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1期；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侯旭东。

“制度”一词古已有之，颇为常见，“制度史”则是近代以来产生的史学新分类。古今都在使用“制度”一词，背后含义是否一致？古人眼中的“制度”与今人所说的“制度史”是一回事吗？有必要做一番梳理。

一、古人眼中的“制度”
　　今天学界多半将《通典》视为首部制度通史，如果将“制度史”的源头上溯到《通典》的话，我们不能忽略，杜佑心目中的制度并非与人、时、事相隔离的孤立存在，在他看来，简单地就“经国礼法程制”论“经国礼法程制”，无从了解其历代沿革废置。杜佑在《进〈理道要诀〉表》中将《通典》收罗的内容统称为“事”。唐人心目中的“事”指涉甚广，今人眼中的“制度”不过是“过去的事”（故事）。
　　

再来看看《文献通考》。《文献通考》内容上较《通典》有扩充，体例上则基本踵随杜佑，由“叙事”与“论事”之说看，马端临同样是将“典章经制”纳入“事”来统摄。典章制度与人事密而不分。
　

　检视完杜佑与马端临的看法，不妨看看其他古人眼中的“制度”。唐人孔颖达认为制度为王者模仿天地运行而确立的规矩，以保证人世间有序运行。孔颖达与程颐的解释均注意到“制度”原是对天道的模仿，由王者或圣人来创立，目的是让人世间运转有序，不过“节以制度”中的“制度”尚保留了该词动宾词组的含义，而两位的解释中均将其名词化了。当然，古人心目中的“制度”所指，包含甚广，从正朔、律历、礼乐到舆服、颜色等，要比今人的理解丰富得多。
　

　古文经学占据统治地位后，《周礼》实际就成为“圣人立制”最为集中的体现，不同时期的改制者常常返诸《周礼》寻找变革的依据，最著名的莫过于王莽、拓跋宏、苏绰与王安石。
　

　据《礼记·礼运》，“设制度”乃发端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阶段，是“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下的无奈之举，因时因事因势而变，颇为正常。因此，在古人心目中，因应于天道之外的“制度”不过是小康时代王朝行事所设置、所依托的例行性安排，有常有变有权，皇帝诏令或臣僚奏章常因时因势围绕制度产生议论与损益，内涵丰富，并没有今人以为的那么单一性的强烈规范意义。
　

　的确，“制度”独立成类，成“史”，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从“典故”到“政书”，最终是在20世纪才一跃成为新史学中单独的专史。至少从宋代开始，已将《通典》归入“典故类”，认为是“载古今制度沿革”但“非类书”，这些关于制度沿革的论述与君臣关于为政的论述依然属于一类，仍不脱“政事”范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钱溥《秘阁书目》立“政书”类，将《通典》列于首，亦是视之为关于国政朝章的前代故事，用途乃后代取资前朝，根据当时需要而损益的依凭。
　　

今人所理解的相对狭窄的“制度”与“制度史”的源头，正是《通典》以降形成的“典故”“政书”的传统，其内涵较之汉代今文经学家的看法精简了许多，正朔、律历、服色、徽号之类很少再纳入视野，占据核心的是涉及“国政朝章”的部分。这种变化背后是天人感应观念的逐渐淡出。

　这种微妙的变化背后，是19世纪中叶以来寻求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史学研究中“制度”意义与价值的突起，“事”内涵收缩，“制度”逐渐凌驾于“事”之上，获得了更为根本性的意义，进而从原先的附庸位置挣脱而出，自成门户。
　　西方冲击，特别是甲午战败对清代读书人触动颇大，进一步推动史学走向致用，表现之一便是关注内容的变化，一端就是典制、掌故受到空前的重视。19世纪末，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被认为是能够关切世用的典章制度史，此时几乎成为讲授史学的主要项目”。尽管当时尚无“典章制度史”的说法，但关注“典制”与“掌故”，的确构成“制度”独立成史并崛起的内在源头之一。
　

　西方的冲击不止推动时人对前代典章的看重，时局亦激发了改革现实制度的要求。1898年康有为刊布《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立制改制之义在古文经兴起后被湮没近两千年，他借圣人立言，暗中接引西方思想，表达变革的诉求。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庚子事变之后，“制度”与“变法改制”渐成为新型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议题。
　　清朝新政中改革学制，中国史学的主课就包括了“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万国史学的补助课中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史”，随意科目中有“各国法制史”，法制史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制度史名目。涉及制度的课程与研究颇受重视。这上承史学的经世转向，成为制度史产生的又一重要源头。
　　

另一方面，对时局认识的变化，与近代以来引进的政体观念以及“专制”、“共和”、“立宪”等政体说遥相呼应。政体从传统理解的“为政体要”跃升为凌驾于具体人物与事务之上的一国政治的抽象构造，“政制”乃至一般“制度”（如宗法制度、家族制度、土地制度）进而固化为不同政体相互区分、依次进化（或退化）的外在标志或根据，以及可以利用的资源或改造的对象。这些在海外学子中大有市场。特别是在留日的中国学生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杨度等人之间，激辩中国未来的政体与变革方式时，一方面取资欧美、日本、俄国、印度等正反事例作为参考，另一方面便是大量地反观中国古代，来汲取证据。各种制度成为论证各种观点的重要资源，批判中国专制政体时，秦政、特别是秦代以来官制是主要靶子；涉及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是否需要进行社会革命时，土地制度便成为辩论的核心之

一。激烈讨论开国会时，地方自治亦是论辩的焦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1904年7月出版的《官制议》一书，实际开启了日后“制度史”的表达方式。《官制议》反对张之洞“中体西用”主张，实际赋予了“政体”某种根本性的意义。这种思想对话是《官制议》贯通古今中外官制，从“制度史”的角度进行阐述的现实原因。这并非康有为一人的想法，当时知识分子中有相当的共识。
　　此外，新史学的探索也在起步，“制度”亦成为重要议题。在刘师培190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书中，“制度”排斥了“事迹”占有突出地位。本书的设计中，“制度”已崛起为颇为重要的内容，与梁启超的看法相呼应。
　　1908年7月，署名“蛤笑”的作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史学刍论》一文，作者倡导新眼光来治史，虽不像梁启超那样激进，依然承认正史的价值，对传统史学的认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典制之学获得了某种独立的地位。
　

　以“制度史”为名的论文与著作，据笔者很不全面的搜索，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妇女杂志》第6卷第9号刊有瑟庐的《娼妓制度史考》，或是目前所见最早以“制度史”命名的文章。而以“制度史”为书名的著作，除了吕思勉的四部制度小史刊行于1929年外，此前还有张慰慈编《英国选举制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瞿兑之编撰《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北平：广业书社，1928年）。1930年之后，论文、著作更多，主题亦更趋多元，涉及财政、奴隶、家族、行会、考试、土地、仓储、兵役等。中国学者的论著之外，亦包含若干译著。
　　制度史作为一门专史，进入史学行列，始于《历代刑法考》之类有其实而无其名的著作，以及上述以“制度史”为名的论著，亦见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1927年），不过当时尚归入“文物的专史”下的“政治专史”，体现了初创期称呼上的摇摆不定。

　　在此系列演讲中，梁启超对史学如何分类与如何开展研究，作了颇为系统的论述。他将史学区分为“通史”与“专史”两类，指出“作通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变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专史”分为“五类”：
　　人的专史。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
　　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
　　文物的专史。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
　　地方的专史。即旧史之方志体
　　断代的专史。即旧史的断代史体
　　梁启超将“文物专史”置于五种“专史”中最重要的地位，超越于人/事之上，当与前引《新史学》中强调“制度”高于“事”的看法一脉相承，而称“非纵剖的分为多数的专史不可”，便是相信需要超越具体朝代来通贯地研究不同类别的典章制度史，尽管他没有使用这种说法。
　　可以说，在多方力量的作用下，到了20世纪20年代，制度史作为一门专史，已经大致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