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是记人的生年属相的，亦称十二属相，用以纪年、纪月、纪日或纪时辰时，则称十二兽历。十二生肖（兽历）广泛流行于亚洲诸民族及东欧和北非的某些国家之中，几乎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民俗事象。 十二生肖（兽历）的构成及顺序，各个民族或国家不尽相同。现今汉、回、藏、哈尼、畲、拉祜、纳西、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以及朝鲜、韩国、日本的十二生肖（兽历），在构成及顺序上完全一致，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有些民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因地区不同而有别，如黎族大多数地区的十二生肖（兽历）与前相同，而毛道黎族则以“虫”代“虎”，以“猫”代“兔”，以“鱼”代“蛇”，以“肉”代“马”，以“人”代“羊”；大部分地区彝族的十二生肖（兽历）与前相同，而云南哀牢山彝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名称及顺序为：虎、兔、穿山甲（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除有一处不同（现也有以“龙”代“穿山甲”的说法）外，排序亦与前有异。哀牢山彝族之所以以“虎”为先，据说是因为其自认为是虎的子孙，尊母虎为其始相。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祭神大典，要选在虎月（首月）的第一个虎日，在当地的母虎神庙举行。家家门上且都要绘以虎形，以示对虎的尊崇。正为此，才有了这样的排序。如若将其按序前推或后移，仍与前同。而桂西彝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则为：龙、凤、马、蚁、人、鸡、狗、猪、雀、牛、虎、蛇；德宏地区傣族的十二生肖（兽历）与前相同，而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又改“猪”为“象”，改“龙”为“蛟”或“大蛇”，改“羊”为“蚁”。 此外，有些国家十二生肖（兽历）的名称亦与前颇有不同，如越南以“猫”替换了“兔”；印度的为：鼠、牛、狮、兔、龙、蛇、马、羊、猴、金翅鸟、狗、猪；古巴比伦的为：牡牛、山羊、狮、驴、蜣螂、蛇、犬、猫、鳄、红鹤、猿、鹰；埃及与希腊的与古巴比伦的基本相同,只是以“蟹”取代了“蜣螂”[1]。其“狮”、“蛇”的排序与印度的相同，且均是以“红鹤”代替了“金翅鸟”[2]。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十二生肖（兽历）位于其“狮”这一序位的为“虎”，位于其“红鹤”序位的为“鸡”。也即是说，位于前一序位的均为猛兽，而位于后一序位的均为禽类。由此推测，全世界的十二生肖（兽历）当有着同一起源。 十二生肖当起源于十二兽历，由来甚为古远。从地域上看，埃及、巴比伦、印度及中国等四个亚非文明古国恰好均在其流行的范围之内。其流传的区域虽广达亚、欧、非大陆，但主要集中于亚洲。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一文化当起源于亚洲的某一民族，其后始逐步扩散，而先后为这一广大地区的诸多民族所接受。然而，最初究竟为哪个民族所创，至今却仍是个不解之迷。 一 关于十二生肖(兽历)的始创者,目前有三种观点较为流行[3]，即：“突厥语民族始创说”、“汉族始创说”和“印度始创说”。 突厥语民族普遍使用十二兽历。约刻写于8世纪的《回纥毗伽可汗碑》上便有“羊年”、“猴年”、“猪年”、“兔年”的记载。此外，在《阙特勤碑》、《翁金碑》等碑文中亦同样使用了十二兽历[4]。敦煌、吐鲁番出土的13世纪前后的回鹘文文献及两地诸多洞窟内的回鹘文题记亦均采用的是十二兽历纪年。考古人员在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也曾多次发掘出刻有十二生肖动物图案的文物[5]。 关于十二兽历的起源，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述了这样一个传说[6]： 某一突厥可汗想研究发生于若干年前的一次战争，但却在弄清那次战争发生的年代时出了差错。为此，该可汗与其部民开会商议，他说：“我们在弄清这段历史时怎样出错，我们的后代子孙亦同样会出错。所以我们根据十二个月份和天空黄道十二宫（座）[7]给每一年份确定一个名称吧!以后年份就以十二年为一周期来计算。这在我们中间要成为一个永久的历法。”部民们赞同可汗的建议，说：“就照此计算。”可汗为此而出猎，下令将所有的野生动物向伊犁河驱赶。 

公元前324年，原在难陀王室中供职的旃陀罗笈多由于同国王发生冲突而避难于旁遮普。他趁亚历山大入侵之机发动起义，并在反抗入侵者的斗争中颠覆了那达·难陀的统治，建立起印度列国时代最强大的孔雀王朝。这位种姓下贱的月护大王，不但迅速统一了北印度，还很快夺回了由希腊人建立和镇守的信德与旁遮普郡，全部控制了兴都库什以南健陀罗和古罽宾。从此，佛教势力得以植根西北印度，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为中亚希腊化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居民所接受和信奉。早在旃陀罗笈多举事很久以前，僧侣们为弘扬佛教，就曾将原本流传于民间的各类寓言、童话等改编为佛本生故事，用来宣传佛教教义，故而其十二兽历中的动物亦均见于佛本生故事之中。 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及与之相关的十二兽历东传到我国中原地区后，其黄道十二宫被称作“十二次”，十二宫名称则演变为“十二次”名称（如称摩羯宫为星纪等）。与古巴比伦人在星占术中将黄道十二宫用作天空分野的区划系统一样，“十二次”亦同样在星占术中被用作天空分野的区划系统。古巴比伦的十二兽历则演变为十二地支，与华夏民族传统的十干相配合用于纪年、纪月、纪日。此外，尚用于音律（十二律）及度量的制定[16]。 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东方文明古国之间，虽横亘有所谓“峻极于天”的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但也决不是“天乃为之阙，便不能相闻问”。郭沫若、岑仲勉、张星烺、季羡林等著名学者早就指出，远在上古时代，印度与中国之间便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关系。孔雀王朝开国功臣乔底利耶的《政事论》，稍晚时成书的，汇编了印度宗教、哲学和法律等内容的《摩奴法典》以及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波弥尔的《梵文语法》诸书，均记有印中古代通商贸易的内容。前述之《放》简《日书》及《睡》简《日书》中的十二生肖当即是旃陀罗笈多创建孔雀王朝之前或其执政期间传入我国的。不过，从其均用于占卜吉凶的内容及排序第三之兽名均为虎而非狮子的情况来看，似乎并非直接源于印度。这一变化可能是在中亚古罽宾等地区或塔里木盆地操印欧语的古代民族中形成的，并沿着“丝绸之路”而传到我国内地。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原地区的人不熟悉狮子这种猛兽，而将其比附为虎了。 战国时期的《日书》能分别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及湖北云梦睡虎地两地发现，绝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昭示着两地之间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所具有的文化联系，而且亦有助于我们认识十二生肖文化的东渐过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洛水北岸）后，自丰镐（今陕西长安县）以西尽为戎人所据。周平王因秦襄公护驾东迁有功，而“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17]”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用戎臣由余之谋，攻戎王，灭十二戎国，占地千里，称霸西垂，奠定了华戎杂处的分布格局，进一步密切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战国时期，“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18]。秦文化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西戎文化的强烈影响。十二生肖当即是于这一时期通过西戎的中介而进入秦文化之中的。 《日书》是日者以时辰推断吉凶的占卜用书。张守节《史记正义》称日者“言辞最鄙陋”，说明“它主要流传于社会基层，而低级官吏似亦精通此道”[19]。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取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并于楚地设置南郡。《睡》简《日书》写于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的情况表明，该《日书》极可能是南征秦军中的某一将领（墓主？）由秦地携往楚地的。《睡》简《日书》与《放》简《日书》中十二生肖的些微差异，当是这一文化在秦地流传过程中的自然变异。鉴此，本文不赞同将《睡》简《日书》看作是“一个秦楚文化的混血儿”或“纯楚《日书》”，将《放》简《日书》看作是“纯秦《日书》”的观点[20]，而认为无论《睡》简《日书》或是《放》简《日书》均系域外文化与秦文化的“混血儿”。 

从两地《日书》的内容来看，十二生肖（兽历）与十二地支配合使用，当是用以纪时的（前人因无缘得见两地《日书》，而误认为十二辰纪时之制始于汉代[21]）。其有关简文，先是确定失盗的时辰，而后则指出于该时辰行窃者的肖相，并据此进一步推断出盗者的相貌特征、入盗方向及藏匿地点等。如《放》简甲种《日书》第32简的简文为：“寅，虎矣。以亡。盗从东方入。有从之臧山谷中。其为人，方颜然，扁然。名曰辄，曰耳，曰志，曰声。贱人矣。得。”两地《日书》中的地支与生肖均以主谓结构组句（如《放》简称：“子，鼠矣。”《睡》简称：“子，鼠也。”），后项显然是对前项的解释。其本身就意味着生肖在当时还是一种为常人所不熟悉的文化，仅为日者等少数人所了解。 东汉时，外来的佛教文化主要为五行家所用。《汉书·艺文志》载，五行家有“《转位十二神》二十五卷”，称十二时各有其神主之。此说与十二生肖（兽历）密切相关，明显源于佛经。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七“十二属”条称：“《法苑珠林》引《大集经》言其所由来曰：‘阎浮提外，四方海中，有十二兽，并是菩萨化导，人道初生，当菩萨住窟，即属此兽神护持，得益，故汉地十二辰依此行也。”东汉以后，伴随着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布，十二生肖（兽历）才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及至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勃兴和普及，十二生肖方普遍使用。 三 十二兽历传入我国后，以纪时发其端，后又发展为纪日（至少在西域地区是如此）。1904年，德国探险队曾在高昌古城获得一份用粟特语写成的日历。该历所记各日，用粟特语、汉语、突厥语称呼。每日先用粟特语七曜日的名称，次译汉语甲、乙、丙、丁等十二干之音，后更以粟特语之鼠、牛、虎、兔等配成十二兽名。在其上的第二日用粟特语译出汉语之木、火、土、金、水五行之名，且以红字记之。这一日历反映了当时高昌地区融多种文化为一体的状况。通过这一日历，我们至少可获得如下两个颇有价值的信息： 其一，抄写者及使用者是操粟特语的居民。粟特人亦使用与汉族等相同的十二生肖或兽历（其第三位为“虎”而非“狮”）。若将这种相同的情况解释为是粟特人意译汉语的，倒不如说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粟特人早在汉族人之前就已使用十二兽历了——以粟特语译写汉语“十干”（注意：非“十二支”）及五行之名的形式表明，该日历书写时，当地或内地的汉族居民仍习惯于使用天干纪日。 其二，十二兽历在西域地区除用于纪年外，尚用于纪日。无独有偶，楼兰古城出土的第565号佉卢文木简“历书”[22]亦证实了这一点。与此相应，前述之《放》简《日书》及《睡》简《日书》亦均是纪日的。这亦从一个侧面暗示着汉族的十二生肖是由西域的十二兽历演变而来的。 两地《日书》的内容均表明，最初人们以为于某时行窃的人，其相貌、习性也必肖某物。及到后来，由于用其纪年，又认为出生于某年的人便肖某物，如子年出生的肖鼠，丑年出生的肖牛等。生肖及生肖观念的形成，无疑与十二兽历初入中国便用于占卜的用途密切相关。可以说，十二生肖是十二兽历传入中国后，同华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考古发掘表明，至迟在隋代的墓 葬中就有了随葬的兽首人身生肖俑。到了唐代，此种习俗更为盛行，甚至连边疆地区也不例外。 1972年，考古人员曾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两尊泥塑的兽首人身生肖俑。一为猪首人身，一为鸡首人身[23]。五代时，蜀主王建因属兔，甚至连其谥宝玺纽的龙头也改刻成了兔首。反映了唐五代时，人们尊崇属相动物的心理。 源远流长的十二生肖，既然广泛影响着古代的民俗，因而文人们亦常将其作为创作诗文的题材。迄今所知最早将十二生肖用于诗作的为南朝梁陈时人沈炯。其所作《十二属诗》为： 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 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 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 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裁。 猴栗羞芬果，鸡砧引清杯。 狗其怀物外，猪蠢窅悠哉。 　 约自宋代开始，十二生肖诗代有人作，就连大名鼎鼎的朱熹，也有此类诗作： 昼闻空箪啮饥鼠，晓驾羸牛耕废圃。 时才虎圈听豪夸，旧业兔园嗟莽卤。 君看蛰龙卧三冬，头角不与蛇争雄。 毁车杀马罢驰逐，烹羊酤酒聊从容。 手种猴桃垂架绿，养得鹍鸡鸣角角。 客来犬吠催煮茶，不用东家买猪肉。 　 又如元·刘因的《十二辰诗》： 饥鹰吓鼠惊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 江山虎踞千里来，才辨荆州兔穴尔。 鱼龙入水浩无涯，幻境等是杯中蛇。 马耳秋风去无迹，羊肠蜀道早还家。 何必高门沐猴舞，豚栅鸡栖皆乐土。 柴门狗吠报邻翁，约买神猪谢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