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枝洒甘露：
“前代杜集编次，有分体、分类、编年、分韵四体。”
——请教各位，“分韵”体例的杜诗集有哪些啊？
不胜感谢！
杜甫研究的里程碑著作
2014-04-19 13:39
來源﹕文匯報
　　
集古今之大成的《校注》
　　由於做過大量文獻的前期準備工作﹐《校注》在體例設計﹑學術追求和文獻處理方面﹐都體現了尊重前賢研究﹐博採約取﹐集古今大成﹐體現當代學術需求的自覺意識。全書對杜甫全部存世詩文作了校勘﹑編年﹑註釋﹑匯評﹑備考等幾項工作﹐並附錄《杜甫年譜簡編》﹑《傳記序跋選錄》﹑《諸家詠杜》﹑《諸家論杜》﹑《重要杜集評注本簡介》等。以上諸端﹐都達到很高學術水平﹐試分別述之。
　　杜詩校勘﹐是宋人研杜的起步工作。王洙結集杜集祖本匯聚古本9種﹐吳若會校則援據樊晃《杜工部小集》﹑晉開運二年官本等多種舊本﹐已具備良好的學術積累。《校注》在利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代約請王利器﹑舒蕪等據11種宋﹑元刊本和明鈔本所作校勘基礎上﹐又增校《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殘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3種宋本﹐得以充分利用存世全部宋元古本參校。如《草堂詩箋》校及3種不同的宋本﹐而成都杜甫紀念館藏宋刻殘本﹑宋曾噩刊九家注本﹑山東博物館藏宋刊黃鶴父子千家注本等﹐均罕傳難得之本。是書文本寫定的準確和異文之備存﹐遠超前人的所有工作。特別可貴的是﹐《校注》于底本與參校本入選尺度嚴格﹐絕無好多寬濫之病﹐與時下動輒喜歡說參校了幾十種文本﹐其實多數並無參校價值﹐完全不同。且盡量尊重底本﹐不輕易改字。如《登白馬潭》﹐明清傳本多作《發白馬潭》﹐校記指出古本皆不作“發”字﹐為後人所改。《諸將五首》之一“曾閃朱旗北斗閑”一句﹐因觸家諱﹐宋人多有考訂。本書有詳細考訂﹐據宋人著《侯鯖錄》卷七引薛向家藏五代本﹑《明道雜誌》引北宋王仲至家古寫本﹐並參南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謂宋初避諱改“殷”為“閑”的考證﹐恢復古本的原文。全書類似的校定極其豐富﹐保證了學術質量。
　　前代杜集編次﹐有分體﹑分類﹑編年﹑分韻四體﹐《校注》鑒於杜詩的特質﹐以編年最能顯示其詩史的成就和知人論世﹐因此雖全書以存世最早杜集《續古逸叢書》本收宋本為底本﹐但編次則參照宋﹑清以來諸家之考訂﹐並參新見文獻和實地考察﹐有部分的調整。其中引錄較多的是宋末黃鶴及其所引梁權道的考證﹐對蔡夢弼﹑王嗣奭﹑錢謙益﹑仇兆鰲諸家所考﹐也有較多的吸取。利用新見文獻者﹐如根據新出土《韋濟墓誌》﹐重新考定《奉寄河南韋尹丈人》﹑《贈韋左丞濟》﹑《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編年﹐對杜甫受困長安時期的情況﹐有更準確的反映。而杜甫入湘後的行程﹐前人一直相沿宋人的編次。校注組在踏勘湘江沿途景觀後﹐將《入喬口》諸詩改編到《宿鑿石浦》諸詩前。
　　宋人認為杜甫詩“無一字無來處”﹐特別用心于杜詩中的語典和事典的來源與解釋﹐後世注杜者則更關注杜詩語意的釋讀﹐有關討論汗牛充棟﹐巨細無遺。《校注》的註釋繼承蕭滌非《杜甫詩選注》的善例﹐尊重舊注以揭示詩中典實﹑語詞來源的引征前代文獻的傳統﹐又注意吸取歷代學者詮釋杜詩時的創說發明﹐更注意現代學者需要通過原句語譯以便準確理解詩意的要求﹐基本採取每韻加注﹐逐句解說的體例。這部分是全書分量最重的工作﹐也是歷代注杜學者傾注心力最多的工作。《校注》融諸說之長﹐別擇認真﹐解釋客觀﹐注意參綜今古﹐為今人研讀杜詩提供了可靠的依憑。
　　集評尤盛於明清兩代﹐有多種五色套印會評本﹐可見重視。近年則有《唐詩匯評》和《中華大典》尤肄力於此。《校注》設“集評”一欄﹐匯聚歷代對杜詩逐篇的評點意見﹐採據之廣﹐超過以往各書。
　　《校注》于杜詩歷代有爭議或不同立說者﹐立“備考”一欄﹐引錄文獻並略作考訂。以杜甫晚年諸詩為例﹐《聶耒陽以仆阻水》附關於“狄相孫”﹑“方田驛”以及“飫死耒陽說”的討論﹔《回棹》附“關於編年之異說”﹐《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附“江閣”﹑“崔盧二侍御”及“錦帶”的解釋﹐《長沙送李十一銜》錄洪邁﹑胡應麟有關李杜齊名的釋讀﹐《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附錄“關於詩之編年”﹑“關於宗文之死”﹑“關於‘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二句所指”三項備考。全書附錄備考有近千例之多﹐將有關杜詩歷來爭議的主要觀點和證據都列舉出來﹐足為學者之參考。
　　我特別注意到﹐《校注》備舉諸家之說﹐以清末以前諸家為主﹐近人之說僅偶及之﹐有很仔細的遴選。文獻備錄務求廣取備參﹐盡量不加案斷﹐僅在顯著錯誤時方略申己說。全書引錄主編蕭滌非的考說﹐全書似僅十餘則﹐其餘參編諸人各人研究有得者﹐一律不加引錄。這是古籍文獻研究值得肯定的態度﹐前人稱“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今人說精彩全在不言中﹐正可見到編纂者的高遠立意。全書為行文簡要﹐引錄前說僅稱某某曰﹐書前附簡稱所指﹐書末附《重要杜集評注本簡介》對援據較多134種杜集作了很精當客觀的介紹。
　　韓愈《調張籍》說自己讀李杜詩驚其開拓創造之不易﹕“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今讀《校注》﹐也有同樣的感受。從開始謀劃到終於完成問世﹐歷時36年﹐集中了三四代學者的接續努力﹐文獻之豐備﹐校勘之精審﹐註釋之周詳﹐考斷之穩妥﹐確能代表當代別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是一部總結一千多年來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責任編輯:王錦寶]

杜甫研究的里程碑著作
2014-04-19 13:39
來源﹕文匯報
　　
杜甫研究的里程碑著作 ──《杜甫全集校注》初讀記
　　作者﹕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尚君
　　◇杜詩研究是宋以後最多學者關注的課題。從匯集作品﹑校勘編年開始﹐進而註釋﹐繼而集注﹐到宋末已經發展到千家注杜的規模﹐趙次公﹑蔡夢弼﹑黃鶴等人的解讀註釋代表了宋代的水平。經過元明的低谷﹐明末王嗣奭﹑胡震亨續有所得﹐清代則以錢謙益﹑朱鶴齡﹑仇兆鰲﹑浦起龍﹑楊倫為代表。進入20世紀﹐杜甫研究日新月異﹐但可以代表當代水平的集大成著作則始終未見。
　　《杜甫全集校注》的設想從1976年提出﹐1978年立項﹐隨即展開工作。在蕭滌非先生（圖左）指導下﹐經歷1980年代的努力﹐就在全書進程過半之際﹐主編去世﹐編纂工作停頓近20年之久。2009年以來﹐經過山東大學校方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多方協調支持﹐由蕭先生學生張忠綱教授領銜﹐重新啟動﹐方得完成。全書出版時署名﹕“主編蕭滌非﹐全書終審統稿張忠綱﹐副主編廖仲安﹑張忠綱﹑鄭慶篤﹑焦裕銀﹑李華。”張忠綱教授在蕭先生去世20多年後﹐終於能完成老師未竟的事業。他在《統稿後記》中用“餘生也有幸”表達自己的心情。
　　全書對杜甫全部存世詩文作了校勘﹑編年﹑註釋﹑匯評﹑備考等幾項工作﹐並附錄《杜甫年譜簡編》﹑《傳記序跋選錄》﹑《諸家詠杜》﹑《諸家論杜》﹑《重要杜集評注本簡介》等。以上諸端﹐都達到很高學術水平。
　　等待了36年﹐皇皇12厚冊﹑多達680萬字的《杜甫全集校注》（簡稱《校注》）終於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書的問世﹐是中國當代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學研究的重大收穫﹐謹向纂注者和出版社表示祝賀﹗筆者在此將初讀以後的一些認識和所知寫出﹐與讀者分享。
　　
宋以來的杜詩研究回顧
　　在中國詩歌史上﹐杜甫的地位至高無上﹐唐末被讚為“詩史”﹐蘇軾稱之為“集大成者”（《後山詩話》）﹐宋以後被尊為詩聖﹐影響其後千年詩歌發展走勢。杜甫以前詩歌以古詩﹑樂府為主﹐杜甫以後近體詩方成為詩歌主脈﹐杜甫窮極所有變化的巨大創造力﹐為後世提供了無數探討不盡的法門和范式。無論江西派還是同光體﹐無不受其沾溉而各成氣象。杜詩研究也成為宋以後最多學者關注的課題。從匯集作品﹑校勘編年開始﹐進而註釋﹐繼而集注﹐到宋末已經發展到千家注杜的規模﹐趙次公﹑蔡夢弼﹑黃鶴等人的解讀註釋代表了宋代的水平。經過元明的低谷﹐明末王嗣奭﹑胡震亨續有所得﹐清代則以錢謙益﹑朱鶴齡﹑仇兆鰲﹑浦起龍﹑楊倫為代表。進入20世紀﹐杜甫研究日新月異﹐但可以代表當代水平的集大成著作則始終未見。日本前輩學者吉川幸次郎（1904-1980年）曾發願全注杜詩﹐計劃作《杜甫詩注》20冊﹐特別關注杜詩在繼承前彥開拓詩境方面的努力﹐每首詩都有日譯和詳解﹐可惜僅完成5冊（筑摩書房1977-1982年）即去世。山東大學著名杜甫專家蕭滌非先生從1978年起領銜匯校匯注杜甫全集﹐學界曾抱持殷切期待﹐相信此項工作必然給杜甫研究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研究帶來巨大的影響。我那時還剛學術起步﹐做過兩篇研究杜甫生平和著作的文章﹐曾窮盡所有地閱讀杜集﹐深感杜甫作品之瓌瑋和歷代研究之鴻博﹐對此項工作期冀尤切。無奈世事多舛﹐蕭先生在全書進展過半即不幸去世﹐因人事糾紛﹐這一項目耽擱下來﹐很感遺憾。三年前方得到消息﹐經過山東大學校方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多方協調支持﹐由蕭先生學生張忠綱教授領銜﹐該項目重新啟動並已接近完成全稿。出版社囑我推薦申請國家出版基金﹐我恰已接任曾由蕭先生擔任的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深感大作家研究是帶動一代文學研究的根本﹐更期望前述工作得以完成出版﹐因此大喜過望﹐願盡綿薄。再經過兩年多的反復修訂校改﹐纂修者和出版社都付出巨大努力﹐終得問世。
　
　蕭滌非先生與杜詩校注
　　蕭滌非先生（1906－1991年）早年研究漢魏樂府﹐中年後專治杜甫﹐1956年出版《杜甫研究》二冊﹐上冊通論﹐研究杜甫生平和詩歌的思想藝術成就﹐下冊詩選﹐對杜甫代表詩歌200多首作詳盡的註釋解讀﹐是古典詩歌選本之典範﹐也因此奠定了蕭氏在杜詩研究領域的地位。《校注》的設想從1976年提出﹐1978年立項﹐隨即展開工作。在蕭先生指導下﹐校注組在研讀杜詩的同時﹐一是檢閱元﹑明以還諸家別集﹑詩話﹑筆記﹑叢談﹑雜著等書﹐摘錄有關杜詩資料﹐力求其全﹐分門別類加以整理﹐以備檢索﹔二是廣事搜求海內外杜詩版本﹑注本﹐歷時6年﹐得以大備。同時﹐校注組還沿著杜甫當年的行跡﹐赴山東﹑河南﹑陝西﹑甘肅﹑四川﹑重慶﹑湖北﹑湖南等地﹐對照杜詩﹐作實地考察。將全書設想﹑體例印發全國有關專家徵詢意見﹐並於1984年試印樣稿﹐到杜甫故里召開樣稿審訂討論會﹐形成共識。經歷1980年代的努力﹐就在全書進程過半之際﹐因主編去世﹐合作諸人因分工﹑進退等分歧﹐致使編纂工作停頓了近20年之久。我雖然對具體內情不甚瞭解﹐但知道的是2009年山東大學徐顯明校長推動重啟編修﹐學校成立此書工作協調領導小組﹐提供經費和人力支持﹐方得完成。全書出版時署名﹕“主編蕭滌非﹐全書終審統稿張忠綱﹐副主編廖仲安﹑張忠綱﹑鄭慶篤﹑焦裕銀﹑李華。”顯得很特別﹐體現了對歷史的尊重﹐和對實際責任人所付出的艱辛勞動的尊重。張忠綱教授今年75歲﹐在老師去世20多年後﹐終於能完成老師未竟的事業。他在《統稿後記》中用“餘生也有幸”表達自己的心情﹐他的努力值得尊敬。全書參與者各自承擔的部分﹐也都有清晰表達。我也經歷過學術合作的風雨﹐知道領導與出版方的支持﹑主事者的大度﹑合作者的互敬﹐對完成大項目缺一不可。

杜甫研究的里程碑著作
2014-04-19 13:39
來源﹕文匯報
　　
《校注》之後的杜甫研究展望
　　由於杜甫詩歌之博大精妙﹐歷代研究之汗牛充棟﹐杜集不可能如其他著作那樣地採取會校會注會評的體例﹐將各家見解全部包羅無遺﹐祗能選取最重要的創見﹐當然不免會因讀者之閱讀需求和學術立場不同而會有不同認識。我也無意強作解人﹐僅想在此期待﹐因為本書的出版﹐將千年以來杜甫研究的主要見解陳列出來﹐今後的研究應以本書為起點﹐將杜甫研究提昇到新的高度。
　　就我所知﹐就在本書定稿期間﹐清華大學謝思煒教授完成《杜甫集校注》﹐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京都大學興膳宏教授近年組織讀杜會﹐有志將吉川先生中輟的《杜甫詩注》全書完成。由齋藤茂﹑下定雅弘﹑芳村弘道等教授共同承擔的杜詩全譯工程﹐預計將於明年截稿。這些工作與本書一起﹐會引起一段時間內杜甫研究的熱點。
　　《杜甫全集校注》應該會帶動有關杜甫的一些新的學術編纂。為體例所限﹐此書以清末以前箋杜著作之總結為主﹐近代以來的學術見解僅採納很少一部分﹐海外的研究基本沒有採及。這些都有待作新的總結。
　　近代以來因為敦煌遺書﹑域外善本和出土墓誌的大量發現﹐為唐代文史研究帶來全新的氣象。本書有部分的採據﹐如前雲《韋濟墓誌》的利用即為一例。有些已知還沒有在校注中予以表達。如洛陽近年出土《鄭虔墓誌》載其卒于乾元二年（759）九月﹐比前人根據杜甫《哭臺州鄭司戶蘇少監》所定廣德二年（764）要早5年﹐當然會引起一系列詩作編年的重新確定。張忠綱《統稿後記》已注意及此﹐認為《所思》原注“得臺州鄭司戶消息”﹐當然應該寫於鄭虔生前﹐不會如舊說繫于上元二年（761）。然而問題在於當時諸人天各一方﹐杜甫得到鄭虔消息的時間很難確定﹐可能在當年﹐也可能在幾年後。因鄭虔還牽扯到蘇源明﹐杜甫最好的兩位朋友應為同一年去世﹐但蘇又似乎在鄭去世後兩年還因代宗即位而改名。存疑而保留舊說﹐不失為慎重的處理。
　　即便如杜甫這樣研究得相當徹底的作家﹐無論其生平和作品都還有許多問題有待澄清﹐比如他的早年經歷﹐他的母系親屬﹐其妻楊氏的家族情況﹐晚年離蜀後曲折行蹤的原因﹐都還有待深究。近代以來出土唐代墓誌近萬品﹐不少與杜甫的交遊有涉﹐也有待梳理。我在30年前曾撰文《杜甫為郎離蜀考》（《復旦學報》1984年1期）﹐將杜甫入嚴武幕府任節度參謀和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分開來解說﹐認為欲入朝而離蜀﹐因為生病滯留峽中而改變行程。當年張忠綱先生曾撰文商榷﹐我們因此而相識結交﹐但學術見解都沒有妥協。我認為﹐《去蜀》“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游。世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若作于離蜀初﹐似乎杜甫當時就有入湘的準備﹐無法解釋一路之猶豫彷徨﹐似應在入湘後作。這當然僅屬一家之言﹐舉此說明杜詩的編年其實還有許多再斟酌的空間。其他大者如李杜齊名的形成過程﹐杜甫在中晚唐詩壇的影響﹐杜甫詩歌的典範意義﹐杜甫與中古詩歌的轉型﹐杜甫與宋詩風格之形成﹐小者如杜甫詩中所涉名物制度﹐語詞解讀﹐句型變化﹐詩律通變﹐與杜甫相關之人物命運﹐杜甫所見之山川地理﹐杜甫所涉之大小雜事﹐都還有很大開拓空間。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
聂巧平：宋代杜诗的辑佚
　　杜甫(712-770)的诗文集，其定本是由北宋宝元二年(1039)王洙编定、王琪刊刻的。从杜甫去世到其集结集刊行，其诗文集在民间流传了三百多年。
有关杜诗在唐代流布的情况，大历年间(766-779)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是最早的记载（注：《钱牧斋先生笺注杜诗·杜工部集附录》，清康熙静思堂刊本，以下简称《钱笺》。）：
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之云。
樊晃，两《唐书》无传。据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考证，樊晃为进士出身，历任硖石主簿，汀州、润州刺史。其任润州刺史的时间，《宋高僧传》卷十七《唐金陵钟山元崇传》载在大历五年(770)；柳识《琴会记》（见《文苑英华》卷八三二）载大历七年(772)正月润州在任刺史为“樊某”，当即其人。杜甫去世是在大历五年(770)，故樊晃《小集》的编成在杜甫去世后不久。樊晃谓“冀求其正集”，疑这一“正集”即其《杜工部小集序》所载的杜甫“文集六十卷”本。
这一六十卷本的正集，在杜甫去世后不久即已散佚。大历初年的樊晃只能得到《小集》六卷，共有诗290首。元和八年(813)元稹作《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没有提及杜甫文集。唐五代韩愈、杜牧、罗隐、贯休、韦彀等都读过杜集，可惜没有具体记载。成于开运二年(945)的《旧唐书·杜甫传》谓“甫有文集六十卷”，盖从它处转录，不能证明刘昫时六十卷本尚存。《旧唐书·经籍志》以开元簿绿为据（注：《经籍志·叙》云：“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收书迄于玄宗时，杜甫诗文成名在开元之后，因此该书不载。后来《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苏舜钦《杜子美别后集》和王沐《杜工部集记》，都提到六十卷本杜集，又是转录樊晃或者《唐书·杜甫传》的记载。
杜诗云“往昔十四五岁，出游翰墨场”，“七龄诗即壮，开日咏凤凰”，（《壮游》）可知杜甫早熟的文学才能。杜甫毕生以诗度日，自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可惜》）。因而与之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樊晃载其有集六十卷，是可信的。诗人呕心沥血为之的创作结晶，身前无力刊行付梓，身后亦无人董理其事。今存之十八卷诗歌部分共有1410首，平均每卷70多首，以此计算，则六十卷的杜集共有诗4000多首，可见散佚程度之严重。他在《进鵰赋表》中自白：“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今存天宝以前即杜甫四十岁以前的作品仅三十多首。诗人晚年居夔州作《又上后园山脚》诗说：“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青年时代杜甫登上日观峰远眺的情景，直至老年，依然记忆犹新。想当年必定写有诗以志观感，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另外，杜甫文集，只有《祭远祖当阳君文》、《故万年县京兆杜氏墓志》、《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三篇和他家世有关，此外再找不到他追念先人的文字。杜甫的赋、表、杂、笔仅存二十九篇，可见文集的散佚也不会少。
经过了唐末五代的劫难之后，宋初流传的各种杜集，皆为“亡逸之余，人自编摭，非当时第叙”（注：王洙《杜工部集记》，按王洙《记》原称《后记》，王琪所谓“如原叔之能文称于世，止作记于后”可证。王琪再撰《后记》，遂迁王洙《后记》于卷首，后人多讹称王洙《后记》为序，非也。）。宋初整理杜集的有孙仅(969-1017)、苏舜钦(1008-1048)、王洙、王安石(1021-1086)、刘敞(1019-1068)等人，其中以王洙的贡献最大。王沫(997-1057)，字原叔，应天宋城人。举进士，为府学教授，擢史馆检讨，累官翰林学士卒。宋仁宗时，王诛参与编《崇文总目》期间，利用了“秘府旧藏”和“通人家所有”的各种杜集，去其重复，汇编成一部杜南全集。其《杜工部集记》略云：
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仅一卷，杂编三卷（引者按：所列诸本合为八十九卷，不知总数之误，还是分列各卷有误），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又别赋笔杂著二十几篇为二卷，合二十卷。
王洙编定的《杜工部集》二十卷是诗文合编本，一共汇录了九种古本《杜集》而成书，前十八卷是诗，计1405首，其中古体诗为399，近体诗为1006；文赋杂笔29篇列为卷十九和卷二十两卷。在编次上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大类，然后分别按岁月之先后进行了粗略的编年。王诛所辑《杜工部集》刊刻与否，今已无由知见。王洙后二十年，姑苏郡守上填于嘉祐四年(1059)与苏州进士丁修等人，在姑苏郡斋聚古今诸本校理王沫本，费时三月遂镂刊行于世。治平年间(1064-1068)裴煜知苏州，取王琪之郡库原版，补刻逸诗5首，逸文4篇，作为《补遗》，增附于集外，这是宋人搜集杜甫集外诗的开始。
对于上述二王本杜集刊行后在当时流传的情况，范成大《吴郡志》载曰：“时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全书。琪家藏本雠校素精，即俾公使库镂板印万本，每部为值千钱，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注：《吴郡志》卷六，“官宇”条，守山阁丛书本。）可知当时印有万部，而今北宋嘉祐年间之原刻已不存一部。今日我们所见之《续古逸丛书》之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为南宋绍兴初年的翻刻本，基本上保存了王洙原编本的面貌，其中所缺数叶系参据别本补足而成。
今检核《续古逸丛书》本《杜工部集》，前十八卷诗歌部分，共有诗1423首，除去其中所收他人诗13首（注：即李邕1首，见卷一：高适2首，见卷八和卷十一：岑参2首，见卷十：王维1首，见卷十：贾至1首见卷十；严武3首，见卷十二和卷十三；违迢2首，见卷十八；郭受1首见卷十八。）以及裴煜的5首补遗诗之外，计有杜诗1410，其中古体409，近体1001。而二王原刻本古体诗为399，近诗为1006，总计为1405首。那么，《续古逸丛书》本较之嘉祐四年(1059)王洙刊刻王洙编定本杜集，一共多收古体诗10首，少收近体诗5首，即全集多出杜诗5首。此5首增加之诗，疑为后人翻刻二王原刻本时所补入。由于所补之诗掺合在正集之中，今天我们已无从辨认其确切的篇名了。由王洙编定，经过王琪等人刊行的这一《杜工部集》，是杜诗的第一个定本。后来杜诗的编年、分体、分类、注释、分韵、选评等等名目繁多的版本都源于此。
自杜集刊行后，杜诗的注释应运而生。北宋南宋之交，注家蜂起，兴起“注杜”高潮，当时号称“千家注杜”，流传至今的只有九种，它们分别是：《宋本杜工部集》（简称《宋本杜集》），《草堂先生杜工部诗》（成都杜甫草堂藏残宋本）两种白文无注本；《门类增广集注杜诗》（北京图书馆藏残宋本，简称《增广集注》）、《门类增广十注杜诗》（残本，同上，简称《十家注》）、《九家集注杜诗》（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简称《九家注》）、《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1981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翻刻刘世珩影宋本，简称《百家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四部丛刊》影宋本，简称《分门集注》）、《草堂诗笺》（《古逸丛书》本，简称《蔡笺》）和《黄氏补千家集注杜陵诗史》（《四库全书》本，简称《黄氏补注》）七种集注本。其中只有六种完帙本。而保存完好的这六种杜集，所收杜诗的总数并不相同。今将以上六种宋刊杜甫全集以及清初钱谦益、朱鹤龄（注：按：朱氏注本为《杜工部诗辑注》，清康熙金陵叶永茹万卷楼刻本，简称《朱辑》。）两家所收杜诗的统计结果附表（注：详勘以上六种宋刻本的目录与正文所收之诗，多有不合之处，分别罗列如下：
《宋本杜集》：(1)卷十六《雨一首》和《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君司马佐》二首有目无诗，应据它本补足，此处已计人总数中。(2)卷七《锦树行一首》有诗无目，应补入卷目中，此处已计入总数。(3)卷九实收诗87首、卷十五实收诗138首、卷十六实收诗133首，而卷目分别误题为85首、133首、132首。
【本文未完】

清初珍稀杜集序跋汇录(下)
黄大宗
《杜诗分韵》毛奇龄 《杜诗分韵序》辑诗家有
分时 、分体 、分类 、分韵四则。
杜诗本分时者，近有刻分体，名 《杜诗通》，而至于分类 、分韵，逮今无之。此西樵 《分...

清初珍稀杜集序跋汇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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