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晚年白居易的骄奢淫逸，我在《一枝梨花压海棠》中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抨击，现在想想也并不全面，有些过于苛求。对青春的补偿，对错过的美好的留恋，尽管对一些女子造成了伤害，但较现在一些贪官的人鬼两面还算是高尚道德，至少不道貌岸然。何况怎么能指望一个古人达到神的高度呢？
　　最概本的在于，未随波逐流前的白居易有其可贵的一面，经常就像一个斗牛士在向整个社会挑战。近读他的《与元九书》，感觉更为强烈。
　　这是一篇他处在人生的低谷---被贬浔阳时写给好友元稹的一篇坦露心扉之作。虽然欲效仿司马公的《报任安书》，在深度上有所不及，但在大量古人的信札中仍属不可多得之文。
　　书中他采取儒家的人文观视角是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最著名的就是那句“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诗人关注现实、强化诗的社会功能的最好例证，符合批判现实主义的需要，一向为当年的文学史所肯定。
诗人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创作了大量作品，自谓讽喻诗，并视之为“济世”之作。最有代表性的是元和四年（809年）的《新乐府》五十首和元和五年（810年）的《秦中吟》十首。前者初中课本曾选《卖炭翁》和另一首更早时期的《观刈麦》，一般读者相对都很熟悉，后者更为他自我看重，并在《与元九书》中不无自我津津乐道夸耀：“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
仅就诗论，如《议婚》中对“贫家女”的同情，《重赋》对“里胥”的批判，《伤宅》对“大官”腐化的指责，《伤友》对“同门友”忘本的感伤，《不致仕》对贪位者的不耻，《立碑》对慕虚名之流之徒的不屑，《轻肥》、《歌舞》对达官贵人骄奢淫逸的无情揭露，《五弦》对俗人的附庸风雅的嘲讽，《卖花》对贫富不均、悬殊社会现象的展示刻画，虽艺术成不及共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但无不又意深词浅，鞭辟入里，发人深省，时至今日，看看周边，仍不乏有其现实意义。
　　也有论者认为此作可比肩老杜的“三吏”、“三别”，固然有些夸大，但杜甫着重于从自己的个人遭遇反映现实，而白居易有意识地主动作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唯歌生民病”，进行纯客观描绘，似乎更进一步。这倒和我们常提的作家要为人民而写作如出一辙。有这个担当，至少清白无误地反映出当时的诗人是个有良知、有公平、有正义、有勇气之人。
　　总体来看，敢于直面社会黑暗并无情地提露批判的人本来就不多，敢于叫板权贵的更凤毛麟角，多数人都甘于成为光明的歌颂者，像天纵伊夫就无时无刻不在企望成为体制内的一员。仅此我们就应对他保持敬意。
只可惜斗牛士只当了半辈子，一碰壁就改弦易辙。《与元九书》写于元和十年(815年),他44岁，似乎就是一个分水岭。此后的白乐天就像他的字“乐天”一样，仿佛变成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