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民国年间著名方志工作者陈铁卿考证：武垣在今战国为赵邑，史记赵世家：“秦围邯郸，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返燕地。”武垣之名，见于记载者始此。太平寰宇记云：“武垣故城，在郡西南三十八里，有故城存，即秦所置。”则秦于此已置县矣。至汉因之。郡指瀛州，宋瀛州治河间县，即在今河间治，其西南三十八里，在今肃宁县境内，县志引府志云“武垣废县，在河间县西南三十里，肃宁县境内，去县东南十余里，周廻十六里，内子城周三里，旧址尚存。”
故武垣县约辖有今河间西部，（东部为束州县）及今肃宁全境。后汉建安中，武垣东徙于今河间治南二十五里，谓之东武垣城，原治因对待关系，有时亦称为西武垣城。太平寰宇记：“武垣故城东微北三十里，又有一武垣城，时人谓之东武垣城，在今郡南二十五里；盖因魏曹公凿渠引滹沱河水，遂自西移武垣县于此，置武垣县。”至隋开皇三年（583年），移武垣县理州城，十六年（596年），于东武垣城再置武垣县，（前武垣县移理州城，于是年改名河间，沿称至今。）大业二年（606年）省，（均见寰宇记）此城遂废，今遗址不存。
宋史地理志河间县下云：“雍熙中，即县西置平虏砦，景德二年，改为肃宁城。”《方舆纪要》谓肃宁城“在今肃宁治东南，志云：旧城周十里，内有子城，周三里，宋时筑以屯兵。”清一统志同。是肃宁城当即在西武垣故址。盖宋即故城（武垣城至宋尚存，见前引寰宇记）增修为砦，用以屯兵；其地时属河间县。自宋迄今，年代不远，故遗址犹能存在。府志称武垣故城，统志则称肃宁旧城，名二实一，非互舛也。
《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记载：
武垣故城 在河间县南二十五里。《清统志》：本赵国时邑。《史记》：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59年），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返燕地，即此。汉置县，属涿郡。后汉属河间郡。后魏太和十一年（487年），自乐城移河间郡来治。隋大业初并入河间。唐武德五年（622年）又置武垣县。贞观元年（627年）仍省入河间。《括地志》：武垣故城，今瀛州城是。《寰宇记》：武垣城有二：西武垣城在今郡西南三十八里，即秦所置；其城东微北三十里，又有一城，时有谓之东武垣城，在今郡南二十五里，盖因曹公凿渠引滹沱河水，遂自西武垣移县于此。隋开皇三年，又移武垣理州城，此城因废。十六年改武垣为河间，仍于东武垣城再置武垣县。大业二年省，又《隋图经》云：东武垣城，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巡狩至此。望气者言：有异女访之，得赵氏女，因筑此城以为禁卫。今县西南楼上有夫人神，即钩弋遗象。
按：此城宋以后谓之东武垣城。
西武垣故城 在肃宁县东南。《河间府志》：武垣城在河间县西南三十五里肃宁县境内，去县东南仅十余里。有内外二城，外城周四十里，内城四十八里，俗名元城，遗址现在。
按此城近人作沿革考，以为肃宁旧城。而旧《府志》则以为汉之阿武国。所载有《武垣考略》云，《河间记》云，西武垣城在县西三十八里，故城尚在，此秦所置。其东北三十里又有一城，汉于此置武垣县，时谓之为东武垣城，汉武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巡狩所至处，王莽改为垣翰亭者也。按范蔚宗以下诸志及《通考》，皆但称武垣，未尝有东武垣之称，则知汉仍秦旧。自秦汉到隋所谓武垣者，止此一城，即所云。其东三十里者，是秦武垣地广漠，析之，别置阿武县。东汉并阿武入于乐成，自后遂无阿武之名。又云：今之肃宁，本汉阿武地。《寰宇记》阿武故城在乐寿县西北三十九里。古乐寿县又在今献县西十五里。地揆之，则旧志所称秦武垣城，在郡西三十八里，与《肃宁志》云武垣废城在县东南十余里者，疑即汉阿武之旧第。阿武隐，而武垣名显，人不知其阿武徒见有武之名，遂谬以当武垣，久益不辨。然则《河间记》及地理诸书，凡彼云然，恐亦传误阿武为汉河间王子刘豫封国。
按：《府志》以武垣城即汉之阿武，虽未为定论，但即如《河间记》及《寰宇记》之说。分武垣为东西，而肃宁之武垣城，乃西武垣也。

毛亨毛苌的大致年龄及初授《诗经》推测
我们知道，毛亨、韩非、李斯是荀子的同期学生。现在我们大致推算一下毛亨、毛苌的生卒年。
据龙轩先生的研究：司马迁《史记·卷九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载：“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可知荀子（名况字卿）是战国时赵人，大约生于赵武灵王五十三年（约公元前313年）卒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约公元前238年）。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一册第五章第七节“荀子与韩非”一文认为：“荀子确实年龄无法证明，自前286年至前238年是荀子活动时期，则近事实。”“荀子是儒家传经大师，秦汉儒生所传《诗》《礼》《易》《春秋》诸经说，多出荀子，因之在儒家传经事业上荀子远高于孟子。”
既然荀卿生卒年有大致的范围，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文献的记载推断大毛公毛亨大致应生活于齐襄王执政的年代，即公元前283年—公元前157年之间，而具体的生卒年不详。毛亨系与李斯、韩非共同受教于荀卿门下的大儒。李斯拜相于秦，因秦王嬴政久慕韩非大才而遭李斯之忌，故于公元前233年韩非入秦不久，李斯就进谗言陷害他入狱，最终韩非在狱中服毒自杀。而毛亨则大约是在公元前221年（始皇帝元年）至公元前210年左右，因避李斯之害或焚书之乱而亡命武垣，隐姓埋名二十余年，到汉惠帝撤销“挟书律”时，才放心整理《诗经》，大约在汉文帝时代作《毛诗故训传》，并传给毛苌。
毛苌大致应生活在秦二世胡亥执政年代（公元前209——前207年）至汉武帝执政年代中前期（约公元前122年）左右。······而毛苌被封为博士当在刘德执政的公元前155年至公元前129年间。
有资料显示，李斯活了72岁（约公元前280——前208年），韩非只活了48岁（约公元前281年——前233年）。毛亨与韩非、李斯为荀子同期弟子，年龄应相差不远。
我们假设毛亨比李斯、荀卿的年龄都小，约生于公元前278年，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公元前212年）约66岁，之后他隐姓埋名二十余年，即到汉惠帝废除“挟书律”（前194年）时，至少86岁。（刘德于公元前155年被分封为河间王，如果此时毛亨还在世的话，少则123岁。所以，可以断定，刘德没有见过毛亨。）
据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广西自治区贺州市富川县《毛氏族谱》（石余房卷一、二，世系图·上》记载：毛氏“······第38世毛思妣郑氏，二子：毛申、毛亨，治《诗》，作《训诂》以授从子；第39世毛申妣郑氏，三子：毛苌、毛卿、毛善；第四十世毛苌（汉献王博士，曾注《诗经》，妣袁氏，三子：毛庆、毛杭、毛静。”由此我们知道，毛亨排行老二，毛苌是毛亨的侄子。
如果龙轩先生所考证的毛苌的年龄是正确的，即毛苌生于公元前209——前207年，（毛亨生于公元前279年），则叔侄二人的年龄差距约为69岁左右。而毛亨排行老二，他的哥哥要比他大2——3岁，则毛苌的父亲生毛苌的时候应该是71岁左右（请注意，毛苌还有两个弟弟毛卿和毛善）。对此，笔者表示质疑，换句话说，龙轩先生的考证可能有偏颇。
我们假设毛苌生于公元前220年，即按《诗经在河间》一书中“毛苌公雕像”的出生年龄计算，则毛苌是在其父约60岁时（虽然勉强，还说得过去）出生的。那么焚书坑儒的时候（公元前212年），毛苌9岁；就算刘德被封为河间王的当年（公元前155年）就封毛苌为博士，此时毛苌至少66岁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刘德发现毛苌讲经之前，毛苌究竟已经有了多长的讲《诗经》史？讲经地点在哪里？
按前面的假设，到“挟书律”废除时的公元前194年，毛苌27岁（公元前220年——公元前194年），那么刘德请他教授《诗经》（公元前155年）之前的39年，是他在野讲《诗经》的时期。
说到地点，最初可能在今饶阳县的南师钦村。
宋版《太平寰宇记·六十三卷·饶阳县》载：“毛苌宅，注《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是邑人，今宅存。”（注：不排除后人为纪念毛苌而修缮其宅）《沧州风物志》：“毛苌，汉赵人，今河北省饶阳县师钦村为其故居（遗址）。”
据此，笔者推测，饶阳县的师钦村极有可能是毛亨避祸的隐居之地。师钦村地处滹沱河北岸，当时人烟稀少。临河而居有两个好处：一、可免水淹之苦；二、滹沱河滩荆柳甚多，树皮树棍正好是刻写《诗》的好材料。虽然隐居，但毛亨“诗”心不死。挟书律废除前，毛亨或许做些刻写诗经的准备工作——准备刻写材料。挟书律废除后，毛亨年事已高，女儿毛文倩和毛苌应在他身边。此时的毛苌应该已经拉家带口，或许已经有了毛庆、毛杭、毛静3个儿子。糊口毕竟是第一位的。而开荒种地之外，刻写诗经就成了他们的全部。据唐陆德明著《经典释文序》：“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在这样的环境中，毛苌深得《诗经》的精髓。
当乡邻得知毛亨、毛苌是文化人后，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学文化，学《诗经》；作为补偿，乡邻可能会帮毛苌代工种地。毛亨去世后，毛苌的教书工作一直在继续，因为受乡邻们的欢迎。
毛苌教授《诗经》的事儿，没多久就被距师钦村不远的武垣城的贵族们知道了。他们把毛苌请到了武垣城，让其教授他们的子女文化知识，《诗经》当然也会在教授之列。或许是《诗经》首篇《雎鸠》中的“君子好逑”中的“君子”，与孔子所说的君子的形象相符的缘故，便把学生学习的地方称为了“君子馆”，也说不定。
到刘德封为河间王时，毛苌的教书生涯将近四十年了。因为在武垣城的教授业绩极佳，得到了贵族们地赞许，名声远播。消息传到刘德耳朵里，刘德又把他请到了乐成，并封他为博士。此时的毛苌已经66岁了，他的儿子中说不定就有从事教授《诗经》工作的。因为教授贵族子弟，收入不菲，所以，儿子留在武垣城继续教书。到西汉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扩建武垣城的君子馆时，已经是毛苌的孙子辈们在教书了。
有人认为，自公元206年后，武垣城因滹沱河与泒水汇流被迫东迁，再无人定居，难道唐代还有君子馆存在吗？据《肃宁史话》：“明万历《肃宁县志》记载，武垣‘本为唐末封邑地’，故有‘唐国’之称。在武垣城出土的大量唐代文物，如磁壶、灰陶灯、黑釉罐、灰陶净瓶及开元通宝等即为佐证。”此说明，唐代的武垣城不但有人定居，且贵族不少，很繁华。君子馆不是唐时朝廷官办的高等学校，只是地方办的较初级的学校，抑或是半官半民性质的学校，而受教育者多为贵族子弟，沿用君子馆的名称是可能的。
笔者无意否认河间市的君子馆，但河间市的君子馆确有令人质疑之处：按史书的记载，毛苌教授《诗经》的地方有两处建筑，一是君子馆，一是日华宫。显然，河间市没有发现日华宫的所在。这就难怪清李浚之在“河间君子馆砖”一诗中有：“诗经村外日华宫，遗迹茫茫惜莫考”句了。再者，如果说毛苌在乐成的日华宫居住，却在相距100里外的今河间市城北30里的君子馆村教授《诗经》，恐怕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因为公元前155年时，毛苌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合理的解释是：宋代初期，宋人扩建武垣外城，用以屯兵，城内居民全部外迁，居住在武垣城的毛苌子孙中的年长者（年轻者或从军或筑城），迁到了今河间市的君子馆村处定居，仍沿用“君子馆”之称，教书糊口，于是有了君子馆村。
(注:读清·莫友之“刘子重示以八君子砖墨拓卷兼惠新拓为题二十韵”诗序有“君子馆故迹，在河间县西北三十里。与肃宁县壌接，为河间献王建，以招贤者。见《水经注》。”(《诗经在河间》328页)见此诗序，笔者即欲否定河间市君子馆始于宋初的推测。因郦道元是北魏人，大概生于466年或472年，卒于527年，生卒都早于北宋初。然而，翻阅《水经注》原书，正文未查到这样的记载，注释中也未见到相关的注释。可能是莫友之老先生记错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