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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洪武年间开始，官手工业的各行各业匠户（旧称匠班或班匠），都要轮流到京城无偿服役，即 轮班分役 ，时间一至五年长短不等。明成化年间稍有变化，只要匠户出征银便可免役不去京城当班。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年），明政府正式规定匠户征银的数量。匠户均有匠籍身份，匠户不管是否改业，均不得免其征银。如本户逃亡，就累及宗党。这种对手工业者的残酷剥削，极大地阻碍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清入关后不久，便对这种匠籍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首先，清政府陆续废除匠户的匠籍身份。顺治二年五月，清政府宣布废除匠籍， 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 ①，免征 京班匠价 ②。到了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７年）以后，各省的匠班银陆续并入地丁银中，匠籍制度也就完全废除了。解除对手工业者匠籍身份的束缚，部分地减轻了手工业者的沉重负担，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匠籍制度废除之后，官手工业的工匠都采取雇募形式。顺治二年，清政府令 顺天府属州县，各派匠役一百名赴工应役。时以营建太和殿，需用工匠，行令各州县派解应役，按工给值.③改变了明代的无偿服役。各工场和作坊都有了明确的工资规定，工资形式也有计时和计件工资，工资的标准也不低于当时劳动力的价格。并按技术的高低难易，给予不同的报酬。如苏州织染局的机匠工价，锻纱花机每日工银一钱五分，锻素机每日工银一钱三分五厘。挑花匠和画匠每月各给工银二两，而倒花匠每月则给工银五钱。这些是计时工资形式，车匠、染匠、接边等工种都实行计件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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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康熙时期赋税收入情况表
　　顺治时期的财政收入，主要是赋税。从顺治到康熙初年，国家赋税收入增加的速度十分缓慢，但历年都有所增长。当时，由于国内大规模的战争连年不断，军费开支十分浩大，所以国家财政支出严重不平衡。顺治时期不仅历年入不敷出，而且财政亏空额越来越大。康熙时期，国家田赋征银收入在 三藩之乱 中的康熙十五年降到最低点。平定三藩之后田赋征银逐年增长。
　　自康熙中叶以后，国库充裕，完全扭转了顺治建国初期的亏空局面。康熙四十八年以后，国库存银由原先的一二千万两增加到五千多万两，国家财政状况得到根本好转。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也说明了社会经济已经得到基本恢复。
　　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从清军入关到康熙六十一年，经历了七八十年的调整和恢复，才出现初步繁荣的景象。这比历史上的几个重要朝代，在建国初期恢复社会经济的时间都要长。比如西汉，从建国到出现文景之治，不过三四十年时间。唐代从建国到出现贞观之治，则时间更短。明代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到永乐年间，也不过４０多年。与以上几个朝代相比，为什么时代在进步，而调整和恢复社会经济的速度却放慢了呢？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明末出现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都十分严重。与元末相比，明末社会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都要严重的多。而在汉初和唐初，虽然分别经历了战国和南北朝时期数百年的战乱，秦末和隋末也都出现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危机，但由于分别出现了秦和隋两次全国的大统一局面，这种大统一的局面为汉、唐社会经济的恢复以至出现高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对汉初和唐初而言，清初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点要低得多。特别是秦、隋建立的一套社会经济制度，对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①　　 据《清实录》和《大清会典》有关年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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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皇庄采用庄头制进行直接经营，畿辅皇庄上的劳动者，称为壮丁。
　　皇庄有一定编制，如顺康时粮庄以十壮丁为单位，选一人为庄头，各庄按等交纳租粮，庄头负责监督生产和向壮丁收地租，汇总向主人交纳。地租采取实物和货币定额制两种。如康熙五十一年，头等庄征租３２２仓石，二等庄征租２９２仓石，三等庄征租２６２仓石，四等庄征租１９２仓石，每亩征租２。４斗至４。１斗，每一丁应缴粮１９。２石至３２。２石。各庄还要上缴大量的猪、鸭、鹅、蛋、草等物。
　　皇庄的壮丁世代充当皇室奴仆，其户籍不载在民户册籍之内，免纳赋役，由内务府所属各司管治，严禁逃亡与冒入民籍。壮丁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清朝入关前原来的奴隶迁入关内，约占畿辅粮庄壮丁总数的６２％①；二是投充人。皇室可以把壮丁任意赏赐，壮丁的婚姻也受到严格限制。
　　王公勋戚等贵族庄田也称王庄。其土地来源，一是入关初皇帝按照品级爵位分予不等的田园庄所；二是皇帝将圈占的土地，按王公贵族所占的壮丁配给的，因此也称壮丁地。庄田采取子孙承袭制，国家不再收回。

雍正、乾隆时期，农业的耕作技术有了一定的改进和提高，农业生产工具的普及改进，也引起一些农民的重视。在松江地区，耕田和犁地使用牛耕，已很普遍。在耕耘除草技术上，一般讲求实行 三耘 （耘三遍）。精耕细作普遍为人们所重视。浙江桐乡县的农民，种田 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 ⑤。在水利灌溉工具上，也由过去经常使用的龙骨水车，进而采用单车、双车、牛车、风车等品种。普遍把畜力和风力用作水车的动力，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劳动效率。对于农作物的施肥，则依据前人的经验，总结出了根据农作物各成长期的不同需要和不同土壤条件，施用不同成分的肥料。农民普遍认识到了肥料对农业的重要性，在浙江嘉兴，就有 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 的谚语①。北方的农民，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总结并发展了东汉时氾胜的 区田法 ，农产品产量有了显著提高，后来雍正皇帝还将此法向全国推广。经过劳动人民的长期试验，总结出了区田法 深耕、早种、稀种、多收 的要点②。复种轮作制也有了新的进展，发展了一年三熟制，两季稻加种大麦，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乾隆以后也普遍实行了三年四熟或二年三熟。再加上一些新作物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使农作物的品种和产量有很大的增长。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三十七。
　　②　　 《清世宗实录》卷九十九。
　　③　　 《清史稿？食货志》。
　　④　　 《朱批奏折》，《工业类》。
　　⑤　　 《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农桑》。
　　①　　 《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农桑》。
　　②　　 赵梦令：《区种五种》。

由于耕作技术的提高，农田单位面积的产量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浙江海盐、平湖地区，过去亩产高时达到二石，少时则为一石四五斗。雍乾时期，则一般亩产可达到二石五斗，多的还要增加一倍③。雍正末年，山东采用区田法，一亩之收，多常田二十斛 ④。
　　这一时期，人口和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的增长。雍正十二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８９０１千顷⑤，比康熙六十一年增加４１０千顷。乾隆时期由于缺乏统计资料，难于比较。雍正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到了乾隆时期，人口增长的速度十分惊人。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年），全国人口为１４３４１１５５９，到了乾隆五十六年，达到３０４３５４１１０①。５０年的时间，人口数翻了一番还多。
　　人口的激增，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给社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农作物品种和产量的增长，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大批的商品粮，也为经济作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手工业部门提供了更多的原料。而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手工业部门的高速发展，又引起和加快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
　　雍、乾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就是由手工业部门对原料需求的增加引起的。
它在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粮食贩运贸易的发展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经济作物的种植，这个时期以棉花、桑树、烟叶、茶叶、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发展最快。

烟草的种植是明中叶后传入中国的，福建是最早种植的省份。这时，烟草不仅继续在福建大面积种植，而且已发展到其他许多省份。福建汀州府所属 八邑之膏腴田土种烟者十居三、四 ③。陕西汉中、安康、南郑、城固等县 沃土腴田，尽植烟苗 ④。广西 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植一二万株，小家不减二三千株 ⑤。由于吸烟人数日益增多，烟叶的需求量大增，而种烟的收益十分丰厚。因此，烟草大面积的种植，主要是为了运往他处贩运图利。
　　我国茶叶的种植历史悠久。到了雍、乾时期，由于拥有了广大的国内外市场，茶叶的生产更为发达。安徽的霍山、云南的普洱，福建的五夷山，浙江的于潜县等都是著名的产区。据乾隆年间编纂的《六安州志》记载，安徽霍山， 地瘠民贫，近县里里皆种茶，……民惟赖茶为生，自春徂夏，商贾辐辏。 由于茶叶的大量种植，吸引大批收购茶叶的商人涌来。
　　甘蔗的种植，也早已成为商业性的经营，并主要分布在广东、台湾和福建地区。清初广东大面积种植甘蔗主要在东莞、番禺、增城和阳春一带，到雍、乾时期，逐渐扩展到雷州、廉州和潮州地区。此外，江西、四川、浙江、江苏等省，适宜种植甘蔗的地区，也普遍种植了甘蔗。
　　除以上品种以外，蓝靛、苎麻、花生、蒲葵、水果等经济作物，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排挤了粮食作物的生产，一些专业经济作物种植地区，不得不依靠外地粮食供应。而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镇的繁荣，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也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大量的商品粮食。这些因素，促进了粮食的商品化，粮食的贩运贸易得到较大发展。
　　江、浙地区很早以前就是我国的粮仓，最晚在宋代，就有 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到了雍、乾时期，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和人口的激增，这个地区已不得不依靠外地的粮食来接济。如崇明县，乾隆二十年前，每年从外地运粮不过二十余万石 ，以后历年增加，乾隆四十年时，增至３０多万石①。福建所需的米麦，也 仰食于江、浙、台湾 ②。杭州一城每年所需商品粮达三四百万石③。雍正时，广东由于大量种植烟草，粮食大量依赖广西、江西和湖广。
　　湖南、四川、江西、湖北等地，清初时由于战乱，土广人稀，物产并不丰富。经过恢复与发展，到雍、乾时期，这个地区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逐步代替了江、浙地区，成为供应粮食的重要基地。过去的 苏湖熟天下足 ，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在这些产米区，形成了许多商品粮食的市场。汉口是长江中下游的粮食集散地，湖南的大米集散地在湘潭和衡阳，重庆则是四川的稻米集散地。雍正年间，汉口往长江下游运米的船只，每年不下１６００多艘①。雍正九年，有十万石粮食经汉水运往陕西②。
　　②　　 《乾隆长兴县志》卷十，《物产》。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疏》。
　　④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岳振川：《安康府志食货论》。
　　⑤　　 《清代文字狱档》卷五，吴英：《挡舆献策案》，附《策书》。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疏》。
　　③　　 李鼎：《李长卿集》卷十九，《借箸篇》。

浙江桐乡县的濮院镇，明万历时以纱绸业兴起，清初，变成了 万家烟火的手工业市镇。到乾隆时， 日出万？ ，号称 绸市.绸匹远销 两晋、山东、山西、湖广、陕西、江南、福建，以至硫球、日本，濮绸之名，几遍天下 ②。桐乡县的炉头镇，原为一小村落，乾隆年间，也发展成为 以冶铸为业 的市镇，其 釜甑鼎鼐之制，大江南北皆仰赖矣 ③。吴江的盛泽镇，嘉靖时，是有一百多户以绫绸为业的小　市，到乾隆年间，发展为 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百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 的名镇。其它像苏州的震泽镇，嘉兴的王江泾镇，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都是丝织业的名镇。松江的枫泾、洙泾、朱家角、新泾、安亭、硖石等镇，则是棉布业的名镇。而杭州的北新关镇、唐栖镇；苏州府属吴县的甫里镇、浒墅镇，常熟的福山镇、支矿镇，吴江的同里镇、黎里镇；嘉兴的新丰塘镇；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桐乡的皂林镇；松江的魏塘镇、三林塘镇、新塘镇等，都是商业性的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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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年，直隶巡抚于成龙也认为赋役不均在于 田与丁分 ，主张在乐亭县实行 均田均丁 方法①。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摊丁入亩 的推行。康熙五十二年，御史董之燧提出 统计丁粮，按亩均派 的建议，结果因 （户）部议不便更张而止.后经康熙默许，在 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 ②，进行试点。直到康熙五十五年，广东省各州县才开始把丁银摊入地亩征收。接着四川也在康熙末年相继试行。
　　雍正继位后，针对康熙末年各省库项亏空的情况，加紧了对吏治和钱粮的整顿。雍正元年七月，清世宗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正式在全国颁发诏令，推行 摊丁入亩 政策。雍正二年开始至雍正七年，这一制度先后在河北、福建、山东、云南、河南、陕西、浙江、甘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全国绝大部分省份陆续推行。山西省从乾隆元年才开始陆续实行，而贵州省则到乾隆四十二年才最后宣布实行 摊丁入亩.至此，除了奉天因 户籍无定 没有实行外，全部进行了这一赋役制度的改革。
　　摊丁入亩 ，又称 摊丁入地 ， 地丁合一 ， 丁随地起 ，是指废除单独征收人口税，将原来征收的丁银全部摊入土地税内按亩合并征收。征收的办法，大多数地区是以府或县为单位，把康熙五十年当年应征的丁银总额，按亩分摊到田中。摊丁入亩的具体办法，各地也不一致，大约有三种。一是按田赋银一两为单位，摊入丁银若干。一种是按税田一亩为单位，再根据土地肥沃程度，摊入丁银若干。第三种是以田赋粮一石为单位，摊入丁银若干。一般来讲，地多丁少的省份，地亩摊丁银率较低；人口密集地区，丁多地少，地亩摊丁银率较高。不管采取哪种方法，都比以前分别单独征收田赋和丁银合理得多。
　　①　　 嘉庆《乐亭县志》卷四《田赋》。
　　②　　 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一。

　摊丁入亩 制度的改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的前进，国家对人民的人身控制逐渐削弱，作为人头税的丁役必然要走向衰落。从汉代开始，我国就开始征收人头税，当时国家的赋税主要按人口征收。唐代实行租庸调，一部分税款依土地征收，但作为人口税的 庸 ，仍然占据重要的位置。实行两税法以后，土地税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但直到清以前，人口税一直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国家征税始终依照土地和人丁双重标准。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的政策；停止了对新增的人丁收税。 摊丁入亩 则进一步将丁银摊入地亩，收税依照土地这一单一标准，从名义上废除了长达两千年的人头税。 摊丁入亩 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赋役制度的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摊丁入亩 制度也是明代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的结果。一条鞭法是部分地把丁银摊入地亩中，而摊丁入亩则是把丁银全部摊入地亩，据地征收。
　　实行一条鞭法时，由于人丁和丁税不固定，只能把差役摊派到人丁和地亩两项上。施行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以后，丁数和丁税额已经固定，因而有可能把丁银摊入地亩，使地丁完全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