的流行文本主要有三种：其一，英译本。法文本出版的翌年，1898年G.G.Berry译成英文出版，“五四”前后传入中国，许多中国史家读过英译本。其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李思纯译本，题名《史学原论》，此后多次再版。李译本采用文言，删除原著注释，译文虽略有小疵(13)，然大体可读，讲授者不以李译本为课本，即以之作参考教材(14)。金陵大学开设“历史研究法”，讲授历史之重要原则、编纂方法，尤注重史材之分析，研究史学家之理论，并选读其名著，所用教科书即李译本(15)。再如洪业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开设“初级历史方法”课，要求学生细阅李译《史学原论》、何炳松《通史新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6)。其三，英文本《历史研究法》(“社会科学名著选读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系何炳松据英译本选编而成。全书共十章(17)，首附何炳松所撰中文导言，说明史学之性质、中外史学之异同，正文难解字句加中文注释，以便读者。
　　中国读者通过接触Introduction法文本，或英译本，或中译本，或何炳松选编本，对他们的史学思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正面影响。徐炳昶回忆说：“民国成立以后，我又到法国留学。当民国四年，我才读到法儒Langlois和Seignobos合著的《史业导言》(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及其他历史方法论的书，才晓得对于史料必须要用种种方法，慎重批评和处理才可以达到科学的历史的目的。在此以前，我觉得我对于历史的事实知道的颇多，自此以后，我才感觉到毫无所知！因为这些全未经批评的史实，尚未足以言历史知识也。我今日对于各家的历史、历史方法及历史思想的著作，虽然也读过一些，但是对于我个人影响之大，再没有超过于《读通鉴论》、《宋论》、《史业导言》以上者。”(18)徐炳昶回国之后，曾翻译Introduction(19)。十年之后，青年学人曹聚仁在上海读到中译本《史学原论》，跟徐炳昶有相同的阅读感受，谓“这正是先获我心”(20)。1932年夏鼐在清华大学认真研读Introduction中译本和英译本，谓：“这书原文是名著，值得一读，但译文殊生硬，借得英译本作对照，略改几字”(21)。
　　齐思和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他事后追忆：“在大学的史学方法班上，我又读了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家朗古鲁和赛尼保二人合著的《历史研究导言》。这部书是资产阶级历史学方法论的基本书籍之一。当时我感觉到这书中所讲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如搜集史料、研究版本、校勘文字、考证事实的方法，和清人的考据方法也差不多，但是比清人讲的更加透辟，更加有条理。因此，一方面我对于书中所讲的很容易接受，以为是分析入微，一方面把这洋考据学和自己所学到的中国旧日的考据学结合起来了。这书中的第一句就说：‘历史学是研究史料的科学，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下面又着重说明外文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性。读了这本书以后，使我对于外文和史料更加重视起来”(22)。齐思和当年所修史学方法这门课，讲授者是洪业，他要求学生阅读《史学原论》《通史新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对学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但齐思和只是把上述诸书作为入门，并非奉为颠扑不灭的真理，主张要了解西洋史学，必须细心研究他们的史学名著，“绝不是仅看一两本鲁滨逊《新史学》、朗古鲁和塞尼卜二氏合著《史学方法导言》之类，便可轻谈，更何况这两种书的内容已经陈旧，不能代表现代西学呢”(23)。
　　至于何炳松选编本，流传似不及李译本之广，但也有不少读者，胡道静回忆说：“法国朗、瑟二氏《历史研究法》的英文本，经柏丞先生加以选录，并作注释……这对于我们不是外国史专业的学习者带来一个很大的方便。朗、瑟二氏之书着重论述了历史研究上的方法问题，概括了前人的经验以及他们自己的见解，平正朴实地阐明了历史学家在进行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和方法，从搜集资料起步，进入‘外证’(鉴别资料版本的真伪)和‘内证’(推敲原材料作者的处境和心态，辨别他所提供的材料是否属实)的探索，然后综合历史事实，写成史书。对这一系列的工作都作出了严格的方法论上的规定，列举事实，条分缕析，论点鲜明，说理透彻。使人读之，启益甚大。对于我们从传统的考证学问钻出来的人，总是感觉‘身影相随’，这些方法多多少少是从事历史考证工作中所经常使用的，参稽比附，十分亲切。可是也发现了我们没有系统的方法论的论述，零敲碎打地在胡同里转圈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到此才占领了高地，一览辽廓，而且也深刻地体会到方法论的指导意义”(24)。这些读者的阅读体验，生动说明了史料学的训练是培养职业史家的必备条件。

二、接受与重组
　　Introduction在中国的接受情形，可从四方面加以说明。第一，中国青年学人随瑟诺博司治史者不少，且以Introduction为教材，积极推广师说。中国史学界早期对瑟诺博司所知不多(25)，但“五四”以后不少青年学生如李璜、李思纯、周谦冲、陈祖源、黎东方等赴法留学，从他治史，大半缘于Introduction后来在中国史学界声誉盛隆之故。瑟氏的中国学生先后回国，执教于各地大学历史系，把老师许多历史作品译成中文出版(26)，且多被选为大学教材，扩大了瑟氏在中国的影响，而伯伦汉、坪井九马三皆无此良缘。
　　李璜1918年底赴法留学，跟随瑟诺博司研究史学，获
巴黎
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22年他在法读书期间撰写《法兰西近代历史学》一文，发表在国内杂志《少年中国》上，叙述19世纪以来法国史学发展概况，尤其对瑟氏等人的“写实派”多所着墨。1924年李璜回国，先后任教于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祖述师说。1925年他在北大开设“历史学”一课，讲述近代欧洲的历史研究法，使治史者了然历史材料的搜集、批判及综合等工夫，着重阐述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27)。从现存当年讲义来看，他以参考法人著作为主，尤其是《历史学方法概论》一篇可视为Introduction之“导读”，简而得要，颇能反映原著的核心观点。李思纯1919年9月18日偕同李劼人、何鲁之、胡助等人赴法留学(28)。李思纯在巴黎大学攻读历史学和社会学，师从瑟氏学习史学方法。1923年夏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教授，讲授宋辽金元史和史学方法等课程。黎东方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1928-1931年留学巴黎大学，随瑟氏研习史法。他回忆说：
　　我在巴黎大学图书馆找出塞诺波先生与朗格罗瓦先生所合著的《历史研究入门》的法文原本，仔细地重新体会一番。此书的英文译本，我早就在清华念过一遍(是在北京饭店的西书柜台上买的)。我作了塞诺波先生的极少数的忠心学生之一。他老人家名满天下，而课堂中的学生寥寥可数，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徒子徒孙多半已功成业就，散在各方，这一代的后生小子反而对他颇为陌生，有眼不识泰山。另一个原因是：他老人家年逾古稀，牙齿脱落了不少，发音不甚清楚，又喜欢旁征博引，一段一段的拉丁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背诵如流，颇有“六经皆我注脚”之概。有根底的，当然越听越佩服；没有根底的，听了一次，下次便不敢再来。于是，课堂中很少满二十人。(29)
　

　黎东方接受瑟氏史学，是受了清华大学西洋史教授孔繁霱的影响(30)。孔繁霱曾留学欧美，专治史学，在清华向学生讲授Lehrbuch和Introduction(31)。周谦冲1928年赴法留学，1929年获巴黎大学硕士学位，1931年以《爱尔兰独立运动》一文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为瑟诺博司。他回国后历任东北大学、武汉大学、光华大学、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史学史、西洋近代史、历史方法等。1931年他在武汉大学史学系开设“史学名著选读”，学程之目的“在选读西洋史学家对于史学方法及史学之名著，俾学者得知研究史学之方法，并了解世界名史家之生平及其著作”，选其师Introduction为主要课本(32)。陈祖源北京大学肄业，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史学系，1929年赴巴黎大学留学，师从瑟氏，获博士学位，专长西洋古代史与中古史。1932年回国后任武汉大学史学系教授，所讲课程多以瑟氏著作为教材，如“西洋文化史”，选《古代文化史》《中古及近世文化史》《现代文化史》英译本作为参考书(33)；“史学研究法”课程分为二编：“一阅读法，略述中外史籍之源流及读时应注意之点；一编纂法，讨论史题之选择，史料之搜集、鉴别与综合诸法”。参考书除了Introduction，还有F.M.Fling之《历史方法概论》(The Writing of History，1920)、瑟氏之《历史学方法于社会科学之运用》(La Me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Documents des Sciences Sociales,1901)(34)。
　　不仅瑟诺博司的中国学生把Introduction作为教科书用，其他学者也推崇此书。1929年清华正式改制大学，历史系开设“史学方法”一课，请孔繁霱和雷海宗来讲授。孔繁霱在清华开设“西洋史学史”和“史学方法”等课。他的“史学方法”课主要介绍德人Lehrbuch和法人Introduction(35)，凡重要的历史“辅助科学”、目录学及“治史必具之常识”，均择要讲授，“示学生以治史之正确方向及途径”(36)。雷海宗的“史学方法”课程主要讲述历史研究法的基本原则，“旨在训练读书，搜集史学、批评、鉴别、综合、叙述各种能力”(37)，以Introduction和克罗齐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iography为参考书，前者注重考据，后者注重性质(38)。据学生回忆，雷海宗要求学生“必定全读”Introduction，用一学期的时间讲史学的分析工作，另一学期讲史学的综合工作和历史的艺术(39)。王绳祖在金陵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贝德士(M.S.Bates)用Introduction讲授史学方法，让他得窥史法的基本原理。嗣后王绳祖比较研读法文本、英译本、中译本，他的史学观念多源于此书(40)。1934年开始，留美博士郭斌佳接替陈祖源在武汉大学开设史学方法课程，“讲治史之根本原则，其目的在指示学者如何用科学方法，阐明史事之真相。凡研究一问题必经之步骤，如史料之搜集、真伪之甄别、事实之编比，以至最后著成史文，皆依次讨论，辅以例证”(41)。虽然没有明示所用教材，但所讲内容与Introduction并无二致。1937年方壮猷(留学巴黎大学)又代替郭斌佳讲史学方法，明确以Introduction英译本为参考书(42)。
　

　第二，Introduction成为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范本之一。Introduction较早出现在中文世界，可追溯到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导言末尾所附参考书举要：“论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参看Introduction。胡适认为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43)。这不仅是做哲学史的方法，也是治史的一般途径。齐思和尤为突出西法在胡适成书中的意义，指出“他很简单的介绍了西洋史学方法的理论，尤其以塞恩卜氏的《史学原论》为主，结果他这书刊落群言，成了崭新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后，风行一时，数年之中，版十余次，对于当时哲学思想、史学思想影响极大”(44)。无独有偶，同时代其他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认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沿用清儒治学方法，而在于采用西洋史学方法，他的方法论跟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所讲者无大差别，皆脱胎于Introduction(45)。
　　胡适不仅因充分接受Introduction而成就一部名著，而且Introduction也因胡适的宣扬，在中国知名度大为提升，开始在学界迅速流传。应当说，近代中国史学界方法意识的觉醒，大半受胡适此书的影响，稍后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留意参考Introduction，跟胡适的提示不无关系。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初版于1920年5月，是中国首部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方法著作(46)。李著融合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旧学新知，对日人著作多所参考，尤其对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取鉴之处颇多，Introduction亦被列为参考书(47)。在时人看来，李著仅次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直到这几年来，有李泰棻先生编的《史学研究法》和梁任公先生编著的一部在中国史学界照耀万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出世，然后中国人脑里才有比较明了的一个史学的轮廓”(48)。同样，Introduction也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的理论来源之一。早在1924年，陈训慈便发现梁著的秘密，“西史家于内校雠中此点考审甚精，如朗格罗之书详列十条及二十事，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举之若干条多有取于西说而加以融通者”(49)。1980年杜维运再审梁著，与Introduction进行细致的文本比对，发现若干段颇为相似的文字，从而坐实梁著参考此书，但没有提供确证说明梁启超获知渠道(50)。笔者以为梁启超从日文本吸收西学新知的可能性最大。Introduction日译本《历史研究法纲要》由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1年出版，彼时梁启超正热心建构新史学理论，阅读了大量日文史籍，而他所读之书大部分出自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历史研究法纲要》或是其中之一。只是20世纪初梁启超热衷于“玄理问题”，而此书又恰恰排斥哲理，所以在早年文字里没有留下蛛丝马迹。然而到1920年代，在方法热的影响下，梁启超“裒理旧业”(51)，对史料整理方法发生兴趣，或让他重拾旧忆，发现法人之书的价值，从中有所取材。

　　“五四”前后，Introduction英译本和中译本已经在中国史学界十分流行，各地大学讲史学方法性质的课程以及数量颇多的相关论著，多以之为根据，不外乎讲如何搜集史料、审定史料、综合史料等方法，内容日趋标准化。中国公学大学部历史系开设的历史研究法，讲授搜罗、鉴别、整理史料的重要方法(52)。河南大学史学系开设史学研究法，讲授“史料之认识、史料搜集及整理、史料编纂”(53)。大夏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开设历史研究法，讲“史料之种类、史料之搜集、史料之鉴别、史事之比较”(54)。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开设历史研究法，先讨论怎样收集材料及其他预备工作，再讨论怎样进行分析的工作，如考订版本、调查作者、类分史料、解释文句、辨别诚伪程度、断定个别事实，然后讨论怎样进行综合的工作，如编比之条件、推论之方式以及著述之标准(55)。中国学者所撰写与史学研究法有关的论著，其论述架构及主题次序、术语等，皆仿Introduction，难怪朱谦之抱怨国人讲史法“大半是从法Seignobos和德Bernheim名著抄译下来，而加以中国史实的解释的，所以仍然没有多大发明”(56)。
　　第三，改编本的流行。英国史家鲍威尔(F.Y.Powell)为Introduction英译本所写的“致读者”指出，Introduction不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并不妨碍其他国家读者从中获得教益，“比照他们定下的规则”，研究者可从本国历史读物中找到例子，“通过变换本书的例证，修改本书的卓越谋篇，此处或彼处的删削雕饰，‘改编’这本书将会是很容易的”(57)。鲍威尔的预言在中国实现了，确实出现了改编之作，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何炳松。他的《历史研究法》(1927)和《通史新义》(1930)皆属“改编”之作。前者自谓：“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故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郎格罗亚、塞诺波三人之著作。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初不敢稗贩西籍以欺国人，尤不敢牵附中文，以欺读者。”(58)后者亦承认：“至于本书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家塞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著者虽略有疏通证明之功，终未敢掩袭他山之美。”(59)这两本改编之作均带有一种主动性，将瑟诺博司史学引入中国，并以“西方标准”激活传统史学资源中不约而同的言论，重新组合成新的文本，反而更能适应中国史学界的需要，流通更广，影响很大。何炳松由此在中国现代史学中获得一席之位，作为“当代介绍西洋史学最努力的一位学者，他在中国现代史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60)。
　　何炳松虽然没有直接师从瑟诺博司，却是他最忠实的信徒和推销者，不仅积极宣扬其史学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将瑟氏“著史”思想落实在他所主编的《中国历史丛书》(商务印书馆)。1930年1月，他说明编丛书的缘起云：“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体例纷纭，要领莫揽。在今日欲求一完善之通史，诚有苦索无从之叹。炳松承乏此间，窃不自揆，颇有理董国史之念。顾兹事体大，断非一人之心力所可几，因与同好友人王云五、胡适之、王伯祥、傅纬平诸先生商拟草目，先立主题百余则，数经往复，然后写定。每一主题，自成一册，略就时代先后及史实联贯为比次。区区之意，端在作彻底之研究，将以为通史之嚆矢，故重在经纬纵横之精神，不取分类排纂之义例。爰特商请专家，分门撰述。既不偏于某一时代任何事物之一端，亦不仅类叙某一时代各种活动之琐屑，务使览之者对于中国社会演化之某一阶段得一完整之观念，并审知其在全史上相当之地位，是用通史之所有事也”。第一集上古期(先秦时代)17种，第二集中古期(秦初至五代之末)38种，第三集近古期(宋初至明末)34种，第四集近世期(清初至清末)32种，合计共121种(61)。此计划规模庞大，实际并未完成，就已出版的若干种书目如王钟麒《三国之鼎峙》、陶希圣《辩士与游侠》、王志瑞《宋元经济史》、宋云彬《王守仁与明理学》、陈功甫《义和团运动与辛丑条约》来看，均为百余页小册子，离“彻底之研究”甚远。何炳松所选定的主题应参考了Introduction“历史事实的一般性分类表”，他跟瑟氏一样，坚信透过综合各种专著可以重构人类历史演化过程，产生一部理想的通史。不过，何炳松的计划不算成功，《中国历史丛书》在中国现代史学上并无地位，他个人的学术成就也颇有争议。即使齐思和对他甚为赞许，但也批评他“所译的都是些通俗的教科书，他对于当代西洋第一流的史家的著作并不曾介绍，而且似乎未曾考察西洋史家如何依据史料而写成专题的研究，深博的著述。因之，他所提倡的仍是通史的革新，而不是高深的研究”(62)。
　

　三、傅斯年与Introduction
　　在近代中国史家群体中，唯傅斯年的个性与瑟诺博司颇为相似，皆好辩，有走极端的倾向，而且两人在史学思想方面同大于异。1929年至1933年傅斯年在北大讲授“史学方法导论”课，凡七讲：第一讲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置、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第二讲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第三讲统计方法与史学；第四讲史料论略；第五讲古代史与近代史；第六讲史学的逻辑；第七讲所谓“史观”(85)。既有研究表明，他的藏书中有伯伦汉1920年版Einleitung，阅读痕迹明显，1937年重装了封面(86)，说明他对此书的爱护，他的史学思想或从中能寻找到一些渊源。然而，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与伯伦汉的分歧又相当明显，如反感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87)，对考古学兴趣浓厚，轻视社会科学。相比较而言，傅斯年的史学主张与Introduction更若合符节。目前虽无直接证据表明傅斯年读过Introduction，但以此书之流行，胡适对它的推崇，加之傅斯年讲史学方法课程，他若对此书毫无了解，则不可思议。
　　傅斯年的某些表述与Introduction很接近，除了“史学便是史料学”之外，尚有多处。他说：“历史是上句不接下句，东摇西摆，乱七八糟的偶然的不成体统的东西”(88)，“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89)。Introduction就有类似的论述，如“我们所得到的事实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文献作者们所给出的事实却是杂乱无章的”，“对文献的批判性分析，已经提供了历史建构的素材——即那依然处于散乱状态的历史事实”，“批判所提供的事实是孤立的和散落的”(90)。这些或许就是傅斯年所言的理论依据所在。傅斯年强调“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Introduction亦多处反复申说结论需谨慎，“极少有结论是被坚实确证了的，除非是依赖于大量详尽数据的那些结论”，“尝试得出某些一般性结论之前，核查全体事实和整个传统”，“在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是：写得最好的专著没有提供任何别的结论，只是证明了知识是不可能的。……一部优秀专著的正确结论，是其所获成果与尚有疑问之处的资产负债表”(91)。傅斯年又谓：“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92)这正是Introduction第十三章“建设性推理”所讨论的问题，瑟氏认为“推理是最难被正确运用的，而且还已引发了许多十分严重的错误”(93)。
　　

瑟诺博司的历史解释诉诸偶发事件和个别原因(personal causes)，拒斥“通则原因”(general causes)。他认为：“与其他科学不同，历史更善于确定特殊事变的原因，而非那些一般性变化(general transformation)的原因。”(94)此种思维取向在胡适、傅斯年身上表现尤为显著。陈独秀认为白话文运动是应“中国近年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需要而发生的，胡适很不以为然，他明确指出：“独秀这番议论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立场说的。我的《逼上梁山》一篇虽然不是答复他的，至少可以说明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释了的。……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都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说明。……这个思想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产生出来的，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这种种因子都是独一的、个别的。……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95)。胡适所谓“最后之因”跟general causes几乎是同义词。当然，胡适强调个别、个人传记的作用，也有可能受德国温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哲学史教程》(A History of Philosophy，1893)的影响。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导言末尾所列参考书举要，论哲学史、论哲学史料，明示参考温德尔班《哲学史教程》英译本(1898)。温氏跟瑟氏一样，他在《哲学史教程》中也认为历史进程中多元(multiplicity)、个别因素(individual factor)的决定性作用，“历史是一个充满个别人事(individualities)的王国，里面每个细节都不会重复发生，并各有其自身的价值。在哲学史里也正如此，大思想家展现着他们深远以及无限的正面影响”(96)。
　　傅斯年的历史解释同样反对“通则原因”，他认为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在他看来，历史不存在因果律，因果解释是有宗教意味的，历史事件不能做抽象的概括，“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不是史学，是一家言不是客观知识”(97)，所以“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他曾在北大“史学方法导论”课上举元朝伐日失败的例子说：“元朝成吉思汗把欧亚许多国家都征服了，单单伐日本的时候，因为忽然之间起了大风，把他底兵舰都卷沉海底。若不是忽然之间大风作祟，也许元朝会完成了统一的大帝国，也许世界的历史会是另一个面目了。”(98)此例无异于瑟氏在Introduction举埃及艳后Cleopatra的鼻子也许会影响到罗马帝国(99)。胡、傅二氏身体力行，前者自称有考据癖，后者热衷讨论谁是明成祖的生母，或许在傅斯年看来，明成祖生母是谁的问题会引发蝴蝶效应，产生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变动。正因为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新历史考据派重视个别因素，恰如瑟氏强调事实不分大小，细因(small causes)或许会产生巨响(great effects)，历史不应该牺牲任何一件事实(100)，从而为考据工作的正当性做了理论说明。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末尾高呼“把那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101)。如果结合Introduction所论，不难发现两者存在学缘关系。Introduction第十五章批评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历史著作，或为愉悦，或为训诫，历史只是文学的分支，而历史解说的科学原则是：“历史的目标不是愉悦，亦非给予行动的实践箴言，更不是促发情感，而是纯粹而素朴的知识”(102)。所以傅斯年强调“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103)。Introduction谓：“历史必须去研究那些独一无二的事实，但这却使得人们说历史不可能是一门科学，因为每一门科学都把普遍性的东西作为它的目标。历史在此是与宇宙学、地质学、动物物种学处境相同的。换言之，历史不是关于诸种事实间普遍联系的抽象知识，它是一种旨在揭示实在的科学。世界、动物和人类都只是单维的演化。在每次演化中，连续出现的事实并不是抽象法则的产物，相反每一刻都是好几种具有不同本质的情况巧合而成的结果。这种巧合——有时候被称作偶然——引发了一系列的偶然事件，而这些事件决定了演化所采取的特殊进程。演化只有通过研究这些偶然事件才能被理解。历史在此处与地质学或古生物学具有同等的地位。”(104)傅斯年之所以把生物学、地质学作为历史学建设目标，正是基于这三种学科都具有共通的演化性质，他的主张无疑跟Introduction有密切关系。Introduction思想包含两块异质又共存的部分，在方法学层面要求纯粹为知识而知识，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学的教育功能。傅斯年在这两方面也有类似的主张，既凸显史学是客观知识，又看重“与近代生活相干”部分：首先把历史知识当作“人学”，其次是国民的训练，再次是文化演进之阶段(105)，与瑟诺博司观点很接近。
　　同时，傅斯年思想又表现出与Introduction的分野。瑟诺博司的史学方法论包括文献批判(考史)和历史建构(著史)，而且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他的主要史学作品大部分都是综合性的历史建构作品，文献批判不是他最主要的工作，故瑟氏是Historian而不是Critical Scholar。然而，傅斯年公开的方法论述，时常停留于考史阶段，著史并没有显著地位，甚至偏激地说“历史学不是著史”。就史家形象来说，傅斯年近于Critical Scholar，而与Historian颇有距离，他本人治史取向以及对其他人的学术要求，皆不在综合的历史撰写，而在分析的专题研究。近代中国史学界主流趋向考据，故Introduction文献批判学受到普遍关注，而其“著史”思想反受冷落，除了何炳松之外，其他人似乎更多彰显Introduction在史料学方面的贡献，事实上偏离了此书凸显“撰写历史”的方向。有趣的是，193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不时听到没有理想中国通史的忧虑之声，有些学者归咎于Introduction的负面影响，殊不知瑟诺博司其实是反对那种与现实脱节的烦琐考据的，恰如1881年他在《德国大学的历史教育》一文中批评德国历史教育缺乏专史和通史的写作训练，主张以通史写作沟通历史与现实社会的两者关系。
　　

1940年代中国史学界有两股突出力量，即琐碎考订的掌故派(antiquitarians)和研究中国整个社会进展的社会史派(106)。掌故派的发达，与中国史学界对Introduction片面接受当不无关系，或者说此书相关论述为掌故派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近代学者对新历史考据派的不满，往往牵连Introduction。批判者来自如下两方面：
　　其一，体制内史家的不同声音，以南方中山大学朱谦之的批判尤力。早在1933年，朱谦之就肯定伯伦汉、瑟诺博司在史料搜集与批判方面的贡献，但在史料综合“未免失却史家之明敏的精神”方面批评Introduction反对历史哲学，反对在“史料综合”中建立历史的根本法则，“则其结果当然不能建立伟大的历史方法学了。……前人著历史方法学的，事实上都只是‘历史学的历史学家’，而不是‘社会学的历史学家’，故他们所谓历史方法，也是多半为‘历史学的历史方法学’而不是‘社会科学的历史方法学’，却不知历史学乃社会科学之一，若不晓得社会科学所公同采用的‘历史方法学’，那么历史方法学，又从何讲起呢？固然Seignobos也有《应用于社会上科学的历史学方法》一部名著，未尝不给我们以许多的暗示……却是在一个未完全明了历史学为社会科学之一的‘历史学的历史学家’，无论如何说法，总未免有一层隔膜”(107)。朱谦之的学生陈啸江受其师的影响，猛烈抨击新历史考据派，同样连带批判瑟诺博司。1940年清华大学历史系西洋史教授俄裔噶邦福(J.J.Gapanovich)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著作《历史综合法》(Methods of Historical Synthesis)，多次论及Introduction，尤其不认可瑟氏所提出的“历史事实的一般性分类表”，他说被分类的历史事实之间好像孤立的盒子，然而历史是活的，不是一个抽屉组成的柜子，它本质上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他批评在Introduction影响之下，许多一般著作就用这种毫无生气的方式处理材料(108)。
　　其二，左派史家不满Introduction否定法则，片面批判Introduction所提出的历史乃推理的科学、间接的科学、主观的科学之说。刘静白著《何炳松历史学批判》(1933)一书专批何炳松，关于史学方法论，由于何炳松完全承袭Introduction，所以刘静白否定何炳松自然也意味着无法认同Introduction。虽然刘静白的批判不无刻薄，未必能让何炳松称服，但也得到体制内学者的声援，认为何炳松“咎由自取”(109)。甚至到了1956年，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110)一文批评胡适、何炳松、傅斯年等人否定规律，进而也一并祸及Introduction。总体而论，民国史学界各派对Introduction认识甚为偏颇，往往断章取义，曲解作品原意，所评难以令人信服，故并未真正动摇Introduction根基。直接或间接受此书影响的学者仍然众多，它所立下的规则似已脱离作者而沉淀为治史者最基本的行规。

注释：
　　①法文书名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1898年G.G.Berry译成英文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下文简称Introduction。中译本书名《史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系李思纯译，今从旧。本文引用的译本是余伟的新译本《史学原论》(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简称“余伟译本”。
　　②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编者导言》，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8页。
　　③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④笔者与德国华裔学者胡昌智教授合作研究Introduction，分工清楚，他负责撰写《〈史学原论〉的缘起及其思想》(《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6期)，而我撰写此书在中国的接受部分，故本文涉及胡昌智教授所处理的内容，一概从略，请读者参阅胡昌智教授论文。
　　⑤《陈衡哲先生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8日。
　　⑥陆懋德：《西方史学变迁述略》，《师大史学丛刊》1931年第1卷第1期。
　　⑦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第9页。
　　⑧教育部编：《大学科目表》，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49页。
　　⑨伯伦汉史学方法著作有两种：《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1889，下文简称Lehrbuch)和《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05，下文简称Einleitung)。关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内容、各种版本修订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参见胡昌智、李孝迁《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及其在东亚的知识旅行》，《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3期。
　　⑩关于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对中国的影响，参见李孝迁《坪井九马三与中国现代史学》，《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
　　(11)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编者导言》，第8页。
　　(12)余伟译本，第6页。
　　(13)参见王绳祖《评李思纯译〈史学原论〉》，《斯文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2期、1942年第2卷第4期。
　　(14)王绳祖：《评李思纯译〈史学原论〉》，《斯文半月刊》1942年第2卷第4期。
　　(15)《学程纲要》，《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3)，第182页。
　　(16)《课程一览》，《燕京大学一览》(1936)，第115页。
　　(17)分别为：史料之搜罗“The Search for Documents”；史料考证之重要“General Condi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版本之考证“Textual Criticism”；撰人之考证“Critical Investigation”；史料之诠释“Interpretative Criticism”；撰人之是否忠实“The Negative Internal Criticism of the Good Faith and Accuracy of Authors”；史事之断定“The Determination of Particular Facts”；史事之编比“The Grouping of Facts”；历史之著作“Exposition”；结论“Conclusion”。
　　(18)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叙言》，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第1～2页。
　　(19)徐炳昶在《哲学》1921年第4期发表《搜集证据(历史上的)的方法》一文，即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第一章，未完。
　　(20)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77页。
　　(21)《夏鼐日记》(1)，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132页。
　　(22)齐思和：《批判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载《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205页。
　　(23)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载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37页。
　　(24)胡道静：《柏丞先生学恩录》，载刘寅生等编《何炳松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346页。
　　(25)瑟诺博司著作最早译成中文的是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的《泰西民族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zation，系沈是中、俞子彝译自野泽武之助的日译本)，著者译为“塞奴巴”。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Seignobos《欧洲列国变法史》(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814)，许士熊据美人MacVane本重译，著者译为“赛那布”。《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续)》(《学报》1908年6月26日，第一年第十一号)说法国现有史学大家三人即拉维斯(Lavisse)、朗波德(Rambaud)、塞纽波(Seignobos)，“皆以著述名于世者”。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上译刊《现代文明史》，著者署名“法国薛纽伯”。陈独秀说瑟诺博司是“法国当代第一流史家，本书乃欧土名著之一”，指出著者乃法国文学博士，巴黎大学教授，出生于1854年。
　　(26)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0～321页。
　　(27)《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25-1926)，第6页。
　　(28)关于李思纯等人赴法留学有专门的报道，参见《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1919年第1卷第4期。
　　(29)黎东方：《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151页。
　　(30)孔繁霱1917年留学美国，1920年毕业于格林奈尔大学(Grinnell College)，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1927年回国后被清华大学聘为历史系教授。
　　(31)黎东方：《史学讲话·序》(修订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
　　(32)《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1)，第16页。
　　(33)《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4)，第26页。
　　(34)《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2)，第25页。
　　(35)黎东方：《史学讲话·序》(修订版)。
　　(36)《大学本科学程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0)，第67页。
　　(37)《文学院历史学系学程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5)，第5页。
　　(38)王敦书：《雷海宗1932年史学方法课程笔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39)卞僧慧：《缅怀伯伦师——在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载《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2～373页。
　　(40)王绳祖：《说史》，《斯文半月刊》1941年第1卷第21期；王绳祖：《读史方法》，《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4期。
　　(41)《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4)，第26页。
　　(42)《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7)，第37页。
　　(4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3页。
　　(44)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载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141页。
　　(45)张好礼：《中国新史学的学派与方法》，载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91～92页。按，今人江勇振将胡适的史学方法与Introduction做细致比较，认为胡适史法的基本假定都可在Introduction中找到雏形，此书是认识和理解胡适史学方法的“一把钥匙”(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199页)。
　　(46)《史学研究法大纲》分三部分：第一原史，论述了文字起源、史之定义、史之起源、史之进化、史学之目的、史之界说、史与科学。其中，史之进化分五个阶段：口碑时代、史诗时代、说部时代、史鉴时代、史学时代，而史之目的，则在明变、探原、求例、知来；第二读史，讨论了史识、史料、史料选择、史料选择之法、史料整理之法；第三作史，阐发了家法、编体、史病、重事实、务贯通、明因果、作表解。
　　(47)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武学书馆1921年版，第17页。
　　(48)杨鸿烈：《史地新论·自序》，晨报社出版部1924年版，第4～5页。
　　(49)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地学报》1924年第3卷第1期。
　　(50)参见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