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正的演唱也同样影响到内地第一代男歌星的演唱。王洁实、谢莉斯二人实以演唱以刘文正为本的校园歌曲而成名。同时，校园歌曲作为台湾年轻一代流行乐创作上向现代过渡的成就也影响到内地校园歌曲的产生。如《清晨我们踏上小道》（韩先杰词、谷建芬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枚同词、谷建芬曲）。　　港台歌曲的传入带来了一种新的音乐文化形态。１９８０年前后成立的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是最早的流行音乐产业之一；广州茶座上的流行歌曲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广州“紫罗兰”轻音乐队为流行音乐演出之先行者。　　朱逢博、李谷一等率先使用流行歌曲唱法；朱明瑛、成方圆、沈小岑、程琳、王洁实、谢莉斯、郑绪岚、远征、苏小明、吴国松、任雁等以第一代歌星的面目出现。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３日，《北京晚报》主办《新星音乐会》，“歌星”遂成专称。　　这一时期多轨录音刚刚普及，表演水平也不高。乐队还属小型管弦乐队略加色彩乐器如沙槌、夏威夷吉他的阶段。听众仍主要选择传统的抒情歌曲，流行乐的亚文化特征使它遭到不少批评。然而年轻一代的歌迷已经涌现，并迅速成为控制市场需求的主要社群。

　此后，随着流行乐日益广泛地进入社会生活，讨论和批评时而可见，如１９８１年《歌曲》上连载的《漫话港台歌曲》，即是较为系统地体现了基本否定港台流行歌曲的看法。１９８３年底，音乐界又就流行音乐的状况组织了多次讨论。鉴于“流行音乐”名称给人以关于３０年代音乐的联想，理论界中一些倾向于允许流行音乐发展的人在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间提出“通俗音乐”的称谓，以代替“流行音乐”一词。同时，所指称的也扩大到包容传统创作手法而广泛流传的歌曲作品。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争议或讨论大都仍停留在观念上。争论的焦点是允许不允许流行音乐存在的问题，衡量的标准也多以道德标准为主。在流行音乐日益商品化的现实前，舆论界对其施加的影响日益减弱，至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间，对流行音乐理论上的研讨基本陷于停滞状况。

（五）、流行音乐市场的活跃及内地流行音乐创作活动的兴起　　１９８４年始，全国音像业取得了令人吃惊的发展，各地音像公司纷纷成立，不下数百家。由于没有有效的行政及法律管理措施，流行音乐获得了畸形繁荣的契机。流行音乐制品销量猛增，已经占据了音像市场的主导地位。　　以新兴的音像产业为核心，创作、编辑、录音、出版、表演人才纷纷聚集，从中产生了日后活跃于流行音乐市场的一代人物。内地较早活跃于音像界的作者如前所述聚集在广东。１９８５年，广州举行了“１９８５红棉杯羊城新歌新风新人大奖赛”，开了流行音乐大奖赛之先声。　　在北方，以国际声像艺术公司为基地，聚集有李黎夫、徐沛东、温中甲等作曲家。以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为基地，则有金巍、陈哲、苏越、郭峰等词曲作家。郭峰于１９８５年已创作了《我多想》，成为最早成功的流行音乐作曲家之一。　　在北京，同时已有了一批摇滚乐爱好者，其中有崔健、孙国庆、秦奇、丁五、王迪等。１９８４年，崔健与刘元加盟“七合板”乐队演唱摇滚乐，其后又组织了不同的组合从事摇滚乐的演唱。　　１９８５年，国际声像艺术公司组织了《南腔北调大汇唱》及《民歌大汇唱》，金巍编写了《４０首民歌大联唱》盒带。流行音乐形式至此已成为具有控制市场实力的音乐文化。

　与此同期，朱逢博在上海、李谷一在北京分别组织了轻音乐团，谷建芬则组建了“声乐培训中心”，东方歌舞团也多方罗致流行音乐歌手，这些团体都成为歌手出身之地。　　１９８５年，英国“威猛”乐队来华演出；美国著名歌星发起为非洲灾民募捐义演，震动世界；台湾罗大佑等年轻一代词曲作家组织港台６０名歌星举办献给１９８６国际和平年的《明天会更好》音乐会。这些活动均刺激了内地流行音乐界。至此，内地流行音乐已面临从创作到表演上的一个突破契机。（六）、内地流行音乐的崛起　　１９８６年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经过数年来港台音乐的冲击、输入，内地音像市场初步建成。在此情况下，呼唤内地本身的创作就成为一个客观的需要。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间，音带市场上已出现了港台音带大批滞销的状况。而在广州、北京，一批青年词曲作家已悄然聚集。中年一代如谷建芬、傅林的一些作品也向流行音乐风格靠拢，大批歌手、乐手纷纷涌现，青年歌手常宽于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参加了东京第１６届世界音乐节，以自己作曲的《奔向爱的怀抱》获得总指挥奖，开中国内地歌手赴海外参赛之先声。凡此种种，都预示着内地流行音乐将发生一个重要转折。　　在社会上，商品经济已相当活跃。经济上产生了消费热，文化界则出现了“寻根热”、“文化热”等浪潮。都市文化在大中城市已经成形。这一切构成了内地流行音乐兴起的条件。

　在音乐创作上，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走红的作品如《小草》（王祖皆、张卓娅曲）、《妈妈的吻》（谷建芬曲）、《心声》（李春生曲）、《重整河山待后生》（雷蕾、温中甲曲）、《济公活佛》（金复载曲）等作品已经具备了很充分的流行歌曲品格。广州的解承强、毕晓世、张全复也分别写了《祈求》、《父亲》、《秋千》等充分流行音乐化的获奖作品。　　１９８６年是世界和平年，受港台《明天会更好》大型演唱会的启发，内地的音乐工作者也开始计划筹办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５月，这场题为《让世界充满爱》的大型流行音乐演唱会在北京体育馆出台，获得巨大成功。郭峰作曲，陈哲、小林、王健、郭峰填词的主题曲《让世界充满爱》不胫而走，盛行一时。同一台音乐会上，崔健、王迪、刘元、梁和平等人组成的摇滚乐队首次向听众推出了内地摇滚乐的开山之作《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大陆南北的主要歌星均参加了这场音乐会。　　《让世界充满爱》音乐会的推出，标志着内地流行音乐创作群的崛起和流行音乐成为社会音乐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时期的到来。　　同年，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孔雀杯”大奖赛于5月在京揭晓。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也设了通俗唱法，于7月间揭晓。成方圆、刘欣茹、牟炫甫、毛阿敏、许丽丽、苏红、韦唯、王虹等一代歌星脱颖而出。此后，全国性流行音乐大赛即成为歌手与作品获得成功的契机，也成为后几年间流行音乐阶段性发展的重要参考。

　同年１１月，毛阿敏参加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音乐节获演唱奖、观众奖第３名。《绿叶对根的情意》获作曲奖第４名。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中国音乐家协会、《人民音乐》编辑部、《中国音乐学》编辑部及河南省《流行歌曲》编辑部在郑州召开“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歌曲作者、编辑等各方人士１００余人与会。　　１９８７年是流行音乐界作多方探索尝试的一年，也是音像界急剧膨胀、走向繁荣的一年。作者们正力图摆脱港台模式，寻找内地的本土意识，歌手也面临确立个性的过渡时期。（八）、“西北风”的兴起　　１９８８年是流行音乐最为兴盛的一年。上半年刮起的“西北风”是１０年来引人注目的一个高峰期。　　“西北风”这一称谓来自《黄土高坡》中的词句“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指的是当时风行全国的北方民歌风的流行歌曲热。其代表性作品有《一无所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我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中华赞美诗》、《心愿》、《我们是黄河，我们是泰山》，以及电影《红高梁》插曲《妹妹曲》等。所谓“西北风”是因为上述部分作品采用了陕北民间音乐的音调，实际上也包括了一批以北方民间音乐素材为本的作品。　　“西北风”还代表了自邓丽君以来的阴柔的演唱风格的转变。喊唱成为一种突出的演唱方法。孙国庆改编的《高楼万丈》不仅充分摇滚化了，而且也是“西北风”的重要曲目。

　“西北风”在音乐观念上是对港台流行音乐、南方及中原音调为主的我国音乐创作现状、和前几年流行音乐界“阴盛阳衰”现象的一种逆反。它明显地引入了欧美摇滚思维，挖掘和汲取了我国北方音乐的巨大能量；内容具有批判意识，风格慷慨激昂，带有强烈的宣汇色彩；是刚刚萌生的乡土摇滚与传统民歌的折中。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进程中是个很大的突破。　　然而，“西北风”带有很大的过渡性。它本身所代表的观念并不稳定，畸形的繁荣难以持久。　　由于“西北风”大量采用了交方音乐素材，形成向城市民歌的回归。另一个倾向是演唱上嘶喊的滥用。早期的喊唱大多是作品内容的需要。后来则成为一种商业化的手段，变为缺乏生命力的做作。１９８８
年下
半年起，“西北风”就逐渐被俚俗歌曲及港台引进版所取代。（九）、“囚歌”、引进版与走向低谷　　继“西北风”而起的俚俗歌曲风从“囚歌”开始。《囚歌》以一个劳改犯的自述为表现题材，用民间的俚俗小调为音乐包装。音像公司借一个被判刑的电影演员出狱之机将它推出，风格相似的盒带也大量上市，一时掀起热潮。于此前后，一批知青歌曲、盲流歌曲也纷纷制作出版。这些歌曲多表现思念亲人、惆怅、失意和怀旧的情绪。具有浓重的俚俗风格。在音乐上，由于大多出于业余作者之手，表现手法比较单一。作为赶浪潮、抢销售的盒带产品，商业化的粗制滥造又抹掉了这些作品本身所可能具备的特点。

（十二）、９０年代的新发展　　经过十余年的徘徊，进入９０年代之后，我国内地音像行业开始出现转机。　　著作权法的实施，港台原版音带通过合法渠道的大量引进，使得那些依靠出版翻唱港台走红歌曲音带过活的音像制作企业难以为生。９０年代起，国家对引进港台音带的数量作了限制，这也影响了那些靠做引进版生意的音像公司的生计。客观环境的变化，使得内地各音像企业不得不重新规划各自的生产流程，开始重视创作，重视培养自己的专属歌手和制作人。　　港台流行音乐在经过８０年代中后期的鼎盛期之后，也于９０年代进入了调整期。在创作风格难以突破旧有窠臼、偶像制造缺乏新招的背景下，一些有眼光的港台音像公司开始进入祖国内地，与内地歌手和创作者签约，出版内地流行音乐唱片。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音像制作行业也逐渐摆脱了单一的国营计划经济的模式，开始了多元化的发展。出现了魔岩、大地、红星等海外投资公司，正大、新星座等中外合资公司，还有星碟、银碟等国内的私营企业。生产体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许多不具备发行权的专业制作单位，由其自筹资金，独立制作。完成母带的制作后，再交由国营音像公司出版发行。多家公司联手制作出版成为音像行业中非常普遍的现象。

　题材内容上的开拓也推动了音乐体裁及表现手法的发展与创新。《纤夫的爱》等以传统民间音乐为素材的流行歌曲继承了８０年代的新民歌的传统，并在歌曲的流行化处理上进行了新的开拓。９０年代中期兴起的以传统戏曲唱法演唱流行歌曲的所谓“戏歌”的热潮，比８０年代中期流行的那种将戏曲民歌加上电声乐队伴奏和迪斯科节奏处理的“大联唱”又进了一步。“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将京剧的韵白融入摇滚乐中。郑钧的《回到拉萨》吸收了西藏民间音乐的因素。　　继８０年代的迪斯科和摇滚乐之后，爵士、雷盖（Reggae）、饶舌乐（Rap）和拉丁节奏（Latinrhythm）等国际流行乐坛常见的风格体裁在９０年代中对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亦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小柯、章鹏、姜昕等人的专辑试图融合多种流行音乐元素。由何训田作曲，朱哲琴演唱的《黄孩子》、《阿姐鼓》专集在流行音乐、严肃音乐及民间音乐的结合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体裁的发展上长进最大的当推摇滚乐。在８０年代中后期以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为代表的民谣摇滚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吸收海外的流行摇滚（《黑豹》）、重金属摇滚（《唐朝》）、迷幻摇滚（《窦唯：黑梦》）和庞克摇滚（《解决》）等因素的摇滚乐专集。　　随着流行音乐被社会各界的广泛接受，舆论界对流行音乐的关注焦点也转向了对流行音乐行业的发展趋向和具体作品的评论上。如对流行音乐的“包装”问题和歌曲《小芳》所反映的道德伦理观念的讨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流行音乐的文章，反映出专业音乐理论工作者对流行音乐的关注。１９９３年５月，上海召开了“台湾歌手罗大佑、黄舒骏作品研讨会”并刊印了会议的论文集，正面探讨了这两位歌手作品的文化意义。上海音乐学院建立了流行音乐作曲专业，其他的高等音乐院校也开设电子音乐和音响导演专业。培养流行音乐的高级专门人才。

　一、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与发展是东西方音乐文化结合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音乐具备了良好的吸收外来因素而演进的开放性。　　从３０年代的流行歌曲与群众歌曲的创作中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词曲作家很快地处理、协调了外来形式、手法与传统音调的关系，并由此产生出既不是西化，也不复是传统的新音乐。无论从进行曲、新民歌还是舞曲化的流行歌曲和摇滚音乐中，我们都可以体验到这种特征。而没有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曾经出现过的外来文化殖民化倾向。说明我国的传统文化根底深厚，具备很强的消化吸收新鲜养料的能力。　　二、从历史上可以看到，流行音乐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娱乐形式。围绕它进行的种种争论既是自古就有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雅俗之争的延续，也是现代生活方式变革中不同价值体系冲突的表现。值得乐观的是，中国近１０年来的流行音乐创作既具有浓重的民族意识，也具有包容世界的胸襟。这为它进入世界文化提供了可能。自然，在这条路上，目前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一旦有了良好的环境和运行机制，中国流行音乐将会加速度向世界水平跨进。它所拥有的潜力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来自大众，亦将为大众所拥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c6fce501000bv5.html

万千恩宠,独爱孙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