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柏扬先生曾戏言道：“房子要住美国的好，车子要德国的好，找老婆还是要娶个日本
太太
的好！”　　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和游戏中，遵从武士道教诲的女性形象，往往是最能让我们这些受众（尤其男性观众居多）引起共鸣的，而且在亚洲多数国家的择偶观念中类似这样的传统女性也是多数男性理想中的伴侣的最佳人选。　　武士道的女性理想虽未局限于家庭内，却是非常有家庭性的。这个乍一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家庭性的与勇妇的性格，在武士道看来并非是不可调和的，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这里引用故事来开始我们的探讨：　　一个青年爱上了一个少女，少女也以同样的热恋来回报他的爱，但看到青年迷恋了她以致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时，少女为了减损自己的魅力而毁伤自己的美貌，像这样的事并不稀罕。现代爱美的女孩子中我想大概没几个有这般的勇气与深明大义吧！武士的女儿们所向往的理想的妻子——吾妻，发现自己被丈夫的仇敌爱慕上了，她便伪装参与其罪恶计划，趁着黑暗充当丈夫的替身，用自己贞洁的头颅来接受那爱慕她的刺客的剑。　　安土桃山时代的年青的大名木村重成的妻子在自杀前写下了如下的信，大概不需要什么注释了吧：　　“我听说共栖一树之荫，共饮一河之水，都是前生的缘分，自从前年结下偕老之盟，我便想如影随形地追随左右。近来听说你要最后决一死战，我暗中喜不自胜。听说中国有个项王，是盖世的勇猛武士，却因虞姬而依依不舍，木曾义仲（即源义仲）与松殿诀别时也难分难舍，因此，就让活着已经绝望的我至少向现在还活着的您致以最后的问候吧，我在黄泉路上等候您。但愿您千万别忘了秀赖公多年来的山高、海深的鸿恩。”　　女子为其夫、家庭以及家族而舍弃自身，有如男子为主君和国家而舍弃自身一样，是欢欣地而且堂堂正正地去死的。自我否定——没有它，什么样的人生之谜也无法解决——和男子的忠义一样，是女子的家庭性的基础。女子并不是男子的奴隶，正如她的丈夫并不是封建君主的奴隶一样。（这里涉及到日本武士的自杀与复仇制度的相关内容，另撰文再叙。）女子所起的作用是内助，即“在内侧的帮助”。站在逐级奉献的阶梯上，女子为了男人而舍弃自己，男子由此得以为主君而舍弃自己，主君也由此而顺从天命。我知道这个教诲的缺点，也知道基督教的优点最好地表现要求所有活着的人们各自直接向造物主负责甚至牺牲自己的个性而服务于高出于自己的目的这一点上。尽管如此，仅就奉献的教义而言——甚至牺牲自己的个性而服务于高出于自己的目的，也就是基督的教导中最大的、构成他的使命的神圣基础的奉献的教义——仅就这一点而言，武士道是基于永恒真理上的。　　武士道的全部教诲是用自我牺牲精神完全浸润起来的，不仅对女子是这样要求，对男子也是这样要求。　　日本的军人阶层只限于人数约200万人的武士。其上就是军事贵族的大名和宫廷贵族公卿——这些身份高贵、安闲舒适的贵族们，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武人而已。在武士之下则是平民大众——农、工、商，这些人的生活是专门从事和平业务。因此，作为军事型社会的特点而指出的，仅仅限于武士阶级，与此相反，产业型社会的特点则可以适用于武士阶级之上和之下的阶级。这件事可以通过妇女的地位而得到很好的解释。就是说，在武士中间，妇女所享有的自由最少。奇怪的是，社会阶级越低下——例如在手艺人中间——夫妇的地位则是平等的。在身份高的贵族中间，两性之间的差别也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有闲的贵族已经名符其实地女性化了，所以突出性别上差别的机会也就少了的缘故。　　武士道本来是为男性而制定的教条，它所看重的妇女的德行，当然是远远脱离女性的。同样，武士道所最赞赏的妇女乃是“从最初的脆弱性中解放了自己，发挥出足以同最刚强而且最勇敢的男子相媲美的刚毅不屈。”因此，少女受到抑制其感情、强化其神经、遇到意外事变时，用武器——特别是使用长柄刀来维护自身的尊严的训练。不过，练习这种武艺的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在战场上使用（当然，类似《天翔记》中姬武将和其他作品中女忍者等设定又另当别论！），而是出于为了自身和家庭这两个动机。女子并没有自己的主君，而是维护自己的身体。女子用这个武器来维护自己身体的圣洁，其热忱有如丈夫维护其主君的身体一样。她的武艺在家庭上的用途，有如下面所说，在于孩子的教育。

“整个两小时的授课，除了双手和嘴唇外，老师纹丝不动。我坐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也得同样端坐，纹丝不动。有一次正在上课，不知什么地方不合适，我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屈起的双膝角度稍有偏移，老师脸上立刻微露不满的惊愕神色。他轻轻地合上书、慢条斯理然而很严峻地说：‘姑娘，你今天的心情不适合学习，请回房间好好思考思考。’我小小的心灵羞得无地自容，但毫无办法。我先向孔子像行礼，接着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出书房。我小心翼翼地来到父亲跟前，跟平常课毕时那样向父亲报告。爸爸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未到。他似乎不在意地说：‘你的功课学得这么快啊！’这句话简直就象是丧钟。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仍似有隐痛之感。”　　传统礼仪中的每一种工艺和技术的训练都非常明确。女孩子学到的是习惯，而不仅仅是规则。幼儿期的正确用箸，进入房间时的姿势，以及成年后学习茶道和按摩，无一不是有长辈手把手教，反复不断地练习，直至娴熟形成习惯。长辈们从不认为孩子们到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学到”正确习惯。杉本夫人描写她十四岁订婚后如何学习伺候未来的丈夫用餐。在此之前，她一次也没见过未来的丈夫。可是，在母亲和祖母的亲自监厨之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亲自下厨做几样据我哥哥说是松雄（未来的丈夫）特别爱吃的食品。我假想他就坐在我身旁，我为她夹菜，并且总是劝他先吃。这样，我学习关心未来的丈夫，使他感到愉悦。祖母、母亲也总是装做松雄就在眼前似地问这问那。我也很注意自己的服饰和动作，好象丈夫真的在房间里。如此这般，使我学会尊重丈夫，尊重我作为他妻子的地位。”　　在学前这段年龄，女孩子的教育与男孩子的教育没有本质的区别，只在细微末节上有点差异。女孩子在家里比兄弟受的约束要多些，事情也要多做些，虽然小男孩有时也得看护婴儿。在接受赠礼和关怀时，女孩子总得屈居末位。她们也不能象男孩子那样脾气暴躁。但是，从亚洲少女来说，她们有惊人的自由。她们可以穿鲜红的衣服，与男孩子一起在外面玩耍吵闹，而且常常毫不服输。从六岁起到九岁，她们逐渐懂得对社会的责任，其情况和体验与男孩大致相同。九岁以后，学校就男女分班，男孩子们逐渐重视新建立的男性团结。他们排斥女孩子， 害怕被人看见和女孩子说话。母亲也告诫女孩子不要与男孩子交往。据说这种年龄的少女动辄忧郁寡欢，不喜外出，难于教育。日本朋友告之这是“童欢”的终结。女孩的幼年期因被男童排挤而结束。此后，多少年，她们的人生道路只能是“自重再自重”。这一教导将永远持续，无论是订婚之时，还是结婚以后。　　不论年龄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取决于是男性还是女性。日本女性走路时要跟在她丈夫身后，其社会地位也比丈夫低。即使她们穿上西服，和丈夫并肩而行，进门时走在丈夫前面，一旦换上和服，就仍然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只能静静地眼看着礼品、关怀和教育费全被兄弟占有。即使有几所为女性开设的高度学校，那里的课程重点也是放在教导礼仪和举止规范上，在智力训练上根本没法与男性学校相比。有一位女校的校长对该校中上流家庭出身的学生讲到应该学一点欧洲语言时，其理由是希望她们将来可以把丈夫们用的书，掸去灰尘，正确地插入书架。当然，在现代男女平等观念等外因的影响下，女孩子也有很多上高等学府和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从政的仍然很少），但总体来说，传统观念仍占据着主要地位，这一点和中国也很相似。尽管如此，日本女性与亚洲大部分国家相比，还是拥有很大的自由，而且这也不单纯是日本西化的一种现象。她们从未象中国上层妇女那样缠足。她们可以自由进出店堂，在大街上行走，无须将自己隐藏在深闺里，这使印度妇女惊羡不已。在日本，妻子掌管全家的采购和金钱。钱财短缺时，她必须挑选什物，送进当铺。使唤佣人的是主妇，她对儿子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以后更是一手掌管家务，仿佛她前半生从未是唯命是从的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