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夏埃尔·布特 彼得·奈特 著
贺慧玲译
关于阴谋论的研究蓬勃发展起来。研究学者见诸各个领域，如历史学、分析哲学、人类学、媒体研究、文学研究、政治学、心理学以及文化研究。他们创作了一整套有影响的著述，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该现象的理解。关于阴谋论的研究持续了半个世纪，但我们近二十年来见证了出版物数量和出版速度的惊人增长。
研究人员在其关于阴谋论的著述中，往往得出了千差万别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即便这本身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有理由表示担忧，因为大部分专家很少关心自身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中开展的活动。事实上，我们认为在当今关于阴谋论的研究中存在一种所谓的“巨大鸿沟”。这条鸿沟将采用文化和质性进路的学科与采用量性和经验进路的学科分离开来，前者包括历史学、文化研究、民族学或宗教研究，后者包括心理学和政治学。当某些研究人员埋头于自身学科时，其他研究人员努力了解相邻学科对于该问题的看法。然而，眼下没有任何研究真正关心鸿沟的另一边所开展的反思。鸿沟另一边的研究最多不过是在著作或文章前言中匆匆提及，然后被迅速疏远乃至忽略。关于阴谋论的研究越来越碎片化。
本文试图迈出弥合鸿沟的第一步，并勾勒出未来研究应该走的道路。我们首先以一种可能矛盾的方式对鸿沟两边开展的工作进行鲜明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并不是要毁坏仍然连接鸿沟两岸的某些脆弱的桥梁，而是要加固这些桥梁。总之，跨学科对话只有在相关各方认识到不同学科的优点和缺点时才能真正开始: 这是研究人员处于建设性的分歧状态的唯一方式，也是寻求共同领域和开展共同研究项目的唯一方式。
在下文中，我们采用( 美国) 文化研究的观点来批判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的著作。我们将首先总结上述领域开展的研究，然后对其展开批判。上述两个学科的大部分著作确实推动了阴谋论研究的发展，但同时往往忽视了文本研究的作用。我们将讨论六个问题域: 上述大量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论; 它们关于阴谋论信仰的机能障碍的假设; 上述研究的论证的循环性; 这些研究重视个体层面而非社会和集体维度; 对阴谋论现象的定义缺乏关注; 文化和历史差异的影响。最后我们提出一些弥合这种巨大鸿沟的建议。

心理学研究
即使霍夫施塔特( 1964) 在关于阴谋论的心理历史进路方面作了一些奠基性工作，心理学对于这一主题的挖掘还是晚了。这部分地是因为心理学将阴谋论主题视为一个简单的边缘猎奇。在某些研究人员意识到阴谋论现象的广度并承认该现象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之后，尤其在近十几年，我们看到经验研究的飞速发展( 对于该学科更深入的分析，见斯瓦米和科尔斯，2010; 博斯特，2015) 。
虽然我们今天承认阴谋论是一种常见现象，但是心理学著作往往从这一假设出发，即认为这些理论毫无逻辑，不可证伪并充满矛盾( 伍德、道格拉斯和萨顿，2012 ) 。该领域的早期研究人员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阴谋论被一些具有明显可辨心理障碍的特定人群所捍卫: 阴谋论者。大量心理学著作并非考察阴谋论的结构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特点，而是试图勾画阴谋论信徒的肖像，阐明其个性特征，并列举蕴含在我们通常称为“阴谋意念”( 一个让人联想到毫无根据的诊断精度层次的术语) 中的认知因素。某些研究人员步霍夫施塔特的后尘( 尽管并不总是直接地) ，挖掘了阴谋论思维和精神病理学形态之间的所谓联系: 阴谋论思维如果不说是真正的妄想症的话，也可以说是类精神分裂症( 达尔文、尼夫和霍姆斯，2011; 巴伦等，2015) ，或称为“受损的”心智的特征，如将信将疑、不信任、被幕后阴谋诡计困扰、对威胁的超级敏感、异化感、犬儒主义、不确定性、无能力、焦虑和失控( 见阿巴拉基纳－ 帕普等，1999; 戈策尔，1994; 斯瓦米、沙莫罗－ 佩缪齐克和弗恩哈姆，2010;格热亚克－ 费尔德曼，2013; 乔利，2013 ) 。某些研究人员( 斯瓦米、沙莫罗－ 佩缪齐克和弗恩哈姆，2010 ) 得出了在阴谋论思维和所谓的“大五人格差异”( 消极面对善意，不信任他人) 之间存在联系的结论，并主张个体在“阴谋意念”方面的差异相对稳定，不随时间而变化( 英霍夫和布鲁德，2014) ; 其他学者发现阴谋论者并不具有与众不同的人格( 布拉泽顿、弗伦克和皮克林，2013 ) ，并且与特定情况相关的因素对于揭示人格特点是必不可少的。某
些心理学家与其说强调阴谋论者的人格，毋宁说挖掘解释学、认知倾向和其他呈现在“阴谋意念”中的错误推理: 这些错误推理包括错误的归因、过度依赖意向性( “基本归因错误”) 以及面对反证“依附于”信仰( “证实性偏见”) ( 布拉泽顿和弗伦克，2014 和2015 ) 。人们也对阴谋论和其他“有缺陷的”看世界方式( 如超常、新时代宗教及种种原教旨主义)作了比较( 惠特森、加林斯基和凯，2015 ) 。戈策尔( 1994 ) 在一项于心理学家中间仍具影响力的研究中，提出阴谋论信仰是“单向的”，也就是说，阴谋论信仰发挥着完全的世界观作用，以至于信奉一种阴谋论的人往往信奉所有阴谋论( 也见斯瓦米、沙莫罗－ 佩缪齐克和弗恩哈姆，2010) 。然而，这种进路近来受到其他研究人员的反驳( 如萨顿和道格拉斯，2014) ，他们认为，阴谋论信仰有时与唯一一个具体的主题相关。
大多数心理学研究使用问卷调查。这些问卷调查在一个指示阴谋信仰程度的量表中将“被试”进行分类，然后验证与或低或高的比率相关的心理学或社会学变量。这些不同量表层出不穷，如阴谋论信仰调查( 斯瓦米、沙莫罗－ 佩缪齐克和弗恩哈姆，2010 ) 、阴谋论信仰总量表( 布拉泽顿、弗伦克和皮克林，2013) 以及阴谋论者心态量表( 英霍夫和布鲁德，2014) ，但是没有人就一个唯一的尺度达成一致。虽然大部分调查测量了对于最知名的阴谋论的信任度，但是某些研究人员纳入了一些假想情节( 如莱曼和钦尼雷拉，2007) 。
其他研究人员开始超出民意调查之外，研究调查中对态度的实验操纵，从而辨别“阴谋意念”中起作用的变量和机制。惠特森、加林斯基和凯( 2015) 就是这种情况，他们认为，情绪不稳的人或者情绪失控的人更易坚持对事件的阴谋论诠释。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在阴谋论的影响下，人们不愿减少碳排放或给孩子注射疫苗，因此越来越关注阴谋论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不良作用( 乔利和道格拉斯，2014a，2014b) 。其他研究人员开展了一些实验，认为对潜在有害的阴谋论的信任度会通过增强分析性反思的能力而减弱。

政治学研究
与近二十年出现的大批量心理学研究相比，政治学对该现象的研究相对薄弱。政治学家研究该主题要滞后很多。
我们可以部分地将这种有限的关注归咎于这一点，即政治学学科在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聚焦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归属，此后由理性选择范式所主导，该范式重视舆论的理性性质而非其社会心理性质。关于巴拉克·奥巴马的大量阴谋论似乎最终推动了该学科的研究。近年来的一个特点是政治学经验研究的飞速发展; 政治学经验研究同社会心理学研究一样，主要依靠调查问卷来辨别滋生了阴谋论信仰的因素并测量阴谋论信仰的程度。上述所有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对阴谋进行理论化并非一个边缘现象，而是过去和现在大量美国人均在践行的事情。上述研究表明，大部分美国人至少信奉一种阴谋论，而每种阴谋论通常俘获的信众达到所有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奥利弗和伍德，2014; 松斯坦和弗穆尔，2009; 尤辛斯基和帕伦特，2014 ) 。大部分研究认为，标准的人口统计学因素( 种族、阶级、社会性别、年龄、所受教育，等等) 并非真正是信奉阴谋的重要指标。
然而，针对人们信奉阴谋论的原因，上述研究是千差万别的。松斯坦和弗穆尔认为阴谋论源自一种“残缺的认识论”( 2009: 211 ) ，即认为当人们缺乏信息去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阴谋论会突然出现。尤辛斯基和帕伦特为“阴谋论注定为失败者所信奉”( 2014: 130 ) ，认为在那些感到备受威胁、无能为力以及不安全的群体中，阴谋论更易生根发芽。奥利弗和伍德则采用一种最接近心理学的解释，断言阴谋论扎根于一种倾向中，即将事件归结于不可见力量的阴谋诡计或者以善恶二元战争看世界( 2014: 953 ) 。松斯坦和弗穆尔主张阴谋论毋宁说是右派的事，而非左派的事，但尤辛斯基和帕伦特以及奥利弗和伍德则否定这种论据。然而，他们均认为意识形态臆断和政治信念决定着个体信奉哪种阴谋。
由于上述研究均认为阴谋论是美国文化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因此或多或少明确地拒绝将阴谋论与人格障碍联系在一起，而在心理学家的著作中，人格障碍却是首要因素。当松斯坦和弗穆尔判定了我们理论上能够克服的一个原因———操纵信息时，他们反思针对阴谋论的可能方子。然而他们指出，一旦人们开始信奉阴谋论，几乎不可能说服人们回心转意。这种论断近来也为其他研究所佐证( 尼汉、赖夫勒和于贝尔，2013; 尼汉和赖夫勒，2015 ) 。尤辛斯基和帕伦特以及奥利弗和伍德则避免给出治疗阴谋论的药方，因为他们的观察和研究主张，阴谋论已是美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会消失。

阴谋论研究中的趋同与矛盾
某些观察者( 如博斯特，2015) 认为，心理学和政治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为充分理解支撑阴谋论的心理学特征、思维方式、特定情况因素以及人口变量奠定了基础。
根据这种乐观主义的描述，经验成果日益趋同。应该努力将所有这些碎片化的观点集中到一个大的综合中，而不是对个别因素进行补充研究。然而，我们也能确信，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兴趣的爆发并不会促使对阴谋论信仰的性质、因果起源、心理学效应及社会影响达成广泛共识，而恰恰相反，解释越来越碎片化和相互冲突，甚至有时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例如，在以下方面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阴谋论信仰是单向的，还是具有特定议题的; 阴谋论信仰是反常和非理性的，还是占主导地位和( 有时) 是合法的; 阴谋论是在不断增长还是保持平稳; 阴谋论一定会导致社会偏见还是其具有某种个人和社会的功用。这些分歧可以解释为，先前的研究今天受到更新近和更精确( 归因于样本大小以及在“分离变量”方面更为精确，等等) 的调查的反驳。这些分歧还可以解释为，社会科学深受焦虑的困扰( 从社会心理学开始) ，研究结果至好说是夸大其词，至坏说是无法重复( “公开科学协作”运动，2015; 凯里，2015) 。然而，可复制性问题是一个棘手问题; 但共识的缺乏乃是心理学和政治学中大部分关于阴谋论的研究中更为根深蒂固和令人担忧的矛盾的结果。我们将考察五个潜在的分歧领域。
方法论
我们看到，大量政治学和心理学研究利用调查问卷来获得一幅从数据上说是具有代表性的阴谋论信仰图景。用来测量阴谋倾向的不同量表也激增。然而，对于调查的依赖产生的问题在于，阴谋论通常是作为一个连续统提出来的，而何谓信奉阴谋论乃是一个非常粗糙的概念。例如，“我不知道”这一类别是模棱两可的: 这个类别既可以指对事实的“官方”版本的积极怀疑主义或者对一种阴谋论的强烈拒斥，也可确实指一种面对关于有争议事件的信息超载的不可知论产生的不置可否的感觉。如果人们已熟知一些信仰并知道其得到广泛传播的话，那么人们更容易接受这些信仰( 克罗克等，1999 ) 。就像松斯坦和弗穆尔( 2009) 在对他们称为“阴谋瀑布”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民意测验时代，对阴谋论的信奉可以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Self-fulfillingProphecy) ，因为被试不会完全拒斥那些他们知道被众多人看中的观点。同样可能的是，做出肯定回答的被试并不是某些阴谋论情节的铁杆信徒，而是认为它们“就像”是真的那样准备去适应它们: 采取这种态度部分地是因为难以理解诸如气候变暖等复杂现象，也部分地是因为作为一种时髦的备选姿态的阴谋论具有媚俗的娱乐价值( 见奈特，2001) 。
机能障碍
正如我们所见，大部分心理学研究和数量稍少一些的政治学研究提出假设，信奉阴谋论源于认知偏见，乃至一种“残缺的认识论”( 哈丁，2002; 也见格罗，1987; 罗宾斯和波斯特，1997 ) 。这种研究的问题在于，对于阴谋论的宽泛信仰( 尤其在回答一份调查问卷时) 往往伴随着对于真实事实的一种极少的认识: 有时人们转向作为现成故事和解释的共同来源的阴谋论，就是为了避免不得不具体思考某些令人困惑的事情。
信奉阴谋论的意愿因而毋宁说是参与一种“集体的”和重复的分享故事进程，就像流言和市井传说那样，而非“个体的”认知机能障碍( 欲了解关于这一点以及关于阴谋论的心理学进路问题的更深入分析，见拜福德，2011) 。阴谋论可能并非一种妄想或一种过于多疑的个性的产物，而毋宁说是阴谋论满足了理解一些令人困惑的事件的个体的和集体的“需求”( 范普鲁伊延和约斯特马恩，2013 ) ; 这往往意味着人们求助于一些替罪羊，并使被压制的信奉者认为自己属于能够揭露伪装面纱的精英。
更成问题的假设是，信奉阴谋论从社会角度说是反常的，甚至完全是奇怪的，这种信奉的根源是个体精神病理学的特异气质。然而，近来在民意测验中采集的数据表明，对阴谋论的信奉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说非常盛行; 一些心理学家开始承认，这种信奉与更为“普通的”认识方式是合拍的，诸如“奇幻思维”( 奥利弗和伍德，2014 ) 。将阴谋论作为荒谬的思维方式来分析并无多大意义，因为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三认为刺杀肯尼迪就是一次阴谋的结果。强调“阴谋意念”与寻求大原因来解释大结果的趋势之间的关联也无多大用处，因为信仰者和怀疑论者均认同后者( 莱曼和钦尼雷拉，2007) 。同样，当阴谋流言有根有据时，聚焦于作为特定个体阶层的阴谋论者的认知差异，这是潜在地失效的。如果在水门事件和希尔斯堡球场灾难的故事真的证明是阴谋之前，关于阴谋意念的心理学研究考虑到那些相信水门阴谋或希尔斯堡球场灾难后存在官方掩饰的人，那么我们会赋予其与那些相信未加证实故事的人同样的心理学特征吗?
更令人困惑的情况是，面对一个被证明是阴谋滥用的故事时，相信一种阴谋似乎是一种完全合法的———至少也完全是合理的反应。关于美国主流医学界对非裔患者的治疗忽视和彻底虐待的长期历史，H． 华盛顿( 2006) 提供了资料; 这种历史远比塔斯基吉梅毒事件更长久并远超出它。华盛顿( 同样还有特纳，1993 和奈特，2001 ) 认为，将所有的阴谋论集中到“黑人妄想狂”的总标签下并忽略滋生这些信仰的以社会边缘化为首的社会和历史因素，有将更应将其归咎于集体的正当恐惧归咎于精神病理学的风险。学者们更加关注对个体缺乏信任这种现象，不再关注医疗制度和具体医疗实践的“可靠性缺失”。
循环性
虽然心理学和政治学研究在判定阴谋论思维中起作用的个性特征、认知机制和社会特点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地发挥作用。有时形形色色的认知偏见与阴谋论思维相关，但并非因此直接引致阴谋论。事实上，关于在阴谋论中起作用的因果性机制，关于为什么是某些人而不是其他人在特殊历史时刻转向阴谋论，我们掌握的信息少得可怜。
我们有时注意到，在研究发现中存在一种令人困惑的循环性。阴谋论是一种“残缺的认识论”的结果还是原因? 自霍夫施塔特的开创性著作以来，关于阴谋论的解释所提出的问题及其提供的答案一样多。霍夫施塔特( 1964) 曾强调，阴谋论修辞术的周期性涌现是妄想症高涨的产物( 但不是从严格意义上的临床意义上说) 。众多其他研究人员追随了霍夫施塔特论断的潜在假设，根据这种假设，阴谋论暴露了一种妄想，并往往对这种状态的心理性别根源抱有一些准弗洛伊德的论断。然而，既然妄想症是一种以通常高度特异制的( idiosyncratic) 信仰为特征的心理状态，而与依赖共同叙事、比喻和图景的阴谋论相反，那么“妄想症风格”概念确实能提供何种解释力? 霍夫施塔特及其弟子( 如派普斯，1997; 罗宾斯和波斯特，1997) 认为，妄想症能解释为何某人转而到处看到阴谋; 但是他们所谓的“妄想症”似乎仅仅指透过阴谋论棱镜来看世界的趋势。同样，在衡量阴谋倾向的量表中获得较高分数的人可能会说明一个事实，即“阴谋论者”往往是从阴谋论方面看世界的人。将这些阴谋论转型为一种特殊的解释世界方式的事物不仅仅只取决于阴谋论信徒的心理，也同样取决于阴谋论本身的集体结构性元素。因此，研究人员应该更多地关注阴谋论在不同地点和时期产生的文化影响，以及阴谋论促进和妨碍的社会关系。
定义
关于阴谋论论断的性质和因果效应的经验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混淆，这部分地是因为关于“阴谋论”一词缺乏一致的定义。阴谋论往往被看做一个永恒和稳定的概念，但是它的普及只是20 世纪60 － 70 年代的事，并且它承载着一个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令一些观察者感到惋惜的是，在对该现象进行定义时，共识和精确度的缺乏阻碍了经验研究的进步，如果研究人员在几个基本特征上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看似可以避免。
所有人均赞同的一点是，阴谋论认为一小群阴谋家在暗中活动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方向; 但是这个定义忽视了一个重要元素，即在当代，阴谋论往往几乎不可避免地包含一种“污名化知识”( 巴肯，2013; 也见巴肯发表在《第欧根尼》第249 － 250 期上的文章)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帮助确定一个更为精确的定义的额外标准。恰恰相反，这意味着阴谋论和对事件的其他解释之间的区别并不只是受到个人心理的影响，而是人们所描述的与既定观念相反的故事的特殊内容和社会功能的产物。
此外，就像布拉蒂奇( 2008 ) 和其他文化研究学者所断言的那样，“阴谋论”标签并不仅仅是以中立和客观的方式描述一种特殊的有争议的信仰方式( 其心理学和人口学因素在理论上可被精确地判定) ; 恰恰相反，阴谋论表达了一种对其他人的世界观的轻蔑拒斥。任何人都不会自愿承认是一个阴谋论者，因为这种称呼具有一种贬义。这意味着尤辛斯基和帕伦特( 2014) 给出的某些结论是错误的，因为这些结论根据网上包含“阴谋论”术语的邮件的频率来衡量这些阴谋论的规模。然而，阴谋论者很少用阴谋论这一术语来指称其观点，因而这些观点往往被这项研究所忽略。
同样，试图产生一种关于“阴谋论”的经验的和从价值学上说中立的研究实属自欺欺人，因为“阴谋论”本身从价值学上说就不是中立的。
关于伴随阴谋论思维的性格特征、认知习惯和人口因素的量性研究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因为其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根源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理解。这个故事并未得到充分讲述，但是我们已知的( 布拉蒂奇，2008; 芬斯特，2008) 已经足以让我们在提出一个普遍定义时小心谨慎。如果说引入“阴谋论”一词是用来指称一整套不正当和意料之外的信仰的话，我们事实上应该注意不同历史时期实行的去合法化政策。
文化与历史维度
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往往动辄强调，即便他们在研究中使用了小样本，但是他们能够得出关于阴谋论和阴谋论散播者从数据上说有效的归纳。这些研究( 尤其是心理学方面的) 然而面临关于我们今天称为“WEIＲD”( “西方的、受教育的、工业化的、富有的以及民主的”的缩略语) 现象的更宽泛问题，也即实验研究以及( 在较小程度上) 的民意测验往往依赖非常同质的样本，这些样本取自西方的、受教育的、工业化的、富有的以及民主的人群，这些人群往往为了大学贷款而参与一些调查和实验。
对于那些试图在“阴谋意念”和人类认知的结构性特征之间建立关联的研究来说，这是尤其成问题的。即便借助于试图从选择性样本得出一些代表性数据的统计技术，我们可能会担心，结论反映了一种西方思维方式，并往往特别是美国的思维方式。迄今为止，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的关于阴谋论的量性研究少之又少，除了斯瓦米关于马来西亚的知名研究之外( 2012) 。［1］要对在美国开展的局部研究的结论进行归纳是成问题的，因为阴谋论在世界其他地方和其他政治体制中具有各不相同的社会角色和政治地位。例如，在中东诸多国家，提及阴谋论既不是反常之举，也不是荒谬之举; 恰恰相反，这是普通人和精英看待时事方式的不可或缺部分( 格雷，2010; 拉布，2014 ) 。即便从个体心理需求角度研究阴谋论的著作很受欢迎，但是这些研究的大部分忽视了一点，即这些需求可以依文化和政治境况而不同。
即便从数据上说非常坚实的研究其实反映的是美国的特殊情况，这些研究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西方国家，更不用说其他非西方文化和政治体制了。政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往往意识到其研究的局限，并鼓励未来开展一些能挖掘异文化的研究: 但是他们的论文中几乎见不到哪怕是表面上的对异文化特殊性的认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明确地试图确定那些超越了个体差异的认知机制和政治元素，但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观察到一种令人尴尬的文化帝国主义，它会将片面结论拔高到普遍定论的层面。

关于弥合鸿沟的几点建议
在本文中，我们指出了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论述阴谋论的著作中存在的一些方法论和概念问题。但是不应该由此推断历史学、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成果就没有任何缺点。这些成果中也有缺点，而最严重的缺点在于系统性调查或可归纳的调查结果的缺乏。［3］即便近来大部分量性著作具有原创性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严谨性，但是它们往往对于其他学科的著作缺乏关注和了解。例如，在论述阴谋论最有影响和最为严肃的学者中的奥利弗和伍德( 2014) 以及合著《阴谋心理》( 比列维克、齐霍茨卡和索拉尔，2015 ) 均未参照芬斯特( 2008 ) 、巴肯( 2013) 或奥姆斯特德( 2008) 的著作，即便后者提出了资料翔实的具体分析。
好在近来的这些研究往往参照霍夫施塔特( 1964 ) ，他仍然并一直是学术著作和新闻业的出发点。但是缺乏关注是双向的: 广泛参照最近的心理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历史学家或文化研究学者的著作也同样鲜见。然而，应该指出，当前经验研究中考察的大量问题和假设已成为阴谋论研究( 有时以非常深入的方式) 的对象。20 世纪90 年代末开始突现的社会学、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书籍潮曾公开批判霍夫施塔特的病理学进路。这些书籍认为，阴谋论曾经并将继续传播，因而并不一定是一种妄想的表现，即便至少在美国，阴谋论越来越被污名化( 布特，2014) 。因此，应该从“巨大鸿沟”的两边来看; 应该了解除英文之外的其他语种的研究，这也使得《第欧根尼》249 － 250期双语刊物尤为受欢迎。
阴谋论研究应该采取何种取向? 许多研究扎根于一门学科、一种方法和一种特殊论战。这些论文在其各自领域是有功劳和非常有用的。然而，阴谋论研究已经到达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在我们看来似乎要求用一种跨学科的比较进路从其所有历史的、地域的和文化的复杂性来理解该现象。近来，社会心理学领域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弗兰克斯等，2015) 开始将质性方法( 半结构化访谈) 整合到进程当中; 其结论显示，应该重审该领域通常开展的量性研究得出的部分结论。这种变化是受欢迎的，但我们希望以更加大胆的方式将各种方法结合起来。弗兰克斯承认，与阴谋论研究者开展一些访谈具有一种内在的困难，因为大部分阴谋论研究者通常对专家和当局表示怀疑，并对试图将他们定性为“阴谋论者”的心理学家毫无信任可言。然而，历史档案充满了精确的量性数据: 只叙事实的文章或虚构的文章有待挖掘出来而不必听从由体制强加的行为规范。相反，某些量性技术可以利用来分析阴谋论文章，或许可以用比尤辛斯基和帕伦特( 2014) 的研究更为细微的研究方式来进行。诸如社会人类学———令人啼笑皆非地很晚才将阴谋论视为一个论题———等学科最终能够带来一种“在田野的”而非实验室阴谋论研究所受益的民族志视角。我们将有关阴谋论传播渠道的创新性研究( 如英国杜伦大学医疗人类学家团队开展的研究) 与例如塞尔瓦吉( 2015) 所开展的医学法律史研究结合起来，塞尔瓦吉研究了关于艾滋病的阴谋论发展的途径———一种整合了阴谋论论断的故事———根据这种论断，克格勃可能介入了操纵信息运动框架内流言的传播。
我们建议，不要为了在关于阴谋论的争论中获胜而开展学科间的竞赛，恰恰相反，我们建议开展一些合作项目，以( 1 ) 了解在其他领域中开展的工作; ( 2) 受不同方法论的启发; ( 3) 试图对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政治体制和历史阶段进行比较———或至少，意识到它们得出的所有结论的局限性。

注:
［1］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人类学家开展的初步研究，见韦斯特和桑德斯( 2003) 。
［2］ “情感结构”概念是由Ｒ. 威廉斯提出的，指的是“处于解决中的社会经验”，不同于那些以更明显和即刻的方式被驱使的其他社会语义结构。
［3］ 我们不至于说可归纳的调查结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或最终是片面的。即便当一种分析聚焦于唯一的历史或文学文本时，可以从这种文本得出关于某一特定时期的更为宽泛的解释: 从某一案例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一旦与其他数据产生了共鸣，那么这些结论是具有代表性的。

原载于《第欧根尼》2017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