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是我国学界泰斗，本书作者吴泰昌与其有长期接触，得以近距离再现钱先生的情愫人格，读来亲切感人，且不乏史料价值。这里摘刊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钱锺书、杨绛与本书作者 　　不愿重印《谈艺录》 　　1939年冬，钱锺书到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今名涟源)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以照顾在那里执教的老父钱基博先生。他留居蓝田两年，写了《谈艺录》的一半。两年后回到上海，又写了《谈艺录》的后一半。此书于1942年完稿。 　　《谈艺录》问世后，广受赞赏。文史家曹聚仁先生1972年在《我与我的世界》一书中说：“胜利以后，回到上海，读了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才算懂得一点旧诗词。”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也说：《谈艺录》是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译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 　　但不知何故，钱先生却不愿在国内重印《谈艺录》。可海外却多有盗印本，每当他谈起都显露不愉快。他曾说：“海外盗版勿绝，好事者尝示二本，均误脱百出，不堪思适，聊胜于无耳。”既然如此，他为何不同意国内重印呢？ 　　1979年11月，钱锺书老友柯灵从上海来京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会议期间去钱先生家里看望。八日晚上，我去柯灵房间看他，他给我看了钱先生刚送他的一本海外盗印版《谈艺录》，柯灵指着钱先生在扉页上写的几句话让我看：“此乃余三十余岁时所作，老而无成，壮已多悔，故三载来京沪出版社数请重印，皆敬却之，惟闻港台盗印频繁。柯灵老友旧藏本已失去，嗜痂有癖，索求久无以应，忽得港本一册，即以奉遗，聊志永存。”柯灵说，锺书送书题写时一般不爱落时间，但在这几句话下面特意标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北京”，他说，锺书此举，大约是想留个备忘，立个存照吧！ 　　1983年7月21日，我去看望钱先生和杨绛先生，闲谈时，钱先生突然说：过些时，我会送你一本新出版的旧著，不过，虽然旧作，但是新编，看了你就了然。1984年9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谈艺录》(增订本)，此书一出，很快销售一空。增订本《谈艺录》比之初版，容量上扩大了一倍多，分上下两编，四十余万字。它用文学的形式，札记式的写法，来论述中国古代诗人和诗歌。这是一部文艺鉴赏和论述的巨作。钱锺书在1983年5月写的“增订本”引言中说：“暨乎《管锥编》问世，中华书局按读者来函，以《谈艺录》罕购为言，因申前请。固辞不获，乃稍删润原书，存为上编，而逐处订益之，补为下编；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在“增订本”出书的过程中，钱先生自己曾点到初版本与增补本内容上的特点：1948年出版的《谈艺录》是“诗文评”，而1984年出版的《谈艺录》(增订本)则是“文论”。 

围城》发表前后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健吾先生和同在上海的郑振铎先生共同策划出版大型文学杂志《文艺复兴》，至1946年1月创刊。在这几个月内，郑先生和他分头向在上海、南京、重庆、北平的一些文友求援，《围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约定的。 　　李健吾先生说，我认识钱锺书是因为他的夫人杨绛。杨绛是写剧本的，我们一起参加过戏剧界的一些活动，我写过她的剧评。他笑着说，我还在她的戏里凑过角儿。至于钱锺书，我原来的印象他是位学者，主要撰写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后来才知道他正在写小说，写短篇，而且长篇《围城》完成了大半。郑先生和我向他索取《围城》连载，他同意了，并商定从创刊号起用一年的篇幅连载完这部长篇。但在创刊号组版时，锺书先生却以来不及抄写为由，要求延一期发表。同时，他拿来短篇小说《猫》。这样，我们在创刊号发表《猫》的同时，在“下期要目预告”中，将钱锺书的《围城》(长篇)在头条予以公布。健吾先生说，这是想给读者一个意外，也是为了避免作者变卦。 　　健吾先生说，《围城》从1946年2月出版的《文艺复兴》一卷二期上开始连载，在该期“编余”中他写道：“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小说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他有点得意地对我说，这简短几句话也许是有关《围城》最早的评介文字。关于《围城》的连载，本来预计二卷五期结束，由于作者的原由，暂停了一期，第六期才续完。读者很关心这部小说，暂停连载的原因，他在三期“编余”中及时作了披露：“钱锺书先生的《围城》续稿，因钱先生身体染病，赶钞不及，只好暂停一期。”他说，有的文章说《围城》连载于《文艺复兴》一卷二期至二卷六期，这是不准确的，其中停了一期。《围城》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作为“晨光文学丛书”之一出版，出书前，钱锺书写的《围城》序，在《文艺复兴》1947年1月出版的二卷六期续完小说的同时发表。《围城》初版不到三年，就印了三次。健吾先生说，《围城》在当时长篇小说中算得上是很热闹的读物了。想不到，这部好小说，三十多年后才得以重版。 　　1981年3月号《文艺报》刊发了李健吾的《重读〈围城〉》，他说：手里捧着《围城》，不禁感慨系之。这是一部讽刺小说，我是最早有幸读者中的一个。我在清华大学当西洋文学系助教时，就听说学生中有钱锺书，是个了不起的优等生，但是我忙于安葬十年不得入土的先父，又忙于和朱自清老师一道出国，便放弃了认识这个优等生的意图。我们相识还得感谢同学兼同事的陈麟瑞。他家和陈家(即柳亚子的家，陈麟瑞是柳亚子的女婿)住在一条街上。两家往来甚密，经陈介绍，我家便和他家也往来起来了。他是个书生，或者书痴，帮我们两家成为知友的还得靠他温文尔雅的夫人杨绛。我演过她的喜剧《称心如意》，做老爷爷，佐临担任导演，却不知道她丈夫在闭门谢客中写小说。其后胜利了，西谛约我办《文艺复兴》，我们面对着他的小说，又惊又喜，又是发愣，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小说来了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 　　学者的书房 　　从1977年起，我去三里河看望钱先生，常见到钱先生在客厅里，坐在书桌前伏案工作，或坐在沙发上，与杨先生闲聊。客厅里除一张大书桌，一副沙发，和杨先生专用的一张小书桌外，还有少量几个书橱里陈放了一些中外辞典一类的工具书。我总以为，钱先生的书房在里屋，有一堆堆中西文、古现代的图书...... 　　1980年6月24日上午，一个偶然的机会，钱先生引我参观了他的寓所各处，目睹了这位大学者的书房。这天上午11时，我在附近开会，抽空去了钱家。钱先生和杨先生都在，我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使他们有点意外。在杨先生叫我们吃饭前一会儿，我胆怯地向钱先生提出希望参观一下他的书房，钱先生愣了一下，看了看他书桌后的两个书柜，笑笑说：好，今天让你开开眼，看看我的书房。他领我去里屋，看了他的卧室，女儿钱瑗的房间，还有一间作为餐室的小房间。每个房间都堆放了一些书，但并不多。十之七八是外文新书，据说大部分是外国友人赠送的，小部分是钱先生和杨先生在香港《广角镜》月刊发表了作品，托该社用稿费在香港订购的。在钱先生的卧室里，有一小堆刚出版的《旧文四篇》，想是准备送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