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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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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的生活 作者:夏榆 1998年的秋天,我把自己的栖身之所从北京的东区搬到西区。西区是高科技区,有很多让我感到亲近的东西,海淀图书城、著名的北京大学,还有颇具气势的绿化带,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魅惑。我是野路子出来的人,所受的正规教育有限,没进过大学课堂,早年是拒绝进,拒绝被教育体制洗脑,后来是想进又没有了机会进。所以我在搬往西区时主要一个愿望就是想看着那些曾经风云激荡的著名学府,我知道从那里诞生过一代又一代心智优秀的杰出人物,那些人物让我有高山仰止的感觉。从那些大学的门前经过时我感到自己是在思想王国的边界穿行。 我在靠近北京大学的西苑乡找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住下来,我当时颇为得意自己的位置,我觉得我从此是进可攻退可守了,我要写作的时候就退隐到乡间的居所,要出去玩耍就可进入城市的繁华地带。我同时拥有寂静和喧嚣,简朴和繁华,我是如此紧密地靠近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的中心领地,而所有这些都曾经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如此切近的靠近我的梦想,我对自己很满意。对一个外省的写作者而言,我感觉这是我在几年的自由写作生涯中最为理想的状态。 但是这样的状态也会有问题出现,那就是我再次失去了我的邮址。失去邮址对很多和我有关联的人来说,也就意味着我从这座城市的消失,我的父母、爱人、兄弟、朋友,他们无法找到我,我成了一个不在场的人,虽然我还在其中漂流,但没有人知道我的行踪。我当时很穷,没有呼机,没有手机,没有一个城市现代人所有的通讯手段的结果就是我跟外界彻底地隔绝。我就像一颗融入沙漠的沙粒,遗失在人群中了。在那样的状态人很容易照见自己无助脆弱孤寂的本性。我明白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在我体验着舒展、欢畅和突破限制的快乐的同时,我也要承担孤寂、威胁、没有安全感。人需要亲人的交流,需要被朋友记住,失去了这些人的存在就会变得虚无。 失去邮址让我有一种被抛掷的感觉,在我开始新的生活前,我想找到一个新的邮址。 就像船需要靠近一个新的河岸。我找到的一个新邮址是海淀区西苑乡的乡政府,有人告诉我这个地区所有的信件都集中在那儿。我步行了两千米找到那个地方,我看到所谓的邮寄处其实是乡政府办公室的窗台。那个窗台蒙满灰尘,每天从邮局送来的信件都堆积在那里。我还看到一个三尺见方的竹筐,那个竹筐里积满过期没有被取走的信。那些信件因为日久天长风吹日晒变得发脆发黄字迹消退。那些无法投递的信件让我想到它们的书写者以及它们要抵达的收信人的命运。这些人和我在城市里看到的地铁里卖唱的民间艺人、地下通道露宿的打工者相似,他们和我同出自一种背景。 打工者和各种类型的流亡者其命运同出一辙,从不好的地方奔向较好的地方,从政治和经济的死水向先进的社会的转移成为世纪之潮,而人类的移位和错位现象成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最为普遍的现象。和安居比,漂流是人存在的另一种状态。有一些人注定生活在路上,他们寻求梦想、难以安于现状,他们是一些无根的人,悬浮的人。 作为京城最为经典的场景,我曾经在北京火车站西侧的崇文门劳务市场看见过他们的身影,那些人形容枯槁满面尘土,他们眼神空洞表情木然,他们的衣襟上别着标示着他们身份的名称:厨师、瓦工、油漆匠、屠宰、电器修理、电脑销售、保姆。那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或是在烈日下,或是在寒风里等待着走向他们的机遇。而最为壮观的图景是每到节假日的返乡潮,那些收工回乡的人如同浩荡的潮水冲击着车站、港口、机场。这些远离家园的飘零者,他们四处游走寻求梦想,依靠出卖体力或智商获取维生的资本,他们中间有的依靠奋斗拼打浮出城市水面,有的依然颠沛流离不知所终。 新的邮址建立以后,我经常去看我的信。作为公民权利之一的通讯自由的保障,在漂流者中间的处境和遭遇让我对这个新到的地方不信任,我担心我会有重要的信件被这里的管理人员漫不经心地处置而遗失,所以我是去看信最勤的一个人。我的勤勉让乡管理人员很烦,也让他们对待那些信件的态度更粗暴更恶劣。新到的信件只在窗台搁置一个星期后就被收归到竹筐里,混杂在陈旧的无法投递的废信中。我想在乡政府人员的眼里,来这里取信的人都是没有固定住所的人,这些人是可以不予重视的。而更多权力者会认为,没有固定住所就是没有经济保障户籍保障的人,肯定就是盲流者,而盲流者,那些离弃了户籍限定,脱离单位或原有社区保护试图自由迁徙的人,在他们寻求自由的道路上就沦为被任意侵犯个人尊严和公民权利的一群人,成为这个社会游离于体制之外最卑贱最低下的一类人群。
2008年06月14日 12点0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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