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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的分量更重，天高为九重天，地深为九泉之下，象征国家政权的有九鼎，皇帝为九五之尊，敬神要三拜九叩，跨入北京故宫，九之数举目皆是，故宫的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其高度都是九尺九寸，其宫殿大小城门上的金色门钉皆为横九排、竖九排，共九九八十一颗。人文始祖皇帝陵新建的大殿，周围三十六根石柱，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分为八十一章。道教的教徽由阴阳鱼与八挂组成，八挂由三实线、三虚线排列组合而成。 第二，三维三分在儒家道德伦理中的反映。儒家说：“有两则有一，是太极也。”（张载《易说下》），两是阴阳，一是太极，阴阳之中有个太极在。名家说：“黄马骊牛三”，“牛一，马一，牛马一”牛马是两 ，合而言之则为一。两（名）同属于一（名），别名之上有共名。 儒家人文精神强调天、地、人“三才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且成就了一个人与宇宙的大系统。“《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称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为“三才”，其“三才共建”和“三才之道”，就是把宇宙万物归纳成不同层次而互相制约的三大系统，三大系统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天、地、人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峙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处于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之流中。儒家哲学谓天地人为三才，亦称三极(《易•系辞上》)便是如此。其所谓的天，并不比它二者高超，所谓的人，也不比它二者卑微；天地人三极，分别表现了宇宙的气、形、德。《易•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从功能上说，天之用为化，地之用为育；人之用，叫做赞，即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赞助天地的化育，以此遂得与天地参，即与天地鼎立而三(《中庸》)；三者的地位，于是遂成平等。当然，三者有主观客观、能动与否之别，在儒家，似乎更钟情于三者中的“人”之一极，那多半属于严以律己的意思，绝无拔高的企图。即使像宋儒们所标榜的圣人能为天地立心那样的高调，也还没有超出天地人三足鼎立的范围。 儒学在总体本质上是个伦理政治体系，它的“终极关怀”主要指向是人生社会，“人文关怀”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总是居于主导优势地位。并以此观察思考外在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本身世代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即把“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联系在一起考虑。在思维方法上它把天、地、人的“三才同构”作为出发点，认为人的“至诚”(即主观专一的不懈追求)可以“通”，人的“神明”本质上具有“天地参”的禀赋，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精神境界。儒家在认知方法上把外在的各种事物现象看成是个人一样的有机整体，统称之为“万物之情”，而把属于人主体的思想、观念以及对外物的体统称为“神明之德”，而两者又都统一在“生生不已、氤氲不息”的“大化之道”中。在儒家思想看来，“万物之情”、“神明之德”和“大化之道”是人的认知活动的三个“基元”要素，而这三个“基元”是相互联通的，这种“三元联通”是儒家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其中关键的是有一个“大化之道”以其阴阳相克、互补、转化的框架沟通连接客体与主体，使之根本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对立的思维模式。这是造成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儒家人文精神是一种创造的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种精神来自天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天地之道，阴阳大化的作用，即生成长养万物。生长万物的富有叫做“大业”，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叫做“盛德”，生生不停叫做“变易”。人效法宇宙的“生生之德”而不断创新、进步、发展。“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物相杂之谓“文”，阴阳刚柔的交错是“天文”，或曰自然条理。自然条理是多样性的统合。依据自然天地之道，在社会人事中采取非武力的形式，叫做“文明以止”。人事条理即是“人文”。人文应效法“天文”。我们观察天文来考察四时的变化，观察人文来感化天下的人。足见人事法则应与自然法则相匹配，相照应。
2008年03月28日 14点0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