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一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三节被遗忘的心灵　　黑格尔早就指出，文学艺术乃是心灵的产物，他认为只有通过心灵并由心灵产生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这样才能使艺术作品灌注生气。 遗憾的是中国的莎学研究长期受反映论模式影响，忽略了研读莎士比亚那独特的心灵创造力。学者蒋承勇曾总结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模式：文学＝现实主义＝社会学、历史学。 姑且不论是否偏颇，中国莎学研究之作多在用现实主义、“莎士比亚化”、人文主义等标签来套莎剧却是事实。这种模式指导下的文学研究对任何作家都可用历史背景、作家生平、作品主题和艺术特色四大块进行切割，更生动一些的不过加上了故事情节介绍和注重人物形象分析而已。国内一篇专门研究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文章总结莎士比亚历史剧的艺术特色为：首先，莎士比亚历史剧真实描写历史，深刻反映历史生活的本质，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其次，莎士比亚历史剧以情节的丰富生动性见长；最后，莎士比亚历史剧具体描绘人物性格，塑造个性鲜明生动的人物。 试问：这样的评价是不是像京剧“脸谱”，可以适用于任何一部莎士比亚名剧？甚至，这种评价用在莫里哀剧作上可不可以？难道说莫里哀的剧作就没有深刻反映历史生活的本质，没有丰富生动的情节没有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吗？这种评论模式大量泛滥，动不动评论一部作品就是反映生活深刻、情节生动丰富、人物塑造鲜明，语言富有个性化等，全是些
正确的
废话。这到底是通过艺术进行活生生的心灵对话，还是把艺术当成尸体解剖？　　没有灌注艺术家心灵生气的艺术不是艺术，不管作品用的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是工人题材还是农民题材，是反腐题材还是同性恋题材；也不管作品注入了多少进步理念抑或伟大理想。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一部作品的好坏取决于艺术家多大程度上发自内心地把艺术家感受到的强烈感情传达给别人，而艺术感染程度的深浅取决于所传达感情的独特、清晰和真挚程度。 可以说，托翁已和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词一样，以境界来区分作品之优劣。作品与作品的不同不是题材、主题、艺术技巧的不同，而根本就是境界的不同。而境界跟艺术家心灵有关，和作品题材基本无关。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探讨作家创作札记的《金蔷薇》中动情地把作家的创作活动喻为收集落在尘土中金粉微粒的活动，作品是作家用心血熔铸成的一朵金蔷薇。 这朵金蔷薇来自现实世界，但又决不等同于现实世界，而是盛开在艺术世界的金蔷薇。基本上说来，艺术不是现实世界的被动延伸，而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一个全新世界。学者吴炫用“个体性理解”， 摩罗用“所谓写作，乃是对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重新审视与确认，是对天上与地上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规划与建立”来表达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同，很有见地。 概因我们的现实世界基本上处于一个遮蔽状态，被各种流行思潮、意识形态、情欲冲动、功名利禄、肤浅理念、生活压力等遮蔽、牵引和压制，唯有在冲破这些遮蔽、牵引、压制并开始自我省思、自由反省、自主创造的刹那，才开始真正的审美活动。这是一种澄明境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打破与撕裂，是新的理解和充满活力的创造。所以，我们基本上不能通过反映论模式较为深入地研究艺术世界这一复杂的精神工程。面对作品，我们首先应问的是作家有没有创造一个独立、完整的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有没有使这个艺术世界上升为灌注生气的、饱满的艺术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题材只能作为作家使用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整个艺术世界才有意义，而不在于抽离出来探讨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程度。

所以，仅仅把《悲惨世界》看作是描写世界的“悲惨”显然并不贴切。雨果心心念念的还是“人性必胜，人心不灭”，刻意描写的是在苦难中挣扎和沉沦的良心终于被唤醒与传递的过程。冉阿让从米里哀大主教那里得到感化，他也在挣扎着努力把爱和关怀传递出去，虽然历尽千辛万苦，最终他还是完成了这一传递过程。对于冉阿让来说，埋名立德都不是难事，最艰难的是去拯救和传递爱。尤其第一部，作为马德兰市长的冉阿让得知有一位叫商马第的流浪汉被当成冉阿让要开庭受审，这时候的他就陷入了痛苦的斗争之中：要不要去投案自首，救出一个和自己莫不相干的老人家？“我们已经向那颗良心深处探望过，现在是再探望的时刻了。我们这样做，不能没有感动，也不能没有恐惧，因为这种探望比任何事情都更加惊心怵目。精神的眼睛，除了在人的心里，再没有旁的地方可以见到更多异彩，更多黑暗；再没有比那更可怕、更复杂、更神秘、更变化无穷的东西。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的活动。”“他的良心，就是上帝！”“他必须那样做！他如果不那样做，便是什么也没有做！他活着也是枉然，他的忏悔也是白费，他以后只可以说：‘活着有什么意义？’” 　　最终，冉阿让决定宁可自己重新入狱，终生被监禁，也要去救出商马第。后来他又因救人而假装失足落水，好去救出珂赛特。在拯救和保护珂赛特的过程中，他历尽艰险。再后来他又不计前嫌释放沙威并匿名救出马吕斯，甘愿让出已成为自己生命全部意义的珂赛特好成全二人。最后他在要默默无闻死去的时候，见到了得知真相后赶来的马吕斯和珂赛特，嘱咐他们要好好相爱后死去。虽然爱的传递和良知的唤醒很艰难，但毕竟成功了。不仅传给了下一代，也感化了冷酷的沙威。这些描写惊心动魄又感人至深。　　这种建基于人性善假设之上的浪漫主义良知观，对另一位更伟大的世界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虽然列夫•托尔斯泰自称是基督徒又深受福音书影响，但本质上他是卢梭信徒。只不过他更真诚地试图在生活中彻底贯彻卢梭的学说罢了。　　托尔斯泰三部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都有主人公忏悔和觉醒事件。不管是安德列公爵、皮埃尔、列文还是涅赫留朵夫，都曾在生命中某个时刻突然醒悟过来，觉得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都错了，觉得整个世界都错了，从而开始真诚忏悔，重新确立儿时的信仰，内在良知被唤醒，心灵深处的垃圾被清除，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只有不断忏悔和行善，一个人内心深处才会获得真正安宁，面对死亡才不会害怕。对死亡的恐惧贯穿托尔斯泰的一生，而摆脱这种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按照良心来过严格的道德生活。一个人按良知生活，去施舍和行善，这是最重要的宗教信仰。人并不是完全堕落的，人性中有美好的东西。人之所以变坏了，在托尔斯泰看来是社会把人教坏了。于是，列夫•托尔斯泰确立了彻底的反社会、反文明、反暴力主张，呼吁良知宗教。　　列夫•托尔斯泰有两部精彩的中篇小说《主人和雇工》和《谢尔盖神父》也许更能说明他的良知观。《主人与雇工》初次发表于1895年，讲一位惟利是图、极端自私的地主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和他的雇工尼基塔在暴风雪中迷了路，他本来想骑着马自己逃走，但是转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死亡的恐惧袭击了他，使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能力面对死亡。于是，他决定拯救雇工尼基塔，用自己的皮衣和身体从上面抱住了自己的雇工。这一自我牺牲的举动“给予他一种特殊的、他从未体验过的欢乐”，“一种特别庄严的感动”，“于是他觉得他就是尼基塔，而尼基塔就是他。他觉得生命不在自己的身体里面，而在尼基塔的身体里面”。 后来，主人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被冻死了，雇工尼基塔却活了下来。托尔斯泰正是通过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件显示了良知的巨大威力，甚至使一个自私、平庸的人为了雇工牺牲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