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漠克里特说:“对可耻的行为的追悔,是对生命的拯救。”ZS

辉煌的希腊文明和希腊化文明（一）希腊文明 　　在现代人看来，在许许多多种古文明中，最壮观、对后来世界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希腊文明。希腊文明本身早在公元前232年便结束了。但它对后来西方世界的影响并未因此告终。在一千多年后，古希腊文明的子体——西方文明产生了。从1429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起，这个希腊文明的产儿逐渐传播到并征服了世界各个角落。自那时起近五百年来，西方文明一直走在人类进步的前列。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各种古文明中，希腊文明特别受人们的青睐。 　　希腊文明的确是很不简单的、富有生命力的和最伟大的古文明。但是，以往人们也把希腊文明捧得太神乎其神了。 　　希腊文明与其它古文明的不同之处，也就是它出众的长处，便是崇尚自由，既富于热情，又强调理性。 　　古希腊虽然也信神，但与其它文明的自命曾创造过世界的神不一样，古希腊的奥林匹克之神是要征服世界。古希腊人在信仰神时，还坚称人是宇宙最出色的创造物，人不应盲目为旧传统所束缚。希腊人不像别的民族那样，由于相信神创造世界而不想去探索世界的本质，不想去大无畏地征服自然，相反，他们赋予自己以探求宇宙秘密，征服自然的使命。这种信仰，既给了他们热情与气概，又踢与了他们对理性的崇尚与发展思辩力的动力。与其它古文明相比，希腊人更有英雄气质，更有征服精神，更富思辩能力。 　　古希腊人还从其它发达的文明，如克里特、胖尼基，埃及和亚述各种文明中，择其优而学。希腊人从巴比伦的楔形文，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和闪米特人的表音文中，选择了字母，发明了一种既有很强思辩力，又很优美的语言。希腊文明还受益于古希腊人的生活环境、社会结构与生产方式。希腊地理情况是：多山，肥沃地带均在山谷，陆地交通为群山所隔断，但有海洋橹浆可代车马阡陌。这样一来，古希腊便分成一个个小社会或社区，每个社区以农业为主，以城邦为中心。在航海通商的刺激下，古希腊的城市比当时或以前世界各个古文明更远离农业，更手工业化和商业化，更具有近代城市的特点。最后，希腊便出现了一个个城市国家——城邦。在城邦国家中，富人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是城市生活的基础。在这种城市里，绝对的独裁是不可能出现的。统治者必须听从贵族、富人元老会的意见。这种元老会便是近现当代议会的前身。在雅典，城邦中等阶级分化与形成更加明显。中下等阶级强烈要求自己的权力。于是有了一系列闻名于世的改革，有了议会、法庭、陪审团、公民和公民权力等现代民主的基本发明。这种民主传统与制度，是其它古文明中根本找不到的。 　　希腊的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学术与文学艺术的多样化。而文化科学的百家争鸣，又大大促进了文艺科学学术的发展。古希腊最早的巨人，可能是公元前9世纪左右的所谓诗人荷马。但今天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成果显示：所谓的《荷马史诗》，是约公元前1100年以来弹唱诗人村间漫游时的唱词，最后由一个或更多的诗人汇编成集，成为壮丽辉煌的《荷马史诗》。因此《荷马史诗》非荷马一人所作。从时代及诗的来源看，《荷马史诗》酷似中国古代的《诗经》。 　　古希腊发展出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对后来的西方文明与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完成这一伟大制度的，是已经超前的政治家。古希腊确有其人其事最早的巨人，可能是梭伦。上面提到的雅典改革确确实实产生了一批具有世界美誉的政治家。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雅典的执政官，推行了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扩大了公民资格权力与贵族社会的权力，他从而荣誉雅典民主制之父的美誉。伯里克利执政时代（公元前461～429年），雅典民主制发展至臻完善，成为议政制的鼎盛时期。 　　约一百年后，古希腊又突起了一位古希腊最伟大的，也是最后一位政治家——亚历山大大帝。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列为世界超级巨人和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列。亚历山大之父腓力甫征服了除斯巴达之外的全希腊。20岁风华正茂的亚历山大登基后，巩固了统治，在他父辈的基业基础上，再接再励，连年征战，每战每胜，用十二年的时间，吞并了“从印度河到尼罗河的整个近东地区。”他的毕生最有价值的业绩在于，“用最迅速最深入的方式向亚洲传播了文化。他战无不胜，聪颖英勇，富有魅力，精力旺盛，抱负不凡。他的传绩与他非凡的素质、才能、形象，既给后世以至当代人留下深深的印象，也使他成为人类历史上不朽的人物。 

哲学的失落和生态危机 鞠 曦前　言　　自从罗马俱乐部向人类发出关于生态危机的警告以来，人类的大部分成员都作出了积极的反映。然而，我们发现，从全球的整体利益出发从而解决人类普遍存在的生态问题，仍然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人们已经在其熟悉了的文化氛围中生活，对于自身的满足从而不管危及他人的道德观念在现实中普遍存在，表现出生态恶化的地区性转移在世界上时有发生。政府部门关于生态维护和治理的政策性制定和实施与社会普遍的要求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稳定的发展需要形成相当大的反差。积淀于人们心中的物质需求的增长与自然生态的平衡作为价值的异化表现出来。使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与持久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因此，反思这种现象的出现，就要求从更加深入的程度上寻求原因。因为，我们发现，之所以生态问题的危机出现和持续，是由于从它的发现到治理都是由人们对宏观的文化现象研究所做出的，对于微观的和微妙的那些心理作用下的人与环境的存在关系虽然是最为具体的，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仅从文化上着手的研究显然不够，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以寻求人类生存的发展趋势，要求从更加本质的方面去研究这一问题，这使得我们不能不从哲学角度入手，去反思造成生态危机这一文化现象的本质原因。　　我们之所以认为生态危机与其所形成的一系列后果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因为看到了之所以发生这种问题，表面上是由于文化问题引起——人们生存的文化氛围造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所导致的错误行为所形成。然而，真正本质上的方面却不能不从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文化氛围的文化基础和结构中去寻求答案，这一反思使我们必然追寻人类为什么要去创造这样的文化基础和结构，而不是其他的基础和结构，这一事实的必然性的基本原因的研究使这一工作回到哲学方面，哲学观念所造成的这一文化现象的必然性使以往的哲学观念成了我们关注的重要之处。　　应当指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首先开始掠夺自然而造成自然的生态破坏的。这源于西方哲学的现代和当代的没落，一方面，哲学只注意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而成为所谓的科学主义，另一方面，只注重人的存在——人的利益而成为所谓的人文主义，这两大哲学思潮实质上都在人类向自然索取能量的基本原则上推波助澜，科学转化为技术使物质转化成人的需要，人文主义关于人是第一存在及其实用主义思潮又使这一倾向得到发展，社会制度和经济机制都在这一原则下运转，使生态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因此，这与他们的哲学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对西方近现代哲学拒斥哲学本体论进行反思就会发现，西方哲学在本体论中得到的支持是极其微弱的，这一哲学思潮的发展，使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分离成为必然，其结果使人的精神成为实践中的本体。所以西方哲学的物质的科学性和人的精神性的二元分离失去本体的支持是基本原因。但是，如果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独特问题，只归结于他们的哲学是无可非议的，而事实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也相当严峻，所以，反思我们的哲学，也就成为寻求原因以走出生态危机所必须的基础性工作。一、改造自然还是利用自然?　　在我们的哲学世界观中已经渗入到意识观念中的，以唯物主义的实践出发莫过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而认识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然”，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人们已远远地从认识角度进入到方法——改造自然。这源出于对人的能动性的唯物观从根本上排斥了由价值观所导引的能动性所最后达到的目的，从而忽视了人的行为方式的另外一面——服从自然规律的制约最终产生被自然规律所制约的后果。　　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哲学观在生态危机已威胁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的时候，在为其走出危机所制定的法典“环境保护法”所阐释的文献中，仍根深蒂固地左右着人们的思维，请看:“人类能通过劳动、社会性生产活动、使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手段，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环境，使其更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水平、规模和步伐，随着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的每一步而提高。尤其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人类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对大自然进行改造。这就使自然环境进入了在人类干预、改造下发展的新阶段”(1)。由此可见，人们到现在为止还认为，“改造自然”是天经地义的，“改造自然”是作为自然界万物之灵的人的必然表现。然而，实践带来的后果，证明这一观念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来源于人的主体能动性由自为的方法改变了自在，而人的生存实在性恰恰是大自然自在的不可分离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人的自为已改造了自在以后，那怕仅仅是改造了一部分，人的自在也将受到大自然自在的约束，这就是说，大自然包括着人而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以其固有的自在的规律维系着整体的平衡，而人一旦以自己的行为力图使自身的自在改变(享受更多的更高级的物质水平)，那么，自然界的整体平衡将由于失去被人类掠夺的部分而破坏，进而危及人类自身。终于使生态危机做为文化问题上升到人类的日程。南开大学教授辛立洲先生在最近他所写的一本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问题在当代之所以被提出，究其根源，源于人类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把人类与自然双方割裂与对立起来，并且自封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而可以向自然界‘索取

　　古希腊罗马哲学，在呈现存在与思维的哲学研究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抽象为哲学范畴，然而，从其思想深度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哲学已在探讨思维可否
正确的
认识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的关系。古希腊时期的自然科学［物理学］仅仅作为认识世界的手段，是对实在的物理方式的探讨，因此，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物理学］，正象亚里士多德的落体定律被伽里略用实验所否定那样，只重视理性推论，而不重视通过人所设计的技术程序去验证自己的推论。所以，这一时期的物理学被包括在哲学之内，而“在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才是“第一哲学”，显然，物理学被置于次要的地位。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哲学已在探讨存在的本质性问题，例如:泰勒斯的“水”,德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毕达哥拉的“数”，巴门尼德的“存在”，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和“奴斯”，恩培多克勒的“四根”，留基伯和德漠克里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伊壁鸠鲁的“原子”等等。这些被抽象出来的范畴，被确定为离开人的意识的独立性，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一大贡献。这种贡献表现为哲学对这些存在的物理学转移而发展出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然而，做为人类认识过程的一种必然，在这种贡献下面却隐含着哲学必然失落的危险。因为，一旦人类能够以自身所创造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去检验存在的时候，自然科学就将做为人的理性之证明取代“第一哲学”，哲学就又能剩下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而且，哲学剩下的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是关于自然科学的思维及其规律，哲学史表明，正是这一原因，导致西方哲学离开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的本体论，而转入了认识论的哲学研究。这就是说:把自然科学做为哲学的本体，而真正的本体——宇宙的本质在哲学研究中的失落最终必然导致哲学失落。　　表现于认识论哲学的发端，是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笛卡尔一方面承认物质世界的机械运动，承认物理学规律的确切性，另一方面，又把精神的独立性做为确实的存在，这样，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分离成为以后哲学研究的两种不同的断然分明的观念，所谓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皆有此论而出现。笛卡尔把精神存在做为“第一哲学原理”始终影响着后来的哲学，因为，人的精神的能动性和可靠性用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已被确切的证明，自然科学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又推动着精神去享受这些物质利益并促进着精神的独立。这说明，科学在其起源时期，即亚里士多德之前物理学，是作为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一种手段，并不涉及这种手段可能获得的利益，因为，那时的科学远没有转化为技术，自然科学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是以科学转化为技术作为开始的。于是，人类开始以精神的独立和物质世界最终分离，人类的物质存在的基础被精神所取代。因此，我们说与自然界的对立就是在这种二元论哲学的导引下开始的。直至今天，人类的哲学仍然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中纠缠不休，人类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正是这一哲学原因所酿成的悲剧。在生态危机所造成的压力面前，恐怕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持有人应该具有对自然的主宰性的观念，否则，前面提到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就无从谈起了。　　用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去理解世界，从而取代哲学本体不能不使哲学成为科学的工具，自然科学成为认识的存在而只能被哲学所认识。所以，近现代哲学表现为自然科学的奴仆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对于自然科学的本质的认识，由于哲学方法论被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所限定，到现在为止，哲学无力去完成应该由她完成的关于自然科学的本质的认识。　　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对自然科学的本质作出哲学的——本体论哲学所能完成的反思。如果承认自然科学的规律是人的发现，是人用自己的思维(或者精神)对物质规律的发现，那么，怎样才能证明思维的规律与物质规律的同一，却是自然科学自身所不能证明的，而哲学力图完成这一证明，仅仅依靠认识论也不能完成，必须依靠本体的支持，因此哲学只能在发现了产生思维规律的本体与物质规律的本体并确证两者之间的联系之后才能最终完成。

　　我们发现，尽管世界上一些知名人士也都在相关的领域研究自然科学的本质，然而，都是基于科学的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现象的认识从而不能最终发现人类所以依赖自然科学的本质性。否认哲学的这一作用在西方社会中所出现的论点屡见不鲜，例如，J.D.贝尔纳说:“科学显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社会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决不单单是由于对智力活动的任何估价而产生。科学现在肯定不是直接用于造福人类的。我们有必要去查明，科学实际上被用于什么目的。这项研究属于社会和经济性质而不属于哲学性质”(9)。　　从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西方社会的思想家都是从历史、社会和经济的角度去发现自然科学的作用，而没有从哲学角度作出关于自然科学本质的认识。下面摘录的论述将表明这一点。池田大作说:“近代以后的文明，即所谓科学技术文明或工业文明，是在以为自然是为人类服务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企图通过理性把复杂微妙、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自然现象分割开来，从那里抽出可以按数字处理的事象，发现普遍性的法则。技术则是应用这种科学所提供的知识，对自然发挥和利用其部分的力量，并通过这种力量来改变和破坏自然，或者制造出自然界中本来不存在的东西”(10)。J.D.贝尔纳说:“今天的科学的渊源和很多特性都恰好来源于物质建设的需要。它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批判式的，其最终的检验标准是实验，亦即实际验证。科学的真正积极部分，即科学发现，是不在科学方法本身以内的。科学方法仅仅是为科学发现作准备并确定科学发现的可靠性”(11)。“促使人们去作科学发现的动力和这些发现所依赖的手段，正是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和物质观(12)。“我们还必须期望创造出新的美好的事物，更美好的，更积极的和更和谐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方式。到现在为止，科学还没有触及这些领域。它把科学昌明以前时代的粗糙原望承受下来，而没有试图加以分析和提高，象研究自然界那样去研究人类，去发现社会运动和社会需要的意义和方向，这便是科学的功能。人类的悲剧往往恰恰就在于他成功地达到了自己想像中的目标。科学由于能够向前看并且能够同时理解一个问题的许多方面，理应能够更清楚地判断什么是个人和社会愿望的现实的成分，什么是幻想的成分。科学可以即通过说明某些人类目的的虚假和不可能，又通过满足其他人类的目的而带来力量和人类解放。由于科学变成物质文明的自觉的指导力量，它应该越来越渗透到一切其他文化领域中去”(13)。科学即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我们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且满足我的需要(14)。显然，以上的论述乐观地指出了物质需要及其科学对其产生的支持，认为科学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份。作为科学学之父的贝尔纳，在写上面的论述的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没有作为问题暴露出来，他的思维显然受二元论哲学的影响而把科学作为孤立的方式加以研究，忽视了自然科学所能产生的物质作用与自然整体的关系。而这是哲学失落产生的必然现象。奥锐里欧.贝恰说:“人类要想能够从这种致命的障碍中解放自己，综合地评价人类过去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能够作客观的自我剖析，发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必须从陶醉于物质革命的状态中清醒过来”(15)。我们发现，在奥锐里欧.贝恰的论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表述着人类认识的障碍，是属于物质需要。但是，仍然没有从哲学角度发现最终的原因。因此，我们的工作不能也没有必要去批判自然科学对人类物质需要所产生的对大自然破坏的消极作用，限于篇幅，在这里也不能去分析他们的观点正确与否，这里我们要论证的是，产生的一切，——发生的问题和问题的原因的反思，发现人类需要物质的必然和由此怎样去限制人类的物质需要，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而要做到这些，就只有从复兴哲学开始。

三、哲学的复兴　　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困扰使哲学作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以期望哲学能认清种种困扰的来源和提供解决的方法。然而，哲学在当代所表现的困境正是由于其失去了这种力量。由近代哲学的失落所导致当代哲学的困境的原因是一脉相承的，即，本体论的失落造成的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分离是最重要的因素。把生态危机做为一种现象进行哲学反思，那么，将发现诸如科学的哲学问题，人的伦理道德的哲学问题，社会发展的哲学问题等等问题的出现则表明时代呼唤着哲学。笔者认为，时代呼唤着哲学意味着哲学的复兴，而哲学的复兴就是复兴本体论以寻求宇宙存在的本质，从而建立正确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以使人类从自己造成的迷误中走出来。限于本文的主题，本文只能从生态哲学问题上去讨论这一问题。　 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使我们十分明确地知道了人只能依靠自然界存在的能量作为自身能量转换的来源来维持生存。自然界的存在和自然界的能量都以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决定着自己的存在。这就是说，对人的主体而言，自然界对人有意义的是其不可再生的能量，不可再生的实质是再生被时空所限定。因此，自然界生物圈是以能量的时空方式所限定。人类只有理解这个限定的意义——自身的存在被时空所限定的本质性，才能重新确定自身的正确的行为方式。人不能离开地球这一人类所诞生的时空而到另外时空中生存，除非人类的能量转换的手段通过自为的手段适应于另外的时空，然而，人类已经产生的近300余年的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技术远远还达不到这一要求。这就是说，人类被地球的时空所限定将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继续存在的事实，甚至永远。　　由于人类的主观意识对时空限定性的理解，要求时空自由性的能动方式产生出自然科学技术。自然科学技术无不表现出在突破时空限定性所做出的贡献，自然科学技术无不时时刻刻使人的生命活动被时空所限定决定着人类自我的价值取向。所以，时空限定性和时空自由性作为人的主观意识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我们看到，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随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存在着与机械力学阶段一样的本质——以尽可能的使人用最简单的行为去取得最大的能量。方法的创造和运用，表示着一个人类以往的一个基本法则：“时空简单性”，这被称为时空简单性的思维法则与时空限定性的认识和时空自由性的价值取向共同决定着人类的行为，简单讲:我们把这一方式称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和方法论组织结构。　　宇宙本体的表现我们已经从自然科学为我们确立的模型中看到，由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与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的时空本体支持着自然科学的整个框架，其中表现的物质规律，随着时空的参照系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物质规律。所以，我们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宇宙的形成方式。换言之，时间和空间是宇宙的本体。从时空是宇宙的本体到人类生存的大自然的时空限定性，使我们在面临的生态危机面前反思人类的行为所造成的原因是人的时空简单性和时空自由性去进行的克服时空限定性所造成。由于人的时空限定性决定着人不能创造物质，人只是宇宙本体时空所展示的能量时空的一个物质层次的物质现象，这种物质与其它物质不同的仅仅是具有精神从而认识自己的时空限定性，以此出发，在克服自身的时空限定性以取得时空自由的努力中从而破坏了自然的时空限定，最终自然的时空限定又加剧了对人的时空限定，人类能否长期居住在地球的生物圈中这一问题被以时空限定的方式提到了人类的日程。　　这从哲学上向我们说明了时间和空间是统一于一切物质的方式，一切都将被时间和空间所限定从而具备物质性和精神性，时空的统一决定着宇宙的统一，任何企图克服时空限定的努力终将被时空所限定。本文不能全面展开时空统一的哲学模式。（有兴趣者可参考笔者的有关文章)(16)　　时空简单性是导致人的行为出现异化的原因。在时空简单性和时空限定性的共同作用下，例如，笔者生活的长白山，春天的“薇菜大战”和秋天的“松籽大战”及偷猎行为，使长白山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临着已被破坏的严竣局势。以最简单的手段，以最低的能量输出获得最大的价值成为人的经济原则。最终结果导致薇菜干年产量逐
年下
降，掺地瓜梗以假乱真。“松籽”的发芽率降到20%左右，自然保护区内横遭破坏。使国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再如:吉林省露水河林业局1994年的林木资源生长量为279,630立方米，而实际消耗蓄积299,544立方米，资源在逐年减少。(17)

　　自然的时空限定性，要求我们给予重视和自为的加强这一限定，从生态角度看，除了国家加强立法作为强制手段保护生态平衡，还应把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课程写进我们的中小学课本已属必要，从人们的知识构成中就把“时空限定性”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平权性作为原则教育下一代，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把自然科学对物质需要的贡献的重要作用有所揭示。时空限定性的存在要求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应该自创自然科学伦理学作为规范来指导人类的科学研究，以确保自然科学能保证成为人类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统一和谐的工具，以保证人类的长治久安，对此，爱因斯坦曾说:“如果我重新是个年轻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么，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买的小贩”。(18)　　爱因斯坦还说:“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人们绝大部分是一天到晚厌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劳动中毫无乐趣，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们一点点可怜的收入”。“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您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19)　　人类是一个整体，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确立人类的统一意识，确立人类与自然的统一意识，是人类共存和发展进步的关键。许多有识之士都指出了这一点。在中国的古老文化中，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观应对我们当代的哲学思维有所启悟，尤其应当指出，中国的道家哲学，对于我们面临的生态危机更有极重要的启悟；对此，李约瑟曾指出“简单地说，道家确信人们在更多懂得自然运行的规律之前，是没有能力真正治理好人类社会的；道家有两条有名的格言:‘自然’和‘无为’。自然即事物依其本性自然地发生发展；“无为”即不要强制而要允许事物依基本性按自己的规律发展，丝毫也不要违背自然意愿。他们甚至这么认为:如果人们任其自然，遵循自己本性的支配，那么，一切都会和谐地相处。强迫人们做他们所并不真正愿意做的事情，就有可能使他们受到损害和屈从于压力。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就会有一种自然的合作，自然的幸福，那么世界将成为一个真正的生活乐土”(20)。道家的确是人类目前豪奢生活状态下返朴归真的参照系，道家不损害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直至刻守俭朴的生活，从另一方面提供了我们的哲学反思——人的本质和时空限定性。中国文化是一个人类思想的宝库，在人类走向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国的学者应当肩负这一历史重任，去挖掘中国文化的精华贡献于世界，这一工作成为哲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份。　　总之，人类的发展及时代要求都使哲学的复兴成为重要的日程，相信，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哲学将在不久的将来，恢复他在历史上曾出现的光彩，从而把自己的智慧贡献给全人类。━━━━━━━━━━━━━━━━━━━━━━━━━━━━━━━━━━━━━━━(1)金瑞林《环境法——大自然的护卫者》，时事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4?页。(2)辛立洲，《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1页。(3)汤因比:“生物圈”，节选自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187页。（4）阿尔温.托夫勒编《未来学家谈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218页。（5）同上，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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