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历来对胡适红学研究实绩的评价究竟如何，他是新红学当之无愧的开山祖师，开一代红学研究新风，这一点则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应该不会存在什么异议。早期红学研究的几位主干人物如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都曾与胡适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1。俞平伯、顾颉刚二人是胡适的学生，他们与胡适的交往情况因相关资料较为丰富并早已公开刊布，可以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后者则因有关文献的缺乏以及当事人说法的不一致而一度成为一桩学术公案，因事关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正如当事者周汝昌本人所言，“形式上似乎只为对于一书一姓的研索追寻，实际上却与时代社会、学术风尚、文化潮流等等方面，都有其关联与意义。”2对此也就不可不辨。

　一、问题的提出 　　胡适与周汝昌的交往前后算起来也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因政治局势的变故而戛然中断。但就是这段十分短暂的交往，当事人日后的说法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令人无所适从。 　　首先，从胡适这方面来看，他后来虽未曾专门撰文谈论这段交往，即使是在其内容包罗万象的日记中也没有记载，但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曾一度频频提起。如1954年在给吴相湘的信中说道：“你在那信里大称赞周汝昌的书，我完全同意。此君乃是我的《红楼梦》考证的一个最后起、而最努力最有成绩的徒弟。”同年12月，在致沉怡的信中，他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3也是在这一年，他在给程靖宇的信中写道：“谢谢你寄给我的《红楼梦新证》。我昨晚匆匆读完了，觉得此书很好。我想请你代我买三、四册寄来，以便分送国内外的'红学'朋友。”41960年，他在给高阳的信中写道：“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51961年，他在给陶一珊的信中说道：“我的一个'红学'信徒周汝昌在大陆上出版了一部六百多页的《红楼梦新证》。” 6 　　从胡适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在谈到周汝昌时，语气是十分和善的，充满欣赏、愉悦之情，而且言语之间明确将周汝昌视作自己的一个徒弟。虽然他认为《红楼梦新证》“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总体上还是觉得“此书很好”，对周汝昌的评价也是很高，称赞他“功力真可佩服”，是自己最后起、最努力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个徒弟。 　　相比之下，周汝昌日后对这段交往则谈论较多，毕竟这段交往对其人生、学术的影响比胡适要大得多。与胡适谈论周汝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汝昌在谈及胡适时言语间明显带有不满和怨气。从建国之初到文化大革命的这段时间里，周汝昌因政治高压说了一些严厉指责乃至漫骂胡适的话，因其中有一些违心的成分，为立论的客观、公正起见，本文不将其作为讨论的材料，这里只以周汝昌文革后至今的言论为主要依据。 　　显然，周汝昌并不认可他为胡适弟子这个说法，他曾委婉地说：“台湾有人说我是胡适之先生的'关山门的弟子'，那实在是一种由于错觉和误解而产生的溢美之辞。事实上，我连胡先生的'私淑弟子'也远远够不上。我实际只是他的《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的一个晚至四十年代才认真思索《红楼梦》问题的后生读者。”7对自己与胡适的这段交往，他是这样概括的：“我和胡适之的交往，时间并不很长，然而回顾起来，也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开头的阶段即上述的经过，因《懋》集而研析曹雪芹的生平的问题。第二阶段是向他借阅《甲戌本石头记》并讨论有关问题。第三阶段则是由于《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而发生了更大的学术见解上的分歧与争执。” 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将这一交往过程简单的概括为：“二人意见不合，逐步由商讨而变为争论。”9 

从胡适写给周汝昌的回信来看，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人，他确实给予了周汝昌全方位的耐心而热情的帮助和指导。比如当他得知周汝昌身体不好时，就嘱咐他“暑热中当勉力休息，不要太用功”30，要“着意休息”31。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在治学上，他告诫周汝昌“专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紧；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也很重要”33，“你应当努力写白话文，力求洁净，力避拖沓，文章才可以有进步”，“作文必须痛改痛删，切不可随便写”34。他还把孙楷第介绍给周汝昌：“子书先生是中国小说史的权威，我很盼望你时常亲近他，他也很留心《红楼梦》的掌故。”35 　　对此，周汝昌皆表示“我一定听从先生”36，“先生临行之前，想象是在怎么百忙之下，还连接为我而写两封信，那样恳挚指导，中心藏写，迄不能忘”，并向胡适转述其兄长的话：“在相交不久之下，便获得了先生那样亲切的信，已是自己人的信，不再是写给生人外人的信了，这是极为难得的事”37。当时的社会局势极为动荡不安，就连周汝昌自己都说“家国学校，无一处不使先生忙碌劳神，心境也未必常得宁贴，我时时以极不要紧的闲事来琐渎清神，实感不安之至”38。但就是在这样复杂多变的情境中，胡适于千头万绪间还能对一个年轻人的治学研究给予如此耐心、热情的指点和帮助，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绝好典范，应该给予大力传扬的。 　　三、对两人争吵真相的辨析 　　将周汝昌日后对此事的回忆与当时致胡适的书信对照阅读，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认真辨析一下。 　　第一个是周汝昌所说的与胡适争吵的问题。争吵这个词是笔者根据周汝昌多次回忆的情况概括出来的，他本人使用的是“分歧”、“争执”、“争论”等字眼。此外，他还用了“批评”一词，如“胡适的红学观点，我与之有同有异，在不止一个场合，口头书面地对之提出过批评意见”39。由于他将与胡适的“分歧”、“争执”或“争论”定性为“彼此见解间的差距无法苟同与迁就”、“根本而无法调和的分歧”，所以笔者觉得争吵一词更为恰当贴切，也更形象，以下皆用争吵一词，这是需要说明的。 　　从周汝昌致胡适的书信来看，两人之间曾讨论过如下一些问题，至于是不是构成了争吵，这里稍作辨析： 　　一是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两人在开始交往的两封信中对此进行了讨论，但后来的书信中已基本不再涉及这一问题。虽然周汝昌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显然两人的争论是友善的，否则两人一开始即有十分激烈的争吵，也就不可能再有后来的交往。由于两人开始交往的书信都是公开发表的，事实比较清楚，这里不再详述。 　　一是年表问题。在给胡适的第一封书信中，周汝昌列了一张“用历史年月事迹与书中所透露的迹象构成”的对照年表。据周汝昌事后回忆，胡适“不接受，还说：'我劝你把年表收起来'”，这一做法激起了“我这个不识好歹的年轻人的'执拗'之性，立志誓要全力弄清雪芹家世生平的一切内幕。”40 　　事实究竟如何呢？胡适在给周汝昌的书信中确实说过：“我劝你暂时把你的'年表'搁起。”从“劝”、“暂时”等词来看，胡适的语气是相当和婉的。1948年7月25日，周汝昌在给胡适的信中就这一问题是这样表态的：“至于'年表'，不过是借此以证四十岁之并无不合而已，我也绝不以年表为主要证据。且如排除《红楼》年表外，若尚有一个较好的办法能考订雪芹的年龄外，我亦将取此后者而舍年表！”可见周汝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意见，但还是大体上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并不是像他日后所说的“我很不服气，就一直争下来了”41 。而且从周汝昌书信中的语气来看，胡适的言语还没到激起他的“执拗”之性的程度。平心而论，在这件事上两人并没有吵起来。 　　一是《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这也是周汝昌日后讲得最多的，需认真辨析。据他回忆说，“我劝胡先生不要再替'程乙本'做宣传流布的事了（他将自藏的'程乙本'拿出来，标点、分段、作序、考证，交亚东图书馆印行，影响和垄断了数十年之久），因为那是个篡改最厉害、文字最坏的本子！胡先生又不以为然，并且辩护说：我并不是赞许程乙本，举文字异同的诸例，只是'校勘的性质'，云云”。据此他认为胡适“ 在这一点上确乎不实事求是，有强辩之嫌了”，于是他“对胡先生的答复不但不服气，出言更欠克制。”42“弄到后来，我在信札和文稿中批评了他”。43“我信里还说：雪芹当日著书，并未预想二百数十年后会有人提倡白话，他的书也无意要入《白话文学史》！我们不能提倡乱改原著”44。周汝昌将此定性为“二人之间便发生了根本而无法调和的分歧”45。以至于他“为与胡适争版本，数十年如一日，曾未改变初衷”46。

令人遗憾的是，笔者把周汝昌与胡适的这些往来书信反复阅读多遍，但并未见到周汝昌上面所说的这些话或是意思相近的话，大体可以这样说，这是周汝昌日后虚拟的一场激烈争吵。在周汝昌致胡适的书信中，他确曾提到过程乙本。一次是给胡适的第一封书信中，他说看到胡适的书信后，“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到处搜借，好容易得了一部东亚版的《红楼梦》，才得仔细检索了一回”47。这时他还未看到甲戌本，并不了解抄本与刊本间的差别，对程本还谈不上多大恶感，否则他也不会在到处搜借之后，还是拿着一部亚东版的《红楼梦》“仔细检索”。在见到胡适收藏的甲戌本后，他确曾表示要做集本校勘的工作，“以下面三本作主干：（一）尊藏脂评十六回本。（二）徐藏脂评八十回本。（三）有正刊行戚蓼生本。再参以'程甲'、'程乙'二本，则本来真面，大致可见，东亚虽已多次排印，但都未能脱离开高兰墅的烟幕，未免令人耿耿也。”48显然，周汝昌此时虽然对程本不满意，但还没到后来那种深恶痛绝、必除之而后快的程度，因为他集本校勘《红楼梦》，还是准备以两种程本进行参校的。 　　对此，胡适表示“抱同样意见，又惠然允予一切援助”，而且“情词恳挚”，让周汝昌“尤感高兴”49。对程本问题，胡适只是表示：“我的'程甲'、'程乙'两本，其中'程甲'最近于原本，故须参校。”50言语之间既不见周汝昌的劝告和批评，也没见胡适的辩护。此后。周汝昌、胡适两人在书信中都再没谈及这一问题，更没有周汝昌因继续争吵不服气而说出“更欠克制”的话。 　　其实，这种“更欠克制”的话周汝昌在几十年之后倒是讲了不少，比如他认为胡适“在'程乙本'这个问题上则犯有很大的罪过，这也是不能原谅的”，“胡适对这个恶果要负主要历史责任”51。实事求是地说，周汝昌对胡适的这种指责有失公正。显然，就周汝昌的这些书信来看，这场“根本而无法调和”的争吵是不存在的。至于周汝昌说自己曾口头对胡适提出批评，那更是不大可能，从他和胡适的书信来看，他只见过胡适一次，时间是在1948年6、7月间，地点是在胡适府上。这次见面一方面令周汝昌感到“欣幸光宠”，同时也令他感到很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两人的学术观点不同，而是担心“给予先生的印象一定不好”。由于周汝昌双耳患重听，胡适所说的话他“有未曾听清的地方”，两人的交流有些障碍，加上此时他身体不适、劳累奔波，精神状态也不好，结果“要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52“我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恭聆而已，几乎没有说几句话”53。在这种情况下，对胡适还进行口头批评，是不大可能的。即使除这一次外周汝昌还见到过胡适，依其书信中充满谦恭、感激之情看，可能性也不大，何况在胡适的书信中更是找不到一点踪迹。这并非妄加断语，而是合乎情理的判断。 　　这场争吵是不存在的，对周汝昌所说的因这场争吵而引起的另一场不愉快也同样需要认真辨析。 　　据周汝昌回忆，因他的“更欠克制”的话“确实让胡先生有些不愉快”，结果胡适在他的一篇论述《红楼梦》与白话文问题的文稿上“ 划了一个通页的大'十叉'，并于眉上批注，将文稿寄回来，说这文章无处发表。”54 　　从周汝昌给胡适的这些书信来看，他确曾寄给胡适两篇文稿：一篇文稿名为《跋脂本》，但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曾作一跋甲戌本的文，嫌胡先生说的尚不透彻，欲恢而广之，主张所以一切脂批，不管署的什么名子（原文如此——笔者注），都是雪芹的自叹自赞，而用了烟幕弹瞒人罢了。”55内容重在表扬脂本的价值，并非论《红楼梦》与白话文的问题，目的在请求胡适“指正，并希设法介绍他报刊登”56。可见胡适退回的不是这一篇。不过，从胡适1948年8月7日、9月12日、9月13日、10月24日的书信综合来看，他退还给周汝昌的恰恰是这一篇文章。 　　另一篇文章据周汝昌本人所言，是“检出一纸拙词，抄好后未寄给原来要寄的人，现在改寄给先生一看，可以代表我对《红楼》的看法和认识”57，但胡适的书信中未提及此事。此时时间已在1948年10月29日，此后两人又交往了多长时间还不清楚，但至晚不过1948 年12月15日。这一天胡适乘飞机南下，永远离开了北京58。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国内局势瞬间万变，胡适忙得焦头烂额，心绪很乱，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还能为周汝昌审阅论文，帮其推荐发表，实在是了不起，不知道被胡适划大十叉的是不是这一篇，因未见到原件，不敢妄谈，希望周汝昌早日将这篇文稿刊布出来，以澄清事实。 

素来以考证闻名、喜谈治学方法的前辈学者的回忆竟如此不可靠，令笔者在考察这段学术公案真相时颇为吃惊，也生出许多感慨。由此可见，回忆录虽然是研究当事人的十分重要也是最为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但其真实性也必须接受事实的检验，需要参照相关资料进行辨析，这也是笔者探讨此事得到的重要启发。好在这些珍贵的书信保留了下来而且已经全部公开刊布，可以使后来者大体知道事情的真相，否则只听一面之辞，有些事情也许真的就成为永远不可破解的历史公案了。 　　早在1980年左右，就有人告诉周汝昌：“有些人认为胡适是你的'恩师'，而你批评过胡氏，人家说你是批胡的急先锋（忘恩负义呀）。 ”107可见对周汝昌与胡适的关系问题早就有人提出与周汝昌不同的意见，也正是为此，因关系到红学史、现代学术史及有关史实，不可不辨。周汝昌曾批评有人在他与胡适的交情与学术、文化见解的异同这两件事上“弄些手脚，制造混乱，惑人耳目视听，那是很无聊的勾当”，并表示“不再多提它”108。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在写作此文时，处处小心，时时注意，力戒此弊，自问主观上没有“很无聊”、“制造混乱，惑人耳目视听”的企图，客观上也尽量让材料说话，不断章取义，或故意曲解当事人的话。至于是否达到这一预期目的，还请周先生和广大读者评判。 　　愿周汝昌原谅晚辈的冒昧和唐突，有以教我，以澄清一些重要史实的真相和细节。如今后有过硬的材料和充分的证据证明晚辈文中所述为扑风捉影、污人清白之言，愿向周先生郑重道歉，并负起相应的责任。言语中或有冒犯、不得体处，属个人学力和表达水平所限，并非故意不敬，还请周先生海涵。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沈卫威先生慨然惠借珍贵图书资料，并热情提供相关学术信息，特致谢忱。） 　　注释 　　1 为行文、篇幅考虑，本文对所涉及人物一般不加尊称，并无不敬之意，特此说明。 　　2 周汝昌《倡导校印新本〈红楼梦〉纪实》，《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第54页，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 　　3 胡适1954年12月17日致沉怡书，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第12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 胡适《与程靖宇书》第240页，《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5 胡适1960年11月19日致高阳书，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第1558-15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另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之《答高阳书》，第277页，但该书对书信内容多有删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 胡适1961年1月21日致陶一珊书，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第15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 周汝昌《文运孰能开世纪——胡适之与现代中国文化》，《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第168页，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 　　8 周汝昌《我与胡适之》，《岁华晴影——周汝昌随笔》第127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9 周汝昌《倡导校印新本〈红楼梦〉纪实》，《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第54页，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 　　10 周汝昌《我与胡适之》，《岁华晴影——周汝昌随笔》第128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11 周汝昌《我与胡适之》，《岁华晴影——周汝昌随笔》第131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12 周汝昌《我与胡适之》，《岁华晴影——周汝昌随笔》第130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13 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载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4《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版；《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杜春和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书籍虽然已经出版数年，但治古代小说乃至古代文学者利用甚少，正如一位胡适研究专家所说的：“从已取得的成果来看，胡适研究仍有一定的余地和空间可以开拓。对于现今已公布的材料还存在一个消化、细致研究的问题，一些材料虽已公开，但实际上利用不够；如对《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胡适英文文存》的利用即是如此”。欧阳哲生《解析胡适》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5 周汝昌《我与胡适之》，《岁华晴影——周汝昌随笔》第127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周汝昌在谈论这些书信的内容时，并没有直接摘引信中的语句，“凡引昔年信函皆记忆中的大意，并非原文”。在另一篇名为《我与胡适先生》的文章中，他又重复了此语。见载郜元宝编《胡适印象》第115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我与胡适之》与《我与胡适先生》两文内容相同的地方颇多，下文需要摘引时对这些相同的内容只注明其中一文的出处，特此说明。 　　16 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载郜元宝编《胡适印象》第114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17 这篇文章的题目，胡适信中作《曹雪芹生卒年》，周汝昌《献芹集》中作《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然一粟《红楼梦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刘梦溪《红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之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皆作《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姑从后者，待与原发报刊核对。 　　18 此段所引胡适语，见其《与周汝昌书》，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将胡适此信系年于1947年，误。 　　19 周汝昌《曹雪芹的生平——答胡适之先生》，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10、2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又见周汝昌《献芹集》第574、579页，文章题目则作《曹雪芹的生年——答胡适之先生》，一粟《红楼梦书录》作《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卒年复胡适之》，待与原发报刊核对。另，《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将“亚东版的《红楼梦》”误为“东亚版的《红楼梦》”。 　　20 下文所引周汝昌致胡适书信中的语句，主要依据《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版）一书所收影印件，并参考《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杜春和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的整理稿；所引胡适致周汝昌书信中的语句，主要依据《石头记会真》（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均不再一一出注，标明页码。 　　21 胡适1948年7月20日致周汝昌书。 　　22 胡适1948年9月13日致周汝昌书。 　　23 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致胡适书。 　　24 周汝昌1948年9月19日致胡适书。 　　25 以上见胡适1948年7月20日致周汝昌书。 　　26 以上见胡适1948年10月24日致周汝昌书。 　　27 胡适1948年8月7日致周汝昌书。 　　28 周汝昌1948年9月19日致胡适书。 　　29 周汝昌1948年10月23日致胡适书。 　　30 胡适1948年7月20日致周汝昌书。 　　31 周汝昌1948年7月25日致胡适书。 　　32 胡适1948年7月20日致周汝昌书。 　　33 胡适1948年8月7日致周汝昌书。 　　34 胡适1948年9月12日致周汝昌书。 　　35 胡适1948年10月24日致周汝昌书。 　　36 周汝昌1948年9月19日致胡适书。 　　37 周汝昌1948年10月23日致胡适书. 　　38 周汝昌1948年10月29日致胡适书。 　　39 周汝昌《红学辨义》，《献芹集》第22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0 周汝昌《我与胡适之》，《岁华晴影——周汝昌随笔》第130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41 周汝昌《曹雪芹的生年——答胡适之先生》附记，《献芹集》第57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2 周汝昌《我与胡适之》，《岁华晴影——周汝昌随笔》第130-131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回忆道：“于是我给胡适写信……一是提出：当前一大要事，是应当聚集真本汇校写定，再不要为'程乙本'这种坏极了的本子做宣扬流布的工作了。”见周汝昌《石头记鉴真》书后，第292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43 周汝昌《试表愚衷——高鹗伪续的杂议》第330页，载其《红楼梦的真故事》，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 

周汝昌先生已经出版了关于他和胡适先生的来往的书。因此，此文已经彻底失败，根本不值一驳。再有，任何攻击、指责、诋毁周汝昌先生的言论，都注定会失败。我就是要看它们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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