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建复
Q
民歌运动以前,台湾的年轻人比较流行听西洋音乐,您以前是不是也受到过这方面的熏陶?后来您考入淡江大学,经历了民歌运动,那段时间对您来说有怎样的影响?
A
我高中时开始学吉他,一开始学的时候还是弹西洋歌曲,到了高二高三,杨弦开始出来唱歌,为什么民歌那么快风靡起来?因为一把吉他就可以唱,会弹吉他的人都跟着唱。当时会自弹自唱的人在校园里面算是某种风云人物了。联考完,就开始有第一届金韵奖了,我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思。我听了唱片,他们能唱,我也能唱, 那我就报名参加第二届金韵奖。淡江大学很特别,我刚进学校那一年,就是1977年,在淡水住校,晚上在学生活动中心有一个纪念李双泽的演出。当时我不知道李双泽是谁。他们在音乐会上讲李双泽的生平,讲他就是在那一年的暑假在淡水救人死了。当时,杨祖珺站在台上唱他的歌,后来我和她也成为朋友。所谓「李双泽事件」,后来听陶晓清讲,是指李双泽拿可乐瓶上台,然后开始唱《国父纪念歌》一事。底下人是想来听一些西洋歌曲的,就嘘他下来。他在现场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可是后来淡江大学内部刊物上报导这个事情,慢慢传播到整个台湾的文化圈。于是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为什么不能唱自己的歌曲,后来还在淡江大学内部引起论战,在学校外面也引起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在淡江大学那个氛围下长大的小孩当然比较不一样。其实我在参加金韵奖之前跟大家是一样的,跟其他所有听民歌的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参加金韵奖反而让我进入一个商业的体系。
Q
那种感觉很像现在的选秀,现在的唱片公司到处挖掘新人,在当时也是类似的感觉吧?在您成名之后,有没有感觉与其他同学在身份上不一样了?
A
其实我觉得还好。我是大二参加比赛,在大一时候,我和班上同学都已经很熟了,所以大家不会觉得我是歌手。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大家去桃园,到比较远的地方去露营。我因为要去做一个采访,不能跟大家一起出发坐火车去,就包了一辆出租车,从台北坐过去,大概花了我两百多块台币。这在那时候是很贵的。同学看到觉得很不可思议,你怎么可能坐出租车来这边,就觉得你太有钱了。我觉得也还好,你知道我唱一场就是五百块台币。所以我大学二年级以后就没有跟家里拿过零用钱,自己还觉得蛮自豪的。可是我在心态上倒不觉得跟一般的学生不一样,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生活型态。其实我到今天一直还非常乐在其中,就是很跨界。我后来做IT相关的事情,所以两方面的人都熟。两个很大的产业,一个娱乐,一个IT,都有不同的人脉。等到我做互联网的时候,我发现很少有人具有跨两边的知识跟背景,很少有人可以很容易地结合。这次办「民歌四十」也是一样,我感觉好像自己过去三四十年的经历就是为这个事情准备的。我知道怎么用互联网、用社交网络传播这个事情。我之前去谈赞助什么的,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到底是在跟歌手谈,还是在跟生意人谈,这种感觉也蛮好玩的。
转自李建复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