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问题一向水很深，因此它也许正是破解唐初诸多历史谜题的一把钥匙。如果将杨文干事件与之前东宫招募长林军、调动幽州突骑以及之后的迁都风波、五陇坂退敌、乃至玄武门政变这一系列重要事件联系起来分析，也许可以更清晰地发现历史发展的脉络。

太子招募四方骁勇组建长林兵，这支专门训练的职业化军队既不可能是用于东宫庶卫，也不可能是用来攻打秦王府。接着太子又命燕王罗艺给他发三百幽州突骑，并与庆州都督杨文干密切互动往来，这一系列动作综合起来看，目标还是指向突厥的防御。

突厥始终是唐高祖的一块心病。武德七年唐朝虽完成了统一，但也搞得财困民乏，因此早在前一年就裁撤了关中十二军。而李世民则借题发挥，利用他与某些突厥首领半明半暗的私人关系忽悠唐高祖，让高祖以为他能缓解唐突冲突，这在内战刚刚结束唐朝国困兵疲无力与突厥抗衡的情势下，对高祖还是颇有吸引力的，所以高祖让他继续掌兵与突厥交涉。

顺着这个思路，还可以解释迁都风波中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高祖“欲移都”，秦王深深自责：“臣忝备籓维，尚使胡尘不息，遂令陛下议欲迁都，此臣之责也。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移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秦王如何取颉利？不妨参考他武德九年的那场自白：“我所以不战者，即位日浅，为国之道，安静为务，一与虏战，必有死伤；又匈虏一败，或当惧而修德，结怨于我，为患不细。我今卷甲韬戈，陷以玉帛，顽虏骄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渐，其在兹乎！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也！”

迁都不成的唐高祖不得不又重置关中十二军，继续跟突厥切磋，而重新部署的对突防御基本可以肯定是以太子建成为主导的。李建成对关内道的经营应该从武德四年伐稽胡的时候就开始了，直至武德八年太子仍一如既往地亲率兵马出关内道打击突厥的入侵。而从其与庆州都督杨文干、政变后被杀的凉州都督李幼良、泾州罗艺、幽州大都督李瑗、后来不知所终的延州段德操、曾“总豳宁以北九州兵”御突厥的韦云起这些守军边将的密切关系来看，太子建成隐隐就是这个军事防御系统的核心人物。

秦王则一如既往地亲率兵马，与他那些早就相约“有急相救”的香火兄弟们继续欲战不战地勾勾搭搭。我们挖遍史书，也从来找不到任何他在战场上与突厥入侵者真正交锋的痕迹，每次都是送钱和亲友谊第一，战场上也一如既往地对友军作壁上观、掣肘甚至见死不救。

武德九年，忍无可忍的李建成终于说动李渊夺了秦王的兵权，调走其亲兵部下，让齐王元吉取而代之。李世民则奋起反击，发动了惊世骇俗的玄武门政变，囚禁高祖李渊，杀了布防突厥的太子建成和统军北讨的元帅齐王元吉，某些边将也在清洗之列，于是面对突厥，唐朝的整个军事防御系统陷入瘫痪，将领们人人自危。

突厥则趁唐朝内乱之机一下子打到长安。这时的李世民为了稳住局面正忙着到处抓权，突厥来得正好。所以大家奇怪地看到，李世民不急着组织抵抗，反而明里暗里频繁地与突厥交通约见。借外战缓和国内矛盾是篡位者惯用的伎俩，军帅们外敌当前也不得不以大局为重。等李世民控制了军队抓稳了兵权，就该掏空国库酬谢他那帮“有急相救”的突厥香火兄弟了。这正应了两年前太子建成所揭露的野心家形象：“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

在突厥人的帮助下，李世民终于如愿以偿地爬上帝位，并抓稳了皇权

至于李渊致书突厥可汗用的那个“启”字，据《大唐创业起居注》，所司报请云：“突厥不识文字，惟重货财，愿加厚遗，改启为书。”李渊回答：“且启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可见争议始终是围绕钱货和称谓展开，李渊如若已经称臣，用个启字内部还会产生争议吗？宋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开头就是“某启”，李渊后来还向李密伏低做小，里面也没有称臣的意思。李渊从来就不是个拘泥于所谓规矩的人，拉着裴寂上御座就是一例。武德年间唐使者李瑰见突厥可汗尚长揖不跪，武德八年初，更是命有司更所与书敌国礼为诏敕。唐高祖所言，“往吾以天下未定，厚于虏以纾吾边。今卒败约，朕将击灭之，毋须姑息。”这才是隋末唐初两国关系的实情

唐突关系的骤变发生在玄武门政变及李世民与突厥渭水结盟之后，这一点我们在《渭水结盟之后唐突关系的逆转》这个帖子里有过论述。
据 《新唐书·张俭传》记载：“时颉利可汗方强，每有求取，所遣书【辄称诏敕】，边吏奉承不敢却。”而据《旧唐书·张俭传》：“贞观初，以军功累迁朔州刺史。时颉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辄【遣书称敕】。缘边诸州，递相承禀。”
根据以上记载，武德八年唐高祖致书突厥可汗用上对下的诏敕，而贞观之后则变成突厥致书唐朝用诏敕，到底是谁向突厥称臣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突厥方面“每有求取”，“边吏奉承不敢却”，那不就等于说李世民对突厥的各种要求都“奉承不敢却”？颉利“每有所求”，“缘边诸州递相承禀”，那不就意味着李世民对颉利的每次索取都曲节“承禀”吗？没有大唐皇帝的旨意，唐朝的“边吏”和“缘边诸州”怎么可能唯突厥可汗之命是从！可见唐朝皇帝向突厥纳供称臣才是武德九年“渭水之盟”的核心内容。

接上"癸巳，至于龙门县。刘文静、康鞘利等来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马二千疋， 従鞘利等至。帝喜其兵少而来迟，藉之以关陇，谓刘文静曰：“吾已及河，突厥 始至。马多人少，甚惬本怀。”先是帝使时，于此县界见河水清，皇太子又于此 界获玄狐。于县西南宴见鞘利，并与县内道俗等叙旧极欢。"这一段可以看出，李渊非常满意突厥的驰援，因为马多人少，而这期间，刘文静和突厥的斡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刘文静为李渊做出了这样的贡献，且李唐建国后还拿了免死金牌，却因为所谓的“酒后胡言乱语”被杀了，这的确匪夷所思，而且刘文静的儿子在贞观年被封爵位时谋反，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史书中走的与李世民那么近，却连凌烟阁都没有入，斯认为，刘文静之死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他介入了李家的权力之争，最要害的，是以突厥势力介入李家的权力之争。

再说刘文静之死，刘文静之死，表面看起来很简单，被裴寄陷害而死。历史上史学者评论刘昫：“文静奋纵横之略，立缔构之功，罔思宠辱之机，过为轻躁之行，未及封而祸也，惜哉。”宋祁：“应龙之翔，云雾滃然而从，震风薄怒，万空不约而号，物有自然相动耳。观二子非有踔越之姿，当高祖受命，赫然利见于世，故能或翼或从，尸天之功云。文静数履军陷阵，以才自进，而寂专用串昵显。外者易乘，迩者难疏，故文静先被躁望诛，寂后坐訞言斥，诚异夫萧何、曹参云！”
但是王夫之提到“ 唐之不能与突厥争，始于刘文静之失策，召之人而为之屈，权一失而弗能速挽矣。”私认为，李文静之死，其因在于突厥。

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刘文静自义军起义之初，和突厥关系走的近，一开始和突厥关系处理的较为和李渊心意，但是后续出现了较大问题，刘文静又从李世民打薛举，发现李世民夺嫡野心，恰逢自己在朝中失势，随向李世民推荐了和突厥联手这条路，这个时候李渊对此有所察觉，李世民顺水推舟，李渊找借口处理了刘文静。太子未表态，李纲不满。刘文静作为李世民的棋子，并未被李世民重视，凌烟阁没有他，只是做了平反。刘文静的儿子在贞观年谋反，是否是发现了当年的什么？

顺便劝我不要偏听的，自己歇着吧，甩句实话爱听不听，我暗自关注这吧比唐吧以及相关吧早多了，后来受不了才取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