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了几十年多读经典名作是提升中文水平的不二法门，这是中国文人世代相传的经验之谈。若要文章写得好，还需多多练习。普通话出世不及百年，没有「普教中」之前，大家都用方言学中文，到中央做官才学中州语音。时代不同，小朋友多觉得古文难读。当代香港许多真正「文字工作者」都认为金庸小说可以作为速成教材，是年轻人改善中文水平的上佳课外读物。金庸小说情节吸引，笔下?事、议论、写景、抒情都写得出神入化，更兼旁及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常识，中小学生读之，一举数得。但部分内容属於虚构，可能有负面影响，这就是我二十多年来不断「鸡蛋中捡骨头」的原因。读金庸小说来学好中文，自五十年代以降，在海外有无数华人的亲身体验，比起香港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匆匆上马的「普教中」新颖理论可靠得多。普通话是全国通用语言，香港学生应该要掌握，但语言教育和文字教育有时可以分开。(三之三)

诗仙【忆秦娥】「普通话教中文」简称为「普教中」，不伦不类。实践时有何毛病？对曰：「妨碍读韵文。」学词不能不读诗仙李白的【忆秦娥】(或云系伪托)：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词牌的正格前后两片皆三仄韵、一叠韵，以入声韵为宜。广府话咽(jit中入）、月(jyt阳入)、别(bit阳入)、节(zit中入)、绝(zyt阳入)、阙(kyt中入)都是入声。用普通话来念则软弱无力、神韵尽失，兼且不合韵部。因为普通话「入派三声」，只月字是仄声，其余都是平声：咽(yan1)，月(yue4)，别(bie2)，节(jie2)，绝(jue2)，阙(que1)。秦娥思忆故人(该是情郎)，闻声咽而感音绝，忆残月下伤别，独对古道陵阙。所谓「入声短促急收藏」，这样才有压逼感，产生苍凉味道。(二之一)

孔子怪责颜回普通话教中文为甚麼可以提高学生写作能力？有人说普通话口语就是「标准白话文」，日后香港学生作文时用普通话思考，就可以纠正「港式中文」。且看甚麼葫芦卖甚麼药！据说「取录」、「怪责」是为人诟病的「港式中文」，「录取」、「责怪」的语序才是正确，用了普通话教中文，就不会错误云云。一个例子就可以印证越无知的人越狂妄，修辞学、语意学水平马马虎虎的人强自创造所谓标准语序，只会让自己和学生蹉跎岁月。结果死记一大堆「标准」，下笔畏首畏尾，恐怕一辈子也写不出通情达理的文章。为甚麼一定要「录用选取」、「责备怪罪」才算标准？简直满口胡柴！从词意和时序来说，「取录」是先「选取」后「录用」，更合逻辑！中唐诗人卢仝有一首〈听萧君姬人弹琴〉，最后几句是：「孔子怪责颜回瑟，野夫何事萧君筵。拂衣屡命请中废，月照书窗归独眠。」香港何在？安有港式中文哉？(二之一)

不必趋炎附势信口开河说「取录」是「港式中文」的人根本不肯读书。清初榜眼王安国(清世宗雍正二年中式)曾上疏清高宗(即乾隆皇)：「上科乡试后，颇闻诸学臣因录科例严，转开侥幸。……或纵容子弟家人乘机作弊，致取录不甚公明。」王安国(当时已是兵部尚书)是扬州高邮人，儿子王念孙、孙儿王引之两代都是文字学大师，王尚书写信给皇帝也用「取录」，何以算是「港式中文」？清仁宗(即嘉庆帝)曾下诏：「近日士子猎取诡异之词，以艰深文其浅陋，大乖文体。考官务各别裁伪体。支离怪诞之文，不得录取。」假如今天在香港当国文老师，凡见学生写「取录」都要判错而要改为「录取」，那也不是甚麼「标准白话文」，只是「读坏诗书包坏脚」的不通寒儒拍皇帝马屁。「录取」、「取录」原本可以通用，若一定要强分对错，则趋炎附势者可跟随皇帝，重视学术则可依从培养孕育出「高邮王氏父子」的榜眼家。(二之二)

同音多摧生别字香港人多以广府话为母语，此间许多前辈名作家甚至不会说普通话，但文章却可以通行海峡两岸。「普教中」胜过「广教中」的「定论」，颇多是经不起推敲的急就章想当然货色。现时的宣传主要围绕?对所谓「港式中文」的恶意诋毁和失实攻击。实情是不少国内经历「普教中」的成名作家或学者，笔下很多「欧化语法」，那是过分在语法分析、词序研究上面钻牛角尖的苦果，这方面我们香港作家协会主席黄仲鸣教授甚有研究。另外普通话只得四声，於是同音字很多，许多国内年轻作家便因为「我手写我口」而弄错常用成语、别字连篇，前辈作家容若先生搜集了许多资料，铁证如山！我在二○○○年报考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主办的普通话水平测试证书考试，考得六十分有余、仅仅合格，肯定不够资格教小学生国文。此间推行「普教中」的其中一条大道理是对学生日后谋生有好处。是耶？非耶？此说需要再加分析。

【转载完】

其實佢講嘅嘢好多都系廣東人民嘅心聲，唔同嘅系喺香港而家重未被洗腦嘅情況下獲得社會嘅廣泛支持，我哋作為以廣東話為母語嘅人都會撐你哋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