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再过两天，就是大清国“修订法律馆”开馆办事整整一百周年的日子了。　　自一百年前的5月15日始，修订法律馆奉诏参酌东西洋各国法典，会通中外，大刀阔斧删修旧律，订立新法，以图国家变法自强。　　也是自那一天始，独步世界法律体系之林、延续千余年的中华法系逐渐解体，文明古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步步与“祖宗成法”决裂，出现了一大批三千年未有之新型法律，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也由此在中国奠基。　　但百年法律史并非平直的线形史。以保障人权为内核的近现代法律，犹如一朵温室里的玫瑰，须有适宜的文化土壤、稳定的社会温湿度方能茁壮成长。而百年的战乱、动荡乃至改朝换代，使得百年法制走上了一条命运多蹇的崎岖路。直至晚近的二十余载，法制之路才渐趋明朗、稳健。　　就在几天前，北京大学法学院师生隆重庆祝了他们学院的百年华诞。法治国家须有法律专才，法律专才须有法学院校教化。梳理这所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法学院校育才史，也可管中窥豹，呈现中国百年法制变革的一个侧影。　　不过，纵览百年法学教育史乃至百年法律史，我们会发现，法律并不是只有专家才能产生兴趣的艰深技艺，它还是任何特定时代文化的一部分，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那一部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法律的用户。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处在法制日趋开明的时代，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忘记背后的，尽力争取面前的，向着法治的终点猛跑。“修订法律馆”开馆　　公元1904年5月15日，北京城一年中的炎夏即将到来，这一天，一个和帝国气质完全不同的机构开始运作：清廷“修订法律馆”开馆办事。　　修订法律馆进进出出的，有身着顶戴花翎的臣工，还有一群刚从海外归来的年轻留学生。馆中为首的是64岁的著名法律专家沈家本。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些人要做什么。他们是在修订帝国法律。修律大臣沈家本本拟告老还乡，未曾想修订法律馆的工作，竟使自己成为中国法制近代化的第一人。　　当时，朝臣们上书言事已成风气，立宪派在各种场合表达了“不立宪，国将危亡”的预言。这一年距离辛丑之变已去四年，西太后痛定思痛，力行变法，实行新政。　　此次新政涉及行政制度变革、变法修律、设新式学堂、废科举、实行新的财经政策等。沈家本和他的同僚们的工作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帝国要实行立宪政体，修订法律馆必须拿出章程来。　　而如何操作却正处模糊中，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让清国官吏们找不到方向。1904年2月10日，日本人和俄国人打了起来，战场偏偏是在东北，爱新觉罗家族的宗庙均在那里，但这个皇室已无力制止。　　修订法律馆开始紧张的工作。中华封建帝国的法律已历千年，但那时候的法律乃是诸法合体，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刑事与民事不分，在某种意义上，法就是刑。就在上世纪初，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这些能使现代人做噩梦的酷刑，还在大清帝国各地执行，并被视为天经地义。　　修订法律馆要把这些全部改掉。于是，不仅受四书五经教育的臣子们对这个机构反感，就是那些开明的官吏，也认为修法将导致秩序和道德混乱。　　同是科举出身的修律大臣沈家本，顶住种种压力，坚定地认为，只有修律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才能国富民强。　　沈氏的努力以及修订法律馆的开馆办事，使大清法律改革从宣传启蒙过渡到实质性的操作，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法制的百年进程。　　百年法治梦想的前夜　　1870年代，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到两种不同使命的东方人：日本留学生和清国采购官员，他预言，30年后，前者会成为东方强国，后者将任人宰割。　　预言不幸言中，日本留学生学习了法律和政治，回国后很快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而中国官员则热衷于洋务运动，20年后黄海交手，庞大的中华帝国不堪一击。　　李鸿章开始艰难地思考自己失败的原因，在奉命出使西洋五国中，终于省悟：中国之落后，不在器物，而在制度。

　　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依旧在革命。虽然他可以通过暴力赶走一个皇帝，但他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和《临时约法》，却无法弥补皇权被推翻后所造成的权威真空。　　法学成为显学　　在一个变动的时代里，中国的法律改革和法治建设奇迹般成长，并没有因为政治权力的变迁被终止，宪政的大旗下，没有人敢于叫停法治改革。　　当时的判决书很有水平，即使现在的法官看了也会叹为观止，判决书讲起道理来往往注重讲透讲清，民事和刑事都注重讲理，一份判决书往往长达几万字。　　法治的进步得益于法学人士的增多，1902年以前，北洋大学堂只有三个法律毕业生。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国内学习法律的有18万人，形成“北有朝阳，南有东吴”的近代法学教育格局。　　几乎每个省都有两个法律学堂，公立，私立都有，这不包括综合性大学，当时扬州就有7所法律学堂，7000多在校学生。　　法学成为显学原因有二，其一，清末搞宪政，必须搞法律，需求人才；其二，科举考试废除，读书人一时难以找到出路，而惟一能够和做官联系在一起的便是学习法律。　　清末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建立完备的司法审判体系，要建立四级三审制的法治国家，中央设大理院，省设高等法院，还有地方法院和初等法院。　　为了满足法律人才的需要，1910年，中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司法考试，以考试作为任职法官的必经途径确立下来，还要求所有法官要有专门的法学教育背景。　　由于法律人才奇缺，导致录取标准一再降低，连速成性的法学教育也会被认可为合格资历。　　从1910年开始，中国私立的法政教育迅速泛滥，只要通过一年半甚至9个月的法律教育就可以成为法官了，于是社会上开始了法学教育的“大跃进”。　　民国政府认为前清官员的法学教育太差，不具备法官任职资格，1910年的法官资格考试被民国政府否定。而各个省则认为，只有设置法院，才标志着司法独立，当时各个省又没有统一的标准。无奈之下，民国政府重新制定司法官考试法，要求法官必须要有系统化的法学教育，法官考试又开始了。　　1914年，梁启超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开始纠正扩张法院的思路，他认为，中国实行三审制，县级设置审判体系不现实，中国不适合全面照搬西方诉讼体系，简单的案件就应该快立案，快审结，快执行。　　梁氏还提出恢复笞杖，其原因在于，清末废除刑讯，但没有建立新式监狱体系。问题是，所有的板子都被销毁了，新板子打起来不顺手，于是就找来前清大理院官员，按照前清标准重新设置板子，执刑者发现，还是以前的板子顺手。　　面对新式的审判体系，国民也多有不适。比如苏州发生抢米事件，两个抢劫者当场被老百姓押送到审检所，而新式的审判要求传唤证人，老百姓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就地正法，他们甚至怀疑法官接受了贿赂。　　民国元年，社会治安混乱，盗匪丛生，而初建起来的审判体系，无法维持社会正常的秩序，山东地方政府致中央的一封信中以挑衅的语气说，如果追究刑讯逼供的话，山东所有的检察官都要被追究，如果他们都被抓起来，谁来提出诉讼？而司法部依旧回应：不许刑讯。　　章宗祥接任司法总长后坚决反对裁撤审判机构，但最终结果是，中国三分之二的地方法院和全部的初级法院被裁撤掉了，而如果不是章的努力，就全部裁撤了。　　北洋政府于是决定进行严格的司法考试，从1914年开始，北洋政府进行了5次正式的司法考试，考生强调国立和公立学校的法治教育背景，私立学校的学生还要严格审查毕业文凭，以及三年学习的成绩单、学习笔记，还要考察课程记录。司法考试不仅要求考法律专业知识，还要有国文考试，不仅进行笔试、口试，还有在司法讲习所里实习，实习考试后，才到检察院、法院实习。　　到1917年，统计显示，当时中国所有被任命的法官中，只有16人是司法总长特别任命的，其他所有法官都以考试选任，报名者3000人，录取者仅171人。

以上转自《南方周末》2004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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