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话语统治”，而“话语统治”的实质又是什么呢？是温柔的独裁。不深解这一点，对心仪的 “精英文化”形同只见橱窗里的幌子，不知车间里的技艺，爱什么却尽做得不到它的反事。

这个话题在我以往的一系列文章里都有表述，可以说是我文思的主线，也是我真正翻越西方统治集团构筑的围墙，看到真实世界的开始。然而看着自己国家下坠的方向，愈加感到她是此一虚构话语体系的受害者，且至今绝大多数人执迷不悟。因此极有必要专题做一篇文章。
就在这两天，我与一相识聊天，他未听我劝花钱把小孩送出去了。呆了几年毕业找工作才发现“天堂”一样也要有“关系”（后门）办事才顺当。更不要说白种人之间有从不言说的默契，不到真缺人手一般不会放进异族，遑论中国人。这种事我也早提醒过他，然而他的脑袋似早已开疆拓土，划分了边界，我的那些提醒面对“边界领土”一点挪移的力量都没有。我为避免他下一步更失望再次给他打预防针，告诉他以我多年经验，西人对中国人普遍具有防范意识，时间长了更能体会。他那被惯性思维分裂的头脑第一反应还是谁叫中国人自己不争气。
听了这话估计大多数中国人不但不反感还会认同，因为他们早已被设定在那条精神轨道上，以看起来自我批评的慷慨接受了极不公正的苛刻对待。他们就像那些战败的民族，为作了主子的人起动了逆向思维，以便心理遁逃，事先就让不正常的自动变成正常。这让我苦思冥想，说实话，这国这民实在不必如此卑贱，国未落到需要如此卑贱才能承受的程度，民也无须如此卑贱才能忍耐现实，除却富贵与贫贱、先进与落后这些看得见的思维导向，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世人头脑里早早地开疆拓土、划定边界，让理智、真实再也不起作用，让那些看去既聪明又狡猾的人九牛驷马拽不回地向错误的方向思考、事前就做出失算的决定？是什么能悄悄左右一国上层建筑的思维方向、让那些掌控关键闸门的人在潜意识里被巧然诱导朝着有损自己的方向做着看起来有利自己的选择？

如果说我的半生也是在思维模仿的定向轨道上滑过的，且滑得慷慨激昂、自以为得意，那么致使后半生脱轨的致命冲撞力就来自我发现了左右世人眼光的力量——话语，很多情况下虚构话语足以改变历史的方向。而如今几乎整个世界都在西方虚构话语魔鬼般的控制之下。真实面对话语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人对世界的感知也并非如人想象得那么需要真实。话语在这里并不单单由词语构架，在当代社会，它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画面构成。
很多人羡慕西方的“精英文化”，但很少人明白那种文化是怎么统治的，因为若没有长久统治的本事，也就不成其“文化”了。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话语统治”，而“话语统治”的实质又是什么呢？是温柔的独裁。不深解这一点，对心仪的“精英文化”形同只见橱窗里的幌子，不知车间里的技艺，爱什么却尽做得不到它的反事。

有人可能会问，看专科要等这么长时间，病耽误了怎么办？有急诊啊。公共医院急诊室是法国人唯一可以不预约自行跑去看病的地方，也是唯一如有必要不必等两个月可以看到专科医生的地方。给病人太多自主权的地方自然也就离“地狱”不太远，这种地方人们在中国医院里能碰到的所有问题都有，有时更糟。你在中国医院有多少次遇到感冒发高烧，上午十点跑去看急诊，直到晚上十点悻悻而归，而且还没看成？然而为何法国人并没有怨声载道？法国公共医疗在外的形象还相当好？
这就进入了本文的主题：事实与话语。事实是一回事，话语是另一回事，事实不能用来统治，话语却是统治的重要工具。人对世事的感知来自话语，而非来自事实。法国媒体报不报看病难的问题？报，但不会像中国电视台这样报。事实不可回避，但话语却不必跪在事实面前，它有得是技巧和手腕让自己作主子。如果掌握话语的人有主人意识，他就会意识到在暴露问题的同时，应避免让画面（与国家、与城市、与医院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不堪入目，暴露问题与献丑之间只隔着掌握话语的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可以阻止掌握话语权的人只把自己当成看客，因为做看客是人的天性，看客与窥癖者之间只有微妙的一线之隔，这细若游丝的界限，小小的本能可一越而过。没有自我意识的话语，统治就是虚话，掌控者连自己的角色都难以把握。

区分事实与话语并不是撒谎骗人、逃避现实，而是看事实以什么视角及如何诠释事实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事实与话语谁主谁仆。比如，法国电视台绝不会被允许进入医院像中国电视台那样几乎无限制地拍摄，如果是一家法国专科医院，首先它根本不会让病人像进百货店似地大量无序地涌入，更不会允许他们睡在医院地上！不管以什么理由。尊严首先来自一个人的耻辱感，其次才是客观环境和条件。你如果只有自利自便的本能，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足以让你拥有尊严呢？其次即便记者抢拍或偷拍到了，电视台剪辑也不会让类似中国电视台拍到的那些画面放出来，因为暴露问题不等于晒家丑，这涉及到医院的形象，甚至城市和国家的形象。画面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它甚至能远远超出制作者的意志，进行另类叙述，不慎用，它传递的东西非制作者能左右。如果法国电视记者也像中国记者那样，把镜头架在急诊室的等候大厅甚至走廊里，毫无耻辱感（自己没有也不考虑被拍的人）地拍下因长久等待、因拥护、因病痛、因失望而暴露无遗的不雅表情和失态举止（想想那些躺在急诊室走廊的担架上数小时没人理的老人们），那么法国公共医疗存在的问题从整体来说就不是被暴露而是事实上被夸大和被丑化了。因为透过这样的画面，人们感知的已经不是事实本身，而是负面话语，如此话语在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手里就像脱缰的马，一路践踏。

由此看来，中国人被深深锁定的那条精神轨道，是由话语经营的，这里面又分两部分：西人和他们在中国挑中的卒子有意经营的部分和中国大多数媒体无意识地推波助澜的部分。上面这个例子就属于无意识地推波助澜，我们看到，事实是一回事，如何经营话语是另一回事，而话语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事实本身。在当今世界，新闻话语早已超出“记录发生了什么”这一功能，而是文明战场的武器——你意识得到，它就为你服务；意识不到，它就成为打击你的利器。不要因我这些话就直线理解成我反对记者揭发社会问题，我一点都不反对，而且赞赏发现问题并以曝光问题为己任的人。我要说的是怎样既暴露问题又避免让百姓走上自贱的精神轨道，这就需要制作话语的人有话语主人的意识，那样他们就能体会自己手上的惊人权力。

同样报道看病难问题，如果去儿童医院报道的是法国电视记者，他对如何报道就会有两种选择，若他报道的是中国儿童医院，那他的报道方式会与中国电视台类同，会拍摄同样的画面、播放同样的画面，然后解说词会百分百锁定为体制问题（不这么解释是通不过意识形态审查的）；若报道的是自己国家的儿童医院，他就会在同样曝光问题的情况下对报道细节做很大改动，如很多直接画面（为连夜排队挂号睡在医院地上，像动物一样被大声吆喝着遵守秩序，因沮丧、失望、疲劳而丑陋的人脸特写，等等）不会拍摄或拍了也不会播出，至多只会将现象用词语带过。用一句话“有人不得不睡在挂号厅的地上”和直接用画面表现，虽针对的是同一事实，从话语的角度作用却相去甚远，一个在陈述事实的范畴，一个却不以报道者意志为转移地冲出这个范畴，执行起负面话语的任务。西方记者深知话语（此处以画面作为表现形式）运用不当很容易便让揭示问题滑向献丑，这就成了一个自己有没有耻辱感及被拍摄者有无耻辱感的问题，也就是说话语实际已使原来的问题换了一个性质，收看到这些画面的人留在潜意识里的已不是看儿童专科医生难这个具体问题，而是这国这民从根本上有问题。这就是话语的力量，它对潜意识的移变，悄无声息，却难以逆转。

另外报道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最后把意见的终点推向哪个方向（其实就是解释权这个根本权力怎么用的问题），法国记者在涉及自己国家时也会与中国记者不同。中国记者在报道儿童医院看病难时最终把意见的方向推到国家头上（尽管也点到分流不够），因为他总结问题时得出成因是医院规模不够大、医生不够多、设备不够好，归根到底是国家不发达、政府重视和投入不够（以我对所述问题的观察，再建两栋楼、添一百个医生，也只能缓解，因为问题的根不在此），并暗示西方国家看病要方便得多（不知是具体去调查了还是想当然）。而法国记者最终的思维导向一般不会这样，他会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管理分流不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让全市及整个京郊甚至全国（现在人有钱又宝贝孩子）有病孩的人这么随己所愿挤进一家专科医院，那样多大的医院、多少医生都是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我从前带孩子去看过病，那时北京儿童医院的条件还远不如现在，但却未见如今这番乱象，且小孩住在北京也就去过不得已的一次。所以话语不仅仅是呈现真实，它更重要的是舆论导向，它如何解释一件事，比事件本身还重要。法国记者最后在寻找责任时，往往会与中国记者正相反，或至少是将责任对半分，他可能也会呼吁政府做更多投入，但他会将主要责任落在随意且大量涌来、不遵守秩序且缺乏耻辱感的看病人身上。因为“自由”社会的“合同”就是每个人首先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其后果，尊严不是他人给予，而是自己把控。

我们看到，话语的主人在此呈现的还是自我意识强弱的问题，强的人懂到话语的边界在哪里，不光耻辱感强避免献丑，而且并不只扮演“绿林好汉”一种角色；弱的人则献不献丑本身都无意识，且只会扮“绿林好汉”。 “话语统治”说白了，首先是握有此权力的人有没有自我意识，如果自我意识薄弱甚至没有，则这个统治权放到你手里，你也抓不住。所以权力大小与人称职与否是成正比的，世上不存在没有边界的权力，只存在不胜任的人。

我再举法国电视台今年八月中旬对全法八百多公里大堵车的报道，以供比较。发生这么大件事，尤其是暑期人人关注的问题，电视台不会回避肯定要报，但仔细看，对内对外、对外时对敌对国还是盟国，报道技巧是非常讲究的，对话语的权力（如何攻击别国保护自家）有充分认识，并且自己颇有主人意识。
大夏天的，堵了这么长（有史以来最长），八百多公里等于从北到南横贯法国，成千上万被阻在长途路上回不了家或抵达不了度假地的大人小孩，要拍丑陋画面以证明问题严重恐怕俯拾皆是，人性在匮乏感面前到哪里都难有奇迹。但人家是怎么报道的呢？在不回避负面信息的同时，整个报道你看不见一个有碍观瞻的画面，大堵车的画面是个远景，既不用中景，更不用特写，为什么？这时用远景既客观，又避开了所有不雅观的景象。堵车集中点在南部七号高速公路，这里气候炎热，公路太阳下被阻数小时甚至一天，对普遍没有空调的法国驾车人是很难熬的，若用近景尤其特写，你就会看到赤膊的车内人（热得不耐）、大呼小叫的家长孩子、油污汗渍的脸、沮丧愤怒的表情甚至争吵骂架；如果镜头再转到加油站、公路休息处和厕所，原本相对整洁的地方，这时肯定一片狼籍（用得人太多了）。但所有这些不可避免的境况，电视画面均未表现，而是在长镜头之后，采访了三个好脾气、性格乐观的驾车人，他们中没有一位因被堵在路上而气急败坏、怨天尤人，而是个个认命，认为这是度假生活的一部分，自己接受了好的，坏的也要接受。整个报道最后的舆论导向是：大堵车给度假者带来很多不便，但这是个偶然事件。偶然的即意味着没什么好怨的，因为生活中不可避免。试想想若是中国记者报如此规模的大堵车会怎么报？他们多半会用一大堆近景和特写，反映受堵之人的困苦（因自己耻辱感不强会专挑最难堪的画面以显示自己作为问题揭示者的重要性）；然后搜集一大堆怨言，窥癖本能盘据于人的潜意识，暗暗支配着寻找画面的眼睛；最后就会把问题引到国家不好（公路不发达）、政府无能（管理不善）这条惯常的思维轨道上，没有人会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惯常的完美永远落后于偶然的灾变。

温州动车事故后，全国的媒体互相仿效用大特写的方式放大每个遇害者的命运，估计他们是模仿西媒对纽约911袭击和伦敦地铁爆炸的报道方式，却不懂西媒如此垂注受害者个人命运，是由于死者是外敌攻击的牺牲者。而自己国家偶然的交通事故他们就不会这么报了，因为对死者命运的如此特写，看起来是人道关注，实则是妖魔化对立面——出事的火车、火车所在铁路部门、火车工作人员、制造火车的人及他们的技术，等等。而妖魔化与正当寻找责任有着本质差别，所以在西方，一次偶然事故的受害者，一般都无名、无姓、无画面（个体特写是没有的），总之无个人命运，他们只在一个数字中具有意义，这个数字的大小意味事故严重与否。
配上那么多不堪入目的画面，再时常拉来西方国家作对衬（那边如何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便并没说这国这民如何不堪，如此导向的话语也已事实上建构起来。加上西方记者报道中国时便一改他们对自己人的惯常作风，镜头总是对准最丑陋的人和事，不管出了什么事，没什么是偶然的，舆论导向永远是体制的、整体的、一贯的错。如此外攻内陷，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能不一败涂地吗？

（只有无目的的事件，没有无目的的新闻。在细节的操作上，话语其实具有无限大的权力，掌握者真乃无冕之王，可惜没有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薄弱的人体会不到这个权力，也不擅用这个权力，而只看得见他手中没有的权力。）

如果我们的媒体是自己采编新闻（“国际新闻”的采编绝大多数是转述西媒制作好的新闻，甚至照搬其解释），信息的源头由自己掌握，并非不能报报欧洲王室的佚闻，但要知道报道一则新闻背后的目的。只有无目的的事件，没有无目的的新闻，即便天灾人祸这类突发事件，放不放到或以什么形式放到话语回音壁上也是有目的的，你跟着接力首先要看清制作新闻的人之目的，然后才知自己传递的后果。以为话语面对事实是被动的，以为“国际新闻”只是一个被动传输带的产物，非但是不解西媒的真实面目，更不知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世界。握有如此大权力至少应知自己在干什么。在细节的操作上，话语其实具有无限大的权力，掌握者真乃无冕之王，可惜没有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薄弱的人体会不到这个权力，也不擅用这个权力，而只看得见他手中没有的权力。

西方统治集团早已娴熟话语制作技巧，这是他们征服世界、颠覆敌对国最趁手的工具，所有颠覆活动都是传媒“军团”打前站的，
遥遥领先
于军事打击、经济渗透。他们在这个领域搜罗了最顶尖的人才，研究“话语统治”的“高科技”，而我国却至今未意识到这个领域一样需要“钱学森”！以如今画面在话语中所占位置，电视台的剪辑绝非技术活，而是艺术活！在西方，这些直接关系统治集团生死的活，都是由具天赋的极少数人垄断、专权，实行看不见的独裁统治。遍观西方各国，除了一些边缘话语，主流话语无一是真正独立于统治集团的（不要被独立于某届民选政府迷惑）。而我们却被有意误导着相信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与国家作对，而非西人用于自己的职责：引导民众！与“自由”一样，“独立”的第一道门槛是自我意识，没有这道槛则所谓“独立”与小孩被不怀好意的人挑唆着调皮捣蛋有什么差别？由之西方媒体看起来也是成天暴露问题，但其百姓从不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产生整体负面印象，因为他们看到负面事实，却并未被负面话语浸染。我不久前去国内某医院看望一友，正巧他同病房是移民加拿大的同胞，回国作手术。我问加国公共医疗不是人人赞不绝口吗，为什么回国作手术？答排队等太久。我当然不会就这一个例子便断言哪边好哪边不好，但这两边的医疗在话语层面被贬和被赞的落差，与眼前事实相去多远（不好的医疗正在解决好医疗解决不了的问题），证明了被话语事先左右大脑，对事实的判断往往南辕北辙。而大多数人是受话语支配的，且并不知道是话语代替自己的眼脑在诠释事实，而非事实本身。下面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地印证了这一点，这个例子将占去本文不少篇幅，但我以为有必要细拆开来，让国人看看有不少人被前设话语支配得已是荣辱不觉。

某作家在法国乘旅游车时连受二辱——先被司机因上错一扇门不客气对待，后被法方陪同（从法外交部派人看是相当正式的接待）看似解围实为再行一辱（为让司机和气待客，该陪同谎骗司机被无理对待的作家乃日本人，并不怕伤人尊严实告作家解围方法），不但不对罔顾起码礼数且满腹偏见的洋人有一丝指责，反而把受辱责任反堆到自己人头上：作家认为自己所遇非关洋人无礼而皆因中国人素质太差，否则怎么自己一旦“变身”日本人，待遇即刻改观。不知当时车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作家不懂外文，我只能根据其自述分析。

这桩旅游车上发生的“小事”其实一点不小，也绝对不像作者后来得出的结论那么简单片面，要剖解清楚，必须区分惯常情况和中国人的特殊情况。先说惯常情况下这件事应该怎样，再看何处不正常。西欧这几国（尤以法英为甚）之所以吸引各国富胄名流，不仅仅是老牌工业国家，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在平等的细节下尊卑分明；二，有驯化标准仆人的传统。加上土著高卢人天性趋炎附势，尤欺软怕硬，更强化了以上两点。所以一般对尊贵之客（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点不敢怠慢的，绝对收掩自家脾性。法国政客卡恩在纽约旅馆强奸女佣事件曝光后，法国这头有长舌的才敢说出这种事在法国高级旅馆里屡见不鲜，阔佬尤其是王子们在酒店调戏女仆甚至强迫性行为是业内众所周知的事，事发后酒店会阻止女佣报案，不愿为仆人得罪大主雇，所以从来不了了之，最好结局就是阔佬赏一笔钱用以补偿和封嘴。卡恩在纽约如此大胆，恐怕就是习惯使然，如果他大放一点事后给钱，后面的事极有可能不会发生。被雇司机属仆伇职业，尤其雇来接待这个档次的客人（作家是法国官方邀请的客人），一般必毕恭毕敬、车前马后，非极其例外（凑巧司机脾气很坏或与雇主积怨已深或对客人极端蔑视），作家不应只因公共行为不规范便遭如此对待。

由此可见作家遭遇的事属于特例。从司机得知客人为日本人态度遂转为和蔼看（同为不懂公共行为规范，日本人就属可谅解范畴），脾气特坏或与雇主积怨的前提均不存在，那么就是例外中的第三条：对客人极端蔑视，我们的大作家正是从这一点得出了结论：错不在如此对待他的洋人而在中国人自己。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人作为群体在这件事中究竟应负多大责任，以及这种蔑视究竟是民间自发的还是上层话语主导的。

中国人作为群体（社团）居法的历史很短，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只有零星散户，极少下层移民。七十年代末从东南亚移居了一批越、柬华人（逃避越共和红色高棉），八十年代以后从大陆又陆续移居一批人，加上留学不归的，总共几十万人。除极少数靠才学（研究所、学校、跨国公司等）或婚嫁进入主流社会，东南亚和大陆华人社团基本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靠开餐馆、杂货店或从事进出口贸易维生，自成一体。因从不闹事，失业和犯罪率极低（低于主流白人社会，更远远低于其他移民社团），尽管九十年代后期来自东北、河南等北方地区的移民开始了卖淫和捡垃圾的营生，你若避开媒体（媒体因反华对本地的中国人也无善意，东南亚华侨因此在人前都自称越、柬人）到法国民间探访，很少人对华裔有实际不满，偏见都是话语事先主导的，不少白人愿意住进华人区（不与其他移民混杂的华人区治安好），也愿小孩与华裔学生为伍（华裔小孩普遍不尚武），同时却尽量避开非洲裔和阿拉伯裔居住区。由此推断这个群体应该不是“罪魁祸首”。

至于中国游客在法为什么被抢、被恶待最多，我以为是传媒负面话语长年主导的结果。即便是报道中国游客成为法国小偷主打目标这类看去帮中国人的新闻，在话语的制造上也是下暗手的。比如分析原因从不说自己治安太差，而是暗示中国人咎由自取——身上有现金。就算这是原由之一，能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吗？这不是为罪犯和无所作为的警方辩护吗？带不带现金是中国人的自由，中国人在自己国家也带现金，并没有一出门即被抢，难道一个人身上有钱就应该被打劫吗？但每一次报完事实，都要将话语变成对中国人的负面话语，简直不是同情受害者，而是再鼓动人去抢。弄到后来连本地华人也在如此话语导向下成为劫匪的最大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