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
吴新雷（《南大学报》1999年第2期）
孔尚任（1648-1718），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是曲阜孔子的64代孙。他在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完成的悲剧名著《桃花扇》，历来受到读者的好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文艺思潮的新生和演变，花扇》的史识和艺识新见迭出。到了60年代，对孔尚任《桃花扇》的评价众说纷纭，在极左和政治风浪中，经历了波折，甚至一度遭厄。新时期以来，从否定之否定走上正常的学术争鸣，桃红柳象更新，从而使剧中侯方域和李香君两个艺术形象的评析也得以正本清源。再加有关孔尚任诗文和传记新发现，促进了问题的深入探讨。现将近百年来这方面的学术概况，分期简述如下。
一、前半世纪评家的推崇
20世纪之初，王国维自1908年至1912年钻研中国戏曲，曾极口称赞元剧之文章，但却认为不及《桃。他在《文学小言》中说：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物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矣！王氏指出，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桃花扇》是中国戏曲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1915年，吴梅为暖红室校订《桃花扇》后，写了一篇题识，并在所著《顾曲麈谈》中赞扬此剧不独词曲之佳，即科白对偶，亦无一不美。1918年7月，他又写了《桃花扇传奇跋》，专论其艺术成就说：东塘此作，阅之久，凡三易稿而成。自是精心结撰，其中虽科诨亦有所本。观其自述本末，及历记考据各条，语语可。自有传奇以来，能细按年月确考时地者，实自东塘为始，传奇之尊，遂得与诗文同其声价矣。王国梅是20世纪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开创者，他俩对《桃花扇》的艺术评价很高，但都没有触及孔尚任的身世的思想内容。在清末民初，能结合文艺思潮来探索孔尚任《桃花扇》主旨的学者，当推梁启超为第一人年，他在《小说丛话》中首先揭示了《桃花扇》的民族主义实质，他说：
《桃花扇》于种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葢生于专制政体下，不得不尔也。然书中固往往不能自制之使人生故国之感。……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注：阿英编：《晚清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4页。）
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强调小说戏剧能开发民智，促进变革。早在19他自己就着手创作了具有革命精神的《劫灰梦传奇》和《新罗马传奇》两个剧本，宣示其创作主旨是精神。从这种思想基础出发，梁启超特别张扬《桃花扇》的民族意识。他的论点，影响深远。他偏爱手不释卷，即使航海出国，也必带此书，偶有所触，缀笔记十余条，最终在1925年8月完成了对《》的校订注释工作（注：梁启超：《桃花扇注》，上海中华书局于1936年辑入《饮冰室合集》，列为专十五种。1940年用《合集》纸型出版单行本，分上下二册。1941年在昆明再印。1954年文学古籍刊印社书局纸版重印。），梁氏在书首附有《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一文，考述了孔尚任的生平和经历，指出赞礼就是云亭自己写照，眉批是云亭经月写定的，又考出孔尚任性情恬逸，夙精音律成有好古之癖，是一位历史戏剧家，专好把历史上实人实事加以点染穿插，令人解颐。梁启就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史学家，他对《桃花扇》的注释，主要的便是勾稽史实，对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人物、李香君、史可法、左良玉和马士英、阮大铖等作了十分详尽的史料考释和辨正。梁氏对《桃花扇》中史实不符的描写，均在注中一一揭示。他以治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剧，忽视了文学与历史的区别，对孔笔法苛求太甚。特别对于《沉江》一出，他认为与史可法殉难于扬州的史实完全不合，于是便进行了一订正的工作。梁氏也知道历史剧不等于历史教科书，承认剧场搬演，勿作事实观也（第四十出注二既非作史，原不必刻舟求剑也（第七出注一）。但总的说来，梁启超之注《桃花扇》，史识多而艺识是他的局限。
受梁氏影响而以史识来研究《桃花扇》的论文，有萨孟武的《由〈桃花扇〉观察明季的政治现象》〈桃花扇〉谈到明代没落的原因》（注：载于1933年《中央时事周报》2卷25、27期及29期。），还有《〈桃花扇〉里的民族魂》（注：载于1934年8月《民族文艺》1卷5期。）。至于进一步研究孔尚任生则有容肇祖发表在1934年4月《岭南学报》3卷2期上的《孔尚任年谱》。容氏以孔继汾《阙里文献考》七的《孔尚任传》为基础，排比了孔尚任一生的历程，优点是对孔尚任的诗文作品进行了编年，但在事方面失于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