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文之前的几点说明：
1.关于频率：平均一天翻译纸质书的一页左右的内容。
2.关于内容
（1）有些我自己不确定的翻译，会在中文后面加上括号包起来的英文原文；
（2）由于本人不懂西班牙语，所以一些西班牙语内容我直接换成对应的英文字母，而不是给出西班牙语原文。同样，人名维持原样（西班牙语直接换成英文字母），少量会加括号标注。
（3）这一章正文在书中是75至103页，还有4页的“附录”，所以总共是33页。本想学Netflix来一个一次性放出，怎奈翻译的速度明显不如阅读的速度。目前，我已翻译到了第95页。那么，按照我上面讲的频率，如果不出意外，我将会在约半个月之内翻译完本章。敬请期待。
3.经有吧友指点，得知近期的足球周刊上有这本自传的连载。我没有去证实过。这里告诉一下各位吧友：这也是一种可能可供选择的阅读苏牙自传的方法。
4.仅供吧友交流，不做商业用途，请勿转载。

乌拉圭在点球决战中击败加纳，四十年里第一次闯进了世界杯的半决赛。此时，我已怀有深孕的夫人正在电视机前紧张地观看比赛。我也是一样。
我由于在门线前用手救球而被罚出场，但同时也阻止了非洲球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半决赛。现在，我在约翰内斯堡足球城的一个安静、基本没有人的更衣室里。我的脉搏在加快，并勉强透过指缝间的空隙看着屏幕。我旁边是球队的装备管理员（kit man）Guillermo Revetria。但我同时也在与（妻子）Sofi互发信息。她正在巴塞罗那与她的家人一起观看比赛。

随着每一粒点球的进行，气氛也变得更加紧张。接下来要罚点球的是我的偶像——Sebastian Abreu。他们称呼他为“El loco”，“狂人”的意思，而且他确实名副其实。这粒点球的典型的他的风格。他将球轻轻地吊（dink）进网窝。难以置信，乌拉圭晋级了。好几代（乌拉圭）人都没有见过类似的事情，也没有人预料到。
2010年世界杯决赛圈比赛的第一场比赛是乌拉圭在整届比赛中最糟糕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之后，Sofi离开南非去往巴塞罗那。她说：“再见”，并与我吻别，“我们下周见”。
我说：“好。”
她当时以怀有七个半月的身孕。她要回到她父母位于巴塞罗那的家中。她认为我不久也会回去，我也这么想。

从我们第一场对阵法国队的比赛中的表现来看，我们似乎很快就会打道回府。那场比赛最终的比分为0-0，场面很糟糕；我们的表现也很糟糕。
比赛之后更衣室里很安静，一切都很难接受。在资格赛里球迷就一直找我们的麻烦（on our backs）。虽然偶尔会有紧张情绪，但最终我们还是来到了南非。在资格赛小组赛中我们最终仅排名第五，不得不通过在附加赛中击败哥斯达黎加才进入决赛圈。从2007年9月至2009年11月，我们一直在为进军南非而努力，我们以为已经把过去的问题抛在脑后了。但在第一场比赛之后，我们感觉，鉴于在世界杯上不到一周的表现，我们要让大家失望了。

然后我们在Pretoria以3-0击败了东道主南非队，我们的自信心又渐渐回来了。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击败东道主、并且能够延续这样的表现，谁知道会发生什么？突然间我们对自己有了信心。我们的世界杯之旅结束了？它才刚开始呢。
Diego Forlan（弗兰）当晚打进了第一粒进球，然后我创造了点球并由他罚进。对方的守门员将我放到并被罚下。我为Alvaro Pereira助攻了第三粒进球。下场比赛，我们以1-0击败了墨西哥队，我收获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粒进球，并用将球塞进球衣、模仿一个孩子的方式庆祝这粒进球。乌拉圭队和墨西哥队在赛前都已确定会晋级下一轮，但取胜的一方可以在下一轮避开阿根廷队，所以两支球队都不想输。但我们起码不会在小组赛之后就打道回府。事实上，我们还可能走得更远。最终，我们会在南非呆到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天。
我们表现越来越好。与此同时，Sofi的肚子也越来越大。

这对我来说是种奇怪的感觉。我正在实现自己代表乌拉圭队在世界杯上出场比赛的梦想，同时我也很害怕错过自己女儿的出生，并且迫切希望Sofi能坚持住。我也很想念她。Sofi一般都会来看我的比赛，但这次她回家了，因为我希望她能有家人的陪伴和医生的照顾，我不想让她紧张。可事情并不总是我希望的那样：我经常打电话给她，她告诉我每场比赛之后她都会出现宫缩。
尽管要在小组赛之后变换城市，乌拉圭队的基地还是设在南非中部的Kimberly。那里什么都没有，所以球员的家属从来没有来看过我们。我们与外界隔绝，但这样很适合我们，因为我们是来工作的。我们也没有感受到压力；在我们以那样的方式晋级决赛圈之后外界对我们的期望就很低，并且在我们对法国队的第一场比赛之后就更低了。每人谈论我们，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在我们位于Kimberly的基地附近有一个大坑。实际上，它的名字就叫做“大坑（Big Hole）”。作为一个老钻石矿，它名副其实；它像一个巨大的真空。我们都去参观了，它确实很震撼，与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事物都不同。它深达240米，宽有12个足球场那么大。我们的向导告诉我们，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用手挖成的洞。人们用手挖出了这个洞？难以置信！
我们还去远足观赏了狮子和老虎的幼崽。Diego Forlan觉得他知道下面这个小问题的答案：一只狮子和一头老虎打架，谁会赢？他说他看过一部纪录片。很明显，老虎会赢。不管怎样，我是被吓坏了。他们把幼崽拿出来带给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这样子，这种不可思议的经历也只有在南非才会体验到。但我被吓得身体都僵了。我给Sofi发了一条信息说：“我不敢相信我们正与一大堆狮子幼崽在一起。其他一些人迎上去拥抱抚摸幼崽。我绝不会这么做。”

Sofi说：“你胡说什么？你必须去拍张合影。”
我对Sofi说：“你疯了？”
Sofi说：“去拍张照片嘛。”
最终我还是去了，但如果你看到照片，你就会发现我试图把那只狮子幼崽推到一边去。我斜视着它，脑袋朝向反方向，害怕它会扑过来。

Alcides Ghiggia在1950年世界杯决赛地马拉卡纳体育场对阵巴西队的决赛中为乌拉圭队打进一球，我们也受到了他的邀请。他是那支乌拉圭队中唯一还在世的队员。很难确定他们的那场胜利对乌拉圭人意味着什么，仿佛我们不是在成长过程中听说这件事、而是一出生就知道它。Ghiggia给我们讲他的故事。他告诉我们过去他们的concentraciones（比赛前球队集合）是什么样子。我还以为我们这样算是糟糕的呢。而他们就像是被锁在军营里：他们与外界没有联系、不能见家人或与他们通话、住在巨大的宿舍中。他说他在马拉卡纳看到有人从顶层看台上自己跳下来。这些都让Ghiggia无法忘怀。
我们难以忘记与Ghiggia在一起的时光。但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是自己呆着。我们并不能看看南非是什么样子、没有机会去其他地方游览、或者利用在南非的机会了解更多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事情一直都是这样。足球运动员要去很多地方，但实际上看看这些地方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某种程度上，这是种遗憾。但是，我并没有感到自己错过了什么。当我去参加一场比赛或一项赛事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去那里工作的。如果我能够看看什么、游览一下或者散散步，那也不错。如果必须要去，那我就去。但实话实说，如果不是必须要去，我还是更偏好不去。

Sofi一直说：“你看到……了吗？”
我说：“没有。”
Sofi问：“那座城市是什么样子？”
我回答说：“实话实说，即使是坐在球队大巴上穿过城市，我也没在看。当时我正与队友聊天，我什么都没看见。”
如果我想去看什么地方，我会与我的家人同行，好好地享受那里的一切。

我个人很讨厌concentraciones；我更喜欢在家与妻子和孩子在一起。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对我来说，在家里，时间过得比被锁在酒店里等待几个小时之后才开始的比赛要快得多。但是你必须要适应它。我接受这一点。当然，世界杯也是很不同的。你并不能在比赛间隙回家；当你在远离祖国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就像我自从19岁之后那样，这里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我们在南非中部建立了一个“小乌拉圭”。
我觉得当你远远地离开家的时候，你会想念那些好的东西、忘记那些坏的东西。在乌拉圭国家队中，我们会在一起呆上好几个小时，聊天、分享故事、讲笑话。或者问不久前在摩纳哥队效力的Nacho Gonzales，如何用法语说“你好”。他也不知道。

我们在那里呆了两天。我与Martin Caceres住同一个房间，Sebastian Abreu与Edison Cavani（卡瓦尼）住同一间。当Sebastian Abreu出现的时候我正在洗澡，他满脸困惑地走进来说：“你洗澡有热水吗？”
“有”，我说。
“怎么可能？我哪里的水怎么这么凉？”他说。
我说：“H代表热水（Hot），C代表凉水（Cold）。”
他恍然大悟：“啊，怪不得。我以为C代表Caliente（热），H代表Helada（凉）。”
我心里想：“蠢驴。”我们笑作一团。
他向我们请求道：“千万别告诉其他人。”当然，我们告诉了所有人。

当国家队，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几乎所有人都在海外效力（当时只有Egidio Arevalo和Martin Silva在乌拉圭国内效力）的国家队在一起的时候，你几个月才有机会见到彼此，所以这很特别。你们一起分享马黛茶（mate），一起聊天，就像是老朋友的聚会。我不记得有任何人大家或者发生不愉快的事，我认为这是我们成功的原因之一。队员们之间没有对峙，也没有人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强。
自从我第一天被征召进入乌拉圭队之后，这一点就令我印象深刻。Diego Forlan是球队里的头号明星，但在更衣室里他和其他人没有区别。Lugano，Cavani，所有人之间都是真正的平等。没有人会去想：“我比你更好。”从来不会这样。

教练组也是一样：他们知道我们不是那种自认为很棒变走路时趾高气扬的球员。我们来自相似的家庭，都要为生活艰苦打拼。如果你把心理和经历相同且目标一致的人组织到一起，你就有了一个巨大的优势。
酒店里只有我们，我们就一起打台球，玩长时间的Truco（一种乌拉圭纸牌游戏），有人组织用PlayStation游戏机打足球比赛。竞争很激烈，我的成绩也不错。
训练场上也有比赛：一天我所在的队伍在决赛中输球了；或者进行任意球和点球比赛，输掉的一方要做一天所有人的“奴隶”。我曾身着出事的服装（厨师帽和围裙）为队友上菜。有时情况比这还惨。

我们就像一个家庭。厨师是“El Cachete”Aldo，装备管理员（kit man）是Guillermo和Minguta。所有的教练组成员。他们所有人每天都会在早上五点钟起床，以确保我们能得到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倾诉对象，为我们提供支持。对此，我们很感激。他们像我们一样原理家人，工作比我们还有努力。或许我们的责任更大一些，但他们工作确实比我们卖力。他们是我们吃饭、游戏等活动中的一员。
我们的教练一直是El Maestro（大师）Oscar Tabarez。我们的体能教练是“El Profe”Jose Herrera，Mario Rebollo是他的助手、并且与球员们最接近。Mario六十多岁，他很传统，按自己一贯的方式做事情：努力训练，身体是一切的基础，绝不含糊。在离开乌拉圭前往欧洲、接触了不同的训练方法八年之后，这对我就像是来自过去的冲击。我告诉他：“没人这样做了。”但他不在乎，你也必须得适应。自从2006年以来，我们国家队的教练就没有变过，他们知道我喜欢抱怨，所以也就不怎么搭理我。

Jose会组织我们，不只是训练，还有康复。每天都会有冰浴，这很痛苦。他会让我们在两点和四点之间午睡。我们在很多时间内都在睡觉，会从午夜睡到上午九点，然后训练、午餐，接着又睡，或者在下午举行一场asado，一种乌拉圭烧烤。
所有这些都对我有巨大的帮助，因为我十分想念Sofi；我心里想的都是她怀孕了，我需要其他事情来让我分心一下。一些队友大概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陪伴和支持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比赛之间间隔的时间总是很长；我距离Sofi这么远，孩子出生的时间也越来越近。如果没有队友，这段时间感觉上就像是永远。

我们闯过了小组赛，击败了南非队、并且避开了阿根廷队。我们的状态开始好转。在对阵韩国队的比赛中，我们意识到我们拥有另一项优势——运气。对手在我于第八分钟进球之后创造了很多机会。他们的表现比我们好，也理应扳平比分。韩国队的队员跑得比我们多，他们在球场上无处不在，跑得又很快。他们击中了立柱，我们躲过一劫。天下着雨，我们的表现很糟糕，跟不上对手的节奏。我也不高兴，因为我感觉自己的表现尤其糟糕；我错过了一个简单的头球。我们感觉并不舒服。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十分钟，雨下得很大，接下来的进球可能是我在国际赛场上的最佳进球。就在我们处于被淘汰和晋级四分之一决赛这一线之间的时候，我在左侧接到球，沉肩用右脚打出了一记弧线球，球直入远角。我全场都看着球，看着它旋进球网，然后冲起来庆祝。这是一个爆发。
队友们将在广告牌前疯狂大喊的我拦下，看到他们来拥抱我、并且我将自己的祖国送进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这种感觉是我职业生涯最高兴的瞬间之一。纯粹的喜悦。

下一场是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对阵加纳队。经过点球大战，我们成功晋级半决赛。这是四十年里的头一回。因为在门线前“救”球而被罚出场之后，我在通道口处看着Asamoah Gyan（吉安）射失点球。我心都碎了、满眼泪水，但当球飞过横梁之后，我飞快地跑出去庆祝。或许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到了点球大战的时候，我正在更衣室里，几乎要心脏病发作了。在这件安静的屋子里与Guillermo在一起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剧情一步步在墙的另一侧展开，但我们却在观看挂在角落里的电视机、声音被调成了静音。我们处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么近，又那么远。

但是接下来Adiyah罚失了。我们仍然领先。
人们问我，当时在更衣室里我是否感觉到谁会罚进、谁会罚失，但我心里想的更多的是希望所有乌拉圭队员全部罚进，并且希望加纳队员会罚失。很难解释我有多么绝望。我感到很无助。
当El loco罚进了制胜进球——球轻轻地从中间落入球网，一粒勺子（panenka）点球！——一切事情都开始变得模糊。

当他走上前去罚点球的时候我已经不能动了。我以前看到过他罚进勺子点球，这次我又预感他可能还会这样做。他是唯一一个我认为我能够猜到的球员。我对自己说：“他要将球吊进去。不，他肯定不会这样……他会不会这样？”
Guillermo对我说：“不，他不会这么干的，绝不可能。”
“你是对的。他不会罚勺子点球，对吧？天哪，我觉得他会罚勺子点球。不，他不会……不可能……”
当然，他真的罚了一个勺子点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