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嵩山·东方欲晓篇”序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一命题毋庸置疑。 [但毋庸置疑的还有另一命题——中华民族不是“出水芙蓉”，不是从黄河里爬将出来，走向平原、走向丘地、走进山洞、走向文明的。与之恰恰相反，中华民族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都是走出山洞、走向丘地、走向平原、走向文明的。 [　生命起源于海洋，没有水就没有生命，这是生命科学的常识。但人类学、考古学乃至古文献都告诉我们，无论是北京周口店遗址之“北京人”、“山顶洞人”，还是自１０万年前至１万年前生活在荥阳织机洞的“嵩山先民”，都有十万、几十万年乃至百万年居住山洞的日子。 [　约１万~１００万年之间，是中国历史的“旧石器时代”；约４０００~１万年之间，是中国历史的“新石器时代”。无论是“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都遍布中华大地，这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之为“满天星斗”。也因此，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大讨论“山雨欲来风满楼”——辽宁红山文化的发现，被新华社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而红山文化出土的一个宛若真人大小的头塑，则被苏秉琦先生称作“女神头像”，并说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苏秉琦先生能把“红山女祖”视为中华民族的“共祖”，在考古学上也许有某种意义。但要动摇中华民族的“共祖”是轩辕黄帝，考古学的力量就很微不足道。重建中华民族“共祖”观，是考古学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如果把黄帝当成传说或神话中人物，把轩辕黄帝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抹去，一概否定有关五帝时代的文献，将这段空白下来的历史完全由考古学名词来填充，显然是厚今薄古，没有道理的。”河南省考古学会名誉会长、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研究员说，“以传说为基点研究五帝时代，研究的结果还是传说，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资料不能为传说研究者所利用；只看重考古发掘资料，许多有价值的古史文献不能为考古研究者所利用，也不能不说是考古研究的一大损失。传说研究者、考古研究者各自我行我素，互不结合，是不能廓清五帝时代的，如此，眼下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取得某些成果，也难以取得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同。” 五帝时代不是传说时代，而是历史时代。”许顺湛先生主张为五帝时代“正名”，“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发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把五帝时代定位为历史时代了。《史记》首篇是《五帝本纪》，之后是《夏本纪》、《商本纪》、《周本纪》，我只是佩服司马迁的见地。现在看来，只有把五帝时代纳入历史范畴来研究，才是史学界和考古界的一条出路，否则研究三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便无法下手……” 　[B]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下手”的地方，就是嵩山——其中４个考古研究项目３个在嵩山脚下。而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展开，至２００５年全国共有９个考古项目入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中河南占８，郑州有５，分别是巩义花地嘴城址、荥阳大师姑古城址、新密新寨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登封南洼环壕遗址。因此有专家称，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嵩山是“破题”的钥匙。[/B　１８３６年，丹麦学者汤姆森将史前文化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自此奠定。１８６５年，英国学者卢伯克将石器时代一分为二：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至此，史前考古学的时代划分完备下来。而发轫于上世纪２０年代的中国考古事业，就是在这一西方考古学经典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直至今天。 　其实，西方近代学者前赴后继建立起来的这个考古学“月亮”，并没有跳出一位汉代中国人的“胡说八道”。汉代典籍《越绝书》中“泰阿之剑”的故事，其实早就把这一考古学经典理论道了个七七八八。当然，它不是从考古材料上得来的科学认知，而是根据古史传说产生的推理叙述。 　春秋末年，晋国出兵伐楚，为的是抢夺楚国镇国之剑——泰阿剑。泰阿剑为铸剑大师欧冶子与干将联手所铸，晋王索剑，楚王拒绝，“围楚之城，三年不解”，以致楚国仓无粮草，库无兵革。危急关头，楚王“引泰阿之剑，登城麾之”，只见江水倒流，晋军鬼哭狼嚎，流血千里，三军败亡，晋王须发全白。 

楚王大喜过望，问风胡子：“此剑威耶？寡人力耶？” [　　风胡子答：“剑之威也，因大王之神。” [　　楚王再问：“夫剑，铁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 　　风胡子解释道：“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精圣主使然……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楚王曰：“寡人闻命矣。” [　钱穆先生在他的《黄帝》中对此评论道：“人类文明的进步，按照应用的器具划分为四大时代，是近代史家的事。我们这段记载是两千年以前的说法。所指的人物和时期虽不尽可靠，所分的时代和次序则确不可移。”在这儿，“时各有使然”，说的是时代变迁，而“以石为兵”，是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以玉为兵”，是“新石器时代”；“以铜为兵”、“以铁为兵”则分别是“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而春秋末年，铁器出现，当此之时，楚王“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 　石器、铜器、铁器对人类进步之影响，难以言表，尊其是神物，颂最先使用者为圣人，理所应当。但“形容伟人的方法不得当，夹杂很多的神话，更容易使后人疑而不信。但这些雾障终掩不住背后的史实，埋没不了伟大人物的功绩”。钱穆在《黄帝》一书中写道。 　人类约有９９．８％的时间在旧石器时代徘徊，捡来的石块与敲打而得的石器，是他们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和作战武器。在中国，一万年以降进入新石器时代，在之后约五千年的时间里，磨制的石器是当时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和作战武器。接下来，是约两千年的青铜时代，因为国家与文明的诞生，青铜礼器成为国家政治的象征。约在战国时代，中国步入铁器时代，铁制工具涌入生产、生活领域。 　石器时代，嵩山有先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石头”。这时的嵩山，无疑是推进先民走向文明的物质存在。“要不是当时考古工作者对新的文化类型还缺乏认识，现在的裴李岗文化恐怕就不叫裴李岗文化，而叫双庙沟文化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燕明先生说。上世纪７０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登封告成双庙沟发现重要遗址，认定它是早于仰韶文化的一种新的文化，但出于谨慎，连考古报告都没敢随即发表。１９７７年，考古工作者在新郑裴李岗村先后进行四次考古发掘，之后又在新郑沙窝李遗址、唐户遗址和舞阳贾湖遗址等地区发现这类新的文化遗存，这才震撼了中国考古界，将这一新石器时代文化命名为“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在嵩山广有分布，另外还有登封朝阳沟遗址、巩义铁生沟遗址、新密老城遗址等３０余处。而双庙沟遗址被定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九千年。 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嵩山同样是推进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物质力量。嵩山南麓与登封接壤的汝州市临汝煤山遗址龙山文化晚期Ｈ２８、Ｈ４０灰坑，出土有熔铜坩埚残片，其上残留铜液最多者达到６层，说明坩埚在被反复使用。而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Ｈ６１７灰坑中出土的青铜容器残片，被专家解读为礼器　的残片，距今约四千年，它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容器残片。青铜容器铸造是青铜冶铸业出现的真正标志，而青铜礼器不但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也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在铁器时代，嵩山更是烈火熊熊，只战国时代，就有登封告成铸铁遗址、大冶沙沟冶铁遗址、冶上村冶铁遗址与冶铜遗址等。 　　而对嵩山矿藏研究，也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山海经》上说：少室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铁”。嵩山有铁矿石，亦有铜矿石。 无论“以石为兵”、“以铜为兵”还是“以铁为兵”，嵩山的“石头”都是先民科技创新的“基石”。 [　华夏民族的“老家”

　客甚至只把太室山看作嵩山，这也许是古今旅行家共有的毛病：“嵩、少（室山）之间，平麓上至绝顶，樵伐无遗，独（嵩阳书院）三将军树巍然杰出耳。”辩论中，在中岳、嵩山、太室山之间“偷换”概念的，是吕宏军先生。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中岳嵩山是一个连贯性表述。 　　嵩山是什么？如今人们认为，嵩山几乎为太室山、少室山所专享，甚至登封市所专有。“嵩山是一个山系，除太室山、少室山外，还含其他山峰，从洛阳龙门石窟，也就是伊水东岸的香山起，向东依次是安坡山、马鞍山、少室山、太室山、五指岭、尖山到荥阳的浮戏山。这些山，峰峰相连，走向稍向东北偏斜，构成了嵩山山系。而在嵩山山系南约２０公里，与之平行、稍低于嵩山山系的，是熊山山系。熊山山系自伊水东岸的小熊山起，向东依次是大熊山、箕山、荟萃山、具茨山。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写《嵩山志》时，熊山山系都被纳入其内。”吕宏军先生说，“嵩山山系与熊山山系之间的颍水、狂水谷地，是适合早期人类居住的一个谷地。在东西走向的两大山系之间，登封石道南北走向的一个高坡，是分水岭：颍水东流，形成颍水谷地；狂水西去，注入伊水，形成狂水谷地。为什么叫狂水？河流大都东流去，狂水西行，特立独行，所以叫狂水。”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教授周昆叔先生认为，从文化概念而言，嵩山地区是伊水以东、贾鲁河以西、黄河以南、箕山（熊山山系）以北的区域。著名考古学家、河南省考古学会名誉会长许顺湛先生认为，嵩山以北的偃师、巩义、荥阳、郑州都在嵩山脚下，从考古学、文化学而言，都应归于嵩山地区。 　　在郑州以南约１０公里、新郑以北约１８公里的新郑郭店镇，有后周皇陵陵区。后周开国皇帝、太祖郭威“陵曰嵩陵”，西望嵩山，东襟平原，“嵩陵”取的无疑是嵩山风水。而巩义宋陵“山高水来”的选陵思想，无疑也是借势嵩山。 　　嵩山脚下，是夏商周三代的天子之居，是中国诞生的地方。 　　“五岳”概念形成之前，这里诞生了中国；嵩山少林寺尚未诞生乃至佛教还没传入中国之时，“五岳”概念已经形成。 　　嵩山少林寺虽为禅宗祖庭、武林圣地，但在嵩山，少林寺只是嵩山大历史的一个小侧面。少林寺这个风风火火闯世界的“小侧面”，受到媒体太多的关注。而对巍巍嵩山，媒体有些冷静甚至冷落，以致远离媒体的嵩山越来越失却现代人对其应有的景仰、崇敬。 　　□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 　　嵩山少林寺“名高盖主”，如今把嵩山给“淹没”下去了。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少林寺就在嵩山，少林寺是嵩山少林寺。

大哉嵩山·中国诞生篇”之一　夏兴于嵩山启有天下“夏传子家天下……”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三字经》里的名句——禹把天下传给儿子启后，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的历史在神州大地上绵延几千年，直到辛亥革命终结最后一位大清皇帝，家天下才寿终正寝。 　　嵩山脚下，启继禹位，石破天惊…… 　　一个国家的诞生之传说 　　登封城北，经受将近两千年风吹雨打的汉启母阙，再也不能于苍穹下巍峨。鳖居在新盖的仿汉华屋里，启母阙失却了顶天立地的生命张力，成为不折不扣的被保护者。 　　房前杂草丛生，荆棘合围。登封市文物局副研究员王雪宝先生打开铁锁、铜锁，将沉重的木门轰然一推，石头堆垒、满是浮雕、直刺房梁的启母阙突现在记者眼前。 　　启母阙价值连城，稀缺到只能“金屋藏娇”。门前５０米，就是通往嵩阳书院和嵩山少林寺的旅游公路，但启母阙还是没有对外开放的打算。谁都想靠文化弄两个钱花花，只是大多数现代人实在不稀罕这个古董——他们不理睬这座中国最古老的门。 　　不对外开放也并不意味着没人打扰。玉兔捣月图、蹴鞠图（一位汉代美女高绾发髻、长袖飘舞、正双足跳起踢足球的场景）等汉画像，黑墨崭新厚实。打走拓品者，不知是哪方神仙！是赚钱去了？还是研究去了？ 　　王雪宝副研究员寻遍汉启母阙上的每一块汉画像石，围着启母阙转了将近两个小时，也没能找出记者想看的“夏禹化熊图”——很多汉画像漫漶，他只好找出５个疑似“夏禹化熊图”，让记者先拍下来。“回头我查查书，就知道究竟是哪个了！”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照片显示，那时启母阙露天而立，乱石合围，只有万岁峰下有几株小树，很是苍凉。“现在封山育林，植被渐渐好了。”王雪宝先生说，“历史上，先有启母石，后有启母庙、启母祠，最后才有启母阙。现在，就剩下启母阙与启母石——还是石头的东西能经历风雨。” 　　这儿曾经是中华民族的圣地，今天却少人观瞻——没多少人知道夏启和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里生出来的；没多少人知道这块巨大的石头，是夏启的母亲、大禹的妻子。因启母石而生的神道门阙启母阙，是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而启母石，还是一块躺在荒山野草间的光溜溜石头，没什么“头衔”。 　　启母阙北约２００米处，就是启母石。传说中，启母石为禹之妻涂山氏所化。《淮南子》说：“禹治洪水，通轩辕山（在少林十八盘），化为熊。（禹）谓涂山氏曰：‘欲饷（送饭），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启母石确实自北边一裂而开，一躺一立分为二石。 　　启母石从前在启母庙前，当神圣供奉。汉武帝“用事华山，至于中岳”，首先参拜的就是启母石。第二天，他亲登嵩山，大臣随从在启母庙旁听到山呼“万岁”三次——中国见了皇帝就喊“万岁”，就是从这儿来的。如今不兴“万岁”了，但启母石后山峰，还叫“万岁峰”。 　　汉武帝之前，启母石、启母庙已经存在。汉武帝“令祠官加增太室祠”就是明证。同时，汉武帝还下诏禁伐草木，将山下３００户组建为一个县级行政机构，名曰“崇高”，免纳皇粮，只负责启母祠祭祀等事务。东汉延光二年（公元１２３年），颍川太守朱宠在启母庙前建启母阙，阙门间距约７米，阙高３．５５米，阙身用长方形石块垒砌而成，上部小篆铭文则记述了大禹与父亲鲧相继治水、启母涂山氏助夫治水的事儿。 　　启母阙６０余幅浮雕，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状况的宝贵资料——蹴鞠图散发着新鲜气，证明足球运动起源于我国的史实。 　　康熙三十年进士、登封人景日　在《说嵩》云：启母石“盖自山崩”，“而传为启母，名所由来久矣”，“北坡一石，抵平可席，传‘石破北方’者也……”景日　说启母石乃“山崩”而来，也是有道理的。 　　　　《史记·夏本纪》还说：“禹为共主后，仍效法旧制，推荐皋陶摄政，但皋陶先禹而死。之后，禹又举荐益为摄政。”１０年后，禹东巡狩，崩于会稽，天下由益来领导。３年丧后，益谦让禹的儿子启，退休到箕山之阴，与启一起等待全民公决。因为启有才能，天下朝觐启而不朝觐益，启才登上共主之位。司马迁对此解释说：“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禹避居阳城，让位商均领导天下，等待百姓公决。但“万民不朝觐商均”，却追到禹住的地方。绵延不绝的人群惊鸟扬天，骇鱼入渊，昼歌夜吟，登高号呼：“禹不管不问我们，日子难过呀！”

　益受禹禅让，他避居箕山之阴，也许是个战略失策——这地方，从鲧、禹至启，一直是夏族的根据地——阳城背倚嵩山、面向箕山，这儿不是益的势力范围。益受到孤立，启受到拥戴，也是自然的。但益并不甘心，对启的执政还是横加干涉，古本《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而天下拥戴启的口号是：“启是我君之子！” 　　禹的儿子启继禹而做共主，共主的位置落在一家。这种家天下政治领导地位的稳定，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益背潮流而动，被启所杀，也是一种必然。在尧、舜、禹禅让的基础上，鲧、禹父子在治水中历失败而终成功，鲧被舜杀，禹却树起了崇高威信——治水，不但为启世袭天下，也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铺了一条康庄大道——这，或许是天下共推掌握治水技术的夏族领导天下的根本所在。 　　“禹居阳城”，“禹都阳城”，古文献上写得很清楚，但阳城真的在嵩山吗？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从先秦古籍中找出有关夏代并包含地名的史料约８０条，除去重复，剩下约７０条。他探索的结果，觉得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关注：一是洛阳平原，尤其是颍水谷地上游登封、禹州一带；二是山西西南汾水下游一带。“禹居阳城”，“禹都阳城”文献有载，但阳城在河南的有两说，在山西的也有两说，而《史记·郑世家·韩世家》与《六国表》记有韩文侯二年（公元前３８５年）“韩伐郑，取阳城”。这一有明确记载的事件，不仅时代最早，也把阳城框定在了登封一带。据此，徐旭生先生认为，登封告成镇的古阳城，“是一种普遍的说法，也是较
正确的
说法”。由此，徐旭生拉开了中国考古调查“夏墟”、考古学研究夏文化的序幕。 　　１９５９年，徐旭生先生为寻找夏文化，在告成镇西侧的八方村遗址进行调查挖掘；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１年，安金槐先生在八方王城岗遗址进行考古挖掘；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５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八方王城岗遗址进行考古挖掘。“八方王城岗遗址的考古调查与挖掘，是中国探索夏文化的一个缩影。”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方燕明先生说。

现在的行政区划“割裂”了嵩山，让人觉得嵩山只有在登封才能称为嵩山。巩义市在“嵩阴”不是嵩山，登封市在“嵩阳”就是嵩山。“有一次，我带着郑州电视台的记者拍摄嵩山，在嵩山少林寺后面的轩辕古道上，偃师村民不让拍，说‘这是偃师的地盘，河南电视台可以拍，郑州电视台、登封电视台不能拍’。我只好说就是河南电视台，这才糊弄过去。这事儿我遇到的不是一次。”说到这儿，登封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吕宏军先生直摇头，“也许就在这不知不觉间，嵩山为登封‘专有’。” 　　嵩山山系与熊山山系之间的狂水、颍水河谷，有个谷地故道，是古人迁徙之路。往东走，是新密、新郑与郑州市区，往西遇到大山，北拐，过龙门伊阕，走到偃师和洛阳。当然，走出嵩山后，他们还会迁徙，到“嵩阴”的巩义、荥阳活动乃至建都。如此，形成“郑州古都群”、“洛阳古都群”也是自然的。“嵩阳”的河间谷地毕竟太狭小了，不如郑州、洛阳开阔，更适合农业耕种与建都。 　　巍巍嵩山，肩挑“郑州古都群”、“洛阳古都群”。走出嵩山的古人，怀着感恩之情与迷茫不解，仰望嵩山，因为嵩山是“天宅”、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从能够见到的文献看，“至少在周武王时，嵩山就被称为‘天宅’。传说就更早了，从新郑到嵩山，有一条神道，黄帝经常走上这条神道，到嵩山上与神仙相谈。”许顺湛先生说。 　　“黄帝是道家的鼻祖，是嵩山主神。张天师（张道陵）、寇天师（寇谦之）都是在嵩山修行时，得了黄帝真传。中岳庙是祭祀黄帝大会神仙而建的，它是黄帝祠堂！”这是河南省道教协会会长、中岳庙道长黄至杰的坚称。 　　夏、商之都都不远“天宅”嵩山。 　　嵩山肩挑成汤东、西二京 　　嵩山永泰寺坐落在“望都峰”下——站在“望都峰”上，眼巴巴望着京都洛阳的，不只是出家的公主，还应是整个嵩山。 　　三代以下，虽然皇帝还将“五岳”之一的嵩山祭祀，但大多时候也就是“望祭”一下，有时候跟“忘记”差不了太多。传说还在，登封市告成镇百姓还一直认为他们住的这个叫“王城岗”的地方，是大禹之居。但太多的东西在历史的长河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谁还会相信平头百姓的说法？ 　　比“王城岗”更惨的是郑州，连个商汤在此建都的传说都找不到。历史在郑州被割断得了无痕迹，似乎这儿什么都没有存在过。古文献上虽然不时也有商汤都亳什么的，但“亳”在哪儿？在专家们的眼里，“亳”似乎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不会想到“亳”能够指向郑州的中心城区。 　　一位名叫韩维周的“小学教师、业余考古爱好者”，似乎是专为“郑州商城”而来到这个世界的。在所有关乎“郑州商城”的发现文章中，几乎都把韩维周先生写成“小学教师、业余考古爱好者”，把“郑州商城”写成是他的“偶然发现”——为什么这种“偶然”会发生在韩维周先生身上？ 　　其实，韩维周先生绝非“业余考古爱好者”，他是中国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上个世纪２０年代，韩维周先生毕业于河南国学专修馆，之后供职于河南古迹研究会，专门从事考古工作。安金槐先生曾写文章回忆说：韩维周曾与董作宾、石彰如等开创中国考古学的大师一起，参与了殷墟的发掘工作。是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巩义老家当起了小学教师。解放后，他又来到郑州，还是当小学教师。１９５７年，韩维周被遣回老家，１９６１年１月因饥病而亡。两个月后，郑州商城遗址被国务院宣布为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 　　韩维周先生被遣回老家后，被当地媒体定名为“冒牌考古学家”，可谓含恨而亡。韩维周在郑州生活了没几年，但他的发现，成为找回失落的成汤之都的钥匙，树起了郑州３６００年的旗帜。 　　１９５０年秋，在郑州二里岗，韩维周捡拾到一些陶片、石器。他认为这些残破的玩意儿事关重大，是商代遗物，就向省文化部门作了汇报。后经安金槐、许顺湛、裴明相等的发掘，证实了“郑州商城”的存在。从此，“二里岗文化”也成为考古学上的专有名词：在考古学材料上，“二里岗文化”对应的就是商代前期文化。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观星台在北纬３４°２３′。周人虽没有这种度数概念，但他们很清楚，只要在这一纬度线上，在哪儿竖这八尺长的杆子，夏至日的影子都是一尺五寸。这个科学“漏洞”，怎么补？“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夏至日正午）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周礼》中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寻求“地中”，是为了找到一个“百物阜安”的所在，是为了在这儿建立王国之都。 　　为定位首都，他们在全国设立５个测影台。在登封测影台南、北约１０００里的地方，分别设立的测影台观测的结果是“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在登封测影台东、西约１０００里的地方，分别设立的测影台观测的结果是“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 　　现在推测，“多风”可能是测影台靠近大海，“多阴”可能是测影台设在大山里，日照时间稍短。但东边观测的是“景夕”、西边观测的是“景朝”，这与日出东方恰恰相反，为什么？ 　　问题出在基点上。周公设立５个测影台，“中表”是登封测影台，“中表”的时间也就是“标准时间”——“昼漏半中表得正时，东表日已跌矣”——“中表”日影正北时，“东表”的日影是北偏东，是下午，自然“景夕”。“西表”与之相反，日未正午，还是上午，自然“景朝”。 　　还有一问：测影台能“测土深”，也就是大地的厚薄吗？ 　　“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在这儿，“多暑”、“多寒”好理解，“景短”、“景长”说的就是测出的“土深”。 　　“测土深”是以南北而言的，天子南面而听天下，宫室都面朝南方，所以南北是“深”。“表景长短，即南北远近，必测而得之，故曰测土深。”影子太短，影子太长，都不行，只有夏至日影子长“一尺五寸”，也就是人用于下跪的小腿的长度，才是正好。寻求“地中”建立的地理坐标，让周公在茫茫大地找到了农业中国之最好的发展环境：“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 　　１９６３年，在宝鸡出土的青铜酒器何尊，其铭云：“惟王（成王）初迁，宅于成周（洛阳）……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　（治理）民。’”也就是说，成王将常住洛阳，把当时西周王朝政治中心迁转成周，是继承武王遗志。 　　以洛邑作为西周王朝建立后的政治中心，即所谓“天下之中”、“中国”之理念，始自武王，见于《逸周书·度邑》，而何尊的出土证明了“中国”的最早存在。 　　周公测影，寻找“地中”，是落实武王“中国”之理念的科学实践——周公在登封测影台，真的找到了“中国”！ 　　“洛阳”因嵩山而生 　　“中国”在登封市告成镇，武王也要“宅兹中国，自之　（治理）民”，但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在“禹都阳城”的所在建立新都。 　　周公测影，只是将领导的理念转化为“科学实践”——呆板执行领导意图，那周公就不称其为周公了。再说，成周离“禹都阳城”——今日告成，也就是百里之遥，“误差”很小，成周当然还是“天下之中”！而从离宗周较近、洛阳平原较大、河流道路通畅上讲，告成比不上成周，在周的时代，告成已经不具备这些建都的外在条件。 　　那周公为什么非到成周东南的告成测影，而不在洛阳正南与告成在同一纬度线上的地方设立“中表”，减少洛阳与“地中”的“距离之差”，更有利于制造“宅兹中国”的舆论力量呢？ 　　“周都洛邑，欲其无远天室（嵩山），而四方入贡道里均……” 　　周武王的另一个理念是：神仙住在嵩山天室，朕住得不能离神仙太远（“无远天室”）。当然，落实治理天下人民的方式，少不了“四方入贡”。既要考虑和神仙住在一起，也要考虑自己便于接纳人民的进贡——如此，选择道路更通畅的洛阳作为都城，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而选择嵩山之阳测影，是趋就神仙。要求得“地中”，也不能缺少神助。 　　神仙住嵩山天室，周天子“宅兹中国”洛阳，是天人合一，更是君权神授。没有嵩山的存在，洛阳也许就没有担当王国首都的天然条件——从这儿我们不难读出，不是我非要把古都洛阳纳入嵩山脚下，平添嵩山的厚重与光荣，而是夏商周三代在精神层面上都难以抗拒嵩山的精神力量——特别是王朝初建，需要君权神授的时候，就必须借助嵩山的精神力量。 　　嵩山离天最近，住着神仙——今天看来有些荒唐，但那个时代，没人敢否定这一基本命题。就是唐代豪放不羁的诗仙李白，还不敢夸口自己住在嵩山太室山上，只敢将太室山旁的玉女峰写在诗里——“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 　　天子、皇帝都不敢和嵩山神仙“混住”，李白敢，是他被称为“诗仙”，并被百姓传说成太白金星的一个原因。 　　２００６年７月５日，在安莉女士的引领下，记者来到告成镇西约８００米的“王城岗遗址”——这儿是“禹都阳城”的所在。 　　不止“王城岗遗址”才是长满玉米的平地。“王城岗遗址”北倚不高的山麓，东、西、南望，皆是平缓的大地之所在。而颍水与无渡河形成的夹角地带，就是“禹都阳城”——这样的地形地貌、河流山冈，与洛阳太相似——由是，我怀疑“周公卜洛”的故事，相信他学习的是“禹都阳城”。 　　“禹都阳城”不仅在颍水之阳，也在嵩山之阳，这与洛阳在洛水之阳，也在邙山之阳，有何异哉？阳城在无渡河注入颍水形成的夹角，与洛邑、成周在　水、涧水注入洛水形成的夹角，有何异哉？ 　　阳城对中国都城乃至城市的影响，也许还不止这些。只是武则天封禅嵩山“以记神岳告成也”，将“阳城”改成了“告成”，“阳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几乎把其忘却了。 　　中国古史中，城池的最早营建者有黄帝与鲧两人。黄帝的城似乎没有名字，鲧的城由儿子禹继续居住，也有了名字——“禹都阳城”。 　　阳城也许是中国城池的鼻祖。周公测影阳城，继承夏历法、夏人天文学的成就与观测方式，也继承了夏人选择城址的方式。在周公“装神弄鬼”的外衣下，他继承与学习的，是人的成就，禹的智慧。 　　周本边陲小国，文化落后。灭商继承商的文化，却又寻找夏的文明，这让周成为中国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 　　孔子曰：“周监于二代（损益夏商文化），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大哉嵩山·东方欲晓篇”序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一命题毋庸置疑。 [但毋庸置疑的还有另一命题——中华民族不是“出水芙蓉”，不是从黄河里爬将出来，走向平原、走向丘地、走进山洞、走向文明的。与之恰恰相反，中华民族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都是走出山洞、走向丘地、走向平原、走向文明的。 [　生命起源于海洋，没有水就没有生命，这是生命科学的常识。但人类学、考古学乃至古文献都告诉我们，无论是北京周口店遗址之“北京人”、“山顶洞人”，还是自１０万年前至１万年前生活在荥阳织机洞的“嵩山先民”，都有十万、几十万年乃至百万年居住山洞的日子。 [　约１万~１００万年之间，是中国历史的“旧石器时代”；约４０００~１万年之间，是中国历史的“新石器时代”。无论是“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都遍布中华大地，这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之为“满天星斗”。也因此，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大讨论“山雨欲来风满楼”——辽宁红山文化的发现，被新华社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而红山文化出土的一个宛若真人大小的头塑，则被苏秉琦先生称作“女神头像”，并说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苏秉琦先生能把“红山女祖”视为中华民族的“共祖”，在考古学上也许有某种意义。但要动摇中华民族的“共祖”是轩辕黄帝，考古学的力量就很微不足道。重建中华民族“共祖”观，是考古学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如果把黄帝当成传说或神话中人物，把轩辕黄帝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抹去，一概否定有关五帝时代的文献，将这段空白下来的历史完全由考古学名词来填充，显然是厚今薄古，没有道理的。”河南省考古学会名誉会长、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研究员说，“以传说为基点研究五帝时代，研究的结果还是传说，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资料不能为传说研究者所利用；只看重考古发掘资料，许多有价值的古史文献不能为考古研究者所利用，也不能不说是考古研究的一大损失。传说研究者、考古研究者各自我行我素，互不结合，是不能廓清五帝时代的，如此，眼下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取得某些成果，也难以取得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同。” 五帝时代不是传说时代，而是历史时代。”许顺湛先生主张为五帝时代“正名”，“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发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把五帝时代定位为历史时代了。《史记》首篇是《五帝本纪》，之后是《夏本纪》、《商本纪》、《周本纪》，我只是佩服司马迁的见地。现在看来，只有把五帝时代纳入历史范畴来研究，才是史学界和考古界的一条出路，否则研究三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便无法下手……” 　[B]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下手”的地方，就是嵩山——其中４个考古研究项目３个在嵩山脚下。而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展开，至２００５年全国共有９个考古项目入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中河南占８，郑州有５，分别是巩义花地嘴城址、荥阳大师姑古城址、新密新寨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登封南洼环壕遗址。因此有专家称，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嵩山是“破题”的钥匙。[/B　１８３６年，丹麦学者汤姆森将史前文化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自此奠定。１８６５年，英国学者卢伯克将石器时代一分为二：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至此，史前考古学的时代划分完备下来。而发轫于上世纪２０年代的中国考古事业，就是在这一西方考古学经典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直至今天。 　其实，西方近代学者前赴后继建立起来的这个考古学“月亮”，并没有跳出一位汉代中国人的“胡说八道”。汉代典籍《越绝书》中“泰阿之剑”的故事，其实早就把这一考古学经典理论道了个七七八八。当然，它不是从考古材料上得来的科学认知，而是根据古史传说产生的推理叙述。 　春秋末年，晋国出兵伐楚，为的是抢夺楚国镇国之剑——泰阿剑。泰阿剑为铸剑大师欧冶子与干将联手所铸，晋王索剑，楚王拒绝，“围楚之城，三年不解”，以致楚国仓无粮草，库无兵革。危急关头，楚王“引泰阿之剑，登城麾之”，只见江水倒流，晋军鬼哭狼嚎，流血千里，三军败亡，晋王须发全白。

不错!

豪言壮语

好啊！写！！！！

写得不错,不知能否经得起历史检验.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郑州是商汤所都,碳14证明郑州商城比偃师晚,第八大古都恐怕只有郑州人承认吧,假如哪一天学术风气好了,恐怕还得改写.

南无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