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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为目录,以下一层楼一个章节,方便大家分章阅读
1. 口水能定汇率吗
2.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市场特征
3.央行购汇的支付手段
4. 央行负债的经济性质
5.如此辛苦为哪般
6.“汇率稳定”与“币值稳定”的纠葛
7. 守不住的固定汇率
8.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争
9.当代庞统的连环策
10.这世界刮的是什么风
11.人民币不能以美元为锚
12.美元之锚的历史变化
13.以央行行长为锚的货币制度
14.人民币当然要择善而从
15.人民币盯美元的由来
16.被动超发货币的教训
17.出口导向带给国内的麻烦
18.水多了加面
19.“货币深化”与改革的风风雨雨
20.制度变量影响货币与物价
21.货币老虎越养越大
22.加息的不同含义 23.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
24.黄金管得住超发货币的冲动吗?
25.民间的金本位
26.从海外代购到境外直购
27.扩大进口抑制通胀
28.通货膨胀与农民
29.货币无侥幸
30.“伊拉克蜜枣”与治理通胀
31.管价限购无助于抑制通胀
32.财政稳健是货币稳健的条件
33.政府投资与货币创造
34.银根与“土根”的纠结
35.宏观调控是在两个货币圈上跳舞
36.货币调控的中国特色
37.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性质
38.货币是怎样炼成的
39.流动性创造流动性
40.“不差钱”有什么不妥吗?
41.通胀没有那么多的类别
42.高价不抱无缝的蛋
43.货币稳健不应该是短期政策目标
44.大刀阔斧改汇率
45.用什么把基础货币换下来
46.财政购汇的三条筹资通道
47.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重心所在
48.真金白银约束下的利害计算
49.人民币以何为锚
50.货币准则才是问题的根本
51.货币制度重于货币政策
2014年05月21日 07点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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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购汇的支付手段-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三我们已经知道,人民币汇率是在一个中国的市场上形成的。这个市场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由数百个有权在中国经营外汇业务的中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组成的会员制交易所-或称"银行间外汇市场".这个市场依法由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较为特别的地方,是依法管理这个市场的央行和外汇管理局也可入市买卖外汇。更为特别的地方,是迄今为止进入中国的绝大多数外汇,都是由央行购得、然后转为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的。
讲过了,1994年第一次汇改之后,中国在法律上不再要求强制结汇。因此,央行购汇与别的会员的购汇行为没有什么原则不同:平等竞争,出价高者得。央行所以购得了进入中国外汇的绝大多数,原因简单,就是谁的出价也不如央行的出价高。正因为央行出价最高,所以市场里的其他会员,就很乐意把从企业与个人那里购得的外汇,卖给央行。2003年公布的《外汇管理条例》说,企业和个人的外汇收入,可以"保留或卖给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后者又可以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的外汇市场上交易。无论企业、个人还是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都有权不卖外汇给央行。这里的不卖者,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对所持外汇的出价,高于央行罢了。
央行购汇当然用人民币。那么,央行究竟是从哪里获得大手购买外汇的巨量人民币的?这个问题似乎太浅:谁不知道普天下流通的人民币,都是由人民银行即中国的央行发出来的?翻开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2003年12月人大常委会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法定的人民银行职责之一,就是"发行人民币"(第四条(三)款)。既然央行有此职权,为大手购汇多给自己发一些人民币,还不是易如反掌?
是的,全部流通中的人民币现金,都是央行发行出来的。正是这个法定的央行权力,使不少人认为,央行大手购汇的代价非常之低。在技术层面,发行货币就是印刷钞票。这也不单中国如此,当代所有实行法定不可兑现货币制度的国家皆如此。但是,以为央行发行货币的代价仅仅就是人民币的印制、运送和保管的成本,在经济上却大错特错。从经济关系看,货币发行是央行之负债,这里的"债主"不是别人,恰恰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持币的个人和各类机构。货币发行要受到债务负担的压力-天下持币人都是央行的债主,那可是惹不起也躲不起的。
为什么发行货币就是央行对天下持币人负有的债务呢?从常识看,人们辛苦工作之后领取薪水图的可不是"钱",因为钞票(法定货币是也)既不能吃也不能穿,无法为持币人带来真正的享受。人们领钱是为了花钱,最后是为了交换到过日子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这样看,领钱持币就等于人们把自己辛苦劳动产出的产品先"借"给了发钱机关,而钞票不过是货币当局开具出来的负债凭证。拿到货币凭证的,有权从其他商品提供者那里换得需要的商品,而后者也因此成为"借出"商品、持有凭据的债权人。货币在持币债权人那里不断地换手,其实就是人们不断借货币来完成交换。
如果央行为了大手购汇而发行出过多的货币,那么天下持币人的债权权益就受到侵害。横竖人们借货币是为了购买商品与服务,倘若借得货币的时候每百元人民币能购大米50斤,等到持币人真的去买米之时只能购米40斤,那么这位持币人的债权就被缩水20%,等于老百姓说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票子毛了。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个别场合的物价上升也可能是别的原因引起的,譬如天旱影响当地稻米的产量,或者仅仅因为一时的市场竞争格局,买家相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卖家竞争,米价都可能上升。非到物价总水平普遍、持续上扬,央行超发货币的代价是难以观察到的。在这个意义上,央行不会得罪个别的持币债权人,超发货币得罪的是天下所有持币人。
正因为如此,央行发行货币的大权就不能不受到特别的约束。上引《人民银行法》在授权央行发行货币之前,规定了央行全部活动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条)。央行当然有权用发行人民币的法定地位筹得购汇的支付能力,但也要受法定责任的约束,即不能以损害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为代价。
除了增发人民币,央行还有别的购汇手段吗?有的。这就是同样由法律规定的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这里又有诸多政策工具可用。择其要者,第一项工具是"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比例交存存款准备金",也就是有权规定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总额中,究竟有多大一个比例不得贷放出去,而要交存到央行。这就给央行带来"花钱"的机会:在给付准备金利息的条件下,央行就可以用此准备金购买外汇。由于央行既可依法规定准备金率,又可根据需要花费这笔准备金,所以看来,这是能够为央行大手购汇筹资的一个有效手段。与增发货币不同,央行通过抽准备金的办法所获得的购汇能力,不需要加大货币发行总量。一般的看法,央行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还减少了货币供给呢。问题在于,当央行自己动用这些准备金购汇时,已关入准备金笼子的货币又被放回到商业银行,成为进一步向市场放贷的基础。
央行另外一项政策工具,是"确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这就是说,无论货币发行过多,还是把准备金收拢了再放回去,央行还可以通过基准利率调节市场里货币的"动"与"静".简单说,央行加息等于诱使货币老虎趴在笼子里趴着别动。在理论上,只要加息的力度够劲,总可以达到这样一点,以至于外面的老虎也争相要求入笼静卧。这就是商业银行高于法定准备标准的"超额准备金"的由来。超额准备金也是存入央行的,所以也构成央行购汇的支付手段。不过当央行动用超额准备金购买外汇时,趴下了的老虎又跑到市场上去了。
这样忙来忙去,增发货币养老虎,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收老虎,央行大手购汇又放虎归山。循环往复,中国经济里的货币存量就越滚越大。当然央行还有一道杀手锏,这就是2002年以后才越用越多的 "发央票回收流动性".央票是个新工具,也于法有据。不过从经济性质来看,无论长期短期,央票总还是央行对持票金融机构的负债。还是老规矩,央行出售央票的现金性负债,又可以拿去入外汇市场购汇。这就使"捉放虎"的游戏,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2014年05月21日 08点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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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不住的固定汇率-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七
固定汇率的好处写起来车载斗量。可是不厌其烦向公众阐释固定汇率种种好处的衮衮诸公,却要面对一个可能有点尴尬的问题:有那么多好处的固定汇率制度,为什么偏偏守不住了?放眼全球,美元、欧元、日元以及几乎所有货币之间的汇率,有哪个还是政府及其专家系统想固定就固定得了的?即便人民币算是盯住了美元,但因为美元对其他货币汇率浮动,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又哪里固定得住呢?
是的,放眼全球,固定汇率制作为国际货币制度一项安排,早就落花流水春去也。高举固定汇率大旗的名家如蒙代尔先生,要在当代重建固定汇率制,立意极其高远。不过,意义那么伟大、又拥有如此众多好处的固定汇率体系,实际上是在历史上建立起来之后又垮了-这件事情本身有待解释。否则,就算费了天大的牛劲真把固定汇率体系再次重新建立起来,将来还是难逃守不住的下场。废了再建,建了再废,又何必瞎折腾呢?
固定汇率守不住的根本原因,是参与国际贸易来往的各国,守不住各自货币币值的稳定。更准确地说,是因为相关各国做不到同步维系币值的稳定。十九世纪以英镑中心的金本位,二次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因为这个同样的原因而撑不下去的。道理不复杂:互相交往的货币币值变化有异,反映不同货币之间比价的汇率固定又从何谈起?这点教训,值得我们现在这个被称为 "亚洲时代"、"太平洋时代"或者甚至什么"中美国经济"认真借鉴。重点就是一句话:守不住币值稳定,休想守住汇率的固定。
币值不能稳定的一个原因,在商品世界里颇为常见。这就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商品的生产率变动有异。由于自然禀赋、技术进步、生产者人力资本等各种原因,不同地方之间的商品生产率,常常发生不同步的变化。如果物物交换,那些生产率进步快的地方,就因此拥有更多的交换筹码,即用同样的劳动和其他资源耗费,就能够换取到其他生产率进步慢的地方更多的商品。不对吗?今天你生产的一个大萝卜,换我家的一只鸡蛋。明天你的生产率提升到产出2个大萝卜,我家(母鸡)的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你同一天的产出,就能换到加倍的鸡蛋。只需把萝卜和鸡蛋都看作是交换对方产出商品的 "交换筹码",就不难明白,谁的生产率进步快,谁的交换筹码就多。
在这里,交换筹码就是货币。这也是天下货币无不起源于商品本位货币的道理-它们本身就有享受价值,因此有放弃此享受换取其他商品所带来的享受的交换价值。把商品本位的货币独立出来,成为一般的、专司交换筹码职能的货币,仅仅是因为以商品交换商品有种种不便利之处,譬如在萝卜爱鸡蛋但鸡蛋偏偏不爱萝卜的场合。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闪亮登场,并没有改变上述定理-生产率进步快的,能得到更多的货币从而交换更多其他商品。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先富起来的广东人令内地不少同胞侧目,其实别无玄机,就是因为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人拥有更高的生产率的进步率。
就是把你我分成萝卜国与鸡蛋国,情形也没有什么不同。还是贵国的萝卜生产率进步快,敝国鸡蛋的生产率进步慢,只要"两国"选用同一种商品作为货币-比方说银子-那还是萝卜国经由交易握有更多的筹码。这里要拐个小弯:萝卜国的生产率开始上升,但银子供应量没有增加,于是萝卜国的萝卜价格下跌;于是鸡蛋国进口萝卜的需求增加,于是鸡蛋国的银两输送到萝卜国,或者干脆把原本用于鸡蛋的投资也移进萝卜国-无论发生哪种情况,老天爷总是通过增加萝卜国的交易筹码-萝卜和银子-来奖励其生产率的更快进步。
说来不容易相信,早在18世纪中叶,苏格兰经验主义的领军人物休谟(David Hume)就提出了"价格黄金流机制 (Price Specie-Flow Mechanism)".按此,在金本位的情况下,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可以得到自动调节。倘若一国出现贸易顺差,引起黄金流入,国内价格水平上涨,商品因变贵了而限制需求,直到恢复平衡;同样,贸易逆差国的黄金货币流出,国内商品价格下降而刺激需求,也可以恢复贸易平衡。休谟的阐释高度简洁,既没有生产率进步,也没有资本流动。不过,把这两项添加进去,也就是上文讲述的萝卜国与鸡蛋国的故事。技术进步的差别可以解释贸易不平衡的起源,而资本流动则告示黄金逐价的运动不止于消费且可扩展到投资。经济逻辑并没有改变:在贸易失衡没有得到恢复之前,总是生产率进步快的国家得到更多的交易筹码;一旦把更多筹码换成更多的商品,贸易平衡就恢复了。
再复杂一点,两国生产率变化的步伐有异,又使用两种不同的货币,情形将如何?推来算去,我得到的结果是生产率进步神速国家之货币,相对于生产率进步较慢国家的货币,挡也挡不住地一定升值。我们不妨一起来走三步。第一,进步神速国家同样的货币因生产率进步而可以购得更多的商品,就是说其货币币值提升;第二,进步慢国家的货币币值因生产率进步较慢而相对贬值;第三,拿前一种货币与后一种货币"换汇",汇率当然升值。加到一起就是本文的重点:做不到货币币值变动的一律,断然守不住汇率的固定。
除了生产率的变动率各国有异,另外一个引发货币币值不稳定的原因,是各国政府和货币当局迫于财政、经济和社会的各类压力,通过货币供应的控制或主动或被动地人为造成货币币值的不稳定。上周本专栏提到过,即便像黄金白银那样"本性诚实的"货币,也没有能够完全消除在黄金阴影里那些改变货币币值的小动作。因此,"金本位"下各国货币的含金量,其实不尽相等。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承诺作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那就要端看承诺得到履行的程度。历史反正已经做了结论:1944年布雷顿协定签约时允诺的每35美元换1盎司黄金之价,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就摇晃不已。当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8月15日干脆宣布关闭美国的黄金窗口时,山姆大叔"千诺不值一金"的做派彻底摇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也合乎逻辑地随之寿终正寝。以今日美元对黄金之价(1200美元1盎司)看,要求全世界恪守固定汇率之道,不啻是痴人做的白日梦!
当代的现实是,生产率变动率差异极大的各国都融入了全球化,而各国货币当局恪守币值稳定目标的严肃性差异也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把固定汇率当作一项认真的建议拿出来兜售,世人究竟该作何种评价?
2014年05月21日 08点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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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不能以美元为锚-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十一
当下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现实,要求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无法阻止全球储备货币供应国利用创造货币来平衡其天量财政赤字,人民币应当怎样处理与美元的关系?2003年以来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辩论,枝枝蔓蔓涉及的方面不少。其中最有深度和难度的,我以为就是人民币是不是还应该坚持以美元为锚?
讲过的,汇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物物交换的经济里加入了两只不同的货币。从中国这方面看,出口厂商都是花人民币购入生产要素,做成产品再以美元计价出口(这里略去其他国际结算货币不谈)。因此,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一旦有变,所有关于成本收益的计算和预期跟着都要变,做出口生意的麻烦-交易费用-也就增加了。这是人们追求汇率稳定目标的由来。
美国那方面的情形不同。美国出口商花费的是美元成本,做出的产品也以美元计价出口,前后横竖都用一个货币,所以仅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衡量,美国厂商做内贸与出口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当年Alchian讲国际贸易,说过一句"内贸用车、外贸用船",意思是内外贸没有太大差别就是了-这从美国看是至理名言。至于外国货币对美元汇价发生变化,影响的是外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需求量,与签订并履行贸易合约的成本基本无涉。这里关键的区别,在于美元是美国的国别货币,又是国际结算货币与储备货币,而人民币却只是中国自己的货币。
"固定汇率"论应运而生!不是吗?只要人民币以固定的汇价钩住美元,中国的出口厂商岂不也可以享受美国出口厂商的同等待遇吗?因为那等于只用一个货币-美元-对所有的投入产出计价,可以立即消除两只货币之间的汇率浮动带给厂商决策与缔约的干扰。加上资本流动和投机炒作,汇率浮动可能带来多倍放大的困扰。这对中国绝不是小事一桩:我们这个日渐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的国家,出口总额一度相当于年度GDP的40%.把上述逻辑阐述得最有力的,当数固定汇率论的领军人物蒙代尔教授。这位加拿大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数十年来先是建议加币与美元固定挂钩,随后又分别论证、主张、建议欧元与美元固定挂钩,日元与美元固定挂钩,"亚洲共同货币"与美元固定挂钩。后来蒙代尔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不遗余力地建议人民币与美元固定挂钩。既然要挂的是固定汇率之钩,那人民币对美元就既不能贬值、更不能升值-这是中国舆论早就熟知的蒙代尔及其追随者的一贯主张。
读过蒙氏著述的读者都知道,蒙代尔教授主张的固定汇率是单向的。这就是,无论国别货币(加元、日元和人民币)还是最优货币区的货币(亚洲共同货币或欧元),都要与美元固定挂钩;但是反过来,美元却不需要与这些货币固定挂钩。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美国就不能实施固定汇率。美元应当与哪个货币固定呢?你能够将加拿大元、墨西哥比索的汇率与美元固定(这并非一个坏主意!),却不能反过来将美元与加拿大元和墨西哥比索固定"("货币区、汇率体系和国际货币改革",《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5卷第4章 中译/向松柞),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为什么呢?因为"至少有一个国家因为太大而不能将汇率固定",而这个国家就是"美元至高无上"的美国(同上,第75页)。
蒙代尔还特别强调,实施固定汇率的国家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他多次区分"固定汇率(fixedrates)"与"钉住汇率(peggedrates)",认为两者的调节机制有原则上的不同。在固定汇率下,央行大手笔买入外汇、卖出本国货币,以防止顺差带来的本国货币升值;反之则反之。这就是说,通过大幅度增加或减少本国货币的供应量,自动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钉住汇率"却还要保持本国独立的货币政策,结果央行一面干预外汇市场,一面还要做反向对冲的货币安排,以保持对本国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兼顾对外平衡与对内平衡。蒙代尔不断用巴拿马、中国香港、阿根廷、中欧以及东欧转型国家的经验说明,只有严格的固定汇率-而不是 "钉住汇率"-才能"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通货体系,以某种方式将各国货币'锚'住,以防止通货膨胀"(《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4卷,第39页)。
说来也真简单,只要实施单一、单向而又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全球经济就固若金汤。人类从此用一个货币计价,各国释放比较优势的交易费用得以大幅度下降,由此刺激全球范围专业化分工和收入增长。不但如此,单一而严格的固定汇率还约束着各国货币当局,谁也不得超发本国货币,因为固定汇率必然要求控制各国货币的供应量。最了不起的,是严格单向的固定汇率甚至还可以约束财政政策,因为预算赤字引发投机资本的攻击,从而威胁本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好处如此之大,所以蒙代尔教授有理由相信,只要成功地把全部国家和地区纳入单向严格的固定汇率体系,他和很多学者心目中最理想的货币制度-国际金本位制-一定可以重新降临。
我认为,蒙代尔有关固定汇率的全套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比较有价值的地方是点明了问题的重点-汇率选择其实是货币准则的选择问题。他主张各国、各地区的货币单一地、单向地、严格地与美元挂上固定汇率之钩,其实就是主张天下所有货币皆以美元为锚。很明白,这不单单是关于汇率政策的主张,更重要的是关于货币准则的主张。对蒙代尔来说,在19世纪的金本位与20世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继垮台之后,倘若各国不能为通行的"法定不可兑现货币(fiatmon-ey)"找到可靠之锚,21世纪全球化的汪洋大海,岂能不为一个又一个经济体提供葬身之地?!
不过,也正是到达了货币准则的层面,才让我看出固定汇率论的一个破绽。这就是,各国各区域的货币都以美元为锚,可美元本身又以什么为锚?难道美元就不是法定不可兑现货币?难道美元的币值就无需可靠之锚也可以实现自动稳定?如果各国各地区纷纷把各自的货币单一、单向、固定地与美元挂钩,而美元本身却无锚或无可靠之锚,那这个靠固定汇率连接起来的世界,还会不会像固定汇率论者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那么牢靠?
固定汇率论者从来没有认真探查过美元究竟以何为锚。他们把美国比为海上的一艘超级巨轮,然后就想当然地主张,全球所有其他小舢板和大小船只,只要以固定汇率之钩挂住美国超级巨轮,就等于给所有货币找到了最可靠之锚。他们或许忘了告诉听众,这幅理想主义的图画里隐匿着致命的危险:一旦超级巨轮本身摇晃,以它为锚的所有船舰也只能跟着一起摇晃;一旦超级巨轮像当年的泰坦尼克号那样不幸触礁下沉,它还可能把本来还可以各自逃生的大船小船一股脑儿地拖到大洋的底部。
今天的中国经济说大不是全球最大,但也绝不是舢板一只、小船一条。中国航船要怎样为人民币选择可靠的货币之锚呢?很抱歉,区区在下实在拿不出超然之见。我的观点是,除非美元有可靠之锚,否则人民币不能以美元为锚。
2014年05月21日 08点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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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导向带给国内的麻烦-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十七
上周评论触及到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数目日益庞大的贸易顺差,给国内经济平衡带来的困难。流行之见,谈到贸易顺差,就只往"国际影响"那个方向想,甚至仅仅争论对美国经济平衡的影响。可是既然叫国际贸易,其中一国又是中国,那包含着巨大顺差的对外关系,怎么就对中国自己的国内经济没有影响呢?个人的观点,如此"见外不见内"的思维,是很多年人民币汇率与货币问题得不到妥当处理的认知基础。
现象并不复杂:每年中国大量商品净出口,但是生产这些商品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却留在了国内。这笔在国内市场没有商品与之对应的货币,数目少了无所谓,可是眼见越来越大,其影响就不能小视。统计上是这样记载的:中国商品与服务的净出口,1990年510亿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值2.6%;1997年3550亿,占4.3%;2004年10223亿,占5.4%;2007年23381亿,占8.9%;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中国的出口,但这一年的净出口还有24135亿,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9%. "净出口"者,所有商品与服务的出口额减去全部商品与劳务进口额之差也。这里要问几个问题了: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是在哪里生产的?答:在中国国内。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是白白生产出来的吗?答:当然不是。谁在生产这部分净出口商品与劳务时挣得收入了?答:工人挣人工、老板挣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抽到税、银行收利息,也许还有其他的服务方挣费用。
这就带出上周本专栏提出的问题:所有这些创造了净出口商品与劳务而挣得的收入,对国内市场究竟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讲过的,不是小数,而是每年以万亿为单位计算的大数。也讲过的,这部分货币收入对应的商品劳务悉数出口,是"剩"在国内的"纯购买力".我们要不依不饶地问,这每年论万亿数的购买力,在市场上究竟可以买到什么?
上周本专栏先排除了两点。第一,买不到国内商品与劳务。道理简单,因为这笔购买力对应的商品劳务已经全部出口了。这当然是从总量(宏观)来看的结果。微观上,出口企业挣得的收入,分不清究竟做的是净出口还是总出口,横竖发到手里的钱都有权购物,正如就是不做出口生意、靠内需挣得的收入,也有同等购物权一样。但是,当所有的购买力一起购物时-这又是从宏观看问题-那块绝对多出来的 "纯购买力",就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商品劳务。因此,当人们非要一起行使购物权时,过量货币追逐不够量的商品劳务的现象就可以被观察到,结果就是物价的普遍上涨-通胀是也。
第二,也买不到国外的商品劳务。阐释过的,净出口创造的本来是外汇购买力,可以大手买国外商品、国外劳务、国外资源和国外权益。可是在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对很多行为者来说,与其留汇在手,不如售汇给央行来得合算。也讲过多次,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这样,实际的汇率水平,就构成国内公司与个人使用外汇的机会成本。人民币汇率低估,国内有外汇的也不愿意多用汇。这样,由净出口形成的纯购买力,就无从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平衡。比较起来,进口关税与服务便利等等因素的影响,倒还在其次。
剩下还有什么出路吗?那就增加储蓄吧。这也是近年中国的储蓄问题引起全球关注的一个原因。相关的解释五花八门,从中国人喜欢储蓄的文化特性到社保不足带来的强制性储蓄等等,不一而足,有机会以后再作探讨。这里要指出的只有一点:无论中国高储蓄的成因为何,增加储蓄并不能为中国日益增加的净出口带来的人民币购买力,找到市场平衡之路。
这么说吧,除非大家把钱存到枕头或炕洞里,导致这部分货币彻底沉淀、退出流转,否则,储蓄越多,市场货币与商品劳务之间的不匹配就越严重。这不是什么深奥的学问:如果你我把钱存到银行,那银行是要把钱贷放出去才可以维持下去的。从银行再贷放出来的款子,还不是要追逐商品?很明白,如果存入银行的款项本身就来自净出口创造的货币收入,那么它断然不会因为到银行转了一圈,就能够找到对应的商品与劳务。恰恰相反,随着存入-贷出次数的增加,更大量的货币被银行创造出来之时,就是过量货币追逐不足量商品的矛盾变得更为严重之际。
统计数据称,2008年年底我国各项存款余额46.6万亿,各项贷款余额30.3万亿,分别比2004年增加了22.5万亿和12.5万亿。去年更不得了,仅第一季度新增的银行信贷就达4.5万亿。我看势头不对,为文质疑 (见: 《还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吗?》 )。有不同意见辩护说,中国信贷膨胀的来源不是增发钞票,而是储蓄,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对该论调不以为然,因为在顺差巨大的出口导向经济里,本来就有相当大一块储蓄,根本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商品,经由银行贷放出来,陡然增加市场的物价压力。
讲到底,净出口挣下的货币追不到商品,存到银行里贷放出来后更加追不到。这就解释了这些年来为什么不是这里"热",就是那里"热".倘若政府干脆不管物价,听任没有商品对应的超额购买力全部冲向市场,最后总归会"平衡"的吧?还以2007年为例-全年净出口2.3万亿、占国民生产总值约9%——如果放任价格不管,年度物价总水平上涨9%,过量货币追商品的游戏,是不是可以不平自息?
有两点困难。其一是我在《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一文里提到的,过量货币流入经济时有粘性,可能一时集中于某个商品或某个市场。那样的话,某商品的价格上涨就可能远超过9%.其二,出口导向非一日之功,积存在经济体内的过量货币如笼中之虎,一旦放出来,其胃口可能不止增加9%.把这两点合并,加上人们的自保、投资与投机行为分不清楚,在预期紊乱之下"牛群"受惊吓后可能过度反应,局部的市场失衡可能冲天而起。
物价伤民之际,人言滔滔。要政府无为而治,搞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经济学家可以建言,但听者藐藐。政府以看得见之手频频干预调控市场,由此而起。管来管去,政府部门很辛苦,最好的效果也不过扬汤止沸,也许可以遏制货币追商品于一时,却不断按下葫芦浮起瓢,因为釜底之薪-出口导向经济创造出来的过量购买力-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记住了,货币从来不会死,它像泛滥的江河之水一样,永远寻找着新的出口。
究竟还有没有别的出路?思来想去,逻辑上的出口惟有一处,这就是把经济体内原本不是商品的资源动员到市场上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靠新增的商品与劳务吸收过量的货币。这方面,中国经济有经验、有教训、有挑战,也有机会。
2014年05月21日 08点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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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价限购无助于抑制通胀-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三十一
春节前本专栏援引"伊拉克蜜枣"的故事,说明为有效应对通胀,政府不但不能实施全面的价格管制与市场干预,而且要主动网开一面,选出几个商品和市场,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骤眼看去,那是一个与流行之见完全相反的论点。通胀当头,政府不严管价格和市场,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所以我用了经验来说话。可惜那历史比较"久远",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我这个年龄算是亲身经历过的,但当时不过刚上初中,对经济现象记忆很深,却说不出个所以然。要日后再做功课,查阅文献和向有识之士请教,才有一点理解的心得。读者之中,对那个伊拉克蜜枣不甚了了的怕有不少,让我再说几句吧。
1962年后在国内市场上出现的伊拉克蜜枣,是政府动用外汇进口,然后以每斤5元人民币之价出售的。那时的5块钱,差不多是城镇职工平均月薪的十分之一,当然属于高价,可以敞开供应,不需要任何票证的。类似的还有20元钱一斤的奶糖,以及似乎更贵的精美点心。
这些蜜枣和糖果点心的后面,有一个大背景。我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的论述,告诉读者以下三点:第一,"大跃进"之后,国家财政连续四年出现了亏空;第二,以当时的办法,由人民银行多印了六七十亿票子去弥补财政赤字;第三,由于农业和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发出去的票子又多,结果就引起物价上涨,市场供应紧张。在此背景下,多年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陈云,重新被请出来解决问题。他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 "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以今天国民经济的规模看,60亿人民币的事情,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是当年全部流通中的货币也不过130亿,陈云用伊拉克蜜枣、糖果点心(还有海产特产)等高价食品,"一下子回收了"年度货币流通量的一小半,魄力很不算小就是了。
我认为更值得今天借鉴的,是对付通胀也要讲价格机制。归根到底,通货膨胀还是流通中的货币太多,短期应对之道,惟有把过量的票子收回来,才能做到真正的物价稳定。这里价格机制的含义,是供求定价、随行就市,政府既不刻意限价,也不人为限量。反正给定当时的市场形势,只要能买到食品,就算价格贵些,对一些居民家庭来说也比啥也买不到强。市场有人问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国家"一下子收回"了过量的货币,就稳住了物价。
不知道当年的伊拉克蜜枣之价,是不是计入CPI?不过,那并不重要。计入还是不计入的,无非是我在上文所说的"温度计"上的读数有些不同罢了。重要的是,放开价格的伊拉克蜜枣、高级糖果这些商品,并不是每个居民家庭非消费不可的必需品。这类商品,低收入家庭无力光顾,价格再高也"杀"不到他们头上。能出价、也肯出价的,收入水平一般不太低。由此可以看出,当年陈云的选择,也有收入分配方面的考虑。说"劫富济贫"可能过了,但让高收入家庭对回收货币作出更大的贡献,却是真的。这里留下的启发是,通货膨胀其实是一道税。既然是税,抽谁不抽谁的,大有讲究。陈云网开一面放出高价食品回收货币,谁多买,谁就多交了通胀税。打的愿打、挨的愿挨,是经济学上"帕累托改善"的理想境界。
今天的情况当然大不相同。首先是市场规模、货币规模以及流通中超量货币的规模,绝非50年前的中国可以想象。春节期间,韦森兄发来电邮,对年前本专栏的 "大文"写下一句感慨:"在目前天量M2的情况下,别说进口伊拉克蜜枣了,就是把南非的钻石全买来,也难收回这流动性呀!"我想了一想,觉得还是要问南非钻石究竟是个什么价?在逻辑上,货币定需求、需求定价格,只要价格足够高,天下应该没有什么流动性是收不干净的。不妨做个游戏:你给市场投货币,我给商品加价-你乱投多少我就胡加多少,那应该不需要南非钻石也可以做到供求平衡的吧?
问题在于,经济逻辑在政治上不容易被接受。因此,真实世界里从来就没有"价格全放开"这回事。在通胀当头、民怨四起的情况下,"价格全放开"就更没有现实的可能性。退而求其次,政府只干预部分商品和市场的价格和交易,而对其他商品和市场交易,则取开放的态度。这就带来一个历史经验里遭遇过的问题:究竟选哪些商品和市场来开放,才能兼顾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收到治理通胀的较好效果呢?
不知道读者会怎样选。我自己的首选,还是进口消费品。讲过的,阿里巴巴的网商们把境外代购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启发了本文作者看到消费品进口对抑制国内通胀的实际意义(见本专栏26、27)。回头理解,还是市场中人对国内外商品的比价变动更为敏感。当商人们发现,一件又一件境外的商品之价明显便宜过国内的时候,他们往国内市场"倒"这些商品的"宏观合理性",就变得不容置疑。
是的,当下扩大进口消费,利国利民。不是说"刺激内需"吗?扩大消费品进口刺激的正是国内消费。不是说"提高居民收入"吗?让居民买得境外物美价廉之物,那名义薪资就是不涨,人们的实际收入也会增加。不是说"控制物价总水平的过快上涨"吗?进口商品吸收国内没着没落的"纯购买力",恰恰有利于抑制通胀。会"冲击国内市场"吗?实际情况是可喜不可惧。举一个例子,放手"洋奶粉"进口,那些疑似三聚氰胺的产品,不要政府发文也会从商场里下架的!
个人之见,也不需对"奢侈品"特别以礼相待。我当然看不懂LV手袋怎么就值那么高的价钱。不过市场里有人偏爱、愿意出价,纯属"愿打愿挨"的范畴,丰俭由人算了。至于天价购物是不是动用了公币,大款的收入是不是合法,所购之物是不是用来行贿,需要管也应该管,但要管在相应的发生环节才比较对头。当年江西副省长胡长清的教训,是贪腐来的钱一个子都不敢花,两口子关起门点钞票过瘾-那对纪律检查部门查案办案,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其实,国内的消费与服务也应该分开来处理。原则是政府实在要管价限量,最好是划下一个真正涉及民生"必需品"的范围。举凡衣、食、住、行、用,凡高于某种质量界限的消费品-从"伊拉克蜜枣"到"豪宅"之类-一律划到管制圈圈以外的地方去。对这些商品的交易与消费,政府一不限价、二不限量,眼开眼闭、放任自流。惟一要动心思之处,是怎样把高价成交的货币有效收回到笼子里来。这个关键点,春节有几封读者来信谈及,但"英雄所见不同",我们下周继续讨论吧。
2014年05月21日 09点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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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是在两个货币圈上跳舞-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三十五
上周提到的 "土根"与银根并举,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果要加以评判的话,我的看法是贡献大,问题也大。不过眼下的当务之急,不是见仁见智地评判,而是对发生于中国特殊背景下的货币运动的实际机制,有深入的探查和理解。
是的,流通中的每一张人民币钞票,都是央行出品。这也正是法定货币制度的含义。在这套货币制度下,除了央行作为法定的发行货币的机构,任何其他中央的和地方的政府机构,都无权印钞。于是,当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货币供给偏多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多看央行几眼,并且多议论几句关于货币政策的问题。这实在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国际惯例,因为举世皆然,并非只有中国如此。
问题是,钞票固然是货币,但货币却并非全部由钞票组成。举一个例,商品房刚刚出来的时候,居民购房都是现金交易,大家提着钞票去,数啊数的,好在那时房价还未上天,还数得过来。后来可以拿存折或信用卡"划款",不用点算钞票了。再后来,购房人可以拿老屋抵押,向银行借贷完成购房,操办过程是银行评估购房人老屋的价值,然后打个折把贷款记到购房人名下,先把全额购房款"划"给卖方,然后由购房人慢慢还本付息。到了这一步,物业买卖基本不见钞票,大家以商业银行为中介,把款子划来划去,就完成了交易。
也就是款子划来划去之际,商业银行创造了货币。这么想吧:购房人用于抵押的老屋,并没有卖给银行,还在自己手里,只不过被评估出一个市值,抵押给银行罢了。这里抵押的含义,是万一购房人不能按照与银行的协议按期还本付息,银行有权收走他的老屋,卖掉以抵借款。反过来,借款购房人只要照约还本付息,他就是没有向市场提供商品和劳务,也可以通过借贷拥有货币购买力。是的,借到手的钱一样可以花,划到卖方那里的购房款,对方既可以付工人薪水,也可以付供应商的材料费,当然还可以花天酒地过瘾一番。
戏法就在这个地方。购房人的老屋还没有卖到市场上,凭借把老屋抵押给银行而得以在市场上购入新房。如果还是以物易物的时代,任何人要买入商品都必须卖出商品,否则何来货币购买力?但是有了抵押借贷这一套,买家例如我们的这位购房人,即便还没有向市场供应商品,也可以凭信用-就是以老屋为凭据承诺未来还本付息-先获得货币购买力。这样,没有商品供应的货币,就经由商业银行被创造了出来。这在以物易物的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这还只是小戏法而已。因为购房人抵押老屋借到的银行贷款,很可能是别人存在银行的款项。如果那位存款人向市场提供了相应的商品或劳务,有了收入却没有花完,为未来的某种需要而储蓄在银行里,那么银行把这部分钱借给抵押老屋的购房人,顶多是把原本已退出流通的那部分货币重新"激活",整个市场里商品与货币购买力之间的平衡还不会有大问题。问题是银行可以继续做大,譬如抵押老屋的购房人把贷款付给开发商,开发商再存入银行,银行再贷放给其他抵押贷款人。这样贷了存、存了贷,最后不受商品供给约束的"纯货币",就可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横竖商业银行有了存款就可以"划"出贷款来。要现金吗?也不难,凭存款资产向惟一有权发行钞票的央行换就是了。加总起来,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可能畅旺到以下地步,以致于流通中的货币购买力总量超过了商品和劳务的供给量。这时候,物价总水平-不仅仅是CPI-的上涨就势不可挡。
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本事,也是举世皆然,本没有什么稀奇之处。不过2009年中国应对危机放出天量银行贷款的时候,电视里有金融专家"阐释"我国的信贷来自高储蓄,所以没有未来通胀高企的危险,倒着实让人大跌一回眼镜。这说明,要把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创造货币"的知识在公众中加以普及,多少还是有点意义的。
但是从探查中国货币运动的角度看,我们更需要关注特具中国特色的那个部分。这就是上期本栏写过的,银币与"土币"共存、银根与"土根"并举的货币供求机制。这里最为特别之处,是政府-容我再强调一次,不仅是地方政府,也包括中央政府部门和中央政府-动用征地权取得土地,经由评估抵押给商业银行借贷,最后在市场上完成开发,不断生成政府、企业与居民家庭的资产与债务。特色之中有共性,因为大范畴还是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但共性当中确有个性,因为除了普通的企业、居民家庭和个人在与商业银行的往来中参与了货币创造,中国的显著特色,是央行以外的、俗称条条块块的政府机构,在货币创造中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主导作用。
在 "水多了加面"(请见本专栏2010年9月6日43版)一文内,我问过一个问题:在货币超发已经发生的情况下,"要避免严重的通胀,或避免某些市场、某些商品(叫消费品、投资品还是资产,悉听尊便)的价格冲天而起",除了紧缩货币,"还有别的出路吗?"根据中国的经验,那篇评论回答说,"有的。这出路不是别的,就是将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拉到市场里来,任由人们买来买去,资源转化而成的商品就需要消费货币来流通了。"从这个论点看,政府增加供地就是在多水(货币)的市场里"加面",本来就可以收到平衡商品货币、抑制通胀之效。此论点今天不需要改。但是加上本系列最新几篇讨论的进展,我们要补充一个条件,那就是加了面以后,就不能随便再加水,否则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永无止境,宏观调控怎么也忙不赢的。很不幸,"供地融资"创造货币的机制,恰恰是加面之后又放大加水。这样看,要抑制通胀,政府除了熟门熟路但长远效果不佳的物价管制,有必要对独具中国特色的供地融资机制,下更多的功夫。
概括起来,中国的货币运动有两个圈。第一个圈,是央行直接掌控的基础货币运动。举世皆然之中的我国特色,是受出口主导逻辑的支配,央行用基础货币为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服务,从而被动超发货币而后又不断对冲调控;第二个圈,是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是强有力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两圈的交汇之处,在央行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往来之中。如果说,无日无之的央行以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大手购汇,构成近年中国货币之水的源泉,那么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则高能放大了注入金融体系的货币流量。这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通胀压力不时相伴的货币基础。
宏观调控吗?在两个货币圈上跳舞吧。
2014年05月21日 09点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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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调控的中国特色-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三十六
中国货币运动的两个圈圈,各有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央行不断以基础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大手购汇,为稳定人民币汇率而累积增加基础货币的供应。第二个重点,是条条块块的政府及其公司具有极强的土地融资能力,经由商业银行的放贷不断创造货币。这是近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货币基础,也是国民经济运行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因素的货币根源。
与此相对应,中国的货币调控也形成了两个着力点。其一,央行发行多种短期央票,以回收过量放出去的基础货币。其二,央行以数量型工具,即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抑制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主要手段。近年货币调控在两个圈圈上跳舞,挥来舞去主要就是央票和法定准备金率这两把刀。让我们点评一番吧。
先看央票。顾名思义,央票是中央银行发出的债券,通常短期,三、六、九月不等,也有更长的。无论哪种期限,都是央行以还本付息的承诺为条件,向金融机构借钱。一般认为,当市场流动性偏多、通胀压力加大之际,央行发出央票,把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借"回来,锁在央行内不解冻,是对冲流动性的对症之药。至于为什么选用央票,主要理由是央行库存的国库券不够,2002年正是央行用尽了几千亿国库券,才让央票登场,并从此大行其道。
这当然有道理。但不妨多问一句:为什么待回收的流动性居然越来越多?这些年央行发出的多少万亿央票,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查数据,2002年以来央行总资产中增加最快的是"外汇占款",也就是企业和个人结算给商业银行的外汇,又被央行用基础货币买入、最后成为国家外汇储备的那一大块。撇开细节,央行不断发央票要对冲的流动性,原来正是央行自己购汇发出去的基础货币。
问过的,央行何苦这么来来回回两头忙?也回答过,因为央行在本币币值稳定的目标之外,还要顾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为了汇率稳定,央行有如愚公移山,大手购汇天天不止。哪天只要少买一点,人民币对美元马上升值。央行出手,人民币汇率倒是稳定了-甚至再固定十年也不难-可过量的基础货币放了出去,有导致流动性泛滥的危险。于是,再发央票回收流动性。
问题是,央票并不能完全对冲被动超发的基础货币。几周前易纲(专栏)副行长到朗润园做报告,提到为持有2.85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 (2010年底),央行用了约20万亿人民币购汇,其中80%已被对冲。这说明央行兼顾汇率稳定与货币稳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积累了在开放环境里调控货币的新经验。不过他的报告可没有以下意思,即能够兼顾汇率稳定与货币稳定的货币调控方面的中国模式已经诞生。
首先,央票并没有做到百分之百回收超发的基础货币。困难应该不是技术方面的,因为再多发20%的央票,总量上不就可以做平了吗?我的理解,困难还是来自央行的多目标-当权衡要不要更多回收基础货币时,其他目标包括保增长、保就业、保财政、甚至保商业银行的生意等等,均可能构成央行决策的约束。一时低估流动性偏多带给物价总水平的压力,是很容易发生的。特别是对一个习惯于超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说,收紧流动性很容易受到四面八方的质疑、批评和埋怨。惟有看得见的通胀压力,才能够抵抗几乎全社会"松货币"的持久冲动。可惜,通胀信息通常要滞后很久,例如2008年上半年和今年年初我们遇见的情形。加起来看,央行用左手发出的央票,要把右手购汇花出去的每一块基础货币全部收回来,实际上面临不少困难。
最近的发现是,即便做到总量完全相等,央行干预外汇的基础货币也还有可能发生某种"泄漏".我这里想到的是时间对货币创造的影响。大家知道,央行每天动用基础货币购汇,但是并没有-一般也不可能-每天发行等量的央票回收商业银行由此新增的流动性。这就是说,有部分基础货币已经从央行之手,经由购汇环节先落到了商业银行手里,然后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被央行发出的央票非百分之百地收回。
恰在这段时滞当中,货币运动的第二个圈圈加速转动!不是吗?商业银行今天把一笔外汇卖给了央行,今天就得到央行付出的一笔基础货币-央行则增加了相应的国家外汇储备-并在今天就可以增加信贷投放。在央行日后发央票回收这部分货币之前,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程序早就启动,并创造出了实实在在的货币增量。在逻辑上,就算日后央票的总量与事前购汇基础货币的总量完全相等,也挡不住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量。规律是:央行从增发基础货币到发央票回收的时间间隔越长,"泄漏"到商业银行的"过路货币"越多,新创造的货币量就越多。是的,时间就是金钱-这是理解近年我国基础货币增加较快、但广义货币增加更快的一条基本线索。
商业银行要增加贷款放发,就要求借款人增加抵押的资产。这就是说,可供抵押资产的增量是货币创造增量的第一个支点。讲过了,在资产形成方面,中国特色异常耀眼,其中的最亮点就是条条块块政府连同掌控的公司,都可以动用征地权把原本属于农民的集体土地直接变成国有资产,并以此满足增加向银行贷款的抵押条件。这是"供地融资"的关键环节,也是货币创造方面的中国特色的关键所在。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数量型调控工具"-直接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为中国货币调控的一件主打武器。原本我对有关的说明并不接受,不过听多了,不由得想想处理此事的央行官员总有他们来自操作实践的道理。现在我想通的原理如下:在中国特色的资产形成、抵押和信贷发生过程中,由于政府主导的货币创造直接依托于行政权力、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都是数量型手段,所以中国的货币调控手段也必须以数量型为主才比较对路。否则,在物价之火上了房的紧急情况下,用价格型工具调控本质上靠数量型手段加速创造出来的货币,不免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虑。行政长官一声令下形成的土地资产和由此增发的信贷流量,非央行官员一声令下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来收紧,才比较对路和管用。讲到底,在几年前本文作者戏称 "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里,向对价格不敏感的主体挥舞价格工具,不过是对牛弹琴而已。
小结一下。货币运动和货币调控,逃不脱"多中有一、一中有多".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所有货币运动和调控中那些共性的问题,而且是独具中国特色的那些环节。依重要性排列,我以为是:央行的多政策目标,用基础货币干预汇市汇率,以总量有缺口、回收有时滞的央票对冲,政府主导的货币创造以及数量型工具为主的货币调控。对这些环节多做些功课,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货币运动和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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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没有那么多的类别-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四十一
通胀起来的时候,有关通胀的议论一般也比较活跃。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害,又是看来很复杂的经济现象。不同的议论,牵扯不同的因果联系,也引发不同的政策选项,多一点讨论,哪怕是不同意见的交锋,可能是必要的。譬如,这一波中国通胀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别,就值得细加辨析。
最为流行的,是把这一波在中国抬头的通胀,归为"输入型通胀".此说的重点,是外国发生了通货膨胀,引起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本国输入这些商品或服务,连带就把通胀也一并带了进来。新的证据似乎明显不过,譬如大豆、铁矿石和石油,中国的进口量都要占到本国消费量的一半以上,而这几种大商品的国际市价,无论在2008年8月前,还是于2009年底之后,皆大幅上涨。大豆价带起农产品和食品之价,铁矿石带起钢铁和基建品之价,石油带起能源之价,那还不是国际的通胀输入到中国!
开放时代,一国的通胀对他国有影响,确有其事。不过,为了真正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探究,所谓的通胀输入,到底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实际发生。不少教材上讲授通胀输入,照例会提到"国外商品价格的传导机制".那是说,国外商品价格上涨,拉动本国更多出口;同时因为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本国企业居民转向更多消费本国的商品。两股力量一起发作,把本国商品的价格拉了起来,于是外国的通胀输入了本国。
问题是,听来逻辑井然的传导机制,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不同的国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货币!譬如甲国油价上涨,从每桶油一个货币单位上升为两个货币单位,乙国会不会扩大对甲国的出口呢?会的,但条件是此时乙国的油价是每桶油同一个货币单位,或至少还低于每桶油两个货币单位。同理,乙国减少进口甲国油、消费更多本国油,也需要衡量油价的货币值与甲国一致。这样的事情过去有过,那是金本位下国际之间的价格传导,当年休谟命名为"黄金价格定律".金本位去如黄鹤之后,各国货币本位不同,比价即汇率可变化,上述"定律"就失效了。还以甲国油价上涨一倍为例,乙国会不会因此减少从甲国的进口、又增加对甲国的出口呢?答案是不一定。因为甲国油价涨一倍,就是甲国的票子毛了一倍(假定该国票子只能买油),只要乙国的票子对甲国票子也升值一倍,甲国的名义油价对乙国来说就是纹风未动,那就既不要减少进口、也无需增加出口。这就是说,放弃固定汇率,允许不同国家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充分反映其相对币值,就不会有通胀输入这回事。反过来,如果乙国的通胀也因此加剧,那一定是汇率变动滞后,给所谓的"通胀输入"以可乘之机。无论哪种情况,人们都不要把本国的不作为,说成是外来压力不可抗拒。
按常理,甲国通胀、票子发毛,看在乙国人眼里,便不会把对方的票子看得和从前一样值钱,更不值得再拿出像原来一样多的本国票子去交换甲国货币。这是说,国家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引发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化,原本是极其自然的。有这个微观基础,"输入型通胀"云云,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至于汇率升得足够-拒通胀于国门之外-引发了其他代价,譬如名义出口成本的上升,则是另外一重约束。即使因此抑制了汇率变化,再连带导致通胀压力上升,那也是对内的权衡引发的通胀,而不是"外来因素"所为,更不应该得出"除了容忍无法子可想"的错误结论。
回到现实世界,当下以美元计价的大商品价格超常上涨,反映的是美元币值下降,背后是如何在全球治理结构中有效约束美元和美国的严重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美元的超发和泛滥当然对全球都有负面影响。不过我还是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在可约束的全球货币框架形成之前,各国独立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可以有所作为。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惟有努力发挥独立货币政策的作用,以更灵活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尽力抵消国际通胀的传导。
与此相似,"成本推动型通胀"也不那么经得起推敲。按照有的教材,所说"在没有超额需求的情况下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显著的上涨",是为"本型通胀".进一步分,还有工资推动型通胀、农产品价格推动的通胀、甚至"利润推动型通胀"等等。
这里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弗里德曼经常问的:某一项商品的价格上涨-不论因何而起-为什么能够推动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弗老自己的答案是,惟有货币偏多,某项商品的供不应求才能传导到其他商品的价格表现上。否则,粮食、生猪、蔬菜、劳力、土地、房子、首饰等任何商品价格的上涨,都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某些商品价格的下跌。是的,口袋里只有10元钱,买糖多花了几元,买糕就只能少花几元。样样涨价还能样样都买回来,除非你控制了印钞机。
第二个问题,"成本"就无关"需求"吗?在实际生活中,哪样成本不是由花销构成的呢?花销者,持币购物的行为也。说人工成本升得急,还不是一家又一家公司争相招工的结果啊?那是买方与买方相争,激烈程度超过了卖方。问各家公司为什么多招工?答订单多到做不过来。订单是什么?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嘛。很明白,"成本"是需求的一种表达,没有需求,何来成本?如果真的"没有超额需求",哪里会有"成本提高"这回事?再追下去,需求还不就是"以货币表达出来的需要"?人的需要无穷无尽,仅受到货币的约束而从未感到自由。这是说,离开了货币这一关键条件,我们根本不知道成本本身又是被什么推动。
比较惊世骇俗的,是"停滞型通胀",简称"滞胀".那是欧美经济上世纪70年代的一段经验记录,即高通胀与高失业相并存。正是这段历史,把与凯恩斯大相径庭的"凯恩斯主义",活活杀下了马来。我的疑问不是这段经验,而是"滞胀"何以成为当代通胀的一个分类。近年有意思的观察是,什么时候货币政策收紧,"警惕滞胀"的舆论一般就升起来,似乎其主要功用就是叫停货币紧缩,即使在货币偏多已经非常明显的关口。其实,"滞""胀"本不同源。引起长期经济停滞的根源是产权无效、法治不明、过多的不当管制压制了企业家创业的精神,而通胀的主因概莫能外,都是货币当局在诸多压力下发出过多货币。治理通胀、稳健货币,不但不会引起停滞,还是长期健康增长的重要基础。
几年前还有一个滑稽的类别,曰"结构性通胀".那是举证,由于一些物价上冲严重,但另外一些物价平稳甚至下跌,所以即使CPI高于7%-8%,也是所谓结构性通胀,有别于凡价皆涨的一般通货膨胀。看不下去,区区在下顶了一句:牙痛就是牙痛,不要以为满口好牙,只有一个出了问题,就编一个结构性牙痛的说法来安慰自己。我的意思是,CPI也罢,PPI也罢,更不要说把资产价格一并考虑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已经处理并包含结构信息,再也不需要王顾左右而言他。
本文也是这个立意。通胀本不复杂,无非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比生产增加得更快。无端端地把通胀分出很多类别,逻辑上讲不通,徒然增加记忆负担,还可能分散治理通胀的注意力和关注点,因此没有可取之处。
2014年05月21日 09点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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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么把基础货币换下来-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四十五
上文建议,要维系人民币币值稳定的目标,就不能再要求央行天天动用基础货币不断大手购汇。如果人们担心汇率因此失稳,损害出口、就业与增长,那就想法子寻找替代性资源进场买外汇好了。反正在逻辑上,只要有N元人民币把每进入中国的1美元买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可以稳定在N:1——至于这N元购买力究竟出自央行的基础货币,还是出自其他门户,对汇率水平没有影响。
本文讨论,选什么样的资源来替代央行购汇,从而逐步把基础货币换下来?不知道读者是如何考虑的,让我选的话,我会选财政性资源。要交代一下,这里讲的财政性资源,是指基于财政收入的所有资源,包括财政收入、国债、各类国有资产的权益等等。
先阐释理由。我以为比较根本的,是政府的政策目标一定要有足额的财政性资源作为支撑。如果政府提出了很多政策目标-无论是发展、投资、还是民生,却没有足额的财政性资源作为实施的财务支持,那就会出现以下两种无法令人满意的情况。其一,政策目标沦为空谈,讲得动听但口惠实不至,因为根本没有实现目标的财政条件;其二,把政府逼得找米下锅,为落实政策目标而"自行开发"资源,结果难免乱象四起,因为惟有政府掌控的合法强制力可能因此被滥用。当下我国的实际状况,是各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一个比一个雄心勃勃,但支持性的财政资源,却相对不足。举凡投资、环境、教育、医疗、社保、各类民生项目尤其是保障性住房,政策目标的预算缺口,差不多是普遍的常态。
稳定汇率是不是一项政府的政策目标?当然是。既然是一项政策目标,那要不要备下足额的财政资源给予实施的保障?说起来应该要。可是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是我们这个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稳定汇率从来不需要用财政资源。用什么呢?来来回回就是央行的基础货币。
基础货币是央行的负债。这就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央行的负债从财政上看是什么性质?从道理上讲,央行是国家机关,因此央行负债当然也就是国家负债。但是在实际上,央行负债与一般国家负债大相径庭。随便问一句吧,你我什么时候见过政府向人代会报告央行的负债状况的?国债情况总是要报告的,人大也照例要审议。但是央行负债-譬如那日长夜大,现今已过22万亿美元之巨的"外汇占款"-究竟有谁认真地把它看作公共债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呢?
央行负债明明是国家负债,却不纳入国家的公共债务监督管理,究竟有什么道理吗?我的猜测,这多半与央行举债和偿债的独特性有关。一般的公共债务,举债的财务基础是政府的未来收入,包括未来的政府税收、国有资产权益和其他收益,偿债就是把原本归政府的收入用来还债。这里的风险,一是债权人高估政府的未来收入,以为债权安全但实际上政府可能面临偿债危机。但是更大的风险,则是届时政府可能把偿债压力转嫁到纳税人头上,反正政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不能随便关门破产就是了。因此,在国家债务方面屡屡吃了亏的债权人和纳税人,一般要对国家债务实施双重监督。
央行有所不同。基础货币固然是央行的一种负债,但其偿还的方式却并不一定真要减少央行自己的未来收入。由于央行可以征收一种极其特别的"税"-通货膨胀税-所以央行可以通过直接减少所有持币人-即央行最终债权人-的未来收入来"偿债".这使得央行的负债虽然也记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但央行的门口却从来没有真实的债权人要求偿债。每位持币人-不论他或她是否与央行缔结过债务合约-都在给央行缴税,只要物价水平因为多发货币而上涨。这部分税收极其隐蔽,根本无需公开讨论,也无需派人征收,因为每位持币人在花钱的一刹那,同时就成为非常尽职的稽税员。
通胀税似乎看不见,基于通胀税的负债似乎不用偿还,所以央行的负债就似乎不算公共债务。这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方便地"以央行负债来充当政策目标的财务工具。当然很方便,因为本质上是公共债务的央行负债,却可以基本不受公共债务的麻烦约束。读者不妨像我一样试一试,拿近十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一行一行细读,并默想一个问题:倘若这张表上的每一行负债都要经受人大审议,这些数目字还会不会像现在我们看见的如此之大?
方便也有代价。这里的一个教训是,看似无成本或低成本的工具,用到最后才发现奇贵无比!经济学道理很简单,代价低者需求量必定大。譬如很多经济学家喜欢说温和的通胀税无伤大雅,听起来似无大错,可是以通胀税来充当实现政策目标的财务工具,"便宜的"债务举过了头,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累积的通胀压力就大了。出来混,最后还是要还的。
具体说汇率稳定。本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以此维系汇率稳定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在此情况下,继续维持汇率稳定,总要拿出真金白银大把干预汇市才做得到。这正如在水往低处流的世界里,总要筑坝、安泵、耗电才可能实现"水往高处走"的吧?同样道理,那每天哗哗流入中国的大把美元,无论来自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还是所谓"热钱",总要市场上的各家拿出真金白银把人家买下,才有人民币对美元的"市场均衡汇率".市场的各家之中,可不可以包括政府?当然可以-真实的市场从来少不得政府,经济学家在黑板上宣布不可以又有什么用?但是政府参与汇市,正如参与任何其他市场一样,要照一定的规矩来。譬如,拿真金白银买东西,就是政府也不能例外。政府把汇率稳定作为一项政策目标,一定要动员相应的财政资源,使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可靠的财务基础。
这些年的教训,就是没有为稳定汇率准备足额的财政资源。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以为靠央行负债得来的基础货币,只有在与经济增长需要相适应的限度内,才是真金白银;超出了限度,通胀上来了,就算不得真金白银了。政府不用真金白银买东西,违背市场经济的最一般准则,一定会带来其他方面的扭曲和损失。正本清源之道,就是把央行的基础货币替换下来,让其他财政性资源上场。
剩下的问题,是当下我国的财政状况,究竟还有没有余地动员其他资源来代替央行的基础货币?财政有赤字,虽然放在今天的世界上不是那么大,但政府的钱怎样也总不够花,却是环球同此凉热的现象。要是动员不了足额的替代性资源,人民币汇率又怎么办?我们下周继续。
2014年05月21日 09点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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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情况是,汇率维稳作为政策目标持久实施,却没有财政预算覆盖该政策的成本。那就是经济学家喜欢问的,收益脱离了实际成本的约束,行为会怎样?讲过了,那会累积"炒豆归己,砸锅归人"的道德风险。思想舆论方面也一样,"坚决顶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看起来英雄极了。问题是,靠口水和文章是顶不起人民币汇率的。真要顶,还要靠物质力量。最可靠的当然是真金白银。没有,法定信用货币也可以顶一阵。最后要转了一大圈才发现,所谓"顶住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讲到底还是靠国内通胀顶下来的!后来连美国政客都拿这一条做他们国内的工作,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英雄们情何以堪?
一番探查之后,问题提上了台面。既然挂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被动放出过量货币,甚至危及到人民币本币的币值稳定,为什么就不能考虑改一改?"大刀阔斧改汇率",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不过我的主张,还不是一早上就大幅提高人民币汇率的水平,而是考虑根本改革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说简单也简单,因为要点就是中国货币当局目标过多,除了《人民银行法》规定的"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还要拿基础货币大手购汇,然后又要把多放出去的货币收回来。还是回归单一目标吧,就是守住本币币值,对得起天下持币人。汇率维稳,不妨从已有的流动性里找出路。横竖作为政策目标,一定要在预算里留有足够的实施政策的资源。具体来源,无非是预算拨付(委托央行也可)、专项发债(特别欢迎主张人民币绝不升值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专家带头认购)、国企利润(似乎比上缴财政技高一筹)。其他来源还有,包括国家减持金融和一般国企的股份、社会管理收益(如道路拥挤收费之类)。反正原则就是一条,要在已经发出、已经创造出来的货币里打主意,筹措大手购汇,即维系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读者或问:如果一切潜在可能都用尽,仍然筹不足购汇款项,那又怎么办?我也答了:那就让汇率升吧。因为那才是更完全意义上的"市场汇率",至少与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这一更为重要的目标,不再矛盾与冲突。
那也才有完整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因为货币当局的全部工作注意力,集中于维护货币币值的稳定。这件工作的意义重大,因为事关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交易费用。使命之艰巨不是因为技术方面有解决不了的困难。真正的难处,是如何以有效地资源约束无穷无尽的人类欲望。我不相信为货币选锚有那么的复杂与神秘。货币史的教训说,困难的是如何防止一个经济迫于短期的压力,把好端端的或至少尚可用的货币之锚白白给废了。这方面,控制现代货币机器的国家欲望的管理,显然是难中之难、重中之重。还是那个命题,稳健的货币来自稳健的财政,而财政的稳健要靠制度保障。
最后讲几句全球货币格局。美元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会一天就终结。不过由一个国别货币同时充当全球储备和结算货币,却从第一天起就含有内在的麻烦。何况,一币独大下的国家欲望的管理,对西方选民政治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正屈指一算,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美元按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承诺之价换黄金的窗口,已经过去了40年。美元没有因此而倒,堪称奇迹。但是美元开始摇,却是不争的事实。最重要的是摇出了欧元,也是上世纪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件。可惜欧元冲击还未见最后成功,它自己就开始摇了起来。问题是一样的:管不住国家欲望,不可能有可靠的财政,因此断然难有可靠的货币。
这就带来一个全球货币前途的大问号。在所有的不确定性当中,我看唯此为大。中国要怎样打算盘?人民币有没有机会?这是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个人之见,全球化非要全球货币的配合不可。大路径也许就是两条。其一是开会开出一个国际货币来,如凯恩斯当年在布雷顿森林建议过的那样。其二是若干个国别货币竞争全球货币的地位,在竞争中互相约束,防止国家欲望的管理失控。事情太大,中国应该在两方面都有所准备。积极参与G20的对话和谈判,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新秩序的形成,这方面已经有好的开头(标志是人民币纳入国际特别提款权)。人民币国际化,则是第二手的开端。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奠定确保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真希望我的看法是过于保守了:本国人民还在用我称之为"民间金本位"的货币,走向国际不免任重而道远。
2014年05月21日 10点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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