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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od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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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楠说:“一件事情走向终结的时候，就是和初衷背离。2005年高潮已经过去了，后面不过是下坡路和复制。” 记者◎葛维樱 今年“快乐男声”总决赛，坐在苏醒组的黑楠忽然觉得很无聊，“快成毕业生汇报晚会了”。导演安排评委们根据所支持的选手，分成两派就座。苏醒和陈楚生轮番换花样比赛，9人豪华评委团还是一片祥和，连平时最刻薄的台湾乐评人包小柏都坐到最后一排。“太闷了，9张嘴需要一个发动机。”黑楠给陈楚生组的巫启贤使眼色，“头靠过来，咱俩打一架。老巫立刻兴奋地问:‘你说怎么打？’”不等进广告，也不等导演组，黑楠说:“我最受不了评委席上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哪怕长着白头发。”白头发巫启贤立刻反击，口水战正式开打，成为总决赛唯一的大看点。黑楠说:“我那时忽然明白了，其实我今天晚上干的和音乐没什么关系。我们评委就是一群
小丑
。” 黑楠第一次当评委并不是在湖南台。2004年，广东省一个电视台举办地下乐队比赛，台长已经定下了冠军，黑楠怎么算分数都觉得不对，“我左边和右边评委打的分我都看了，谁当冠军也不可能是那个人，评委们打的分哪里去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分数都没说就直接宣布冠军了”。他当场掀了桌子，扬长而去。“这个节目不是直播。”那时的选秀节目还不成形，没有短信投票，谈不上对收视率的拉动。黑楠第一次和湖南“经视”合作，是全国pub歌手大赛，冠军是陈楚生。“评委就是七八个人坐一排。有当地著名歌手，有音乐协会的，词曲作者。”采用的还是“青歌赛”的老一套——评委亮分，一个人点评:几号选手，加油，不错。都是些没有针对性的话。“我一听就记得每个人，比如声带紧，以后唱多了高音，就得声带小结然后废掉。”黑楠直接叫出选手的名字，“人家不叫几号选手，人家有名字。一句话判生死”。这样的评委立即受到了节目组认可。 “我适合那种工作方式，那是为我准备的方式。”黑楠当时很兴奋。他入行做台湾音乐人黄小茂的助理，后来又做过许多唱片和歌手的制作人。他说，“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挑歌手，在录音棚里，我骂得比电视上还毒”。2004年湖南台举办第一次“超级女声”，黑楠就成为导演组的首要人选。导演组曾解释不希望名人来做评委，怕给选手造成压力，减少个性，而黑楠的专业素质又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2004年的‘超女’，我觉得是电视台将我的工作流程开发成商业节目。唱片公司老板看市场，要知道这歌手有没有的做。我负责告诉他，歌手到底行不行。一开始参加‘超女’也一样，本着解决问题的心情，我看重自己的话语权。”黑楠对于“超女”歌唱选拔的期待显然大于选秀，“结果最后只活了一个张含韵”。 自从2004年街上有人叫他“说歌手的那个”，黑楠就在上镜前三天留起胡子，戴上没有镜片的黑框眼镜，有时穿黑西装。他说，“我对电视越来越熟悉”，即使不抬头，也知道现场用全景还是特写，摄像机上的红点在哪里，有几个机位怎么移动，所以评委们在下面的小动作很少穿帮。“2004、2005年，评委的出发点还是，找到一个好孩子，她要很纯良、很本色，只有这样的人，在专业的道路上才能专注下去。李宇春、周笔畅都是这样的孩子。”评委们对于选手的判断是一致的，黑楠说，李宇春的成长速度不能算作她成功的标杆，否则就是急功近利，但选秀节目本身就和这种单纯相违背。 “选秀是以外国的真人秀节目做样本的，不是选音乐。中国选秀几年，只不过促进了卡拉OK的繁荣。”黑楠说，今年“快男”请了吴克群来做嘉宾，他在台下和评委们开始笑，“专业和业余的无论怎样也能分清楚，因为专业歌手唱的是自己的歌，而‘快男’只能重复别人的歌。歌手根本不能这样两三个月训练，只能一点点磨炼”。但是电视节目要的是收视率，黑楠做评委时每一场收视率都清楚，“我们培养歌手不是这样的，一句歌录几百遍，专门唱不会的”。现在的选秀节目恨不能一星期换一个花样，选手的差异度和新鲜感越大越好。黑楠说:“选秀节目要的是点子，所有效果要瞬间展现，否则如何吸引观众、维系广告？没什么能要收视率让路。”
2007年09月06日 02点0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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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丑
。” 黑楠第一次当评委并不是在湖南台。2004年，广东省一个电视台举办地下乐队比赛，台长已经定下了冠军，黑楠怎么算分数都觉得不对，“我左边和右边评委打的分我都看了，谁当冠军也不可能是那个人，评委们打的分哪里去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分数都没说就直接宣布冠军了”。他当场掀了桌子，扬长而去。“这个节目不是直播。”那时的选秀节目还不成形，没有短信投票，谈不上对收视率的拉动。黑楠第一次和湖南“经视”合作，是全国pub歌手大赛，冠军是陈楚生。“评委就是七八个人坐一排。有当地著名歌手，有音乐协会的，词曲作者。”采用的还是“青歌赛”的老一套——评委亮分，一个人点评:几号选手，加油，不错。都是些没有针对性的话。“我一听就记得每个人，比如声带紧，以后唱多了高音，就得声带小结然后废掉。”黑楠直接叫出选手的名字，“人家不叫几号选手，人家有名字。一句话判生死”。这样的评委立即受到了节目组认可。 “我适合那种工作方式，那是为我准备的方式。”黑楠当时很兴奋。他入行做台湾音乐人黄小茂的助理，后来又做过许多唱片和歌手的制作人。他说，“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挑歌手，在录音棚里，我骂得比电视上还毒”。2004年湖南台举办第一次“超级女声”，黑楠就成为导演组的首要人选。导演组曾解释不希望名人来做评委，怕给选手造成压力，减少个性，而黑楠的专业素质又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2004年的‘超女’，我觉得是电视台将我的工作流程开发成商业节目。唱片公司老板看市场，要知道这歌手有没有的做。我负责告诉他，歌手到底行不行。一开始参加‘超女’也一样，本着解决问题的心情，我看重自己的话语权。”黑楠对于“超女”歌唱选拔的期待显然大于选秀，“结果最后只活了一个张含韵”。 自从2004年街上有人叫他“说歌手的那个”，黑楠就在上镜前三天留起胡子，戴上没有镜片的黑框眼镜，有时穿黑西装。他说，“我对电视越来越熟悉”，即使不抬头，也知道现场用全景还是特写，摄像机上的红点在哪里，有几个机位怎么移动，所以评委们在下面的小动作很少穿帮。“2004、2005年，评委的出发点还是，找到一个好孩子，她要很纯良、很本色，只有这样的人，在专业的道路上才能专注下去。李宇春、周笔畅都是这样的孩子。”评委们对于选手的判断是一致的，黑楠说，李宇春的成长速度不能算作她成功的标杆，否则就是急功近利，但选秀节目本身就和这种单纯相违背。 “选秀是以外国的真人秀节目做样本的，不是选音乐。中国选秀几年，只不过促进了卡拉OK的繁荣。”黑楠说，今年“快男”请了吴克群来做嘉宾，他在台下和评委们开始笑，“专业和业余的无论怎样也能分清楚，因为专业歌手唱的是自己的歌，而‘快男’只能重复别人的歌。歌手根本不能这样两三个月训练，只能一点点磨炼”。但是电视节目要的是收视率，黑楠做评委时每一场收视率都清楚，“我们培养歌手不是这样的，一句歌录几百遍，专门唱不会的”。现在的选秀节目恨不能一星期换一个花样，选手的差异度和新鲜感越大越好。黑楠说:“选秀节目要的是点子，所有效果要瞬间展现，否则如何吸引观众、维系广告？没什么能要收视率让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