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正统的开国帝王(故其传不叫《武帝传》而叫《武帝纪》，以示与其臣下等的区别)，按照修史者的惯例，他的传记篇幅理应是最大的。而刘备、孙权虽不是正统，也是帝王，陈寿也给了他们较大篇幅。至于三国的臣子之传，其篇幅比帝王小得多，且大都是数人合为一传。《关羽传》紧接在《蜀书》的《诸葛亮传》之后，且为关张马黄赵五人合传之首，应该说是适当的，符合关羽在蜀国的地位。如果一定要比字数的话，也只应该拿《关羽传》与曹魏相当的大将传记相比，这里根本看不出陈寿有薄此厚彼的倾向。
李文说，关羽“亡命走涿州”，陈寿只写此五字，对其原因“讳莫如深”。李文确认其原因是“仗义杀人”，他叙述了民间传说的五种版本故事之一种，然后将这当成确凿不移的事实说：“正是关羽为民挥剑之一杀，才奠定了武圣关羽人格大厦的第一块基石。而在《关羽传》中这本应不可或缺的一笔，却被陈寿老先生给‘贪污’了。”
这贪污之说不知从何而来?假如李文能够在其他史籍中找出关羽仗义杀人的事实，还可以说陈寿贪污;然而它连一条也找不出来，只是列举了民间传说;而民间传说是不能当成确定的史实的，怎能说陈寿贪污，怎能说他故意“讳莫如深”?
在我看来，陈寿是真的不知道关羽“亡命走涿州”的原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胡编乱造。正如李文所引，《关羽传》详细描写了关羽“刮骨疗毒”的硬汉形象。像这样的小事尚且详细入传，如果关羽确实有“仗义杀人”的豪侠事实，陈寿为什么要贪污掉，他有什么必要“讳莫如深”?
由此看来，李文加给武圣关羽人格大厦的第一块基石，没有史实根据，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其一，《关羽传》中关羽对张辽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李文根据这一句话，断定说：“这足可表明，刘、关、张曾按民俗，举行过结拜仪式，且面对苍天立下过诸如‘不求同生，但愿共死’之类的誓言。”
我们只要稍微认真琢磨一下这句话，就可以知道，它并不足以表明李文断定的任何东西：首先，这里没有张飞什么事，因为提都没提他;其次，这只是表明关羽受过刘备厚恩，他立下誓言以共死报答，而与结拜并无关系。
其二，李文认为更能印证结拜说的证据是刘备伐吴。李文说，一向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刘备，却不顾诸葛亮的劝阻，一意孤行伐吴，这是因“桃园结义”要为关羽报仇的缘故。诸葛亮劝谏刘备放弃伐吴，无论在《先主传》还是《诸葛亮传》中均无记载，不知李文所说有何根据?恐怕依据的是《三国演义》，但《三国演义》不是史书，而是小说，不足为凭。
李文还说，刘备伐吴时已即皇帝位，御驾亲征而为一员大将复仇，如果他与关羽没有结拜兄弟之谊，于国于家于情于理于己于人都难以说通。这一理由实际上预先假定刘备御驾亲征是为关羽报仇，这种假定有何根据?刘备伐吴主要是因为失去荆州战略要地，他想将它夺回来。无论关羽是否被杀，这一仗恐怕都是要打的。这里还有一个可以反驳李文的证据：据《先主传》，刘备败守白帝城后，孙权主动遣使求和，刘备同意了。如果刘备真的如李文所说，是铁了心为关羽报仇而宁可抛弃江山社稷、身家性命于不顾，他就不会同意和解，而势必与对方拼个鱼死网破。刘备没有这样做，可见说到底他还是一个政治家，御驾亲征的目的是为了实际政治利益，而非意气用事。
李文说张飞“在闻听二哥遇难后，涕泗滂沱，肝肠寸断，昼夜酗酒，怒鞭部下，未待出征，便被帐下将张达、范疆杀死”。这些情节完全是根据《三国演义》得出的，而非史书所载。《张飞传》关于此事只有两句话：“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之，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张飞为部下所杀，仅此一个事实，其余均为小说家的杜撰或想像，由此也扯不到为“二哥”报仇的事情上去。

总之，被李文称为“对人类友情的最经典的诠释”之桃园三结义，没有任何史实可以说明它是确实存在的。
李文还花较多篇幅为关羽投降曹操一事进行辩护。本来投降的问题是不须辩解的：当继续战斗或抵抗对战争胜负已经毫无意义时，投降并非坏事，也不应该在道德上予以谴责。尤其是指挥官，他的这一决定可以避免许多人无谓的牺牲。但李文似乎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举了抗美援朝时期中国战俘为例，认为即使社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宽容他们，他们一旦被俘而不是拼命战死，在人格上就有了生死关头的污点，永远无法还原于以前的清白。
因此，李文极力为关羽降曹辩护，想还他一个“清白”，说以他的刚烈性格，理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只是由于要保护刘备的两位夫人，才不战死而降曹。此说没有史实根据。《关羽传》记载此事只有“曹公擒羽以归”六字，《先主传》也只有两句：“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擒关羽以归。”根本没有说关羽是为了保护刘备夫人而降曹。
关羽逃离曹营的情况，《先主传》只有六个字：“关羽亡归先主。”《关羽传》只有一句话：“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根本没有提及他保护刘备两位夫人逃走的事(实际上也不可能)。既然如此，当初投降是为了保护两位夫人的说法就不能成立。
李文说：“有史料表明，关羽降曹的条件，也相当苛刻。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是：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即弃刘奔曹。“但他没有将这些史料开列出来。我想，这些史料恐怕是不存在的。我所见到的史书记载，只有一个意思：关羽是被活捉的，“曹操擒关羽以归”。这里哪容关羽谈什么条件?李文说的史料，只能是《三国演义》，而《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史料。
关于关羽在曹营的情况，李文一方面承认，《三国演义》描写的曹操对于关羽的各种赏赐并无史实根据，另一方面又说，曹操赐予关羽赤兔马和美女，“恐不为失真”。接着就将这当作已有的事实，说“曹氏赐与的十名美女，他从未染指”，以此来体现关羽不好色，是个“英雄能过美人关”的超级“人杰”。
关羽真的不好色吗?《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说：“时秦宜禄为(吕)布求救于张扬。(关)羽启公(指曹操)，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三国志〉注》引《蜀记》说：“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至少有三部史籍(《华阳国志》、《蜀记》和《魏氏春秋》)都谈到这一情况，且说法相同，看来关羽确有战前索要他人妻子之事。

很有意味的是，这些帝王或是暴君，或是无能昏君，或是濒临亡国丧位之君。我想，这也许不是偶然的。暴君要求臣子绝对的忠、愚昧的忠，他们将关羽作为忠的化身，以此向臣下提出绝对服从的要求。昏君在朝政上昏庸无能，则希望国家大事由这个忠心耿耿的神灵替他们操持。而对于即将亡国丧位之君来说，关羽这样的守护神是救他们之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代顶礼膜拜关羽的帝王，主要取了他的忠义二字，且最后落实到忠，因为对朋友讲义气，按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这朋友同时也是主上。在君臣关系上是忠，另外加上一层带情感色彩的对兄长之情义，我想，君王要求于臣下的，不可能比这更多了。
如何解释揭竿而起的造反者也拿关羽作保护神呢?如果说统治者主要取了关羽的忠，义也化归为忠，那么揭竿造反的被统治者则主要取了他的义，其忠也化归为造反哥们的义气。其实再深究一下，这两种现象并不矛盾：如果造反成功，大哥坐了皇位，那种哥们义气又可转化为臣下对主上的忠心耿耿。
其次，关羽之被美化和神化，小说《三国演义》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罗贯中在小说中宣扬和强调的，仍然是“忠义”二字，但通过艺术形象的渲染，让它们比皇帝的加封和褒扬更能为老百姓所接受。特别是，《三国演义》很容易让人们产生错觉：它的描写是真实的。
李文说《三国演义》“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我看不确：顶多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李文自身就列举了罗贯中不少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描写，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三国演义》颠倒历史事实和虚构史实的地方就更多了，不胜枚举。
但这“三分真、七分假”的说法仍然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七分假和那三分真混在一起，除非是专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一般读者难以分辨孰真孰假，只得统统接受下来，以为《三国演义》叙述和描写的，是十分真实的历史(读者大多只知道有《三国演义》而不知有《三国志》，或者以为两者是一回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三国演义》给了我们一个十分虚假的历史，一个被完全美化和神化的关羽。
再次，关羽之被美化和神化，是社会各等级或阶层在心理或精神方面的需要。除了上面所说最高统治者和造反的被统治者外，例如，当官的供奉关羽，是指望他保佑自己仕途得意，官运亨通;商人们将关羽供奉为财神，是指望他保佑自己生意兴隆，财源旺盛;一般百姓崇拜关帝，是指望他保佑自己生活平安，少受欺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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