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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临终绝笔《悲欣交集》，上海圆明讲堂藏。弘一法师于1942年10月13日晚圆寂，“悲欣交集”四字手书写于10月10日下午，写在一用过的字纸上。

李叔同教得用心，弟子也学得上劲，身边有丰子恺和刘质平那样的高足，还有夏丏尊（他为人忠厚，调皮的学生暗地里都谑称他为“夏木瓜”）那样的真朋友，日子应该不会过得太郁闷。但他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认真的人决不会让任何一个日子变得骨质疏松。姚鹓雏对李叔同的评价颇为切当： 李子博学多艺，能诗能书，能绘事，能为魏晋六朝之文，能篆刻。顾平居接人，冲然夷然，若举所不屑。气宇简穆，稠人广众之间，若不能一言；而一室萧然，图书环列，往往沉酣咀啜，致忘旦暮。余以是叹古之君子，擅绝学而垂来今者，其必有收视反听、凝神专精之度，所以用志不纷，而融古若冶，盖斯事大抵然也。〔3〕 戏剧家欧阳予倩曾领教过李叔同的认真守信，在他笔下，李叔同惜时如金： 自从他演过《茶花女》以后，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蕴藉有趣的人，谁知他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及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功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4〕 弘一法师出家时谈及自己在俗时的性情曾向寂山法师坦承：“……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曾用意于世故人情，故一言一动与常人大异。”〔5〕他在母亲的追悼会上自弹钢琴，唱悼歌，让吊客行鞠躬礼，便曾被津门的亲友称做“李三少爷办了一件奇事”。夏丏尊为人敦厚，他所写的回忆文章中也颇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内容，比如这一段：“他（李叔同）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6〕 李叔同并非拿夏丏尊逗乐子，这样冷峭尖刻的幽默也不是他的长项。严肃认真到那样不耍半分虚伪的地步，他又怎忍看着自己的祖国沦为军阀刀下的“蛋糕”？怎能容忍政府比妓女还要鲜廉寡耻，比奸商还要缺乏信用？又怎忍看着老百姓流离失所，草间偷活？苦闷的灵魂别无出路，他惟有去寻找宗教的精神抚慰。 说起来，李叔同出家的远因，竟是由于夏丏尊无意间所说的一句玩笑话。有一次，学校里请一位名人来演讲，李叔同与夏丏尊却躲到湖心亭去吃茶。夏丏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正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李叔同内心顿时受到很大的触动。民国五年（1916年），李叔同读到日本有关断食（即辟谷）的文章（称断食为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认为值得一试，便在十一月间择定虎跑寺为试验地点，断食二十余日，不但毫无痛苦，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好似脱胎换骨过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因此治好了纠缠多年的神经衰弱症。这无疑使他道心大增。实际上，李叔同体弱多病，自认不能长寿，也是他决意出家，早证菩提的一个隐由。远离浊世，寻找净土，这与其清高的性格也恰相吻合。他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已透露出个中消息：“一花一叶，孤芳致絜。昏波不染，成就慧业。”断食期间，李叔同对出家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喜欢，而且真心羡慕，对于素食也很有好感。因此这次断食便成为了他出家的近因。 然而，真要出家，李叔同仍有不少挂碍，他的发妻俞氏和两个儿子李准、李端在津门还好安排，而他的日籍夫人福基则不好打发。福基曾求过，哭过，或许还闹过，但李叔同心如磐石，志定不夺。在致刘质平书中，他说：“……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 

当然，还是李叔同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说得更详尽些：“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 有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愿望，李叔同便注定要披剃出家，皈依三宝。佛门广大，方足以容此心，容此愿，他原本就是看重“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曾多次讲给弟子听，其实也是讲给自己听。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对文艺事业尽心尽力之后的欣慰之情：“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诚然，文艺毕竟只是身外的附丽之物，只是枝叶，性命才是最紧要的根本。 4 回复：关于"悲欣交集" 李叔同于民国七年（1918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法名演音，法号弘一。当年七月，他正式出家。出家前，他将油画美术书籍送给北京美术学校，将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扇装成卷轴送给好友夏丏尊，将音乐书和部分书法作品送给最器重的高足刘质平，将杂书零物送给丰子恺，将印章送给西泠印社。出家之后，他自认“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 但是，李叔同的突然出家却引起了外界不少猜测和评议。丰子恺的猜测是“（他）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7〕。这只算是挨边的话。南社诗人柳亚子对故友弘一法师的苦行精修更是从未表示过理解。他认为，一位奇芬古艳、冠绝东南的风流才子什么不好干？却“无端出世复入世”，偏要“逃禅”，是不可理喻的。缺少宗教情怀的人总归这样看不明白，何况是纯粹诗人性情的柳亚子，临到晚境，他处处随喜，吟咏诗词，吹牛拍马，依然相当顺手，更加自得其乐，若让早早觉悟的弘一法师看了，只会摇头，轻轻地叹一口气。柳亚子深深惋惜这位披剃出家的东南大才子过早收卷了风流倜傥的怀抱，使中国文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殊不知，作为智者，追寻灵魂和性命的究竟意义自是高于一切之上。柳亚子迷恋红尘，终未参透此中的玄奥，也就不奇怪了。 李叔同出家后，谢绝俗缘，尤其不喜欢接触官场中人。四十六岁那年，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傅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8〕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道好不扫兴的闭门羹。弘一法师五十八岁那年，居青岛湛山寺，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9〕这一回，市长的面子倒还有地方好搁。 弘一法师以名士出家，钻研律部，发挥南山奥义，精博绝伦，海内宗仰。他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弘一法师喜欢以上乘书法抄写经书——他曾打算刺血写经，为印光法师所劝阻，并集《华严经》中的偈句为三百楹联，凡求书法者则书之，作为礼物，送给有缘者，使人对佛经起欢喜心，将此视为普度众生的方便法门。弘一法师早年“以西洋画素描的手腕和眼力去临摹各体碑刻，写什么像什么，极蕴藉，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10〕。总的来说，弘一法师早年的字得力于张猛龙碑，高古清秀，少著人间烟火气，晚岁离尘，刊落锋颖，更显示出平淡、恬静、冲逸的韵致。用这样的书法抄写佛经，自然是绝妙佳品了。 弘一法师深恐堕入名闻利养的陷阱，他律己极严，从不轻易接受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以免自己变成个“应酬的和尚”，因此每到一处，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几倍。除却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受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净资，也全都用来印佛经。夏丏尊曾赠给他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他也送给泉州开元寺，以拍卖所得的五百元购买斋粮。弘一法师对重病视若无事，每天照常工作，并曾对前往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他这样虔敬的宗教情怀岂是普通僧人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