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祭度娘
挂小白

不知什么时候，太妹写了一篇带有干货、略显抒情的议论文，其行文逻辑倒是很符合冷吧众对“好大喜功”、“千古一帝”思想的嘲讽，甚至难免有指斥乘舆，不够河蟹之意。
http://www.backchina.com/forum/20170323/info-1454528-1-1.html
品评历史、直抒胸臆，本无可厚非，但具体的史料和情况分析，似乎可商榷之处仍在所难免。本人浏览过这篇文章也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一直想写点什么，但没有精力和时间。今天不如借此机会，写点自己的不同观点，以飨诸公。

汉匈战争，是中原王朝向异族地区扩张、建立统治，从而实现由原生文明向国际性强权转变的一大开端，也奠定了骑兵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战略性军种的地位。
然而这场大戏的开局形势，对于汉王朝而言无疑是惨不忍睹的：
在垓下之战彻底灭掉项羽的汉高祖，发现他所能实际控制以及通过异姓诸侯王所名义掌握的疆域加起来，也比秦始皇最强盛的时代差之甚远：从匈奴夺取的河套地区，定襄、云中一线以北的县治都被盛极一时的冒顿单于重新夺走。对南方的开发中道而殂，西南夷各大小部落王国仍然让汉朝的政令不出今四川东南，前秦朝的将军赵佗建立了一个“继业者”式的南越国，对汉朝连表面的臣服都懒于维系，其余如闽越、朝鲜、羌人环伺，汉朝中央政府能实际控制的人力与财力，都受限到了一个极点。
经过高、惠、吕后、文、景五朝的努力，汉朝实现了两个相对于后世而言近乎划时代的改革：
1、军事改革，包括器械锻冶制造和军队作战方式，具体不详说了，请参照冷吧过去的精品贴；
2、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逐渐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财政、军事、行政的掌控权，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长期有效维持的中央帝国，再加上文景之治的繁荣，为后世的扩张战争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当汉朝把目光再度投向北部边境时，冒顿的孙子军臣单于统治下的匈奴，所控制的部落、人口和地域也到达了一个极致：
上图中的绿线勾画出的是所有匈奴直接通过“二十四长”控制的游牧部落联盟，以及臣服于它的羌人、乌桓和西域城郭诸国等，其能支配的地域从两个方向包围了中国本部。
那么，汉朝能否如@sunircava 所说的一样，一开局就实现“昭宣时代的积极防御战略”呢？
显然是不行的。
《汉书·地理志》告诉我们：“（自五原郡）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除了“光禄城”得名于筑城的汉朝将军光禄勋徐自为以外，“支就”、“头曼”显而易见是来自于匈奴语的，尤其是后者直接以冒顿的父亲头曼单于命名，再考虑到秦代曾有大将军蒙恬率军夺取头曼单于旗下的楼烦等部落所居的河南地（今河套），使得当时尚弱的匈奴远趋躲避的历史，这里甚至很可能就是头曼单于在先秦时代经营的居城。
丰富的史料和考古发掘都告诉我们：匈奴人不仅能够游牧，也能在适合定居的地区建立城池、经营一定的粗放农业也手工业。拥有河套、河西走廊和沿“北边塞至辽东，东西千余里”的阴山山脉等一系列优质农牧混合经营地区的匈奴人，既能够拥有条件极其优良的草场以牛马肥壮，也可以兼营农业和手工业部门，以补充生产效率较低、生态较脆弱的畜牧产业。
对于匈奴而言，它的传统统治中心，实际上就被设置在漠南地区，死死地压在汉朝的脑门顶上，其意义甚至相当于幽云十六州之于宋辽双方——容忍匈奴在此经营，不仅让汉朝在军事和边境经济上极为被动，而且如果匈奴不断蚕食汉朝领土，并逐渐像契丹一样演进成一个“北朝”，则汉朝恐怕就难免沦为“儿皇帝”的命运了。

更况且，如果匈奴能像契丹一样，严格地履行用岁币换和平的盟约，事情尚有转机，可惜《匈奴传》并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孝文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十万骑，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脩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余，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汉甚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后岁余，文帝崩，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后，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约。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自河套、漠南阴山等经营良好的低纬度驻牧地整装待发的匈奴骑士，可以机动灵活地袭击任何他们想到达的地域。笔者相信以文景二帝之能，不是不想经营良好的边塞防线以阻滞匈奴人的入侵。【然而，长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机动性差的步兵戍卒，被分散放置在漫长的北方边境线上而势单力孤，机动力强大的匈奴骑兵则可以集中进攻任何他们在侦察中发现的、稍有薄弱的地区。而边防戍卒实际能做的，除了稍作抵抗迟滞以外，就是用烽火、狼烟等信号传递示警，等待野战军集结和反击。】
那么，事情就无疑陷入了一个死局：汉朝野战部队要能够有效地反制和击杀匈奴骑兵，就必须训练强大的骑兵，想训练大量的骑兵，就需要优良的牧马地、马种，甚至内属的胡人，要得到这一切，除了向匈奴人发起攻击并夺取这些农牧业混合经营、汉朝能够建立城市和定居点的区域，似乎别无他法。
如果把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分成前半部分（公元前133——前119年漠北之战）与后半部分（公元前103——前90年），汉武帝和他的两个天才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在执行前半部分的攻击和夺地战略时，是完全成功的。

菲林在《汉武帝真的重创了匈奴吗？》（以下简称《汉》）一文中对于这一时期汉朝的积极对外进攻做出了略带调侃、避重就轻的评价，而且也无意中歪曲了部分事实。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汉朝进攻战略，是非常漂亮且成功的：
公元前133年，汉朝马邑之谋失败，汉匈全面开战；
公元前129年，卫青、李广等四将第一次出击，有两路惨败而卫青攻至龙城、小有斩获，得汉武帝赏识。事实上，这也是汉朝从先秦落后的车战时代走来、不得不通过血的教训逐渐完善其骑兵战略战术所付出的代价；
公元前128年——《汉》一文中用轻蔑调侃式的语气说道“匈奴大军在其余两地如入无人之境，轻易战胜了当地驻守的太守军以及前来迎击的韩安国”——却将卫青和李息“将三万骑出雁门、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的功绩一笔轻描淡写地带过。那么，笔者要试问一句：上述文景时代汉朝没有主动开启战端之时，胡人动辄“十四万骑”、“左右各三万骑”入塞疯狂烧杀抢掠的行径，如果没有卫青和李息，就能阻止得了么？恐怕只能更加猖獗而已吧？如此偷换因果关系的语言，仿佛卫青的反击是激怒匈奴、招致侵略的元凶罪魁一般，是否太过可笑呢？
【读《匈奴传》的记述，这一时期的汉匈战争，就像两个流氓奋不顾身地拿着军刺、匕首对捅，看谁先因为失血倒下，而作为农耕定居文明的汉朝，势必是血比较厚的一方，这样的战斗越是持续，只要汉朝的骑兵掌握了正面对抗匈奴骑兵的战术能力并具有装备优势，则胜利的天平无疑是会越发偏向汉朝一方的。】
典型的汉朝着甲戟骑兵
以“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武装的匈奴骑兵

公元前127年，军臣单于死，其弟伊稚斜单于夺取大位，军臣的太子於单出逃汉朝，卫青成功夺取匈奴河南地，后经营成汉朝的朔方、五原两个边郡，史称“捕首虏数千，畜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驱逐了原驻牧于此的楼烦、白羊等匈奴小王。对于匈奴而言，富饶的河套地区被丢失无疑是一大打击，汉朝开始将这个原本从秦末开始匈奴人南下的后勤基地经营成可为己用的前哨站。
公元前124年，卫青等数名将军，从高阙、朔方等地出发，奇袭了漠南草原上右贤王的王庭，杀得右贤王落荒而逃，俘虏匈奴“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汉军在短短数年内已经掌握了骑兵战的三昧，并发动如此彻底的分进合击，对于匈奴而言无疑是震惊性的——这意味着匈奴在漠南的良好草场上放牧和安置家眷，无疑是给汉朝骑兵送去了战利品和奴隶。【汉朝骑兵在历练中战力不断增强，变得和匈奴一样具有凶残攻击力的“矛”，而匈奴则没有汉朝边塞城防这种能让对方有所迟滞和顾忌的“盾”，则匈奴在大战中，势必显得越发被动。】
此战后，右贤王在朔方以北的王庭长久一直得不到恢复，河西走廊上驻牧的浑邪王、休屠王和匈奴本部的联系被汉朝无形中斩断，为后来霍去病从河西地以北迂回包夹击溃二王创造了良好条件。
公元前123年，不甘失败的伊稚斜单于在漠南继续袭扰汉朝边境，但又一次遭到了卫青的沉重打击，斩杀俘虏匈奴骑兵和平民近两万人，尽管苏建在此战中三千骑被围几近全没，但此次针对单于直属部队的胜利，加之霍去病再一次上演了数百里奔袭、斩杀两千余并俘虏了单于无数直系血亲的好戏，终于使得单于本部也被迫追随右贤王的后尘、撤出了其自冒顿以来就牢牢占据、经营为丰饶单于庭的漠南蒙古地区。伊稚斜在漠北修筑赵信城，企图以逸待劳等待汉军。然而河西走廊的两个“万骑”——浑邪王和休屠王领地就此彻底沦为了自生自灭的孤岛。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战河西，最终将浑邪、休屠二王的八九万部众杀得非死即降，自此匈奴再也不能有靠近汉朝边境的驻牧地。最终河西地被经营为汉朝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后通过李息征服原臣服或结盟于匈奴的羌人的行动，又逐渐增置金城郡，汉朝打开了统治经略塔里木地区和中西方文化物产交流的大门。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终于发动了几乎不计代价的漠北征伐，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这一战中，远遁的匈奴部众使得汉朝出征的后勤压力无疑极大地加重了，史称“上令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以数倍于步骑战兵的后勤力量保障了卫青和霍去病直捣今蒙古国中北部的单于新王庭。
然而，遥远的距离不仅加剧汉朝的后勤压力，也给主场作战的匈奴增加了准备时间，卫青出塞距离较长，老冤家伊稚斜单于则“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双方激战之后，单于本部溃散，卫青斩获一两万敌人，而不得俘虏伊稚斜，回国后汉武帝仅赏赐而不益其侯国食邑，可见将伊稚斜“献俘太庙”才是其最大目的，对此结果是不满的。
这里《汉》一文对于霍去病的斩获又进行了疑似双标的调侃——“这场战役只能说是惨胜。汉朝记载的匈奴虽折损八九万骑兵，从之后历代漠北部落的人口数量来看，此数字很可能被明显夸大了，而汉军也损失也到了近乎不可能的数万兵士和十万余匹马”，除了卫青部直接对阵单于本部精兵外，霍去病显然又一次出其不意地迂回袭击了左贤王部的薄弱点，左贤王部被“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讯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其中显然包含了各贵族、官僚所属的男女老幼，就像卫青出高阙奇袭时“获匈奴众男女万五千余人”一样，其中被俘杀的匈奴士卒肯定只是一部分而已。
然而可笑的是，《汉》一文：前脚才认为“八九万骑兵”的战果在未被全歼的情况下不符合匈奴单于本部和左贤王部在其强盛时所具备的总兵力，后脚为了鼓吹匈奴远遁西北后尚且坚挺，又声称已被汉军“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的匈奴残部，“又出动十一万骑兵围攻李广利、李陵，完全不像一个遭到过重创的势力”——【难道对你不利的记载就是“夸大”，而对你有利的记载就成了“史实”么？】
更何况汉朝本身对于军功封赏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权臣田顺、太守魏尚等都吃过误报的亏，相比之下，犁庭扫穴后打扫战场清点出的斩俘数字，显然比漠北猝然遇敌、接战后脱离回报的估计敌方人数还是更可靠的，并且前述已经提及：这些斩俘数字本身是军民不分的，这跟罗马人征伐日耳曼蛮族的情况相似。

那么，在公元前129——前119年期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将领进行的一系列对匈奴征伐，对其打击究竟是否“微不足道”呢？
显然是并不能这么说的。
【其一】，十年的边境攻防战给予匈奴人口直接重创。
关于匈奴的人口，本人前些年曾与人有过论争，综合而言，《匈奴传》所谓“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即有24个级别较高的王或官员建立自己的驻牧地，每个编制下拥有数千至万多人的丁壮人口（即理论上的“骑兵”兵源），即总人口应有数万人。无论是汉光武年间率部投效后成为南匈奴各部的日逐王（比惧，遂敛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还是被霍去病降服的浑邪王和休屠王等部，都差不多有4-5万总人口，即【匈奴游牧人众24部在鼎盛时期大约有100-120万之多】，其地横跨几乎整个内外蒙古、新疆准噶尔、俄罗斯西伯利亚一部分、甘肃、宁夏大部等。而仆从的东胡、西域诸国等部不参与“会龙城”的定居民族，则不应在此数。
而汉朝在十年间的征伐，所杀死、俘虏和受降的匈奴人口就达到二十多万，另有无数老弱妇孺在部众溃散、丁壮遁逃之时，难免沦为被遗弃的饿殍和僵尸，由此再计算每次其部众溃散时额外损失的人口，整个匈奴大约在十年时间内就失去了三十万以上的人口，占其总数的25%-30%——试问这不叫惨重，什么损失才叫惨重呢？
【其二】，这一阶段的战争，使得匈奴在投降汉朝之前，完全失去了旧有的统治中心和最膏腴的草场及农耕区，经济能力大为削弱。
漠南、漠北决战后，汉书称匈奴“漠南无王庭”，即匈奴的统治中心先向北移，后又进一步向西迁移（《匈奴传》：单于益西北）。在《汉》一文中，一次次被杀得溃退远遁、动辄丢下无数俘虏和畜产的单于和左右贤王，简直被描述成了“曲线救国”、“高瞻远瞩疲敝汉军”，以“微不足道的代价”让汉朝劳师远征、不得根除匈奴之患的大战略家。
而事实上呢？失去了低纬度的优良草场，使得匈奴的游牧经济变得异常脆弱，其转场的余地变得有限。对游牧民族生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随季节进行转场游牧是牧民得以牲畜蕃息的重要方式，而在高纬度草场冬季频发的所谓“白灾”面前，在低纬度的漠南阴山地区、河套与河西走廊保存畜产无疑是极好的方式。而汉朝直接夺取了河南地、河西走廊和阴山南簏之地，修筑长城和经营郡县，则使得匈奴失去了最宝贵的游牧地区，以及经营其粗放农业和手工业的地区。
《汉》一文中，为了贬斥卫霍等人的战绩，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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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为什么匈奴在遭遇这么多次大失利后依旧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必须先了解匈奴总体实力的概况。匈奴除单于和左右贤王之外，还有诸多王侯拥有自己的驻地，从史料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十四个这样的驻牧地，分别是：
1、甘肃河西走廊一带
2、甘肃河西走廊以北
3、今内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和锡林郭勒盟一带
4、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北部一带
5、今新疆焉耆、危须、尉犁一带
6、今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一带
7、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及准噶尔盆地以东一带
8、今贝加尔湖一带
9、今内蒙古旧长城以北，西至河套，东至河北省南洋河一带
10、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带
11、今外蒙古曼达***一带
12、今内蒙古居延海北约六百余里一带
13、今新疆吐鲁番及巴里坤湖一带
14、腾格里山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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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没有提及的，除了上述笔者所论及的这些草场所能容纳畜牧能力的显著差异（正如新疆十个县的GDP可能不如江浙沪一个强县），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等经营部门的丧失外，更没有意识到的是：【匈奴所永久失去的，远不止被汉朝直接夺取、建立正式行政区划的地区】。
《匈奴传》载：匈奴强盛时，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秽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
——而到了汉武帝时代的一再打击后，匈奴意识到必须以遥远的距离暂避汉朝的兵锋，因此在“漠南无王庭”的战略退缩后，又在卫青焚毁赵信城后渐渐地“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
让我们打开同一张地图，简单描绘一下这种差异——
冒顿老上军臣三代鼎盛时：
单于庭和左右王庭直接压在漠南地区，其中右贤王部靠近河西走廊，与单于庭共同守护着匈奴在河西走廊、河套平原的经济利益和城池，左贤王则压迫和袭扰汉朝东北部的郡县，护卫着其在阴山东段、锡林郭勒盟等丰腴草场的畜产和人民，且直接向被昔日冒顿所征服的东胡各部落进行征税、压榨。
而“单于益西北”之后就变了：
首先是匈奴人的牧地远离了漠南地区，而且为了躲避汉朝的不断征伐，向汉朝人口稀少的河西走廊以北迁徙，这使得汉武帝后期几次在河西地区集结兵力进攻变得缺乏人力和物力支援。
然而，这种痛苦更被匈奴人所体会到——尽管在公元前105年以后，匈奴人又开始尝试派出骑兵侵袭汉朝的边境，然而《汉》一文中所偷换的概念是：【匈奴骑兵所能机动到达的区域，并不是匈奴人可以放心游牧的区域】，汉朝的骑兵不仅可以随时出故长城边塞，一昼夜就可以杀掠企图到漠南地区放牧的匈奴畜产和人口，而且汉朝在郡县制和故长城线以外，更增筑了一条“外长城”（或称为“塞外列城”）的防线，其控制范围东起朔方郡，向西连接著名的居延汉塞，并与河西走廊的城市连通。后来公元前70年，汉朝与乌孙合击匈奴得胜，匈奴衰弱不堪、无力再袭扰，汉朝就不再派重兵把守东段外长城，而西段的居延汉塞由于水草、农业条件较好，则被保留了下来。
而左贤王部在被霍去病惨败之后，也向西北退却了近千公里，这不但使得匈奴被迫远离了锡林郭勒盟等汉朝未攻占的优良草场，而且更使得昔日被匈奴击败和臣服的东胡乌桓部开始蠢蠢欲动，更严重损毁了匈奴“百蛮大国”的威仪和通过索取贡物征收的税赋。

那么，行文至此，汉武帝在世期间的整个对匈奴战略，是否没有错误呢？
——当然是有的。
漠北之战后，匈奴远遁以休养生息，汉武帝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也不再兴兵继续攻伐匈奴，而是陆续出兵攻灭了南越、闽越、西南夷诸部落国和卫氏朝鲜，剿灭了叛羌，并尝试经营西域东部的殖民据点，雄厚的财力表明汉朝虽然已经将民力和财力用到了极致，然尚不至于引起动乱和崩溃。
然而，公元前108年对于朝鲜半岛的征服，仿佛是汉武帝一朝的分水岭，不得不“发天下死罪击朝鲜”以补充正规军的不足，表明汉朝过快的对外征伐至此已经精疲力尽，确实需要休息了。
然而，除了独断专行、发动两次对大宛的劳师远征外，刚愎自用的汉武帝又持续不断地发动了至少四次大规模的对匈奴远征，其中三次都导致了相当惨痛的失败。
公元前103年，在匈奴左大都尉传出未能证实的、里应外合诛杀儿单于的消息后，汉武帝冒失地命令赵破奴率2万骑兵远征匈奴，结果被单于发觉，赵破奴在接近外长城一线时被匈奴各部发兵包围，又意外地被俘，全军尽没。
公元前99年，李陵、李广利两路发兵，仓促而无战略目的地远征匈奴，虽然和匈奴相互杀伤甚重，但汉朝又损失了至少二万步骑精兵和悍将李陵。
公元前97年，李广利再度率步骑兵十三万攻伐单于庭，双方鏖战数日无果，汉军粮尽引却。
公元前90年，李广利最后一次和商丘成、莽通分率十四万步骑兵出塞击胡，后两者都在离汉塞较近的地区和匈奴打了平手，而李广利为了巫蛊之祸畏罪邀功，不顾给养和士卒远征的疲劳强行深入今外蒙古国腹地，最终被单于击溃，这次，汉朝损失了整整七万人。
士卒的死伤、国内的饥荒和流离失所，最终导致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诏》向天下军民谢罪，然而究其原因，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远征，显然是好大喜功的其本人希望获取辉煌的最终胜利的意愿所强行驱动的。然而，这一切行为无视了几个客观事实：
1、匈奴人虽然远遁疲敝，但是也为其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动空间，每次汉朝大军出动，其先发制人出其不意，从而攻其所必救、最大化战果的效用大为削弱。匈奴人往往有足够时间“远其老弱，列精兵以待”，汉朝就算俘获了畜产人口，往往也不能长途跋涉带回。也无法在高纬度的草原上建立更多的定居点甚至郡县以蚕食匈奴之地。
2、匈奴将原本分散的部众收拢，在远离汉朝边境的牧地上蕃息，汉朝每次孤军深入，匈奴知道再败就有灭国之虞，所有能引弓作战的成年男性都尽可能地参与对汉朝的反击，而汉朝劳师远征更给这些主场作战、不需太多补给条件的匈奴战士以集结围攻的时间——尽管汉书上动辄“十万”、“十余万”的匈奴左右地合力围攻可能在数目上有所虚妄，然而困兽犹斗、为守护家眷畜产而背水一战的匈奴人，确实比劳师远征、随时容易断粮迷失道路的汉军具有很大的军心和后勤优势。
3、汉朝初创的河套、河西走廊边郡，尚未经营成攻防兼备、经济良好的战略后盾。匈奴人经常派骑兵破坏这些汉朝刚刚开始惨淡经营的新郡县，而这些边郡经济不够良好，几次征伐，如果不是两三万的偏师出塞，而是主力齐出，则必须依赖经济较好的朔方、五原等河套地，战略和后勤上均陷于匈奴人易于估测的被动态势。
【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汉武帝在公元前100年前后所应该开始做的，并非持续不休劳民伤财的远距离征讨，而是一边休养士民，一边逐渐营建汉长城、完善边境防御。当然，已经被连续四方征伐、开拓了150万平方公里疆域的汉武帝而言，他的自负和独裁君主的权威，都很难让他避开“建功千秋”的巨大诱惑。这既是汉朝军民的悲剧，也是汉武帝的个人悲剧。】

【最后的结局在昭宣时代到来】
汉武帝死后，汉朝暂停了频繁的对外用兵和经营，专心处理国内的民生问题，以及修改为了好大喜功所制定的敛财政策。
匈奴人在攻灭李广利七万大军后，仿佛觉得他们已经赢得了一场足以洗雪漠北之耻的胜利，甚至再次派出使者向汉朝索要礼物，然而汉朝是明白的，此时匈奴也已经“孕重惰殰，罢极苦之”，并没能因为这样的胜仗而顺利返回旧有的势力领地。而且，汉武帝时代就开始的长城边塞经营，自此已初见成效。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匈奴人又想来摸老虎屁股了，结果是挨了两记结实的闷棍——
——明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匈奴见瓯脱王在汉，恐以为道击之，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明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北桥余吾，令可度，以备奔走。
——明年，单于使犁汙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汙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汙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汙王。属国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
《居延汉简甲乙编》等出土的简牍，为我们提供了边塞步兵戍卒的训练和生活细节，他们除了接受弓弩、近战兵器的基本训练之外，如何通过“烽火品约”及时向野战军传递敌情（不同的灯语可以示意敌人的动向、大致人数等）、如何布置铁菱、鹿角枪、竹签、尖桩、天田等机关迟滞敌军和了解对方兵士和细作的行踪，这一切在卫霍时代汉军没有学到的新技能，在此阶段算是被汉朝get到了。
汉朝在北部边境营建的大型边塞工事遗迹，它们既是防范北方胡人的前哨，又是通向西域都护府和西方世界的邮传驿站。
于是两次漂亮的防守反击，打得匈奴大败，虽然匈奴还能偶有得手，“其明年，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略杀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然而这无非是汉匈双方继续持刀互捅的过程，已经因为失去低纬度牧地和农业区半身不遂失血过多的匈奴人，在这样全然不对等的互耗中，显然是撑不了多久的。随着“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匈奴人对汉朝边地骚扰的热情一再降低。
最终，四面胡乱用兵，希图维持其“百蛮大国”威仪的匈奴，被汉朝和乌孙合力绞杀得再次大败，以至于四方原本臣服的各部族都开始攻杀它，从公元前70年以后直至西汉灭亡，匈奴已经几乎不能为汉朝的有效边患。尽管陈汤击杀郅支单于还要等到34年之后，但是可以说西汉一朝的对匈奴战争，至此已得全功，剩下的问题，都不再是实质性的了。其后汉朝开西域、征服羌人，匈奴都更多的不过是一个看客而不是有效介入的外部强权，尽管虚闾权渠单于去世以前，匈奴尚且保持着形式上的统一，然而其内部因为困窘而离心离德，则为了争夺利益而分裂和相互攻杀，只是迟早的事情。
结语：
汉武帝的对匈奴战争，可以说是极具戏剧性的一段史话，传唱千年的“秦皇汉武，一代风流”，说明了汉武帝的个人战略眼光和其刚愎自用的独裁者气质，如秦始皇一样，最终都难免会为中国历史上写下辉煌和伤痕兼有的浓墨重彩之一笔。【然而无论是就史论史，还是有借古讽今之意蕴，不将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功绩和过错一分为二理性看待，予以过苛的贬斥或者肉麻的一味吹捧，都无疑是偏离了读史者应有的基本原则。】

、
大概这样
其中汉朝边境指示的是外长城所划定的控制带。

哦，你也找到了这张图啊。
图例不一样很讨厌，红线是400毫米降水界。
如果对比内外蒙古，状况其实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