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诗人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祖先为匈奴族，七世祖随魏孝文帝迁洛阳，改汉姓。父刘绪时避安史之乱，寓居嘉兴，刘禹锡生于嘉兴（今浙江嘉兴市），并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自幼习儒学诗，德宗贞元六年（790）十九岁前后游学长安，在士林中获得很高声誉。贞元九年（793），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又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不久丁忧居家。贞元十八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当时，韩愈、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职，三人结为好友，过从甚密。　　永贞元年（805），唐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参与改革的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分别被贬为远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赴贬所途中，朝廷又改命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在朗近十年，其间创作了大量寓言诗，表达了对当朝权贵的极大不满，又写了许多赋来表达自己不甘沉沦的雄心。由于接触当地民间歌谣，从中吸取了营养，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此期间，他还写了多篇哲学论文，最重要的便是与柳宗元《天说》相呼应的《天论》三篇。直到元和九年（814）十月，他才与柳宗元等人奉诏还京。元和十年二月，他们回到京都。但不久又被远谪，他被贬谪到更偏远的连州当刺史。长庆元年（821）冬，刘禹锡被任为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刺史。长庆四年（824）夏，调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敬宗宝历二年（826）奉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从初次被贬到这时，前后共历二十三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即指此。　　此后，他历任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苏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于会昌二年（842）病逝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　　刘禹锡生前曾自编文集两种，一种是四十卷的正集，另一种是十卷的自删《集略》（《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此外还有他和令狐楚、李德裕、白居易等人唱和诗的合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汝洛集》等。但到宋代，诸集均已零落不全，各种目录书只记载刘禹锡有正集三十卷和宋敏求衰辑的外集十卷。这个四十卷本虽然已非原貌，但却是目前流传的刘集最早版本，其中收诗七百多首，文二百四十篇。今人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收其诗八百余首。　　刘禹锡的感遇抒情诗、怀古咏史诗、民歌体诗各有特色，都不乏佳作。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同时又炼丹学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五、大诗人韩愈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25岁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36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50岁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韩愈一生，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而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诗歌有独创成就，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七、诗人张籍 张籍（约767～约830） 唐代诗人。字文昌。原籍苏州（今属江苏），迁居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贞元初，与王建同在魏州学诗,后回和州。贞元十二年(796),孟郊至和州,访张籍。十四年，张籍北游，经孟郊介绍，在汴州认识韩愈。韩愈为汴州进士考官，张籍被荐，次年在长安进士及第。元和元年（806）调补太常寺太祝,与白居易相识，互相切磋，对各自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籍为太祝10年，因患目疾,几乎失明,明人称为"穷瞎张太祝"。元和十一年，转国子监助教，目疾初愈。15年后，迁秘书郎。长庆元年(821)，受韩愈荐为国子博士,迁水部员外郎，又迁主客郎中。大和二年(828),迁国子司业。世称"张水部"、"张司业"。　　张籍一生的诗歌创作，大致有三个时期。40岁以前为早期。他自称:"籍在江湖间,独以道自将。学诗为众体，久乃溢笈襄。"（《祭退之》）韩愈称赞他："籍也处闾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病中赠张十八》）可见张籍早期就写了不少好诗。40岁至50岁为中期。这是张籍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他的优秀的乐府歌行作品，多是这一时期在贫病交迫中写成的。50岁以后为晚期。这时，张籍官职逐步升迁，生活比较稳定。除仍写乐府歌行外，多作近体。　　张籍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诗中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爱憎分明地批判现实。如《塞下曲》痛陈穷兵黩武之害,反对开边;《凉州词》指责边将不能收复失地，实际上是支持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筑城词》、《山头鹿》反映当时人民除了备受战争之苦，还得忍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求仙行》、《吴宫行》嘲讽统治阶级思想愚蠢,生活荒淫;《董公行》歌颂"恭顺从事"的正派官僚；《伤歌行》描写了结局狼狈的简傲豪奢之徒；《山农词》和《贾客乐》则不但写出农民的艰难困苦,还写了商人的奢侈豪华。张籍的乐府诗，还善于描绘农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画面。《采莲曲》、《寒塘曲》、《江村行》、《樵客吟》等都用鲜明的形象表现了采莲妇女、打鱼少年、农夫、蚕妇和樵客的动作情态。《江南曲》描写水乡景色，明媚如画。　　张籍乐府诗艺术成就很高。他善于概括事物的对立面,在乐府诗的数篇之间或一篇之内形成强烈的对比;又善于运用素描的手法，细致而真实地刻画各种人物的形象。从体裁说,大都为"即事名篇"的新乐府;有时虽用旧题，但其思想内容仍与新乐府的精神一致。语言通俗浅近而又峭炼涵蓄,常以口语入诗,《白鼍鸣》、《云童行》等几乎全从口头自然流出。他还着意提炼结语，往往意在言外地完成了全篇的批判和讽刺的任务，《征妇怨》、《陇头行》等都是如此。　　他的乐府，生前已为人所推服，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称许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姚合在《赠张籍太祝》中，评价他"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后世称誉者更多。宋代王安石说他的诗"成如容易却艰辛"。许□《彦周诗话》说。"张籍王建乐府宫辞皆杰出"。元代杨士弘《唐音》则谓："王、张乐府体发人情，极于纤悉，无不至到"，更道出了张诗的重要特点和长远传诵的原因。　　张籍的五律，不事藻饰，不假雕琢，于平易流畅之中，见委宛深挚之致。杨慎《升庵诗话》曾指出，晚唐五律有两派：一派学贾岛，另一派如朱庆余、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等，则学张籍。　　南唐末年张洎收集张籍诗400多首,钱公辅名为《木铎集》12卷。南宋末年汤中以家藏元丰八年写本为主，兼以各本校定,编为《张司业集》8卷,附录1卷，魏峻刊刻于平江。今传宋蜀刻本唐人集中的《张文昌文集》 4卷,共收诗317首。明嘉靖万历间刻本《唐张司业诗集》8卷,共收诗450多首,《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它为底本，并参照现存各本进行校勘删补，编成《张籍诗集》8卷，共收诗480多首。另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籍有《论语注辨》 2卷，今佚。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２ 张籍在仆仆风尘中失意返乡，但他的诗名已随着远游的足迹逐渐远播了。贞元十二年，孟郊及第东归，路过汴州（今开封）时，就向当时在汴州任节度推官的韩愈盛赞张籍的诗文，随后又到和州看望了张籍。第二年冬，张籍又一次北上到了汴州。韩愈听说后，立即派车把张籍接到家中。接谈之后，激赏不已，便留张籍在他的城西馆读书应考。次年秋，汴州举进士，韩愈为考官，张籍应试得了第一，接着又去长安参加贞元十五年（７９９）的进士考试，又一举及第。 韩愈与张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竟如此推诚相助，这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恩同再造”，虽结草衔环，报之犹恐不及，而张籍却一连给住在城内忙于公务的韩愈写了两封信，直率地批评韩愈有三个缺点：一、“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即好读荒诞小说；二、“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即好以口舌屈人，逞一时之胜；三、好“为博塞之戏与之竞财”，喜欢搞赌博游戏，荒度时日。张籍认为，自扬雄之后近千年，无人言“圣人之道”，致使佛道异说“相沿而炽”；认为象韩愈这样的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担当起恢复“圣人之道”的责任，而“欲举圣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即应当以身作则，正己而后正人，不允许姑息上述各种缺点。这种直率而尖锐的批评，并没有使韩愈生气，他回信表示同意。后来也果然写了一系列排击佛老，振兴儒家学说的论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籍为人的严肃不苟与朴直真率。 科举接连及第，张籍似乎面临“时来运转”之机，殊不知等着他的仍然是“命乖运蹇”。他及第归乡后不久，即居母丧。直到永贞元年（８０５），才调补太常寺太祝。这是个“名秩后千品”的卑官，职责是“掌出纳神主，祭祀则跪读祝文”。就是这么个九品官，却让他做了十年，不予升迁。白居易为他鸣不平道：“谏垣几见迁遗补，宪府频闻转殿监；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重到城》）。张籍本无家财，又兼多病，这样长期地职卑俸薄，使他一家生活极度贫困。姚合描写他的生活是“野客开山借，邻僧与米炊……多见愁连晓，稀闻债尽时”（《赠张籍太祝》）。他自己的一些诗句，象“屋湿唯添漏……少食信儿娇”（《酬韩祭酒雨中见寄》），“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赠任懒》）以及“家贫常畏客”（《晚秋闲居》）等，说明他已穷得吃不上饭，买不起药，还老担心来了客人招待不起。更为严重的是，因无钱延医，竟使他久病的双目面临失明的危险。因此，他一度曾因不能视事而罢官闲居。在他初患眼疾时，韩愈曾代他写信向浙东观察使李逊求助。信中说：“使籍诚不以蓄妻子、忧饥寒乱心，有钱财以济医药，其盲未甚，庶几其复见天地日月，因得不废，则自今迄死之年，皆阁下之赐！”其凄苦之状，读之真可催人泪下！一个正直有才华的诗人竟遭此际遇，无怪孟郊要代他发牢骚说：“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纵尔有眼谁尔珍？天子咫尺不得见，不如闭眼且养真！”（《寄张籍》） 其实，这一时期使张籍最感痛心的还不是贫病的折磨，而是平生抱负之难以施展。他虽进入仕途，却被放在无聊的祭台上跪读了十年的祝文：他终于觉悟到当初寄以莫大希望的“理想境地”，只不过是一片虚幻！他在《古钗叹》中把自己比作一支埋没井底的古钗，好容易盼到被打捞起来，以为这下大可一用了，却又由于“欲为首饰不称时”，被塞入匣中封了起来：“虽离井底入匣中，不用还与弃时同”，这就是他对自己命运的哀叹！ 但他并没有绝望，他继续从事那些“上可裤教化”，“下可理情性”（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的诗歌创作，希望它们能“时得闻至尊”（同上），从而达到裨补时政的目的。长期的创作实践使他的诗歌艺术愈趋成熟。姚合赞他的诗是：“妙绝江南曲，凄凉怨女词，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赠张籍太祝》）；他的文章也渐与韩愈齐名而被人合称为“韩张”。更使诗人感到慰藉的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些文学之士，韩愈、白居易、元稹、王建、孟郊、贾岛、刘禹锡等，都和他有着亲密的往还，与“五侯三相家”（白居易《酬张十八访宿见赠》）对他的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３ 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张籍约五十岁时，才改官秘书省校书郎。次年，经韩愈举荐，授国子博士。复次年，又迁任水部员外郎。十年沉滞，忽然三年三迁，朋友们当然为他高兴。白居易写诗贺道：“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喜张十八博士除水部员外郎》），觉得比他自己初次得官时还要高兴。屡遭挫折的诗人至此境遇才稍有改善，住宅也由平民区的街西迁到上朝方便的靖安坊，与韩愈为邻。 长庆四年（８２４），张籍又改官主客郎中。这年冬天，与他关系至密的韩愈去世了。弥留之际，张籍一直守候在旁。韩愈死前曾想写遗书托付后事，并要张籍共同署名，虽因病重未果，但已足见韩愈对张籍信赖之深了。这位良师益友的逝去，无疑对暮年的张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过了两年，即唐文宗大和二年（８２８），张籍又授任国子司业。大约到大和四年（８３０）或稍后，这位穷苦一世的诗人便与世长辞了，年约六十岁。 张籍晚年职务上虽连连迁升，但他在《祭退之》诗中仍说“籍贫无赠赀”，《书怀》中说：“老大登朝如梦里，贫穷作活似村中”，说明到死也未能摆脱贫穷的困境。张籍一生穷苦，久遭压抑，究其原因，主要是他那些尖锐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遭到当权者的忌恨，他的猖介自守、刚直不阿的性格也不讨权贵们欢喜。而他自己，宁守贫贱也不屑以钻营攀附的手段来攫取富贵。据说他的名作《节妇吟》，就是以比喻手法拒绝藩镇李师古之请的。所以姚合说他“甘贫辞聘币，依选受官资”（《赠张籍太祝》）。他自己在诗中说：“况我愚朴姿，强登名利场”（《赠姚愆》），和白居易所说：“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今我官职冷，唯君来往频”（《酬张十八访宿见赠》），都说明了他的这种不愿趋炎附势、争名逐利的可贵品质。 张籍晚年思想上确实较前消沉。作品中送迎赠答的应酬诗，寄情山水的闲适诗，表示羡慕退隐生活的抒怀诗，都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在对待佛道的态度上，由过去的力排佛道到晚年的“年长道情多”（《春日抒怀即事》），“别从仙客求方法，时到僧家问苦空”（《书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封建社会一些正直的读书人往往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立身的原则。数十年的官场浮沉使他痛感此生已无实现“兼济天下”之志的可能了，便退而求其次，以“独善其身”来保持晚节：应该说寄情山水、访僧求道，至少是一种不愿同流合污的消极反抗的表现。 但张籍晚年仍不忘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他尽心培养后进，努力扶植文学新人。据范摅《云溪友议》记载，朱庆余应考前曾拿自己的作品求张籍推荐。张籍就认真地读了他的诗，加以吟改，最后选了些佳作“置于怀抱而推赞之”。于是“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讽咏”，朱庆余“遂登科第”。其他青年诗人如项斯、姚合等也曾受过张籍的奖掖。

九、宰相李德裕（李党领袖） 李德裕(787--850年)，字文饶，唐代赞皇人，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宰相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少好学，以父荫补校书郎。穆宗时，擢为翰林学士，累迁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因宰相李逢吉排挤，出为浙西(治所今江苏镇江市)观察使。大和三年(829年)秋，召拜兵部侍郎。后出为剑南西川(治所今四川成都市)节度使。大和六年(832年)召为兵部尚书，七年(833年)二月拜同平章事，进封赞皇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这是他第一次为相。由于朋党斗争，不久出贬为浙西观察使、袁州(今江西宜春市)长史、淮南节度使。会昌元年(841年)，复人阁为相，在任六年，后封卫国公。宣宗即位，牛党白敏中为相，贬黜德裕为荆南节度使，不久迁东都(洛阳)留守。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再贬为潮州(今广东省潮州市)司马。大中二年(848年)再贬崖州(海南岛崖县，一说是琼山县)司户。李德裕卓有政治才能。会昌三年(843年)，昭义节度使(辖山西的泽、潞两州及河北的邢、 、磁三州)刘从谏死，其侄刘稹擅自为位。许多大臣以“国力不足”为借口，不主张讨伐刘稹。李德裕力排众议，谏劝武宗“如允许节度使世袭，四方诸镇都想效尤，朝廷威令不行，国家将何以维持？”武宗从之，遂出兵讨刘，刘稹兵败被杀。大和四年(830年)，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西川经常被南诏人侵扰，百姓不能安心生产，生活没有依靠。德裕入川，就修葺关防，加强防备，为百姓恢复生产积极创造条件。同时，他还派人到南诏，寻得被俘人南诏的僧道、工匠4000人，让他们都返回成都。为防南诏、吐蕃侵扰，积极训练士卒，修理兵器；并修筑了邛崃等处的关城。原来军粮的运送皆在盛夏，地苦瘴毒，车夫为此多有病死，李德裕到任后改为十月运送。期间，李德裕还派将光复了成都西北部的维州。李德裕善于用兵，他帮助武宗平定了回纥的骚扰之患。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和黠戛斯部落建立了友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唐西北边疆的安全。李德裕在任地方官期间，致力于改革旧俗，破除迷信。长庆三年(823年)任浙西观察使时，提出“废淫祠、禁厚葬”主张，严禁巫祝以鬼神惑众骗人，拆除淫祠1015座，在毫州填平了许多“圣水神泉”。武宗宠信道士，李德裕力谏：“道士不宜亲近，愿陛下深戒之。”在他任宰相期间，毅然裁减了州县冗官1214员，为朝廷节省了财政支出，也减轻了百姓负担。会昌六年(846年)，武宗死，宣宗李忱即位。牛(僧儒)党得势，李德裕一再被黜。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一家到海南崖州，期间，生活极端困苦，在贫困交加中，仍关心唐王朝的命运。大中四年(850年)卒于海南。德裕之死，曾经引起许多人的怀念。有人赋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李德裕一生著作颇多，留有《次柳氏旧闻》、《会昌一品集》等传于世。全唐诗存其诗一卷。李德裕虽身处宦海，但经常怀念家乡。大和四年(830年)，在滑州任上，曾写下“秋口登郡楼望赞皇山感而成咏”，诗曰：“昔人怀井邑，为有挂冠旗。顾我飘蓬者，长随泛梗移。越吟因病感，潘鬓人秋悲。北指邯郸道，应无归去期。”在赞皇县城西北30里许亭村及北水峪村之间，旧有寺曰“玉泉”，旧志称“为李文饶之平泉书院”。清康熙间，县署前有为李德裕建造的“名相坊”。李德裕任职期间，在各地均有政绩，深受当地人民爱戴。成都新繁县宋代建有“三贤堂”，李为三贤之一。海南岛海口市建有“五公祠”，李为五公之一 赞皇县文庙乡贤祠亦设位祀之。李德裕为相时，生活奢侈，曾花费大量钱财，从各地搜集奇石异木在洛阳建平泉别墅。子李烨，官郴县尉。孙李延古，官集贤校理。

十一、中唐宰相武元衡武元衡(758～815)唐宰相，诗人。字伯苍。洛阳偃师人。德宗建中年间进士，历任比部员外郎、御史中丞等职，元和二年(807)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元和八年(813)复为宰相，次年与裴度用兵淮西讨伐吴元济。元和十年(815)，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遣刺客刺死。武元衡位居显宦，而工于诗。时人认为"工诗而宦达者惟高适，宦达而诗工者惟元衡"。有《临淮集》10卷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