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4/16
我没有，远远没有穆旦那样勤奋，但这里既然谈和他的精神关联，肯定是旨在呈露彼此之间的契合了。
我大约小学一年级就接触诗歌，那是语文课本上的，想来应该是唐代李绅的《悯农》吧。也许当时课本上是叫做《锄禾》，还配有农人耕田流汗的插图，当时，我就被那种特殊的文体形式吸引了，而老师说那是诗。诗，我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名目，并且在当天晚上躺在床上时不小心的构思了样子长得很像的一首，可惜太懒了，没有起身记下来。这很有点像是预兆，即我与诗歌之间扯不断但又是难以真正亲密的联接，预示着我与诗歌建立更深的关联还有待更有力的机缘。
我应该是初中就想过写诗，而且也模模糊糊做了几首吧。其中一首大约是写云彩的，我自小看某些云彩像条巨龙般的绕圈儿盘踞整座天空，威武、深沉，令人玄想、敬畏。那首诗大概就是写那种感觉的。还有一首写每日回家（当时我在镇上上学，住姥姥家）路上见到有人在整地、盖房，于是叹息美景不再的；那房子后来当然盖成，据说还是我当时读书的学校——六中——盖的，但后来不知怎么不要了，转手给了医院。但那时受老舍的一篇《散文重要》的影响，不是怎么在意写诗，只是偶尔手痒的赋闲罢了，这影响一直到高中及其以后一段时间。初中时，有同学传给我看过一本《普希金抒情诗选》，皮面精装，内封有胖胖的译者像，查良铮。王佐良的序文中说译者也是诗人云云，让我觉得译文一定很好，可惜的是自己当时并没把那两本诗集看完，而且也并没有顺藤摸瓜去找查良铮的诗歌。我在想，如果当时那样做了，今天的我肯定是另一番模样吧。好事多磨，没错，但也太多磨了。王先生大约是没有介绍他的笔名穆旦，不然的话后来再遇见时不会一点印象没有。
在宿州读书时，我虽然是历史系的，但经常看的书却是文学类。那才是我真正的文学启蒙期，我也是在那个时期确立了一生与文学不断的“姻缘”的。而在此之前，我虽爱好文学，但那是单纯的自发性的，而非出自于生命职责有关的自觉。当时我翻看谢冕主编的《中国当代诗歌50年》（抑或是《中国当代文学精选·诗歌卷》？），金黄色精装，好厚的一本，草草读完，对其中穆旦的诗歌似乎最有感觉。也许那本书介绍了他的原名，但还是不再意，还是没有和初中时看到的普希金联系一起，那是后来做穆旦研究时的事情了。那本书大约选了《春》（1942）、《诗八首》等篇吧，里面传达的感觉及其传达方式那样的“别扭”、动人，我忍不住多看了几遍。后来与童志祥等人结识时谈诗论艺，我说到受穆旦影响，他们说是他的《还原作用》什么的吧。我这时就纠正他们，但现在想想，那其实恰恰暴露了自己不是科班出身的薄弱，因为我其实当时只看过那几首，而且缺乏应有的学术意识，竟然没去找专门的穆旦诗集去多学些。
宿州毕业后，我又回到初中母校任教，在那个图书馆里偶尔又翻面向中学生的一本新诗选，又一次读到穆旦诗，评论中说的肉感与玄思的凝和之类的话很是触动我。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在这里已经被取消，我们从此可以向整个生命，准确的说，是以整个生命说话，而不是分要在灵与肉之间做非此即彼的抉择。生命本是一体的，只有拘于“思想深刻”或身体狂欢的人才生硬的自以为是的把它们切开、割开，这样做是荒谬可笑的而他们并不自知。那时，我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同族，一下子找到了自己诗学的寄寓。
之后，因为审慎的考量和一时的荷尔蒙冲动，我考起了研究生。在安师大复试时，谢昭新问我最喜欢哪位作家，我一时想不到别的，而穆旦一下子蹦了出来。好吧，就是他。然后谢老师笑着让我背诵他的几句诗歌，我结结巴巴的背了一些。我结巴固然有记忆不清的因素，但紧张显然是主要的。要知道我是个乡下人，没见过场面，心理素质特差。即使现在也是。在考博面试时，也是心里上上下下的跳，话都讲不顺溜。在场的杨四平、吴尚华（我的硕导）对我的背诵也表示欣赏。我是个懒散的人，在读期间，一点学术心思都没有，后来到选题开题了，脑袋空空，于是又把穆旦当了救命稻草。在硕士论文答谢辞里，我是这样写的：
与穆旦“结缘”，可以回溯到十年以前。那时我还在宿州师范专科学校读历史教育专业，大约是从谢冕主编的当代新诗选中，接触到了他的作品。人与人，或者与一事物“相好”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乍见时平平淡淡，长期接触而日久生情，一是一见钟情。我对穆旦的喜爱，是后一种方式。《诗八首》开始的几行一下子就“揪住”了我，从此，似乎宿命似的，在我的人生行程里不断有了他的身影。在六十铺镇中心学校教书几年，图书馆有本原版的《穆旦诗集》，很薄，我常借来翻阅。后来，考研复试时，谢昭新老师问我现当代作家最喜欢哪个，我随口就说了穆旦，看来他已经进入我的无意识中了。没想到，我三年的读研也就此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平常也非常注意收集有关他的材料。论文选题时，觉得穆旦可亲可爱，就选了。
现在看来，说得有点轻巧了。我那样的钟情穆旦，购置相关书籍，诗歌也学他的，以致室友褚金勇说我大概是穆旦的转世。这不是没道理的。穆旦是1977年2月去世，而我是同年7月出生，从时间上看是在情在理的。只可惜我并不相信灵魂转世，唉。
不过，当做一个聊天的噱头，今天，我又找到另一个隐秘的理由，那就是自行车。
穆旦的死并非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起于骑自行车回家时摔了一下。当然不至于摔死，问题就在这里，大家包括他自己都不认为摔一下会有什么大事，于是耽误了及时而必要的治疗。他因为长年抑郁，营养也不足，器官已迅速老化，身体远不及那个年龄普遍的水平了，所以摔一下所致后果也不可同日而语。后来发现问题严重了，却又因为身份和时局（当时闹地震，伤病剧增，医院于是优先为有势力、地位的人服务，而穆旦又是不入流，固有天之亡我的哀叹）不能得到及时治疗，以至于一拖再拖，当终于能够得到治疗时，“有效”却早已经离去了。“前心壁大面积坏死”，是他临死前的症状。骑自行车摔下也许只是个引信，引动了潜伏在命运里致死的机关。
我六七岁就学过自行车，但那玩意儿实在不听话，一连把我摔倒了好几次，于是怕痛的我终于放弃。在陈华小学（离我家有三里路，如果骑车那该多方便；要记住，那里是农村，即使到今天通公交车的希望也还没看到）读书时，还和同学放学路上说过自己这段伤心史，引得同班女生第二天当面笑话我。小学之后，基本上也用不到自行车，所以一直把这项事业荒废着。我是在大专毕了业，回到六中教书时，花了一两周的时间学会自行车的。那是个冬天，我一个人在田埂间练习，我的个头与腿长已经使得我不必担心会被这矮小的自行车摔倒的地步了。于是，我可以这样解释自己的“现象”：正因为前世做穆旦时受过自行车的害，所以今生才似乎特别怕骑自行车，或者说，直到很晚才学会骑自行车。这是不是可以叫做前世记忆的留存？
我又记起了一件与自行车有关的事情，尽管与穆旦无关，可作为一个私密，不妨也“记录在案”，说不定将来会忘的呢；或者，可以从记忆中卸下这个重担，以便承载新的：
在宿州读书时，一次和班长（第一任班长，没毕业就下学了，现不知所终；大一体育训练时老师独独夸他有阳刚之气，而我，则是“以他为首的一小撮”的反面典型，悲哉；我也不是在这里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而用这一称呼，而是因为我忘了他的名字）在校园和其他系（应该不是本专业的，否则一块呆三年，至少有个印象）的女生坐着聊天，说起电脑如何如何。那时电脑尽管学校已经开课，但在社会上还不是很流行，更别说人手一台这样的盛况了，总之当时看起来应该是很先进很前卫的东西。而我不知哪根筋出了毛病，愣是要说这东西“很容易”，惹得他（我真是傻，怎么就忘记了他每天教室里正襟危坐看电脑书的情形呢）露了火气。于是我“以身作则”说了一个事情，学电脑其实也就是一门技术，就像是学自行车，会了也就不难，就知道怎么拐弯怎么刹车了。我甚至再进一步说，其实学电脑比学自行车容易（他脸儿都歪了），我才一两个月电脑大致怎么用都知道了，而自行车呢，我这都学了20来年了还没学会（说得跟真的似的）。他大概是不屑一辩了，扭头向那位女生：你看他说得怎样！那女生咯咯咯咯笑了一串儿：太形象了！
其实那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比喻，现在看起来简直是太平淡无奇，主要是在当时的年轻人心里，电脑作为高科技的象征，被赋予了今日所不能再见的引领潮流的神圣的价值，而我当时正在与相亲的那个学电脑的小女人分手，所以连带对电脑的神学价值也不肯承认罢了。另，我是直接在电脑上敲出这些文字的。2014/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