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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花木序(三) 三、云破月来花弄影，任是无情也动人 花木的姿形香色是每一个欣赏者都可以直接感受的，这是一种外在的自然美。除此之外，各种花木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在不同背景的映衬下，会产生出许多不同的美学效果，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美学趣味。声趣、影趣、意趣是最主要的美学趣味，我们不妨称之为趣味美。由于风吹，雨淋，花木会发出各种声响，使人产生不同的听觉效果。荷花是洁净无垢的。荷叶亭亭，翠叶如盖。骤雨打新荷，其声清脆，如珠落玉盘，悦耳动听。到了秋天，莲花早已消失，而荷叶也变得枯黄凋零，可是细心的诗人仍能从中寻找到美。“留得残荷听雨声”，这是李商隐的体验。雨打芭蕉，其声清妍，时如山泉铿然泻落，又如珠玉盘中弹跳。忽高忽低，时强时弱，潇洒欢快，涤人清怀。广东名曲有《雨打芭蕉》，就是描写这清妍的声趣。雨点打在梧桐树上，效果又自不同，给人愁苦寂寞的重负。且听李清照的《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风吹花木，也能发声。因时因地因物不同，其声响效果各不相类。风敲翠竹，如莺言燕语，又如鸣金戛玉，清韵可听。“西斋新竹两三茎，也有风敲翠玉声。”晚上听去，有时会产生一种误听之趣。唐彦谦《咏竹》诗云： 酬卧凉阴心骨清，石床冰簟梦难成。 月明午夜生虚籁，误听风声是雨声。岂止如此，有时风吹竹动，如是人来。唐代李益就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微风惊暮坐，临牅思悠哉。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这风吹竹动，给诗人带来了多大的希望与怅望。郑板桥聆听竹声又是别样心情。“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萧萧竹声，竟是那样哀怨。人的感情不一样，听觉效果便千差万别。松声又是一种风格。高山深谷，空寂无人，大风过时，涛声大作。“影摇千尺龙蛇动，声撼半天风雨寒。”（石延年）有如大海翻倒，震天动地；又如大军搏杀，拼死相争；忽如六月暴雨，电闪雷鸣。待到风势稍减，则又渐趋平和，如骑兵归寨，如仙乐穿云。庭院道路之处，松声又自不同。有如一支自度之曲，轻柔婉转，缠绵动听。“暗度松筠时淅沥，恍吴娃，昵枕传私语。”（宋显夫）竟是如此的脉脉温情。花影是花木的天然写照。日光投射其上，便会形成荫影。隋炀帝游幸江都，沿汴渠广植垂柳，“西自黄河东接淮，绿影一千五百里。”（白居易）这绿柳垂荫正是人们憩息乘凉的好地方。日照花影又自不同。“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红影上帘钩。”（王安石）偏西的阳光将花影投上帘钩，花影也成了红影，春深似海，明丽照人。月光之下，竹柏之影，斑剥婆娑，如水中藻筕，环境更见清幽，月色更显皎洁，正是人们凝神静思，任情遐想的好地方。苏轼常于月夜游于竹柏影中，志闲神泰，令人羡慕。宋人似乎特别熟谙月夜花影的空灵朦胧之美。张先有“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名句，与另外两句“浮萍断处山见影”，“隔墙送过秋千影”齐名，人称“张三影”。月下花影，水中山影，隔墙人影既迷离恍惚，又耐人寻味，的确富于诗意。“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崔莺莺见花影微动，以为是心上人来到。自从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的诗句为人传唱后，梅影似乎特别受人喜爱。宋代张炎有《疏影》词专咏梅影，“黄昏片月，似满地碎阴，还更清绝。枝南枝北，疑有疑无，几度背灯难折。依希倩女离魂处，缓步出前村时节。看夜深竹外横斜，应妒过云明灭。”清代女诗人陈奇芳描写梅影，也是活灵活现。全诗未着一影字，却字字写来是影： 东风吹梦入烟村，月地云阶印浅痕。 竹外横斜空色相，水边隐约认香魂。 一枝欲寄人难折，三匝无依雀自喧。 顾我清癯怜共瘦，琐窗徙倚向黄昏。在诗人眼里，那枝干横斜的梅花，只不过是一种色相，而朦胧的梅影才是它的香魂。水中花影也富情趣。王安石对此深有领悟。其杏花诗说：“石梁度空旷，茅屋临清炯。俯窥娇娆杏，未觉身胜影。嫣然景阳妃，含笑坠宫井。怊怅有微波，残妆坏难整。”他又有《北陂杏花》诗，“一池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水中花影确有一种清莹而缥缈的美感，空灵玄妙的韵味。于原有的娇艳之外，又增添一种渊默虚静之美。影之于形，似一而实二，两者各有不同的审美特征。

许多诗人、画家的灵感，往往由这朦胧的花影所激发。元代张可久有《仙吕一半儿》曲云： 枝横翠竹暮寒生，花淡纱窗残月明。人倚画楼羌笛，恼诗情，一半儿清香一半儿影。五代时，西蜀李夫人独坐南轩，见竹影映窗，婆娑可爱，随即挥毫濡墨，横写于窗纸之上，生意俱足。以墨写竹，竟由此而兴，后人纷纷仿效。郑板桥曾植竹南窗，窗上横置一框，糊以匀薄白纸，成一屏幕。待清风徐来，细观屏幕，“一片竹影凌乱”，叹为“天然图画”。他自称其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红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花木的趣味还不止此。花木还能引起我们许多美好的联想。人们常常赋予花木各种别具一格的形象和别出心裁的意蕴，达到一种全新的艺术境界。这种超出花木外貌之美的貌外之美，我们不妨称之为意趣。芭蕉叶片肥大，绿润可爱，有孕风储凉之效。“绕身无数青罗扇，风不来时也自凉。”“扇仙”形象固然有趣，但试看钱珝《未展芭蕉》诗，意境则更加优美。 冷烛无烟绿蜡干，芳心犹卷怯春寒。 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这未展的芭蕉犹如一位含情脉脉的纯情女子，身藏着满腹情愫，随着春风渐次吹拂，终于尽情倾吐。再如柳树，本是极平常之物。东南西北，随处可见。粗壮的枝干，袅长的枝条，随风摇曳，意态优美。“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贺知章）俨然是位婀娜多姿、翩翩起舞的美人。许多平常之物，大家司空见惯，不以为意，但在那些想象丰富的诗人眼里，也能捕捉到特别的趣味。水边之柳，长条及水，自是可爱。杨万里解释这个中原委，竟然异想天开： 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 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杨万里是一位极细心的诗人，他对花木的趣味的领悟令人惊叹。有时用一种类似儿童游戏的天真去观察自然界的一花一草。荷花瓣片吹落水面，他能目不转睛地一看半天： 芙蓉落片自成船，吹泊高荷伞柄边。 泊了又离离又泊，看他走遍水中天。风吹荷塘，他又有新的发现： 小草摇头为报侬，披襟拦得一西风。 荷花入暮犹畏热，掩面深藏碧伞中。花木的意趣是随处可见的。即便是有些花木身上的小刺，也能给人优美的趣味。如蔷薇多刺，人们在采花时常常被刺扎伤手指，“高处红须欲就手，低边绿刺已牵衣”，（储光羲）怪碍事的。但是有人却不这样看，“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周邦彦）这些刺儿所以勾住你，是想多留你一会儿哩。也有人说，这灿灿的春光，还真多亏了这些刺儿才勾留得住，未能立即逝去，“浅碧眉长约细枝，深红短刺勾春色。”（佚名）这样看来蔷薇刺竟是那样调皮而不可厌，碍事而又不可少。花木的声趣、影趣、意趣是花木的趣味美的主要内容。这种美感的获得除了花木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外，而欣赏者个人的主观感受至关重要。它与欣赏者的文化素养、生活情趣，对外界环境的敏感程度以及对这种反应的准确表达有密切的关系。要领略花木的趣味美，必须要有一定的艺术感受能力。

真正对花草树木给予专注的审美认识的还是从魏末晋初开始。潘岳（247—300年）任河阳县令时，在境内遍植花草，号称“河阳满县花”。晋代嵇会的《南方草木状》对许多南方花木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与描述。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花木的著作。石崇的金谷园成为后来私家豪华花园的代名词。石崇尝叹海棠无香，以为美中不足。到齐梁时代，一大批官僚、帝王如沈约、肖衍等生活优越，又有学问，懂得艺术，开始对花木作精细的观察和描写，推进了人们对花木自然美的认识。如沈约（441—513年）的《寒松》诗： 梢耸振寒声，青葱标暮色。 疏叶望岭齐，乔干临云直。这首诗从树梢、树叶、树干以及它的颜色写出了寒松的形象与气质，虽然微露出一丝寓意，却全是从眼前的寒松形象出发的，含而不露。写物之情，与前人借物写情大不相类。肖衍即梁武帝（463—549年），梁的建立者。在位47年，一生信佛，三次舍身同泰寺。他对于花木的歌咏，大都指物呈形，或者指物数典，设法使典故暗含在物态的描写中。梁中叶以后，对花木的欣赏成为宫廷贵族的日常生活。对花木的刻意瞄摹在梁文帝肖纲（503—551年）的提倡下迅速扩散。这些花木诗歌摹态写物，刻意追新，借以表现贵族生活的闲情、温情乃至艳情。他们对花木的观察非常细致，描摹也很逼真，创造出一种诗化的意境。如“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肖纲）“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梁元帝肖绎）但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是一种腐化奢糜的生活，许多花木诗歌常常夹杂着对艳情女色的描绘，格调不高，后人颇不以为然。但是平心而论，他们对花木自然美的认识之功却是不可抹杀的。唐代社会才是我国花木欣赏真正普及与自觉的时代。唐代社会繁荣，文化发达，花木的栽培更加普遍，花草树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唐人对花草树木的审美趣味有什么特点呢？唐人对花木的欣赏，注重秾丽烂漫，气氛热烈。所以一大批丰腴艳丽的花木得到了迅速地发展。牡丹、桃花、蔷薇、杏花、红莲、菊花、山茶、杜鹃等花木特别受人喜爱，风靡一时。尤其是牡丹由野生驯育成功，并引进皇家花苑，由药用植物而一跃为重要的观赏花木，成为唐代实际上的国花。影响之大，史无前例。“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社会普遍认为，对于牡丹，“以不就观为耻”。即便是后人以为疏朗清癯为本质特征的梅花，在唐人眼里也是盛妆艳服，妩媚芳姿。唐睿宗、玄宗时的宰相宋璟为人“端姿劲质，刚态毅状”，人们认为他有一副“铁石心肠”，但是他的《梅花赋》却写得“清新富艳”，如南朝徐（陵）庾（信）体。宋璟此赋，用了诸如傅粉何郎、偷香韩寿、九嶷英皇、姑射神女、坠楼绿珠、妩媚文君、轻盈飞燕等一系列美男子、美女子来形容、夸饰梅花的姿容，恰如人们对牡丹、芍药的描写一样。即便是同一种花木，人们也特别偏爱那些红紫等秾丽的色彩，对那些素净的白花品种就比较冷淡了。如牡丹中的紫牡丹就比白牡丹招人喜爱。白居易有诗云：“城中看花客，旦暮去营营。素华人不顾，亦占牡丹名。开在深寺中，车马无来声……君看入时者，紫艳与红英。”他又有七绝一首，为白牡丹鸣不平：“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唤还作朝官。”莲花唐时已有红白两种，但白莲就少人欣赏。晚唐陆龟蒙有咏白莲诗： 素蘤多蒙别艳欺，此花真合在瑶池。 还应有恨无人见，月晓清风欲堕时。对于菊花也透露出同样的消息。且看白居易咏白菊诗： 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 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白菊在唐代为一新品种，但在欣赏者眼里，多少有一种不入时之感。唐人的这种审美趣味，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一是唐代社会审美观念的总的倾向是以丰腴为美，这自然会影响对花木的美学评价；二是与唐代的有关制度风俗有关。原来唐代官员品级的高低，可以从服装颜色上区别开来。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至于白衣，为未入仕之人所服。在唐代这个知识分子功名心极重的社会心理的影响下，花的颜色似乎也就有了贵贱高下之分了。到了宋代，花木欣赏的趣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改唐人以秾艳为美的趣味而注重花木的气韵风度，特别强调淡雅洁美的风格。所谓气韵，就是不俗气，富潇洒，有意境，有余味，简易平淡。大红大紫为之俗。刘克庄批评说：“唐人苦死无标致，只识玄都观里花。”“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晏殊）“小荷才露尖尖角，便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就有意境。“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万绿丛中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就有余味。不仅如此，欣赏方式也讲究韵味。“夜深只恐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苏轼）“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张耒）“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宋·某尼）”雅致而有韵味。带动宋人这种欣赏趣味的变化的，首推林和靖。林和靖首先在梅花形象上着手改造。他不满意前人对梅花的欣赏趣味，“书名空向闲时看，诗俗休征故事题。”在这位西湖孤山隐士的眼中，梅花清孤、淡雅的风韵正合口味。“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那种枯瘦、稀疏正体现出一种倔强的美。尽管牡丹在宋代仍以其雍容华贵牢牢占据着花王的地位——那是数百年形成的深刻影响，一时难以动摇。但是梅花却以那凌霜傲雪、幽独孤芳的气质深深地赢得士大夫及一般知识分子的喜爱，悄悄地向牡丹展开了争夺。终于到了南宋末年，陈景沂编《全芳备祖》，便将梅花列为第一，将牡丹挤到了第二的位置。他是怎样解释这种作法的呢？他说： 凡花有可赏，有食可食者固当录之，而不容后也。至于洁白之可取，节操之可嘉，英华藑出，香色之俱全者皆是禀天地之英，皦然殊异，尤不可不列之于先也。梅先孤芳，松柏后凋，兰有国香，菊有晚节……凡若是者，遽纇之不能终其物也。由于这种审美趣味的变化，许多以淡雅见长的花木在宋代便迅速发展。水仙花在宋代已成为人们案头清供的名花，腊梅已普遍栽培，兰花在宋代真正走向千家万户，桂花、茉莉等花木格外为人所爱。而至于竹，俨然成为高雅之士的不可或缺之物，“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苏轼）

宋人对于花木，更注重对于情性的评价。以人情赋予物情，“十客”、“十友”等名目正是这种审美趣味的形象证明。张景修，字敏叔。他将牡丹、梅花等十种花木标题为贵客清客等十种名目，各系以诗，作十客图，后人又扩大到十二客： 牡丹为贵客，梅花为清客，菊花为寿客，瑞香为佳客，丁香为素客，兰花为幽客，莲花为静客，荼蘼为雅客，桂花为仙客，蔷薇为野客，茉莉为远客，芍药为迎客。宋代曾慥字端伯，又以十种花木各题名目，称为十友： 荼蘼为韵友，茉莉为雅友，瑞香为殊友，荷花为静友，岩桂为仙友，海棠为名友，菊花为佳友，芍药为艳友，梅花为清友，栀子为禅友。另有一种说法，有芳友（兰花）、奇友（腊梅）而无茉莉、芍药，将葡萄取代栀子为禅友。宋人对于花木欣赏的另一特点便是注重花木的气质与情性。梅花以其神形俱清的品格，与松竹结为“岁寒三友”；莲花以其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不枝不蔓被誉为花中君子。兰花被视为德人。菊花固然为花中之隐者，但它的晚节似乎更为人尊崇。人们从花木中除了获得美感外，更注意吸取精神营养，陶冶自己的情操。造成宋人花木欣赏的这些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与宋代的政治思想斗争有关。宋初自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继后又有王安石变法，士大夫之间分成派别，自相标榜，许多人竭力表现得孤高清拔，失意时则又恬然自适，并不以名利为念。尊崇君子，鄙薄小人，注意自身修养，成为社会风气——至少人们在口头上是这样表明的。加上宋代社会长期受到外患困扰，哪里还能如唐人那样理直气壮地谈繁华，谈肥美？因此便十分欣赏那雅洁的花木。既有花可赏，又不至于十分奢华；一方面饮酒赏花，一方面发一些孤高的议论——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调节方法。二是与宋代诗坛上上长期形成的以理神筋骨见长的诗风有关。这种美学观点、艺术观点运用到花木欣赏上当然要发掘他们的情性了。元代花木生产处于停顿状态。“九儒十丐”，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底层。尽管人民群众处在民族压迫之中，但强烈的民族意识并未泯灭，在花木欣赏上继承了宋代以来的趣味爱好。兰、竹、梅特别受人重视，许多人也正可以借此抒发怀抱。明清时代，花木生产又渐趋发展。牡丹的栽培已逐渐北移，山东曹州（荷泽）成为新的牡丹中心，扬州芍药已移向北京丰台等地，“连畦接畛，倚担市者日万余茎。”（《析津日记》）边疆与内地的紧密沟通，许多新的花木品种相继交流引进。在欣赏趣味上，兼收并蓄。既注重花木的自然美，又发掘花木的趣味美、情性美。作为花木欣赏的重要成果的花木诗歌，由于唐宋时人的描写赋咏差不多已经面面俱到，要想创新已经难乎其难。所以欣赏者们便从各种历史传说中寻找典故，翻来复去，偶有新意便大为传扬。花鸟画在宋代文人画的基础上更注重写意性，抒情性。但是明清时代对花木栽培与欣赏经验的总结却是一大贡献。各种花谱层出不穷。如明代袁宏道的《瓶花谱》，王世懋的《学圃余疏》，王象晋的《群芳谱》，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高濓的《遵生八牋》，文震亨的《长物志》，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汪灏奉旨编撰的《广群芳谱》，纪昀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王世贞主编的《渊鉴类涵》，陈淏子的《花镜》等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有的介绍自己种花赏花的经验，别具慧眼，开人眼界；有的则是编纂历代种花赏花的资料，旁征博引，洋洋洒洒。推动了花木生产的发展，指导着人们的欣赏经验。明清时代对花木的欣赏，更加注重花木在园林中的配置与鉴赏。园林中的花木美得到了充分地发挥。

六、名花还须名人赏，诗人原是别花人在我国花木发展的漫长历史中，逐步形成了许多具有特殊地位的传统花木。这些传统花木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途，同时又具有特定的审美艺术形象。中国传统花木的形成，一方面浸透了无数园艺家的辛勤劳动的汗水，同时又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汁液。其中许多文化名人、诗人、艺术家的玩味品评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花木的发展除了社会经济条件之外，还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认识能力与欣赏能力。这是因为花木的生产与别的物资生产并不一样。它不完全是实用的功利的需求，还是一种艺术的审美的需求。如果没有对这种花木的美的认识与要求，便不可能获得迅速的发展；如果没有对各种花木最富基调的审美认识，便不能显示出它们的独特个性。人们尽可以欣赏各种花木的色彩、形态、芳香，但如果仅仅就此赞美花木的美，是难以领略出它们的迷人韵味的。能够领略花木美的最高境界的是那些既善于观赏花木又懂得艺术欣赏的人。欣赏花木在于玩味吟咏，从花木的形色味中滋生出美的意境，在那高尚的意境中产生联想、启迪与神往，并且还要能将这种感受最精确地表达出来，将这种喜悦爱慕之情传染给更多的人，带动人们一起惊叹、喜悦、向往，并启示他们的审美意识，创造出新的美感。能够具有这种能力的是那些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他们对于花木独具慧眼的赏鉴与准确形象的描述，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认识。我国古代的文学家、艺术家无一不对大自然满怀充分的喜爱之情。一花一草，一水一石，都对他们充满着魅力。杜甫自称“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据说他在四川吟咏殆遍，唯不及海棠。常常独步江畔，赏花访友。白居易也很善于“别花”，即善于鉴赏花木。他在诗中多次说到“别花”的事。“移他到此须为主，不别花人莫使看。”《历代诗话》说：“珍木异卉，生于深山穷苦之中，不遇赏音，与凡木俱腐，好事者之深所惜也。唐招贤寺有山花，色紫气香，秾丽可爱，而人莫有知其名者。自乐天一日过之，而标其名曰‘紫阳’，于是天下识所谓紫阳花者。其珍如是也。”《历代诗话》还记载了一则白居易别花的故事：“忠州鸣玉溪有花如莲，叶如桂，香色艳腻，当时无有识之者。乐天又赋诗云：‘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抛芍药挂高枝。云埋人隔无人识，惟有南宾太守知。’”再如他对唐代人们赏花重紫轻白的趣味多次表示反感，并且将白莲引种到洛阳。中国传统名花大都与文化名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有些人当时是一种不自觉的欣赏，但由于他们对这些花木有着深刻警省的评价，这些花木便借了他们的名气迅速传扬。在传统花木中，兰花是老资格的名花。兰花的真正进入观赏领域大概在唐代，但关于他的名气却要追溯到孔子与屈原。孔子誉兰有“王者之香”。在屈原的作品中，以香草美人比君子，对兰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余既滋兰兮九畹，又树蕙之百亩。”“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后人出于对孔子、屈原的仰慕，由人及物，自然对兰花别眼相待。晚清俞曲园《十二月花神议》中称二月当令花为兰花，屈原为兰花神。尽管孔子之兰并非后人所赏之兰，但后之兰花又与孔屈之兰在性情上有其相似之处。以孔屈所咏之辞加在兰花上并无掠美之嫌。菊花的出名得之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位辞官自耕隐士的闲适之情为古代知识分于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楷模，对于菊花的喜爱之情也油然而生。“黄花自与渊明别，不见闲人直到今。”（祝穆）“问花何事人偏爱，曾遇渊明把玩来。”（吴荆溪）陶渊明因此被称为“九月菊花神”。宋人称菊为佳友，潜心裁培，便是极自然的事了。李白的《清平调》词三章，“云想衣裳花想容”，既是对牡丹的无与伦比的美姿艳色的描写，也概括了唐人对于花木姿色艳美的审美标准。苏轼对海棠的特别赏识，使有色无香的海棠顿时光彩焕发。海棠历史悠久，但并不为人所重视，唐时始见吟咏，虽有郑谷的名句“艳丽最宜新著雨，妖娆全在欲开时”，但由于郑谷诗名不著，似乎并未征服人心。人们抱怨杜甫居蜀多年，未吟海棠，诚为缺憾。直到苏轼“高烧银烛照红妆”，方使海棠地位骤增。“江臬春早饶花木，花品神仙此独称。当年坡老一题诗，到今标格超凡俗。”（潘从哲）整个宋代，海棠成为几与牡丹、梅花鼎足而立的名花。苏轼、黄庭坚对蜡梅的鉴赏也使蜡梅引以为荣。蜡梅原名黄梅，以其色而得名。苏黄别出心意，将其花比做捻蜡而成。“蜜蜂采花作黄蜡，取蜡为花亦此物。”（苏轼）优美的描述能鼓动人们的好奇心，唤起人们的审美意识。王十朋深明其中底蕴，他说：“题品倘非坡与谷，世人应作小虫呼。”苏黄于蜡梅之功，其实不小。

只有爱得深切，赏得专注，才能真正达到出神入化，由自然美进入艺术美的境界，才有李白的“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杜甫的“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白居易的“最似孀闺少年妇，白妆素袖碧纱裙”，刘禹锡的“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浥露似沾巾”，杜牧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李山甫的“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韩偓的“卷荷忽被微风触，泻下清香露一杯”，王安石的“万绿丛中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苏轼的“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叶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高启的“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数不胜数，韵味无穷的名句佳篇。既使百花活色生香，也为文学宝库增光添彩。所以古代私家园林，大都备有文房四宝，以供随时赋咏。《花镜》说：“春，日晡坐柳风前，裂五色笺任意吟咏。”“秋，午后戴接离冠，着隐士衫，望霜叶红开，得句即题其上。”回廊曲槛，晚上设置灯火，“以佐黑夜行吟花间兴到用。”不仅赏花富于诗情画意，即便是种花卖花也充满了诗意。宋代的花木交易极为活跃，许多地方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传统花市。成都二月有花市，八月有菊市，十一月有梅市。洛阳的牡丹花会更是声势浩大。扬州花市，以出售芍药为主。南宋杭州的寿安坊为有名的花市，称为“花团”，两岸多卖花之家。“三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歌叫之声，清奇可听。”（《岁时杂记》）临安城中，每到当令名花开时，各园多出奇花比胜，尤其是九月的开菊会，更是热闹非凡。除了集中的花市以外，还有花农进城售花。《荆豀疏》说：“山人杖挑藤束，筐梠登市，每岁正二月之交，负而入郭者，价贱于土，人行市中，衣袂皆馥。”这些沿街叫卖的花农，特别受人欢迎。“闲钱担上买一株，聊伴诗人发幽意。”（杨万里）元代谢宗可有《卖花声》诗，生动地描写了花农的叫卖，极富诗意，连他幺喝的声音都带上了令人欣喜的色彩： 春光叫遍费千金，紫韵红腔细细吟。 几处又惊游冶梦，谁家不动惜芳心。 响穿红雾楼台晓，清逐香风巷陌深。 妆镜美人听未了，绣帘低揭画檐阴。卖花人的叫卖之声，使那些女子们喜气洋洋，忙乱不迭。宋代蒋捷有《昭君怨》词，极为有趣： 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俱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 帘外一声声叫，帘里丫环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卖花人不但叫卖，还向人介绍花木栽培知识。明代高启有《卖花词》，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卖花人的叫卖艺术： 绿盆小树枝枝好，花比人家别开早。 陌头担得春风行，美人出帘闻叫声。 移去莫愁花不活，卖与还传种花诀。 余香满路日暮归，犹有蜂蝶相随飞。 买花朱门几回改，不如担上花长在。这是一首别有风致的卖花广告。这位卖花人热情推销自己的劳动产品。他所出售的花木比别人家的要早，并耐心地向顾客讲述种花方法。他很为自己的工作得意。一担春风，满路余香，把春色带给千家万户，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快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