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之时，宋王朝与西夏交界之地，即今宁夏中南部、甘肃南部以及陕西北部一带，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时称“蕃人”、“戎人”、“戎夷”、“羌人”、“羌夷”等等。这些蕃人，盖因其发展有先进后进之别，故有“生户”、“熟户”之称。他们于北宋西北边防，关系甚巨，值得注意。但至今尚未见专文论述。爰就所知，试加论列如下。 一 何谓生熟户 宋代“生户”、“熟户”，并非西北少数民族的自称，乃宋人对他们的称谓。所谓“生熟”是相对而言的。早在宋太宗朝，最谙边事的吏部尚书宋琪曾给过它们一个简明的定义。他说：“臣顷任延州节度使判官，经涉五年，虽未尝躬造蕃落，然常令蕃落将合断公事，岁无虚月，我夷之事，熟于闻听。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其帐族有生熟户。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遏寇略者，谓之生户。”[1]据此，熟户乃指居地距宋境较近，散布沿边一带的少数民族部落；生户则是指居住于距宋境较远的深山僻壤，且时常掠扰宋境的少数民族部落。 据宋琪之说可知，生熟户皆党项、吐蕃蕃落，其区别仅在于与汉族之关系而已，可谓周全。不过，宋代其他史籍所载与宋说略同，惟着重点有异。概括之，盖主要有三说： (1)《宋史·吐蕃传》云：“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根据这一定义，则臣属于宋的蕃落，即是熟户；反之，就是生户。因此，当时还有人称熟户为“属户”。 (2)《宋史·兵志》说：“西北边羌戎，种落不相统一，保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据此则凡为宋保卫边塞者皆熟户。其他的概为生户。 (3)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边防》载：“今之夷内附者，吐蕃、党项之族，散居西北边，种落不相统一。款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按：“款塞”有内属、求互市等义。据此则熟户是指与宋有往来的少数民族；生户则否。 上述三说之外，尚有韩琦之说，又有所不同。 《安阳集·魏公家传》云：“臣庆历彻曾知秦州，今二十六七年矣。是时，永宁、安远之北，绵亘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蕃熟户。其间有不授补职名，且官中亦不勾点彼族兵马者，则谓之生户。并与熟户交居，共为篱落。”观韩琦之言，既然生户是指宋王朝未授予其首领官职，也未曾签点其人为蕃兵的少数民族部落，那么，熟户则应是首领受过宋王朝的封职，并曾置有蕃兵的部落了。 此外，尚有“熟羌”、“生羌”、“熟蕃”、“生蕃”之称[2]，不一而是，兹不备举。

显然以上诸说不尽相同。那么，以何说最为正确呢?应该说，诸说都是对的。因为皆各有所重，并非全面论说。但把诸说合而观之，则都是一条条划分生熟户的标准。有必要指出，划分生熟户并非西北特有之事。如东北的女真、海南岛的黎族，均有生良户并非西北特有之事。如东北的女真、海南岛的黎族，均有生、熟之分。划分他们的标准，除上述几条外，尚有向宋王朝纳赋服役与否一项。以黎族为例，《宋史·蛮夷三》即说：“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其居山洞无征徭者为生黎”。南宋人范成大也说，“蛮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赋役者名熟黎”[3]。此条标准看来也可用于划分西北地区的生熟户。因为北宋王朝安置西北地区一些熟户的办法即是给予田地，令其耕种。如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泾原部署陈兴杀降“伪署万子军主族帐”，即“诏所获戎俘并给土田、资粮，无令失所”[4]。仁宗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还曾发生过“环庆熟羌田多为人所市，致单弱不能自存”[5]的情况。纵观我国古代历史，边疆少数民族有生熟户之分，盖自宋始。其所以然，乃诸少数民族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的结果。盖人宋以后，不仅内地的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即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发生了不小的进步。因此，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较前大为增强，从而民族融合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于是，一些靠近内地，受内地经济文化影响较多的少数民族，就被称为“熟户”。反之，则被称为“生户”。生熟户称谓的出现，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二 生熟户的分布及族属 据可征文献，北宋西夏之间，主要居住着两支少数民族。一为吐蕃。《宋史·吐蕃传》记其居地云：“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至于其中哪些州军为熟户居地，哪些为生户居地，则未明确指出。《传》接着说，“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另一支为党项，按宋琪之言，其居地是：“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6]。当时，“灵、夏、绥、麟、府、环、庆、丰、振戎、天德、振武军并其族帐”[7]。对于党项生熟户的界线，宋琪也作了大略的划分。他说：“从银、夏洎青、白两池，地惟沙碛，俗谓平夏拓拔，盖蕃牲也。自麟、延以北，地多土山柏林，谓之南山叶勒，盖寇(当从《宋史》作“羌”]族之号也。……灵武路自通远军人青冈峡五百里，皆蕃部熟户。”[8]这就是说，除了从今甘肃陇西至环县西北这一带地方为熟户居地外，其他地方均为生户居地。不过，《宋史》记述的熟户分布区，显然比宋琪所说的更为广泛。该书云：“陕西则秦凤、泾原、环庆、鄜延，河东则石、隰、麟、府。”[9]据此，熟户不仅分布于陕西缘边，且还分布于河东路缘边。 据上述，北宋西北沿边吐蕃与党项的地理分布，已有一较明确的了解。但生户与熟户的分布又如何呢? 由于记载不足，要对生户与熟户的分布划分明确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宋代，一些人也曾谈及二者的分布，但我们还是无法绘制出一张分布图。其所以如此，原因有二： 其一，一般说来，生户与熟户多是杂居的。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三月，环庆都部署张凝说，“熟户与生羌错居，颇为诱胁”[10]。这样一种状况，自然使我们难以细分二者的居地。 其二，生户与熟户的界限并不很明确也非固定不变。由前述生熟户的划分标准来看，生熟之分，并不仅限于与汉人的往来与否。只要接受宋廷的统治，则生户亦可变为熟户。反之，则熟户也可成为生户。整个北宋时期，这种转化经常发生。生户转变为熟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宋廷的怀柔招诱，一些生户自愿接受宋的统治，内附转变为熟户。如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秦州大、小马家族献地内附”[11]，即从生户变为熟户。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三月，“秦州言蕃部阿锡达纳质归顺”[12]。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夏国酋长嵬名山部落在故绥州，有众万余人，其弟夷山先降为熟户”[13]。这种情况可称是和平式转变；再一种情况为暴力式转变，即宋王朝用武力征服生户，使其接受统治，从而变为熟户。如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十二月八日，边将韩琦奏：“刘沪昨已杀降永平路城一带生户，李中和降陇州一带蕃部，各补署职，各充熟户。”[14] 在生户转变为熟户的同时，也有不少的熟户叛宋附夏。真宗朝，李继和曾指出，西夏李继迁“胁、原、渭、灵、环熟户。当时，族帐谋归贼者甚多”[15]。如景德元年(公元l004年)“率属归顺，请献马赎罪”的茄罗、兀赃、成王等三族，就是“先叛去蕃官”[16]。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来归”的旺家族，乃是“夏州略去熟户”[17]。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来归”的委乞族，即是“亡去熟户”[18]。这些叛去的熟户，如再度归附宋廷，则仍为熟户；如不再归附宋廷，则事实上就成了生户。 当时，由于生熟户对于宋夏双方来说，均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详后)，所以，战事一起，双方都大力招诱。宋方不断招纳生户为熟户，西夏则“胁从山中熟户”[19]。一旦战火平息，双方修好，则相约不得招诱和胁从。如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六月，“赵德明屡修贡，即戒边臣各守地分。是月，有叶市、潘、保、薛等四族来投镇戎军，秦翰出兵援之。德明诉其事于朝，愿举刑章。翰言四族本皆熟户，兹还旧居，非新有所招纳也。乃诏翰与张崇贵移牒报德明，自今勿复侵援境外”[20]。同年九月，“知镇戎军曹玮言：伊普才迭三族首领率其属来归，欲发兵接应。上以德明输贡效款，议加朝命，乃诏玮等如旧系熟户，则依例安置，自余勿为发兵”[21]。不过，由于战事时起，相约之议极难维持，双方总是不断地招诱和胁从，所以生熟之间常处于不稳定状态，无法划分其分布区。关于生熟户的族属问题，归纳以上所引，很明白。他们应是吐蕃和党项这两支少数民族。一些学者认为，宋代的生熟户是“党项部落帐族人户的一种”[22]，即认为他们完全是党项，而不包括吐蕃。这与事实不尽相符。

第四，生熟户是宋廷制定联蕃制夏策略的一项重要依据。宋因“积弱”，为抵抗西夏，不能不联合利用别的少数民族，采取所谓“以蛮夷攻蛮夷”[32]的策略。当时，宋方所要联合的蕃部力量主要有二：一就是居住在西北广大地区的众多生熟户；二就是被称之为“西北之远蕃”的几个羌族政权。他们是居住于西凉府的折逋氏、潘罗支和居住于青唐城的唃厮啰。这三个政权，先后相继，“羌夷之内，推为雄豪”[33]。联合到他们，极为重要。真宗咸平年间(公元998—1003年)，张齐贤安抚经略陕西还朝，即上奏分析道：“苟朝廷信使得达博罗齐(即潘罗支)，则尼玛族西南远蕃不难招辑。西蕃既已禀命，缘边兵势自雄，则鄜、延、环、庆之浅蕃，原、渭、镇戎之熟户，自然齐心讨贼(西夏)，竭力圣朝。设能与对替兵甲及驻泊军马互为声援，伺间而兴，则万山闻之，必不敢于灵州、河西顿兵矣。万山退缩，则贺兰山蕃部亦稍叛迁贼矣。如此则灵州孤垒，未至忧虞。”[34]细绎张齐贤“苟朝廷信使得达博罗齐”一句，并联系奏疏的前后文及张齐贤的其他一些相关论述可知，条件就是要争取生熟户。因为，生熟户散居在宋廷与远蕃之间，直接控制着双方往来联系及贸易的通道。要联合远蕃，首先就必须联合生熟户。因此，不论是为直接联合他们抑或是联合远蕃，生熟户均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乃是“联蕃制夏”策略成功与否的楔机。以上，我们大略地论述了生熟户与北宋西北边疆的关系。当然，就“生户”与“熟户”对宋的重要性而言，无疑是以后者为甚。这是因为：首先，熟户是接受宋王朝统治的，是较为可靠的力量；其次，相当多的熟户居住在近边地带，与汉族联系较多，“可以藩蔽汉户”[35]。因此，每逢边塞有警，宋廷君臣均谆谆以熟户为言。如张齐贤在咸平年间所上的奏疏中就说：“今朔方陷没，所虑缘边蕃族中有从来二心者，因此转更扇惑熟户，致令向背，贼迁[西夏李继迁]因而乘之，为患非浅。”[36]由“为患非浅”一语来看，熟户对宋的西北边防确实是至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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