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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07年09月24日 04点0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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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啸的画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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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过不几天（9月25日），就是鲁迅先生诞辰126周年了。刚好在旧书里翻出了我1991年在曲阜师范大学鲁迅研究年会上的大会发言的底稿（议题好像是“鲁迅与孔子”），断断续续地打出来，也算尊敬“初出茅庐”的自己——当时我还是一字一句写讲稿的讲师。自然，那行文与思想都幼稚得可以，虽然谁都评点。但是，恰恰是鲁迅说过：“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但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集外集•序言》）所以，就不揣丑陋，原文照录，同学们或许可以从中撷取一二有用的东西吧。
2007年09月24日 04点0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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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当代新儒家》，发现不了解“儒学”的和很了解“儒学”的中外学者有着共同的担心。美国学者列文森说：经历了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撞击，尤其是1905年废科举、1911年废皇帝、1919年“五四运动”，“儒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说服力和生命力正在减退，至二十世纪初己被渐渐埋葬，因此其现代命运己经定型。”而新儒家的学者景海峰先生说：“在中国现代思想脉动的历程表上，儒学气数直线下降，日见其微”，以至于“枝叶零落，惨败不堪，似乎成为一堆万劫不复的死灰。”殊不知时下之国人，不了解鲁迅恐怕更甚于不了解孔子。几千年来，经历了从“焚坑”到“独尊”的砺炼，孔孟之道可以说早就被“铭刻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十年“文革”劫波度尽之后，孔老夫子更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趋势。日前到曲阜参观“三孔”（孔府、孔庙、孔林），才知道文革后曲阜出现了“文物史上的奇迹”：“文革”期间碎成130多块的孔墓石碑，在后来修复孔庙之际，居然“一块不少”的被“捧了回来”（见贾鲁生《孔子与中国》）——敬重得无以复加。而且，即便捧不回来，那流淌在国人血脉里的“集体无意识”，也是再也无法砸碎的。更不必说在“要用孔子思想统一世界”的台湾、日本、新加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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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时，受“中体西用”的惯性影响，如今向《论语》寻求“马克思的真理”者也大有人在。如果说当初郭沫若先生写历史小说《马克思进孔庙》时分还有几分玩笑的意思，如今的学者可是一本正经了。我们甚至可以把十几年前的“红宝书”和今天开本、装祯完全相同的《论语》的词句互相印证。一路乘汽车赶赴山东，只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继续生动活泼地辉映贫下中农的大门上。而当年的“大批判材料”如《三字经》、《名贤集》等也重新灌成磁带，与大小歌星们同时登（柜）台献艺了。回观所谓的显学“鲁迅研究”，似乎仍然是吃“鲁迅饭”的一驳人圈内的事情。而且，在周作人热、林语堂热、梁实秋热盛行之后，鲁迅的世界更趋平静。鲁迅先生1918年就慨然宣布：“凡老的旧的，都己经完了！这也应该如此。虽然这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一般老前辈，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法子。”可惜先生还是潇洒得过早了一点。古谱总有办法新诠，老调子该唱直须唱，一般人想挡也挡它不住的。都说以孔孟之道为底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乐感文化”，一点没错。老百姓饥寒交迫的时候是当权者“治人”的快乐；社会稍稍稳定了，大家又开始“自得其乐”。孔孟之道总是有自己存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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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和现代的对立，现象上或是反抗，整体上乃是继续。传统一旦形成，便成了某一文化的“生存方式”，不可能被一刀两断。尽管鲁迅口称“不相关”，但正因为孔孟的书读得最早，最熟，一生反孔批儒的鲁迅自己也无法摆脱孔孟的“毒气”和“鬼气”。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里评价说：伟大若鲁迅先生也只能在中国文化的经验范围内活动。“在这种经验范围内，一个真正的欧洲格调的存在的认同危机是不可能出现的。”故此，批评鲁迅“全盘西化”显然也是盲人摸象。孔夫子身上的“亮点”诸如社会使命感、“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意识、借文化思想改良社会的手段等等，恰恰为鲁迅所辉煌地继承。换句话说，恰恰是反孔的鲁迅偏偏成了宏扬优秀民族精神——包括孔子思想精华的传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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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谓的“全面反传统”之于鲁迅，仍然是立足于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基点之上。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或许才能够准确把握“中国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的结论，而不会轻易地把鲁迅划归“全盘西化”行列。匡亚明先生将孔子思想一分为三：一为封建思想余绪，二为有人民性进步性的部分，三为超阶级的思想如教育思想等。而鲁迅对于孔子的大同思想，教育思想并无更多的批判，并非“横扫千军如卷席”，荡涤殆尽。同时，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和作为革命家、思想家的鲁迅在不同的侧面亦有不同的侧重——（正如《青年必读书》中之“青年”是统称而非特指文学青年一样。）在鲁迅那里，学术的、感性的、个人的与政治的、理智的、社会的显然是两个层面上的东西，他从前者出发，完全可以编《中国小说史略》，写《汉文学史纲要》，校《嵇康集》，收集碑刻拓片，为好友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一堆旧书目，以显示其文学家的特点。而这一切“传统”的举动，并不曾从根本上妨碍他在道德伦理方面彻底的反传统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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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鲁迅与孔子形影不离的日子当在“文革”十年间。偏偏在那严肃得不敢“乱说乱动”的岁月里，两位“圣人”身上充满了身不由已的戏剧性。马克思说过，大人物均为两度出现，先是悲剧，后是喜剧。再往后，他没有说，在孔子和鲁迅身上则是悲喜剧了。孔子生前郁郁不得志，“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累累若丧家之犬”，当是悲剧——因为他的主张当时正有益于封建社会，偏偏当权派不听，报国无门。他死后步步登高，直至被奉若神明，不料却被恭敬得过了头，成了人家的敲门砖，演了好久为人利用的滑稽剧，因此摇身一变成了喜剧。可到了“史无前例”的疯狂岁月里，孔子他老人家却是上演了一出明悲暗喜的悲喜剧：一面是口诛笔伐打翻在地，还得“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一面却是举国上下远胜于尊孔的“忠”教仪式。“早请示、晚汇报”， “永远健康”地顶礼膜拜。在“一句顶一万句”的“活学活用”中，八亿颗脑袋均可不必思索，完成了一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大表演。连批孔的名句都还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大家“防止”了十年的“资本主义”不曾复辟，孔子倡导的封建主义却是堂而皇之地雄霸天下了。是故当时批孔远非反封，而在于批“孝子贤孙”、“批周（恩来）公”——“四人帮”才是“又何其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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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杜维明先生又曰：“在孔子时代，有两种求学方式：一种是为了做官，为了谋生，另一种则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从儒学的立场看，前一种求学是虚脱的，不实在的，后一种才是实在的，能够安身立命的，即所谓‘为己之学’”。（《当代新儒家》P207）如此一来，孔夫子又近乎老庄了，——都是在为保全自己的人格，守住自己的本性而学而活着。无奈庄子的活法是采用了的游戏人间的方式，向世界抛出了一付假面，孔子则是认认真真地按照官场的或自己的意愿求学做事。如此一来，儒道不仅是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讲的“互补”，而且可以合而为一了。只是倘若此说成立，则孔子“内圣”了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大可不必老想着当官，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周游列国。事实上，“求仁”和“行道”本身便意味着顺从权势和社会而不是恪守自己的人格。正如王富仁先生分析的：“孔子的个性必须努力体现在个诸侯国的当权者的个性里，因为他的伦理学的价值是体现在政治之中的。”——因此与苏格拉底的个性表现 “是两种人格”。（《以西方文化为重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参照系——鲁迅与中外文化论纲之二》）当然，鲁迅也是“入世”的，可他对于“求仁行道”的上层路线绝不感兴趣，他始终理智地剖析着社会和世人，保持着“精神界的战士”的警惕性。尽管几句杂感足以丧命，可他仍然要骂段祺瑞执政府；尽管蒋介石曾正式“招安”——只要鲁迅不骂他，银元照领，出国也可；而鲁迅却丝毫不为所动——他正是这样完成了自己——是当权者无奈他的个性（当然这样要付出沉重的甚至生命的代价），而不是把个性“努力体现在个诸侯国的当权者的个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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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久必合。也许有一天，拥鲁和尊孔能在更高的意义上合流，可那时当是鲁迅那些犀利的文字与吮血、卖友、说谎、吃人的时弊一同灭亡之日。而且，尊孔也不必排外，拥鲁亦毋需“惧内”。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海外亦非虎踞龙盘的禁地。鲁迅心忧于“风雨如磐暗故园”，东渡日本寻求医国良方，也可以算“浮于海”的身体力行。徐复观先生曰：“忧患意识”肇始于儒家。那么，鲁迅毫无疑问是汲取了儒家的“骨中骨、钙中钙”。“我的祖先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那“中国印”的印泥就是儒家思想。鲁迅说孔夫子的思想是为统治者着想的，待到人民大众成了名副其实的“统治者”，民主化到了鲁迅所期望的程度，孔鲁的合流将是振奋人心的——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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