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作者：西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田澍。

【内容提要】：作者对新时代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发展做了探讨，认为在理解边疆与“大一统”关系时要处理好边远与中心、特殊与一般、动荡与稳定、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只有将边疆史与通史和断代史融为一体，走互动与融通相结合的研究之路，才能进一步拓展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内涵，真正提高中国学者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话语权。
【关键词】：新时代 中国边疆 “大一统” 互动与融通

边疆史是中国传统史学固有的主要内容之一，亦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从“二十四史”中有关边疆民族的专门记载到近代以来出版的各种边疆史专著，反映着不同时期人们对边疆的认识程度与水平。随着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术话语权的需要，中国边疆史必须在理性的反思中走互动与融通的研究之路，将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形”与“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充分继承传统优秀学风的基础上走创新发展之路。
　　众所周知，边疆是靠近国界的领土，属于国家的边缘地带。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常常将“边疆”与“庙堂”、“边疆”与“朝廷”、“边疆”与“中枢”、“边疆”与“内地”相提并论。在世界各国的边疆形成过程中，中国边疆的形成与演变具有自身的特点，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作为历史悠久的大国，中国边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当然，这一变化是相对的，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所谓“变”，就是指中国的疆域像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所谓“不变”，就是指中国的核心未变。这一核心主要是指中国疆域的核心区域始终未变，具有极强凝聚力的文化统合的理念未变。换言之，中国疆域的“变”是建立在“不变”的基础上的。中国疆域具有鲜明的地理环境，四周有天然屏障，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多种多样，“农业区与牧区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发展带分野清楚，而又天然地相互依赖，互相补充。同时也表现出不同民族之间，甚至同一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社会发展的显著不平衡”。①在中华文化的多元背景下，如何在保持其个性的前提下使各自能够和谐相处，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国家层面，“和”又可理解为“大一统”。“大一统”就是以德立国的合法政权要统治多民族的国家，就要有统一的政权、统一的制度、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文化等，追求和谐稳定，维持长治久安，反对分裂动乱，确保天下太平。在理解边疆与“大一统”关系这一重大问题时，应处理好以下四大关系。
　

　(1)边远与中心的关系。尽管边疆具有边缘性，但中国的边疆并不必然就是边远地区。在早期中国历史中，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一般设置在远离边疆的中心区域，位于相对安全的“五服”之中心。但随着民族交融的日益加深和巩固边疆的客观需要，都城就不能永远远离边疆。到了15世纪，明成祖从实际出发，以“天子戍边”的极大勇气冲破重重阻力，突破陈腐的观念，将明代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到当时的边疆区域甚至是边防前沿——北平，以便对北部边情迅速做出决策，有效应对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确保明朝的国防安全。有明一代，北京地处边防前线，位于明朝的边疆地区，多次受到侵扰，但始终没有南迁。明朝统治者以极大的自信迎接挑战，使北京在中国的疆域稳定与开拓、民族交融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种简单地将边疆视为远离中心的边远地区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同时，边远与中心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绝不是简单的“手脚”与“心脏”的关系，更不是简单的“边缘”与“根本”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中，“边缘”并不意味着无足轻重，可以随意舍弃。而传统的“守在四夷”也是偏颇的，此“守”仅仅是外在形式，真正的“守”在中央而不在边疆。换言之，“固边”的根本在中心而不在边疆，不同时期的边疆危机其实就是中心的一系列失误所造成的。离开中心而仅仅以边疆的视野来谈边疆是认不清边疆问题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民族交融的进一步加深，处于边疆地区的民族不断向中心靠拢，时而成为天下共主。如曾为边疆民族的蒙古与满洲“自边陲入主中原，以中原为帝国的核心，以汉文化为主轴，以中国为其帝国之重，并自称中国”。②特别是清朝构筑了空前庞大的王朝，将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推向了高峰。
　　

(2)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由于区域经济尤其是农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边疆地区的发展相对落后，与“中原”、“内地”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差距是正常现象，故在一定时期和特定范围内可以根据不同的风俗和社会发展的水平采取特殊的、过渡性的管理方式，使其逐渐融入“大一统”的治理体系之中。但经济落后并不是边疆地区的固有特点，因为“内地”同样有许多地区存在经济落后的现象，故“因俗而治”并不意味着消极应对和放任自流，更不是“不治”，而必须在尊重其风俗和信仰的前提下以积极的态度加以引导，关注民生，协助抵御灾害，促进边疆地区的发展，缩小边疆与非边疆区域的差别。同时，“因俗而治”的区域绝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独立王国”，“因俗而治”也绝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治，而必须采取适度而有效的措施“齐政修教”，密切经济联系，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加强国家认同，确保其内部朝着有利于“大一统”的方向发展。当实行特殊管理的区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推行“改土归流”，削弱特权，与内地实行无差别的一体化管理，有效加强行政控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民族交融的加强，“德政”并不是汉族政权的专利，不论“华夷”，有德者有天下，无德者失天下。人们不必一再突出先秦时期乃至后世一些人强调民族差异和辨别亲疏的狭隘和偏激思想，而要突出中国传统认识中“四海之内皆兄弟”、“遐迩一体”、“华夷一家”、“中外一家”、“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等积极、平等与包容的思想，充分肯定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贡献，正视民族交融和凝聚的成果，倡导民族平等。如朱元璋称帝后对元朝“勘定朔方、抚有中夏和混一南北”的历史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对其顺天应人时的“华夷咸服”、对元朝前期民族交融和多民族国家良好的政治局面予以积极肯定。朱元璋说道：“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③正如马大正所言：“汉唐两代致力于完成统一大业，把千余年来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孕育着的大统一要求变成现实。但是与元代相比，汉唐统一的规模要小得多，元朝虽然只统治了近百年，但蒙古贵族集团‘以马上得天下’的元朝疆域空前广大，它的大一统局面得到了中华各民族的承认和肯定。”④雍正皇帝利用中国传统的观念为清朝的合法性辩护，满洲因德而拥有天下，清朝乃“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王朝，故不得以“华夷而有殊视”，亦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对传统的“华夷观”做了全新的阐释，以充分的自信维护和发展着“大一统”的局面，对那些片面鼓吹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和凸显“华夷有别”的言论予以抨击与遏制，对中国的“大一统”理论做出了历史性的推进和最大可能的实践。

　(3)动荡与稳定的关系。由于边疆所固有的属性，在一段时期内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动荡是正常现象。如何消除动荡，确保稳定，是考验治国者的关键指标之一。在中央政权稳定且统治者头脑清醒之时，必然高度重视边疆问题，明白边疆稳定与国防安全、内地安定、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的密切关系，必须统筹边疆与内地的协调发展，并把边疆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对待。故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能够选派得力可靠的能臣来治边护边，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行政管控，确保边疆稳定和天下太平。一旦用人失当，疏于治理，必然行政乖误，酿成大患，引发边疆动荡和战乱，进而威胁中央政权的安全，更甚者则直接导致王朝的崩溃。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随着形势的需要而在不断强化，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消除各种分离势力，强化中央权威，维护国家的统一，使“烽燧不惊，华戎同轨”。⑤与内地相比，边疆的分离势力更为严重，亦更为特殊。如何消弭边疆的分裂因素，是对执政者的最大考验。凡有为之君，必能以高度的警惕性时时关注边疆，对鼓吹分离、破坏稳定、从事分裂等形形色色的势力采取各种有效手段，文武并用，多管齐下，在严控中予以铲除，确保边疆的安宁。当然，稳定边疆只是治理边疆的一个主要内容，或者说是边疆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因为稳定边疆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边疆，让边疆以主人翁的自觉意识参与“大一统”的建设并平等地共享“大一统”发展的成果。
　

　(4)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边疆不是如一些人所谓的“神经末梢”，中央王朝的国防重心在边疆，核心利益在边疆，关注的焦点也在边疆。要实现百姓的安居乐业，要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创建“大一统”的盛世局面，就必须消除边患，使边疆无战事。而要保证边疆的和平与发展，一方面要确保政治的良性运行，消除内乱的各种根源；另一方面要居安思危，消除外患的各种苗头。如果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纷争不断，政出多门，必将引发边患。一旦内乱迭现，自身无法平息，必然无暇顾及边疆，使边疆分离势力成为摧毁中原王朝的致命力量。相对于内地，一些边疆区域是外部势力极易渗透的地方，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极大的甚至是致命性的威胁。为此，中央政权要诚心睦邻友好，讲信施义，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只有坚持以和为贵，以文为先，互利互惠，相互补充，才能确保边疆外部环境的相对稳定和安全。同时，要及时掌握边疆信息，对公然破坏边疆安全的外部势力要采取合理适度的防御与自卫，必要时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击溃，将外部的威胁和侵扰处于可控范围之内。“边疆息警”、“边疆宁谧”、“边疆无事”、“边疆无虞”、“边疆安靖”是自古以来人们美好的愿望。一旦“边疆不宁”、“边疆多事”，则天下不安。而“边疆失守”，则国将不国。故雄才大略之主，必能“慎固边疆”、“捍御边疆”，将“窥伺”、“侵扰”、“骚扰”边疆之势力及时控制，或安抚，或驱赶，或诛灭，确保边疆的和平与安宁。
　

　传统的边疆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疆域的演变、边疆政策、治边思想和机构设置等基本问题，并涉及边疆社会生活与文化、边疆开发、边疆战乱等问题。但随着边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时代边疆史研究的客观要求，仅仅局限在这一固定的研究范式中是远远不够的。由于边疆从来就不是边疆的边疆，故边疆史就不是简单的边疆的边疆史。没有对统治者的治边思想、治边策略、治边决心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没有对分管人事、财政、军事、外交、监察等官员的治边理念和治边行为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没有对各级官员的执行力和能动性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没有对内地与边疆的活动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没有对各时期边疆外部势力消长的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就不可能对中国边疆历史的演变和边疆治理的经验教训做出深刻的反思。同时，要突破断代史的束缚，以大视野来认识中国边疆的演变。如对元明清时期的边疆史的研究，一方面要在秦汉以来民族交融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另一方面要把三朝联系起来加以系统考察。长期以来，一些研究者将三朝分别对待，简单割裂，任情地贬低明朝的地位，认为明朝在疆域方面前不如元朝，后不如清朝。事实上，明朝是在解决元朝无法有效控制中国核心区域的问题。元朝的疆域之广不可否认，但关键的问题是自身不可能长期而有效地控制靠军事征服所建立的统治秩序，其动荡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对中国传统的核心区域，元朝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被南方民众带头推翻是不难理解的。明朝建立之后，主要的历史责任就是重建中国核心区域统一的社会秩序，集中精力解决了元朝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也解决了汉唐宋时期所未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如明人于慎行所言：明朝“灵、夏在版图，则宋全盛所无；甘、肃为斥堠，则唐中叶所失；而云南一省为郡县，则汉、唐以来所未有者，亦足补其一二矣”。⑥特别是经历了洪武、永乐五六十年的探索，明朝较好地找到了治理和稳定所辖之地的办法，为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日本学者所言：明成祖将“南京京师体制过渡到北京京师体制之后，明朝彻底完成了国家政权的确立”。⑦经过明朝将近三百年的治理，中国核心区域的社会空前稳定，使清朝在明朝的基础上能够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边疆问题上，有效解决了明朝想要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北方“边患”问题，在元明两朝的基础上使中国的疆域得以有效拓展和治理，使边疆安全形势大为改善，农牧文化的交融进一步加强，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的基本格局。只有将三朝看成一个连续的整体，才能看清“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的内在逻辑，也才能清晰地认识到明朝承先启后的独特作用和三朝各自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贡献。

　　要真正提高中国边疆史研究的水平，首先要求研究边疆史的学者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既要充分了解和深度吸纳通史和断代史研究的新成果，又要从事通史和断代史研究；既要有对某一时段的微观研究，又要有大历史观的眼光；既要有史学的素养，又要有现实的关照；既要有中国情怀，又要有国际视野。所以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中，不能仅仅局限在边疆区域史范围来研究边疆史，更不能以静态的、粗放的方式来对待边疆史。那种微观的、就事论事的、被动的研究绝不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常态。中国边疆史不是简单的地方史，也不是简单的区域史，而是以边疆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只有将边疆史与通史和断代史融为一体，走互动与融通相结合的研究之路，才能进一步拓展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内涵，深刻认识中国边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全面总结历代治理边疆的得与失，有效扩大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影响力，真正提高中国学者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话语权。

注释：
　　①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②汪荣祖：《明清史丛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③《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丙寅。
　　④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论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⑤《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
　　⑥于慎行：《穀山笔麈》卷18《夷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⑦[日]檀上宽著、王晓峰译：《永乐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