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美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被公认为是一个文化革命的年代，历史学家把１９６８年震惊世界的法国“五月风暴”以及其后的一系列青年反叛文化视作“新时代人类文化革命的母体”，认为其影波及了欧美国家的整个人文风气，包括风俗活动、休闲方式、个性表达、价值取向和都市商业文化潮流。

在
巴黎
“五月革命”以后的一年零三个月，美国有４５万年轻人于８月１５日８月１７日聚集在美国东部的伍德斯托克（Ｗｏｏｄｓｔｏｃｋ），举行了一次极富有历史意义，几乎是空前绝后的音乐节，从此，伍斯托克精神与“五月风暴”一样，成了反抗性青年亚文化的代名词。

据说，天才摇滚乐手吉米·亨德里克斯（Ｊｉｍｉ Ｈｅｎｄｒｉｘ）是本届音乐节的压轴者，他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唱腔，在舞台上充满激情又独树一帜地演唱着美国国歌时，音乐会达到了高潮疯狂反战的观众，合着国歌那熟悉的音乐节奏，疯狂地将星条旗撕得粉碎，他们还试图以一极端的方式寻求他们自己理解的人类之爱与和平。

那种疯狂的举动和高涨的情绪，没有任何一音乐节可以比拟，那真是一个足以载入摇滚乐史册的时刻

“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反越战口号响彻整个会场，青年们多数蓄着长发，身穿着粗布印染衬衫、印染工装裤，发疯般地随着刺耳的音乐摇晃、呐喊。他还毫无节制地在音乐节会场吸食毒品，在露天睡袋中性交……为期三天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结束后，富有反叛意味的摇滚乐、毒品与性，构成了伍德斯托克精神的要素，它们从此成了整个６０年代青年人追求的生活时尚和基本生活方式。

德斯托克本是美国东北部一个人口不过一万的小镇，就像纽约的西村一样，也是个文化的发源地，早在１９０２年，那里就已经成为艺术家们喜欢的聚居地了。１９６９年８月，随着一阵急促、躁动的召唤人们便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大家都以“和平”和“音乐”的名义在此地联欢。音乐节为期三天，免票入场（原先按发起人的意愿是要凭票入场的，但实际情景是当时情况太混乱，根本没法卖票，因此使主办者损失了二百万美元，而以名垂千古作为补偿）。前来参加音乐节的年轻人其主要特征是反习俗的服装与行为、自由恋爱、毒品，以及在泥浆中尽情打滚儿，并因此载入史。与法国的“五月风暴”相比，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完全可以称为美国的“音乐风暴”。

不知有多少人还记得，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拥进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公园，参加一场名叫“Ｈｕｍａｎ Ｂ－ｉｎ”的聚会，据当年曾参加过聚会的一位妇女回忆说，当时的感受是“我们觉得这一代年轻人都已慢慢觉醒，但仍有许多人蜗居在国内的各个小镇里，不知道跟他们一样的一些年人在做什么。因此，我们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制造一种风潮，对他们说，嗨，我们在这里，你一点儿也不孤单，不要害怕，站出来做你自己，做真正的你！”

当时，年轻人强烈地向父辈的权威、向社会价值观挑战，他们用摩托车族、迷幻药文化、公社运动、嬉皮士、反战游行使６０年代成为绽放青春的见证。这群青年人的叛逆运动不断积蓄着力量，发展到顶峰便是１６９年８月在伍德斯托克举行的音乐节。当时，两场意外的特大暴雨好像是一个天意，给疯狂的年轻人更多发挥的空间和表演的道具。

他们脱光了衣服或穿着长裙西服跃进了泥水里，拥抱自己和同伴们的激情与青春，再加上４５万双狂舞的脚，将音乐会现场踏成了片泥沼。那三天，在巨大的演出平台上，音乐演唱、诗歌朗诵通宵达旦，高音震耳欲聋。那样一个所在，那样一种氛围，音乐让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地位、职业、财富，甚至是名字，在音乐面前人人平等，个个疯狂。

　难怪有人说，３０多年前，这群青年人走过越战士兵的尸体，走过约翰·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尸体，走过琴痕·曼斯菲尔德和玛丽莲·梦露的尸体，走过《时代周刊》、《纽约时报》、《花花公子》杂志，走过披头士、鲍勃·迪伦和艾伦·金斯堡，走过白宫和五角大楼，走过黑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走过旧山榉树岭的嬉皮士部落，走过纽约中央公园的“爱的夏天”……这支美利坚夜幕下的大军，这战后生育高峰的一代，可口可乐的一代，人造卫星的一代，电视的一代，越战的一代，嬉皮士的一代，花童的一代，摇滚的一代，性解放的一代，迷幻的一代……在１９６９年８月１５日那天抵达纽约市西北郊的山镇后，便汇成伍德斯托克的一代。那三天，似乎整整一代人都去那儿相互问好了。那４５万人，后来被称做“伍德斯托克民族”。

１９６９年夏季那三天音乐节，可以说，在马克思·雅斯格的牧场里，人类的感知世界和传统的道德念被彻底地砸开了，吸食毒品是合法的，性爱是自由的。

音乐节于当年８月５日下午五点七分正式开始，持续至８月１８日上午结束。它召开的当天就引发了纽约州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交通堵塞，通向纽约州的高速公路被迫关闭。据３４岁的纽约交通警肯诺克事后回忆，当天他在白湖地区执勤，负责指挥５５号路与１７Ｂ路一带的交通。不久他就发现他的工作完全失去了意义眼前一片混乱，根本没有人在听他的指挥。肯诺克站在那，面对着绵延了近十英里、寸步难行的车队无计可施。这一带的公路由于严重的交通堵塞而变成了巨大的露天停车场。他沮丧地说：“停车场里停着的车是不需要我指挥的。”在此之后，美相当多的州县立法严厉禁止类似活动的再次举行，就是为了杜绝这种可怕的交通混乱悲剧重演。

伍德斯托克音乐为世人瞩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参与者。事后人们对参与的人数一直怀有强烈的好奇。现场究竟有多少人？这是很大的一个问号，如果你询问当年的目击者，不同的人说法也大相径庭。据州警察的统，现场有４５万人，而有的人则认为是５０万。但当时在现场的一位录音师则根据航拍的照片断定是１５万。

他认为：“把人数说得多一些对警察、组织者或是新闻记者都有好处，说少了对谁也没好处。此前规模最大的音乐会有两万观众，这次已远远地超出了，但确实没有他们说的那样多。”不过，当地的历史学家德曼也认为警察统计的数字有问题，但不是说多了，而是说少了。他的结论是：现场应该有７０万人。对于根据航拍的照片推断的数字，他认为更是大错特错：“数以万计的人在树下，片里看不到他们。”

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一样，伍德斯托克已成为某类文化现象的代名词。正如“水门”示着公众信任危机，“滑铁卢”代表惨烈的失败，而“伍德斯托克”，它的指向是弥漫于美国整个６０年代的纵欲主义及享乐精神。伍德斯托克镇上一位历史学家费尔德曼曾经这样说过：“人们在这里经历的是一场一生中绝对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复杂，无法复制，如同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这音乐会上，他扮演的是“道德审查员”的角色，频频穿梭于沸腾的人群与摄像机之间，用镜头记载着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当年，他竭力避免那些裸泳并在光天化日下做爱的年轻人的正面裸体被摄入镜头。

据一位名叫桑德森的护士回忆，她当年４０岁，是一位来自美国中部城镇的护士，当她听从上级的指派到达伍德斯托克镇的时候，不禁惊呆了。她说她从飞机上向下望去，沐浴在清晨阳光里的几十万人，像是某一个宽银幕电影里的特技镜头，那活生生的场面和罕见的景象简直无法形容，如史诗般壮观。

作为一名志愿的医疗者，按编排桑德森本应晚一天到达伍德斯托克镇，但因为当时现场过于混乱，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并且有太多的急情况需要处理，组织者希望她能提前到达，结果，他们专门派了直升机去接她。一下飞机，桑德森就被迅速带到刚刚重建好的“医疗帐篷”中。她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的需要，把圆形帐篷的内部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诊室”是给那些因吸食了过量的毒品而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幻视、幻听症状的年轻人，“第二诊室”是给有外伤的人以外科处理，专门对那些被碎玻璃，啤酒瓶盖划伤了脚的人，这样人大约有上百个，“第三诊室”是比较特殊的，拿桑德森的话说就是，这些年轻人在烈日下，因长时间地凝视太阳而被灼伤了双眼，他们吸毒后平躺在地上，一言不发地盯着太阳。

因为音乐节的观众多，人们的情绪高涨，再加上饮酒、吸毒，有很多突发的事件发生。当时蒙特卡罗医院的部分医生与护士在雅斯格农场之外的一所小学里设立了临时诊所，这所小学时因放暑假而空闲。医院的护士长贝伦斯在这里为三名妇女接生。观众中有一位正在休假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因吸毒过量，不省人事而被送到了这里。这位来自长岛、年１８岁的青年最终不治而亡。多年后，年迈的护士长贝伦斯在回忆中还特别提到他，仍为此事感慨万分。她说：“这个年轻的士兵经历过战争，炮火未曾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一点儿伤痕，最后却在纽约中部的一所临时医院里结束了生命，真令人悲伤。”

在音乐节这样狂欢的气氛中，死亡这个字眼是相当突兀和难以令人接受的。但这样忧伤的故事的确发生了，据当年现场调查员坎诺克回忆说，当他被通知出现在一家医院的停尸房时，他见到了一具尸体，死者的年纪大约在二十五六岁，姓名不详（或者事后被坎诺克遗忘），因在演出现场吸毒过量经抢救无效而死亡。坎诺克受命调查死者身份，后来他访到了死者的一位朋友，这位死者的朋友也跟着坎诺克前去认尸。当时为了确定死亡原因，尸体已被解剖。坎诺克回忆时仍十分困惑和难过，他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验尸时被打开的胸腔竟没有缝合。那个朋友赶到这里，掀起盖在遗体上的毯子，随即昏了过去。”可见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无序，这种情况在美国是很少见的。

音乐节期间，三天两场大雨过后，地上厚达两英寸的淤泥散发着浓浓的大麻味儿。无数潮湿的睡袋、被丢弃的衣物、鞋子、玻璃纸、烟蒂混搅于其中。地面上积滞的水被烈日一烤，迅速向上蒸腾，诡异而令人不安的雾气就这样弥漫在农场上空，直到幕降临，这股雾气便笼罩着坠入梦乡的年轻人。虚幻药使人精神放松，白天的狂舞又使体疲惫不堪，许多年轻人一夜睡到天明，甚至到天明还未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