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歧视的群体心理是有规律可循的...可以看到历史与现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人的心理都是差不多的，都受规律的制约。
西方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弗洛姆所言：“除了解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外， 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需要探讨”。这促使我们关注作为现代人性格结构动力因素的心理因素。对心理因素的重视并不排斥其他因素。
勒庞认为，群体的特点是它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即群体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个集体心理”。 这就是所谓从众心理。群体成员因群体的数量优势感到无穷的力量，形成“法不责众”观念，失去责任感。群体中的情感和行动则具有传染性。
群体的感情低劣。冲动、易变、急躁使群体易受各种刺激的影响，难以统治。他们听命于暗示，不受理性影响，失去批判能力，且很容易陷入极端轻信的状态。群体只进行简单的形象思维，并“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且“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 群体的感情简单而夸张，很容易被极端感情所打动。有鉴于此，勒庞指出：“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群体对各种外部意见、想法和信念只做简单化处理。他们对于自身强大力量的意识，则赋予其偏执专横的性质。群体绝不接受不同意见，以致“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感情的专横和偏执使群体只敬畏并听命于强权，而视仁慈为软弱可欺。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水平也十分低下。群体只能接受简单明了的观念。为此，需要把观念改造得通俗易懂，只注重其实际效果而不考虑其固有价值。群体不理解逻辑论证，不会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群众的想象力活跃而敏感，但形象化。影响群众想象力的关键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引起注意的方式。

勒庞将断言、重复和传染视为领袖说服、动员群体的重要手段。断言必须简洁有力且不断重复才能发挥威力，影响群众的观念。“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4](第103页)得到有效重复的断言能够消除异议，并形成流行意见，是为“传染”的启动。传染的威力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和感情模式。当时流行于工人阶级中的学说，被勒庞视为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成果。纳粹宣传亦要求以简单易懂的方式重复表达。希特勒指出：“群众对于（宣传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领悟能力低但遗忘性高，从这个事实来看，每一种有效的宣传只能局限在很少的几个要点，并以简短的标语形式表达，一直如此运用到确定任何人也都能够知道含意。若把这些基本原则牺牲而想要多方面发挥，就将造成宣传功效整个都散失掉。这是因为群众对过多供应的材料，既无法加以消化也记不住。” [5](第108页)
弗洛伊德曾言，勒庞的“问题意识”“使他的见识即使只从经验层面看，也没有人敢于断然否认其价值”。 [4](中译者序第9页) 但勒庞群体心理学分析的许多内容并未得到实验心理学的充分支持，且偏见亦多。如何理解许多偏见、非理性的内容被纳粹宣传惊人地大量套用，仍需要对纳粹宣传之心理因素做深入探讨。
弗洛姆的群体心理分析认为，人类活动取决于两种心理需要：一是与同类交往以逃避孤独，一是需求自由以发展个性。但是，“摆脱了既保护人又限制人的前个人主义社会的枷锁的现代人，并没有获得能使他的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充满忧虑、软弱无力。这种孤独是人所难于忍受的。摆在人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逃避自由的不堪忍受的负担，重新去依赖、屈从他人；二是进一步去争取建立尊重个性、把人置于至高无上地位这一基础上的积极自由”

勒庞亦曾论及群众对权威的态度：“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个凯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群众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对强权低声下气” [4](第40页) 。纳粹宣传者深谙此道。戈培尔说：“除了想要个象样的统治，人民什么也不想要。”人民对于他“无异于石头对雕塑家。领袖和群众有点象画家和颜料。”[1](第291-292页) 希特勒也认为，群众需要“强者的胜利和弱者的消灭及无条件投降”，“热爱支配者而不是哀求者”。 [1](第289页)从宣传角度出发，他把演说者以其优势打垮听众意志作为宣传之要义，认为“具有一种盛气凌人的使徒性格的出众演说才能”更容易地争取群众。而进行这种演说的最佳时间则是群众意志力最弱的晚上。这一时间，群众“更易于屈从于一个更强意志的支配力”，很容易对听众施加肉体疲劳术以使他们接受暗示。 [1](第290页) 希特勒还对从众心理做了分析：一个强大团体会对因孤独而恐惧的与会者“产生一种增强和鼓舞信心的效果”，一个参加群众集会的人，发现“周围成千上万尽是和他抱有相同信心的人”，“他自己就会顺从于我们所说的集体暗示的魔术般影响”。 [1](第291页) 纳粹宣传实际上也发挥了复兴德国民众心理的作用。许多德国民众正是借助投身纳粹运动，扮演了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双重角色，既满足服从权威的渴望，也实现了支配弱者的要求。
“权威主义性格”也适用于解释纳粹宣传施动者的心理。纳粹宣传施动者也是“渴望权力的虐待狂”。弗洛姆指出：“这种渴望乃是希特勒与德国群众、他的政敌的关系的特征，对德国群众他以虐待狂的方式予以蔑视和‘热爱’；对他的政敌们，他则显示了那些破坏性因素，而这是他的虐待狂的重要组成部分。” [1](第289页) 戈培尔现身说法，解释了施虐狂对施虐对象的依赖。“有时人被一种深刻的忧郁支配着，只有他再次面对群众，他才能克服这种忧郁。人民是我们权力的源泉。” [1](第292页) 纳粹宣传施动者渴望获得权力支配他人，并因此而具有活力，得到心理满足。正是在此意义上，弗洛姆说“权威主义性格”的实质是“虐待狂和受虐狂冲动的同时并存。……虐待狂和受虐狂这两种倾向之产生，都是由于隔绝的个人无力保持孤独而需要克服这种孤独的共生共存关系” [1](第289页) 。纳粹宣传施动者的性格结构，最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宣传受众各自独特的人格结构。受众很容易对施动者宣传的内容产生共鸣，并追随施动者。由此，不难理解纳粹宣传何以会招致那么多的狂热信徒。诚如有论者所言：“在法西斯主义上升阶段，某些基本说法只不过是为了宣传或其追随者的自我欺骗而已。……追随者某种程度的自我欺骗或领袖们对追随者进行某种程度的欺骗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12](第84页)

1925年纳粹党重建后，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先后负责宣传工作。宣传部门在党的各级机构中建立起来，进行体系化运作。宣传部自上而下发布特别指令，内容细致到规定在群众集会上使用的主题和口号。宣传部还负责为各地区统一印制海报、传单，地方活动的信息则被收集起来逐级上传。在宣传部的统筹指导下，纳粹宣传以复杂多样的方式展开。
一是利用报刊及其他印刷品。1920年12月，纳粹党拥有了正式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该报所宣传的内容从下述评论可见一斑：“如果有人想以对敌人的仇恨作为判断报纸的价值，那么它就是德国最有价值的报纸。……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罪犯、勒索者……的仇恨，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报道得象民族社会主义党的《人民观察家报》那样多。” [8](第23页) 此后，纳粹党的《冲锋队员》、《观察家画报》、《民族社会主义通讯》、《柏林工人报》、《萨克森观察家报》、《进攻报》先后创刊。《人民观察家报》的发行量：1929年26,715份,1930年84, 511份，1931年108，746份,1932年126,622份。报纸的种类增加到121种，总发行量超过100万份。 [8](第32-33页) 传单、海报、小册子等也为纳粹宣传广泛利用。在海报、招贴画上，刺激而具有煽动性的语言与触目惊心的图画交相衬托。其内容多为反犹、反共和国，美化纳粹党。如有的海报画着一个肥胖而丑陋的小犹太人，骑坐在一个被道威斯计划捆缚的强壮的德国人的肩膀上用鞭子抽打他，标题是“打倒金钱奴役！投民族社会主义的票!”有的画着一只纳粹巨拳将一群犹太阴谋的代理人、银行家、魏玛政府官员、社会主义代理者打倒在地，标题是“打倒腐化堕落！投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票！” [19](第181页)有的画着纳粹党人向众多只手发放工具，标题是“工作和面包”。勒庞说，要影响群体的想象力，“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4](第53页) 。海报、招贴画以直观的方式指引了群众的形象思维。其效果如依安·凯尔肖所言：“这些纳粹宣传的视觉影响是十分强烈的。” [20](第41页)

二是利用演说集会。“演说集会作为达到认同感和统一党员情感的方式，可为大量使用群众宣传技术以赢得群众支持这一目的服务。” [11](第33页) 群众集会还是“一个人对大部分人施加真正有效影响的唯一方式” [19](第273页) 。纳粹演说集会颇具特色，海报主题、音响、色彩、出入口等每个细节都得到精心安排。一次典型的夜间集会场景如下：人潮旗海，会场周围配以描绘着图画或简单有力文字的大型图版，巨大光柱亮射天空，在庄严隆重甚至令人屏息的气氛下，奏起激昂奋发慑人魂魄的瓦格纳乐章，接着演说者以煽动性的演说使集会达到高潮。“这种气氛逐渐地也感染了那些出于好奇或模糊的同情而来参加大会的人，他们被卷进大会上弥漫的激动与狂乱的情绪中，千年至福的希望和深深的仇恨交加的漩涡中。”[11](第154页) 演说集会的吸引力在《人民观察家报》对1932年君茨堡一次集会描述中可见一斑：“在下午，人们从各方汇集而来，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摩托车，或乘货车和汽车。……演说尚未开始，大厅就被挤满了。数千人只好站在外面。” [20](第60页)
三是发明宣传标识和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威廉·夏伊勒说：“希特勒要作艺术家没有成功，做宣传家却成了一个大师。” [6](第67页) 希特勒认为纳粹党缺少一个能够表达政治主张、打动群众心灵的徽号，一面旗帜，一种象征。他设计的党旗，使“纳粹党由此有了一个任何其他政党所不能比拟的标记”，“旗帜上带钩的十字仿佛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战后初期混乱的年代中一直彷徨无依、生活没有保障的下层中产阶级，鼓舞着他们朝着一个新的方向采取行动”。 [6](第69页)纳粹党还是使用现代技术进行宣传的先行者：一方面是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另一方面是借助现代运输工具。唱片、麦克风、扬声器成为纳粹宣传所用的标准装备。在竞选活动中，纳粹党用卡车载着扬声器四处宣传。希特勒还租用飞机，在全德做飞行演说。
四是在宣传中伴以暴力恐怖行为。这主要体现在冲锋队的活动中。希特勒指出：“冲锋队绝对要起政治作用：他们必须是从属于党的进行政治恐吓和宣传的工具。” [21](第114页) 他们的任务是在“一种以恐怖手段进行的持续竞选中”[10](第101页) 瘫痪对手的意志。冲锋队整齐有序、威武雄壮的游行，不仅对群众产生心理压力，而且在当时低沉的气氛中给人以蓬勃向上的印象。曾管辖冲锋队的扎洛蒙说道：“一大群人表里一致，有纪律，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出或者猜出他们不遗余力的战斗意志，这种场合会给德国人造成极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他们的心灵产生比任何文字、演说和逻辑都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语言。” [10](第101页) 其效果在施佩尔的记述里有例证：他的母亲看了一次冲锋队的示威游行，“这次游行在当时一团糟的形势下表现出纪律性，在当时普遍感到无希望的气氛中给人以朝气蓬勃的印象，似乎博得了她的好感。不管怎么说，她在甚至没听到过一次演说或阅读一份小册子的情况下参加了纳粹党”。 [22](第17页) 这是典型的从众心理。冲锋队打击对手的暴力行为也具有公众效应。1938年出版的一份德国官方文件提到，在早期，“党的最大困难实际上在于无人注意到它”。但暴力行为促使新闻界转变了对纳粹党的冷淡态度，此后，“资产阶级和红色报刊每日都要与纳粹打交道” [8](第16-17页) 。在暴行影响下，许多人惶惶不安地投靠了冲锋队。奥托·施特拉塞在一次冲突后写道：“所有那些在斗争后留在大厅里的人，自发地站到我们这一边。……在短时间前，对我们还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这种态度改变了。” [8](第21页)冲锋队拥有力量并加以施展，参与者分享权力与荣耀，纳粹暴力宣传深刻体现了“权威主义性格”。

所以你想表达什么 杀黑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