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el 13
ps插一句，当我看到《宋刑统》《大周刑统》时候，总觉得有什么怪怪的
2014年11月05日 13点11分
level 13
大宋哲宗赵煦
楼主
西夏学第9辑 2013年9月
Xixia Studies，Sep，2013，Vol.9
《天盛律令》修纂新探*
——《天盛律令》与《庆元条法事类》比较研究之一
李华瑞
（作者通讯地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4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11@ZH001）子课阶段性成果。
自黑水城遗书中发现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盛律令》）以来，这部法典引起了国内外西夏学界的高度关注。学界不仅用以弥补西夏文献的匮乏，对西夏政治、军事、经济、刑法做深入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西夏历史和社会的认知；而且对《天盛律令》自身，学界亦作了非常有益的探索，硕果累累，[1]使人们对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但是，笔者在结合学界已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研读这部法典时，感到目前大多数学人对这部法典修纂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值得进一步商榷和厘清。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请方家指正。
level 13
大宋哲宗赵煦
楼主
再看法典名称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以《刑统》命名法典。“刑统”是刑法统类的简称，最早见于唐宣宗大中七年（853）五月编纂的《大中刑法统类》，“左卫率仓曹参军张戣进《大中刑法统类》一十二卷，敕刑部详定奏行之”。[19]其编纂体例以律为中心，分为一百二十一门，附以令、格、式及敕附在律后，形成一部以刑法为主的综合性法典，这对后来五代及宋朝的法律修纂影响巨大。
显德四年（957）后周对现存法典进行重新修订，五月二十四日，中书门下奏：“今奉制书，删律令之书，求救理之本，经圣贤之损益，为今古之章程，历代以来，谓之彝典。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开成格》一十卷，《大中统类》一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折狱定刑无出于此。”至五年七月七日，中书门下及兵部尚书张昭远等，奏：“其所编集，勒成一部，别有目录，凡有二十一卷，刑名之要，尽统于兹，目之为《大周刑统》，伏请颁行天下，与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统类》、《开成格》、编勅等，采掇既尽，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来有宣命指挥公事及三司临时条法，州县见今施行，不在编集之数。应该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见行条件，望令本司删集，送中书门下详议闻奏。”敕宜依，仍颁行天下。[20]
就五代修纂法典而言，后周显德《大周刑统》是总结性的法典，它正式确立了刑统作为基本法典取代了原来律典的位置，同时也使敕上升到法律的地位，改变了唐代律令格式法典体系的格局。
《宋刑统》即是在《大周刑统》（@光轮骑士大周 ）基础上修纂的。太祖建隆四年（963）二月五日，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言：“周《刑统》科条繁浩，或有未明，请别加详定。”“乃命仪与权大理少卿苏晓、正奚屿、承（丞）张希让，及刑部、大理寺法直官陈光又（乂）、冯叔向等同撰集。凡削出令或（式）宣敕一百九条，增入制十五条，又录律内‘余条准此’者凡四十四条，附于《名例》之次，并目录成三十卷。别取旧削出格令宣敕及后来续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条，为《编敕》四卷。其厘革一司、一务、一州、一县之类不在焉。至八月二日上之。诏并模印颁行。”[21]窦仪《进刑统表》云：“伏以《刑统》，前朝创始，群彦规为，贯彼旧章，采缀已从于撮要；属兹新造，发挥愈合于执中。”[22]以《刑统》的篇目、条款和疏议，“求之唐律，乃知律十二篇，五百二条并疏，悉永徽删定之旧，历代遵守无异”。“律条所列，从首至尾，初无异文”，只是“疏议小有不符”。[23]这就明确了《宋刑统》的主体部分与《唐律疏义》无异的关系。
《宋刑统》编纂特点：1.律典不称律。所谓刑统，即集刑事法规统类编纂，分载于律文各条之后，汇成一部综合性的刑典。取一代大法之名曰“刑统”者，则唯有宋朝而已。2.分门类编。“唐律逐条为目，刑统分门立目”，[24]《宋刑统》在每篇之下都分若干门，划分各卷条文，每卷头并标明门类，这是唐律所无的。这样，创于唐代的刑统体式的律典遂告定型。
综观两宋立法，虽然历朝不少活动，但是《建隆重详定刑统》纂定之后，对于这部大法，自太祖以下诸皇朝都以其为祖宗成法而恪守不殆，未曾变改过。[25]《宋刑统》是唐宋变革时期法律修纂的一项重要成果。此后实施了三百多年，直至宋代灭亡。[26]
根据上述可知，宋代法典有两种形式并行：历朝编敕与《宋刑统》。那么这两种形式的法典在宋代的地位孰轻孰重？
宋初至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编敕的地位逐渐向刑统靠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天圣编敕》以前的《编敕》如《建隆编敕》、《咸平编敕》就没有“丽刑名轻重”（“丽”，附着之意。“丽刑名”，即附有刑名的法律规定），[27]也就是说编敕的地位还是在律之下。仁宗时期的《天圣编敕》开始有“丽于法者”，[28]这部分敕已具有律的性质，但有刑名的敕仅是一部分。
不过，编敕内容是多方面、综合性的，编敕中必定有修改、补充内容。因为敕比律更具有灵活性，在法律适用上往往优先于律，这也就使得大量的编敕活动成为北宋法律编纂的一大特点。正因为编敕较之律文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变通性而为统治者所喜爱，所以随着编敕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在仁宗天圣年间至神宗元丰年间，其地位也越来越高，逐步由补充律之未备而到敕律并行。[29]
同时，由于《宋刑统》自宋初修纂完毕后没有再续修，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有的律令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如赵彦卫所云：“《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旨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之语，及五代‘私酒犯者处死’之类，不可为训，皆当删去。”[30]
所以到神宗时期，编敕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正是由于律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现实，便出现以敕令格式代替律令格式的局面。（熙宁）四年二月五日，“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曾布言：‘近言《刑统》刑名、义理多所未安。乞加刊定。朝旨令臣看详。今条析《刑统疏义》，繁长鄙俚，及今所不行可以删除外，所驳《疏义》乖谬舛错凡百事，为三卷上之。’诏布看详《刑统》，如有未便，续具条析以闻”。[31]（熙宁十年）二月二十七日，详定编修诸司敕式所上所修《敕令格式》十二卷，诏颁行。[32]宋神宗曾对敕令格式下了定义：“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设于此使彼效之之谓式。”[33]元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左谏议大夫安焘等上《诸司敕式》，上谕焘等曰：“设于此而逆彼之至曰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谓令，治其已然之谓敕。修书者要当知此，有典有则，贻厥子孙。今之格式令敕即典则也，若其书全具，政府总之，有司守之，斯无事矣。”[34]（元丰）六年九月一日，诏：“内外官司见行敕律令格式，文有未便，于事理应改者，并申尚书省议奏，辄画旨冲革者徒一年。即面得旨，若一时处分，应著为法，及应冲改者，随所属申中书省、枢密院奏审。”[35]元朝人丘浚曾指出：“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谓敕者，兼唐之律也。”[36]这样唐代的律令格式的法典体系到了宋代就发生了变革，成为了敕令格式的法典体系。也就是说，自宋神宗时的《元丰编敕令格式》按照宋神宗对敕、令、格、式新的解释分类开始，包括各种部门的法令、法规，也都以敕、令、格、式分类进行编排，是宋代法典编制的一次改革。
必须指出尽管“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但是以《宋刑统》为代表的律，仍然在继续使用。作为一代大法的《宋刑统》“而律恒存乎敕之外”，[37]正说明宋律法式为其他敕令格式不可完全替代而“恒存”。[38]
要之，虽然涵盖《唐律疏义》的《宋刑统》终宋一代始终沿用不改，但是宋朝的立法活动和法典修纂形式主要是《编敕》，特别是宋神宗以后修纂的“敕令格式”。毋庸讳言，作为刑律，《宋刑统》在有宋一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包括日常事务经济、行政、民事等内容的综合法典，宋仁宗以后的《编敕》、《敕令格式》乃至南宋的《条法事类》在宋代法律制度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讨论《天盛律令》的修纂就不能仅限于对比《唐律疏义》和《宋刑统》，而应更多的与占据宋朝法典修纂主导形式的各朝《编敕》或《敕令格式》比较，这样才能得出合乎事实的正确结论。
2014年11月05日 13点11分
6
显德四年（957）后周对现存法典进行重新修订，五月二十四日，中书门下奏：“今奉制书，删律令之书，求救理之本，经圣贤之损益，为今古之章程，历代以来，谓之彝典。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开成格》一十卷，《大中统类》一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折狱定刑无出于此。”至五年七月七日，中书门下及兵部尚书张昭远等，奏：“其所编集，勒成一部，别有目录，凡有二十一卷，刑名之要，尽统于兹，目之为《大周刑统》，伏请颁行天下，与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统类》、《开成格》、编勅等，采掇既尽，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来有宣命指挥公事及三司临时条法，州县见今施行，不在编集之数。应该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见行条件，望令本司删集，送中书门下详议闻奏。”敕宜依，仍颁行天下。[20]
就五代修纂法典而言，后周显德《大周刑统》是总结性的法典，它正式确立了刑统作为基本法典取代了原来律典的位置，同时也使敕上升到法律的地位，改变了唐代律令格式法典体系的格局。
《宋刑统》即是在《大周刑统》（@光轮骑士大周 ）基础上修纂的。太祖建隆四年（963）二月五日，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言：“周《刑统》科条繁浩，或有未明，请别加详定。”“乃命仪与权大理少卿苏晓、正奚屿、承（丞）张希让，及刑部、大理寺法直官陈光又（乂）、冯叔向等同撰集。凡削出令或（式）宣敕一百九条，增入制十五条，又录律内‘余条准此’者凡四十四条，附于《名例》之次，并目录成三十卷。别取旧削出格令宣敕及后来续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条，为《编敕》四卷。其厘革一司、一务、一州、一县之类不在焉。至八月二日上之。诏并模印颁行。”[21]窦仪《进刑统表》云：“伏以《刑统》，前朝创始，群彦规为，贯彼旧章，采缀已从于撮要；属兹新造，发挥愈合于执中。”[22]以《刑统》的篇目、条款和疏议，“求之唐律，乃知律十二篇，五百二条并疏，悉永徽删定之旧，历代遵守无异”。“律条所列，从首至尾，初无异文”，只是“疏议小有不符”。[23]这就明确了《宋刑统》的主体部分与《唐律疏义》无异的关系。
《宋刑统》编纂特点：1.律典不称律。所谓刑统，即集刑事法规统类编纂，分载于律文各条之后，汇成一部综合性的刑典。取一代大法之名曰“刑统”者，则唯有宋朝而已。2.分门类编。“唐律逐条为目，刑统分门立目”，[24]《宋刑统》在每篇之下都分若干门，划分各卷条文，每卷头并标明门类，这是唐律所无的。这样，创于唐代的刑统体式的律典遂告定型。
综观两宋立法，虽然历朝不少活动，但是《建隆重详定刑统》纂定之后，对于这部大法，自太祖以下诸皇朝都以其为祖宗成法而恪守不殆，未曾变改过。[25]《宋刑统》是唐宋变革时期法律修纂的一项重要成果。此后实施了三百多年，直至宋代灭亡。[26]
根据上述可知，宋代法典有两种形式并行：历朝编敕与《宋刑统》。那么这两种形式的法典在宋代的地位孰轻孰重？
宋初至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编敕的地位逐渐向刑统靠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天圣编敕》以前的《编敕》如《建隆编敕》、《咸平编敕》就没有“丽刑名轻重”（“丽”，附着之意。“丽刑名”，即附有刑名的法律规定），[27]也就是说编敕的地位还是在律之下。仁宗时期的《天圣编敕》开始有“丽于法者”，[28]这部分敕已具有律的性质，但有刑名的敕仅是一部分。
不过，编敕内容是多方面、综合性的，编敕中必定有修改、补充内容。因为敕比律更具有灵活性，在法律适用上往往优先于律，这也就使得大量的编敕活动成为北宋法律编纂的一大特点。正因为编敕较之律文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变通性而为统治者所喜爱，所以随着编敕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在仁宗天圣年间至神宗元丰年间，其地位也越来越高，逐步由补充律之未备而到敕律并行。[29]
同时，由于《宋刑统》自宋初修纂完毕后没有再续修，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有的律令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如赵彦卫所云：“《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旨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之语，及五代‘私酒犯者处死’之类，不可为训，皆当删去。”[30]
所以到神宗时期，编敕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正是由于律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现实，便出现以敕令格式代替律令格式的局面。（熙宁）四年二月五日，“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曾布言：‘近言《刑统》刑名、义理多所未安。乞加刊定。朝旨令臣看详。今条析《刑统疏义》，繁长鄙俚，及今所不行可以删除外，所驳《疏义》乖谬舛错凡百事，为三卷上之。’诏布看详《刑统》，如有未便，续具条析以闻”。[31]（熙宁十年）二月二十七日，详定编修诸司敕式所上所修《敕令格式》十二卷，诏颁行。[32]宋神宗曾对敕令格式下了定义：“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设于此使彼效之之谓式。”[33]元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左谏议大夫安焘等上《诸司敕式》，上谕焘等曰：“设于此而逆彼之至曰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谓令，治其已然之谓敕。修书者要当知此，有典有则，贻厥子孙。今之格式令敕即典则也，若其书全具，政府总之，有司守之，斯无事矣。”[34]（元丰）六年九月一日，诏：“内外官司见行敕律令格式，文有未便，于事理应改者，并申尚书省议奏，辄画旨冲革者徒一年。即面得旨，若一时处分，应著为法，及应冲改者，随所属申中书省、枢密院奏审。”[35]元朝人丘浚曾指出：“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谓敕者，兼唐之律也。”[36]这样唐代的律令格式的法典体系到了宋代就发生了变革，成为了敕令格式的法典体系。也就是说，自宋神宗时的《元丰编敕令格式》按照宋神宗对敕、令、格、式新的解释分类开始，包括各种部门的法令、法规，也都以敕、令、格、式分类进行编排，是宋代法典编制的一次改革。
必须指出尽管“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但是以《宋刑统》为代表的律，仍然在继续使用。作为一代大法的《宋刑统》“而律恒存乎敕之外”，[37]正说明宋律法式为其他敕令格式不可完全替代而“恒存”。[38]
要之，虽然涵盖《唐律疏义》的《宋刑统》终宋一代始终沿用不改，但是宋朝的立法活动和法典修纂形式主要是《编敕》，特别是宋神宗以后修纂的“敕令格式”。毋庸讳言，作为刑律，《宋刑统》在有宋一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包括日常事务经济、行政、民事等内容的综合法典，宋仁宗以后的《编敕》、《敕令格式》乃至南宋的《条法事类》在宋代法律制度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讨论《天盛律令》的修纂就不能仅限于对比《唐律疏义》和《宋刑统》，而应更多的与占据宋朝法典修纂主导形式的各朝《编敕》或《敕令格式》比较，这样才能得出合乎事实的正确结论。
![[黑线]](/static/emoticons/u9ed1u7ebf.png)
level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