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渊韬略成国粹，昭昭青史记殊荣。”这是徐向前元帅在刘伯承辞世后写下的《悼刘伯承元帅》一诗中的两句话。一句是讲刘伯承的军事韬略，一句是讲刘伯承的赫赫战功。太史公司马迁曾说：“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而刘伯承却是“能行之者必也能言，能言之者必也能行”。用兵，刘伯承神机妙算，能致人而不至于人，仗仗稳操胜券，可谓“运用之妙，存在乎一心”(《宋史·岳飞传》)；论兵，刘伯承通晓古今，博采精华，独具慧眼，能发前人之未发，能言前人之未言，可谓博采众长，独成一家。正如陈毅诗所云：“守土古范韩，论兵新孙吴。”能武且能文。邓小平将刘伯承称为“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此说一点也不过分。

刘伯承的军事生涯始于1911年。当辛亥革命波涛冲击到四川时，刘伯承抱着强兵富国的信念投身到四川军政府领导的军队。是年，他19岁。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刘伯承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号召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讨贼战争，也曾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混战。在这些战争中，他以足智多谋，勇猛善战闻达于世，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4年，讨贼战争失败后，刘伯承为形势所迫，出川赴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途中结识了赵世炎等人，开始了解到共产党人的主张。经过两年时间的审慎思索，于1926年经吴玉章等人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从此，刘伯承为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时，他的军事生涯也揭开了新的篇章，开始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军事斗争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

刘伯承入党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身份，组织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为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史画下了重重的一笔。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刘伯承参与组织和指挥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军事参谋团参谋长。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刘伯承辗转赴苏，先后入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曾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这时，刘伯承已被中央的同志视为“无产阶级的孙吴”，在上海中央的军事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2年刘伯承进人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总参谋长。在任红军总参谋长期间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和博古、李德等人意见相左，被免去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调任第五军团参谋长。

1940年7月，八路军总部下达了组织破袭日军交通干线和据点的进攻战役(即“百团大战”)的命令。根据总部要求，一二九师与晋察冀区和一二○师在正太、平汉、同浦、白晋、平绥、津浦、北宁各线配合行动。正太线为主要目标。一二九师承担了破袭正太线西段的任务。战役分三个阶段，历时近四个月，其中既有破击作战，也有反“扫荡”作战，常常是破击战一结束，就立即转入反“扫荡”作战，战役进行的既壮观又艰苦。刘伯承指挥的一二九师在此次战役中承担了主要方向的作战任务，因而也承受了日军进攻的巨大压力，打得尤为艰苦。战役最后以胜利而告结束。一二九师战绩辉煌。

抗战的烽火刚刚熄灭，蒋介石即遣国民党军向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推进。对华北，国民党军沿同浦、平汉、津浦各铁路突贯攻击，企图在分割华北各根据地的同时，打通进占东北的通路。作为策应，阎锡山部的4个师及1个纵队侵入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地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根据中共中央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于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发起了上党战役，收复了被阎军占领的屯留、长子、潞城、壶关及长治诸城，歼敌3万余。10月24日至11月2日，刘伯承又指挥硝烟未净的部队，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发起了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阻击沿平汉路北进的国民党军中路纵队。此役围歼国民党军2个军，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编第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生俘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部2．5万余人。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的胜利，为共产党在和平谈判中争取主动地位加上了一个有分量的砝码。上述两次战役之后，刘伯承分别撰写了《上党战役经验的初步总结》和《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对战役指导及战役战术做了理论总结。

　在各战略区解放军的自卫反击下，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以失败而告终，不得不于1947年3月以后转而实行重点进攻，企图突破陕甘、山东两翼之后，合击中原。刘伯承乘蒋介石将中原国民党军主力抽调西北和山东战场之机，于3月23日发动了豫北反攻战役。刘伯承把此战役称之为砸“钳铰”(豫北、晋南是蒋介石从黄河防线伸过北岸向陕甘和山东实行重点进攻的支撑点，如同钳子的“铰”)。此役历时2月，歼敌4万有余，解放了9座县城和广大地区，控制了平汉路150公里，迫使豫北之敌龟缩安阳、汲县、新乡等几个据点。强有力地支援了西北和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反击。

为进一步实现中央要求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的战略配合，扯碎国民党的中原防御体系，刘伯承和邓小平于1948年初率野战军主力跳出大别山区，在乎汉路以西地区展开。5月，发动了宛西战役，以远距离奔袭的方法，攻克宛西多座重镇，歼敌2．1万(在战役进行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刘伯承任中原局常委和中原军区司令员)。同月，又发动了宛东战役，以策应华东陈粟兵团南下加入中原作战，歼敌万余人。7月，发动了襄樊战役，攻克襄阳，歼敌1万余人。这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铺平了道路。

1948年11月，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相配合发起了淮海战役。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刘伯承为常委。刘伯承在参与整个战役谋划的同时，还直接指挥了中原野战军的作战。在战役的第一个阶段，刘伯承亲自指挥中原野战军阻击黄维兵团，以保证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其间，他建议攻占宿县，为造成关门打狗之势，确定战役基调，贡献了关键的一步棋。战役第二阶段，刘伯承全力贯彻“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的作战方针，指挥中原野战军集中兵力将黄维兵团围歼于双堆集，使解放军在淮海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战役第三阶段，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完成了对杜聿明集团的围歼。淮海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战略重兵集团，敲定了蒋介石政权必然覆亡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伯承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军事教育之中，为实现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1950年7月，他向中央主动提出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筹建陆军大学(经刘伯承建议，改称军事学院)。11月，就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57年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为人民解放军建立军事教育体系，特别是建立高级军事教育体系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军事教育思想。如邓小平所说，刘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1958年7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伯承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指责在教学工作中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从此，刘伯承离开了军事教育岗位。1959年以后，刘伯承出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这一时期，刘伯承一面为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决断出谋划策，一面着手回顾几十年革命战争经历，先后撰写了《回顾长征》、《我们在太行山上》、《千里跃进大别山》等文章。“文化大革命”期间，刘伯承为稳定军队尽了最大努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时，刘伯承已是年老多病。1980年，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6年10月7日，由于久病不治，与世长辞，享年94岁。

刘伯承从一个旧军人转变为一个新式的革命军人，成长为伟大的服务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他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从游击战到运动战、阵地战，从小规模的战役战斗到百万大军的会战，从单一兵种作战到诸军兵种的合成作战，刘伯承以不倦的学习，脚踏实地的实践，积极能动的创造，锻造了他那炉火纯青般的军事指挥艺术，形成了一套独具魅力的用兵风格。

――知战相因。刘伯承的实战经验之丰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云的战将终是首屈一指的。关于这一点，在以上的叙述中已经有所体现。但刘伯承的优长绝不仅仅限于此，他的军事理论修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将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他一生曾两次进人军事院校学习，一次是1912年考入四川军政府举办的将校学堂，一次是1928年先后人苏联的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院校的正规化教育，为刘伯承奠定了扎实而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造就了广阔的军事理论视野。刘伯承尤善于自学，终其一生手不释卷。他熟知古今中外著名军事理论家的许多著作和著名的战例，尤其对《孙子》兵法娴熟异常。刘伯承不仅战功赫赫，而且理论硕果累累，他的许多军事著述，至今仍有着极高的军事学术价值。更为突出的是，刘伯承善于把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深厚的军事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指导现实的战争实践。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读书时，学校教室高悬的一条标语――“离开实际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际是瞎实际”，给刘伯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其奉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由于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即注重知战相因，所以，一方面刘伯承的军事理论绝无丝毫的“教条”气，不仅其内容充满了求实精神，而且语言也生动活泼，在实战中确实“管用”；另一方面，刘伯承的作战指导洋溢着自觉理性的精神，他不仅善于把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上升为理论，而且善于对作战实践进行自觉的理论指导，常常是看得深，看得远，能够抓住问题的根本和关键。他的军事指挥艺术，闪耀着理性之光。

――伐谋为上。《孙子·谋攻篇》曰：“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所谓伐谋者，即以智取胜也。能以智取胜者，为用兵上之上。孙子的这一思想，为历代兵家所称许。刘伯承深得其道。刘伯承生性刚毅、勇敢，指挥作战从不怯于斗勇斗力，其指挥风格堪称勇猛顽强，敢打敢拼，敢与敌人争勇斗狠。但刘伯承更重斗智，更重巧取致胜。他曾经明确地说；战争“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 。刘伯承把斗智摆在第一位，讲究出奇制胜，讲究攻其不备，讲究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讲究让敌人吃亏而自己不吃亏。在实际的作战指挥中，刘伯承足智多谋，神机妙算，几乎仗仗出奇招。敌人与之交手，常常是未战而谋划先输，当他们还以为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时，就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刘伯承为之布置的圈套。曾与刘伯承长期共事的邓小平说：刘伯承“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巧于出奇制胜，就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神机妙算”。充分肯定了刘伯承的用兵之巧。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充满了智慧。

――不拘一格。人们都知道邓小平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这句话是邓小平由刘伯承那里接受过来的。刘伯承讲战法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黄猫黑猫，咬得到老鼠的才算好猫” 刘伯承有一个基本思想：战争实际情况是辩证的，因此作战指挥也必须是辩证的。辩证的指挥，就是要视情况和任务来运用兵力、手段和战术。简单说，即是战法运用要不拘一格，只要能够打胜仗，什么样的战法都能用。“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因此，刘伯承的作战指挥表现出高度的机动灵活，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同样是伏击战，有的伏击退者，有的伏击救者，有的是“利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口袋战术，有的“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有的围师不阙，聚而歼之；同样是围点打援，有的是虚张声势，攻城是假，打援是真，有的则是真围真打，既夺城又打援，如此等等。《孙子·虚实篇》曰：“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刘伯承用兵可以称得上“兵无常势”、“因敌变化”，谓之神也。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充满了求实且辩证的精神。

――举轻若重。在“刘伯承诞辰100周年军事理论研讨会”上，曾在晋冀鲁豫军区担任副政治委员的薄一波讲了这样一件往事：在1950年的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与薄一波聊天，问到对刘伯承和邓小平怎样看。薄一波没作正面回答，而是反问周恩来。周恩来爽然一笑说，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点，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并说，他喜欢“举重若轻”，但无法做到，只能和伯承同志一样“举轻若重”。确实，用“举轻若重”来形容刘伯承的军事指挥风格是非常恰当的，刘伯承说过：“接受任务定下决心要有包天的胆略，在部署和指挥战斗时，要像‘描花绣朵’的姑娘那样认真细心。” 刘伯承既胆略过人，又严谨慎行，他把胆略建立在严谨的基础上。刘伯承指挥作战是非常细致人微的，在一些关节点上，他常常是连细节也会关心到的。即使是已经稳操胜券，刘伯承也不会有丝毫的懈怠，依然心细如丝。1949年春，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其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明眼一看便知不堪一击，就连蒋介石也不相信长江会给以多大帮助，早早就把家当搬去了台湾。但担负了渡江战役前线指挥任务的刘伯承，仍然精心组织战前准备，从敌人的部署到我军的具体战术，他都考虑得非常细，甚至连先头部队需带绳子这样的“小事”都想到了。这种指挥风格是源于刘伯承对革命事业和对战士生命的极端负责精神，他曾经说：“切不可因为指挥员的失误，而造成士兵的无谓牺牲”，“让战士去硬拼是犯罪行为”。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指挥风格，使刘伯承常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体现着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