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基督教（三篇)陈佐人 (西雅图大学神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宗教哲学家－－康德陈佐人小引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常被誉为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哥白尼」（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正如哥白尼的「地动说」推翻了传统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康德的哲学思想亦改变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面貌，而他对宗教与道德的哲学反省，亦大大地影响了后世在这方面的讨论。康德经常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宗教与道德的问题，亦对传统的神学观念，作出许多批评，但他从来没有试图建构任何的神学思想，而其对宗教的反省，亦始终是从哲学的角度提出，故本文便视康德为「宗教哲学家」。康德对宗教的贡献，一直是褒贬不一。表面上看，康德似乎是一举推翻了传统对上帝存在的证据，对传统宗教信仰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但事实上，许多人又指出康德哲学所成就的，其实是将宗教安设在更适当的位置，使传统的宗教信仰，一方面不至于流于不合乎理性规则的嚣张论据，另一方面又能免于当时怀疑主义的暴虐。康德将宗教道德化，其实是在当时西方理性主义的狂澜于既倒。故此，康德对宗教的反省，自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三大批判「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康德著名的墓志铭充分反映了在这位划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心中，道德与宗教所占的重要位置。康德自己形容他一生的哲学反思，可以归纳为三大问题：我能知道什么？（知识论）我应该做些什么？（道德论）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学），这三大哲问又可总结为一条于他晚年提出的问题：人是什么？由此可见，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是以人作为最终的关注，而这关注复又表现于其对道德与宗教的反思。对于康德来说，人、道德与宗教实在是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一般来说，康德哲学常被称为「三大批判」。在「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１７８１）中，康德检视了一些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他大胆地拒绝了传统的「本体论」，与及建基其上的宇宙论与目的论。康德认为象上帝存在、自由与灵魂不朽均不是属于现象界的事物，超越了人理性所能经验知识的范围，所以我们既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亦不能否定其存在。这个神学上的困局要到了「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１７８８）才获得完全解决。康德认为我们虽不能以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人对上帝的信仰，却可在理性的实践内获得验证，人以理性实践善行，便自然地要求上帝的存在。康德形容上帝的信仰为「公设」（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即此乃非我们经验所能证明，却反可用以说明经验。只有在上帝存在的公设下，人的道德生活才可获得保障与满足。康德至此已处理了「真」与「善」的问题，而「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１７９０）则可说是康德从美学的角度来总结其哲学体系。康德在此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美是道德的象征」的定义，因为他发现人在鉴赏美感的同时，往往产生对永恒不朽的感受，此种穿透现象界的判断，十分类似道德对理性界限的超越，由此康德便点出了美学与道德的关系。我们欣赏艺术品时，亦即是欣赏艺术家的创作。换言之，美感与设计是不可划分的，而设计则必具有目的，艺术之美如此，自然之美亦是如此。人在欣赏大自然的雄壮瑰丽时，同时亦渗透自然的目的性，产生对一位至高设计者的感悟。虽然传统的「目的论」（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ｙ）已在「第一批判」中被推翻，但康德却在人的审美经验中予以复生，而宗教与美学的关联，亦在此显明了。康德在完成了「第三批判」后三年，又推出了另一力作：《纯粹理性限度内之宗教》（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ｌｏｎｅ，１７９３）。此

书并不是康德的「第四批判」，因为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极其知识论、伦理学与美学的反思，已于其「三大批判」中全部完成，此书只是按其宗教哲学的观点，来重新诠释基督教的传统，骤眼看来，此书书名似乎十分贬抑宗教的地位，事实则不然。本书德文原来的名字，一经译为英文或中文，顿然产生了十分负面的含义，原来照康德书中所言，本书之正面意义大约可译为：《人对宗教信仰的应有认识》。康德希望透过本书申明人应如何在适当运用理性的情况下，产生对信仰的正确认识。康德在《理性限度》书首引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指出恶（ｅｖｉｌ）的普遍性，而且他认为这不单是恶行或恶念，更是一种「基本之恶」（ｒａｄｉｃａｌ　ｅｖｉｌ）。人立志行善，遵循律法，若不是基于内心的道德律令，而是希望籍此换取幸福与快乐，这便是「基本之恶」。康德在此并不是探讨人性本恶或本善的问题，他要申明的乃是道德律令的无条件性，普遍性与必然性，任何以其他设准来取代普遍道德律令的原则，都是「基本之恶」。康德认为上帝旨意与道德律令虽是两回事，但却是互相配合，互不抵触。故此天国的福音就是要人遵照上帝旨意一致的良知，努力行善，而《圣经》、圣礼与教会便是使人迈向天国的动力。但人若以为凭己力便可建立天国，这便沦为偶像崇拜及当时只重宗教形式的教权主义（Ｃｌｅｒｉｃａｌｉｓｍ）。人所能作的，只是祈求天国早日降临，而这亦是《新约圣经》的原意。康德在本书中大量援引经文，而他对「天国观」的诠释，许多方面均与近代「圣经神学」的探讨不谋而合。结语康德的哲学纵使不全然是以宗教为中心，但却明显地具有深邃的宗教意识，此特别可见于宗教上的挣扎，康德欲维护宗教，又欲加以革新，这自然是吃力不讨好。国内著名的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便指出：「康德把宗教化为道德，但又把道德化为宗教；他反对传统的宗教有神论，但又反对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他要求改革，但又害怕革命。」（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第３２４页。）康德的挣扎，某程度上可说是代表了现代人在宗教信仰上的困境，一方面现代人洞察理性的过程与限制，另一方面又试图在理性范围内阐释宗教信仰的奥秘，结果在两方面均造成极大的危机与不安。康德穷一生之力，欲解决理性与信仰之谜，仍显得殚精竭虑，结果继康德以后，无数的哲学家与神学家相继作出不同努力，尝试为他遗留下来的问题寻找新的方向。--------------------------------------------------------------------------------基督教信仰的诠释典范－－康德陈佐人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与黑格儿（Ｇ．Ｗ．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ｇｅｌ，１７７０－１８３１）两位是横跨十八、十九世界的德国哲学家，虽然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但他们对现代诠释学的贡献，却往往被视为乏善足陈。不过，假若诠释学最终探讨的，不单是解释的问题，那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正是对人的理性与理解，作出十分重要的疏解与界定。故在此有关理解的先设层面，现代诠释学便不断地对康德与黑格尔二人，恢复重视与重溯（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康德与黑格尔二人虽然并没有直接建构一套诠释学理论，但他们二人却不约而同地对西方基督教的信仰系统，作出十分独特的诠释。这特别是指康德的《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ｌｏｎｅ，１７９３），以及黑格尔一生多次讲授的《宗教哲学论稿》（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１８２１－１８３１）。他们二人分别从

其个人思想的角度，对基督教传统作出深度的诠释，成为了西方思想界的典范，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宗教哲学日后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说，康德与黑格尔二人对现代诠释学并无「建构性」的贡献，但他们却产生了「典范性」的作用，揭橥近代西方从系统化与哲学化的角度，来理解与诠释基督教作为西方最重要宗教的传统。故此，本专栏以他们二人作为探讨西方诠释神学的起点，是十分合宜的。宗教哲学家康德康德与一七二四年出生于当时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卒于一八０四年。这位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自己出生地，生活作息象时钟一样准确的瘦小哲学教授，其连绵细密的思想却改变了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面貌。康德一生的哲学体系，分别可由其三大批判与三大哲问来代表：《纯粹理性批判》（一七八一）、《实践理性批判》（一七八八）与《判断力批判》（一七九０）。而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结尾，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大哲问，来总结其哲学的整体关注：〖注１〗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注２〗第一条哲问主要是「知道」的问题，即是关于我们理性的本质、原理与界限是什么，这些均可以说是「知识论」的问题，应由形而上学来回答，而康德则主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加以处理。第二条哲问是「应该」的问题，即是关于道德的范围，这些问题应由伦理学来回答。对康德来说，道德就是理性实践于生活行为中，这主要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加以处理。第三条哲问是「盼望」的问题，当我们作了应作之事后，我们可以有何盼望，获得真正的幸福。康德认为人生的幸福既不可由理性来证明，亦不能由道德来保证，我们只有设定公义的上帝，会对人不朽的灵魂作出赏善罚恶的公平审判。故此种盼望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性，而康德亦认为这条问题应由宗教来回答。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形容上帝的存在、灵魂不朽与自由为实践理性的「公设」（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人不能籍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亦不能否定其存在，但这并不表示上帝即为无关痛痒之事，人以理性实践善行，自然要求上帝的存在，这样人的道德生活才可获得保障与满足〖注３〗。因着此重将上帝与道德紧密关连的思想，康德常被后世的神学家诟病为将宗教道德化，而其对上帝的道德论证，亦有时被视为另一种对上帝存在的论证。事实上康德一方面抗拒理性主义的独断主张，妄图将信仰约化为理性的玄思，另一方面他又要抵挡怀疑主义的狂飙，挽狂澜于既倒。这种在夹缝中的挣扎，自然是吃力不讨好的，正如李泽厚指出：「康德把宗教化为道德，但又把道德化为宗教；他反对传统的宗教有神论，但又反对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他要求改革，但又害怕革命」〖注４〗。故此，康德思想上的结论，总是带有妥协的阴影，而这亦成为后世思想界继续探讨的伏线。康德的上帝观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一举推翻了传统证明上帝存在的三大论证：本体论、宇宙论与目的论。但事实上这并不代表康德否定上帝的存在，康德所反对的，是僭越本分企图证明上帝存在的独断理性。而这正是《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书名的本义：并非以理性来妄作批判，反而是对纯粹的理性加以批判。既然人类因着理性自身的限制，不能证明或否定上帝的存在，那对上帝的信仰，除却其道德含义外，在理性上又有何价值？康德在此提出了其著名的观念：以上帝的观念作为一种「限度的观念」（ｌｉｍｉ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注５〗。康德指出关于上帝、灵魂不朽与自由的观念，皆是超乎人类的经验，但同时又成为我们经验的限度。正如「０」与「无穷」是超乎普通数字的常规，但又同时成为数字系统的限度〖注６〗。故此，限度的观念是可以被想象，但却不可以被知道，因为「制限者当与受制限者有别」〖注７〗，制限者与

受制限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我们无法从受制限者推论出制限者。在此我们可以瞥见由齐克果（Ｓōｒｅｎ　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以至巴特（Ｋａｒｌ　Ｂａｒｔｈ）所倡导的神学原则：在上帝与人之间，存在着本质上无限的差异〖注８〗。但另一方面，上帝的观念又成为我们日常经验的限度，使我们的人生得以有所指，康德又称此为纯粹理性的「统制性原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牟宗三先生作「轨约性原则」）〖注９〗，表明其协调我们人生经历，产生意义的作用。康德以上帝为限度，可说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诠释教会的上帝观，其要旨并非论证上帝的存在，而是以人有限的语言与经验，来尝试阐明上帝与人的差异及关连。《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如前所说，康德哲学批判的对象，并非宗教与道德，而是人类的理性。康德从来没有反对基督教的信仰，他所致力抨击的，是建于妄用与误用理性上的宗教信仰。故只有在经过批判的理性之后，我们才可以对信仰产生真确与适当的了解，而这才可说是本书书名的本义。本书书名并非要将宗教限于理性之内，而是尝试提出人应如何在适当运用理性的情况下，产生对信仰的正确认识。「『全世界都偃卧在邪恶里面』（参约壹五１９），这是有史以来的一句悲诉，其早远可比更古昔的艺术、诗歌；不，实在直可比之最老早的原始神话。」〖注１０〗康德在《理性限度》一开始，便申明恶的普遍性与实在性，而且这恶更是存于人心里的「彻底之恶」（ｒａｄｉｃａｌ　ｅｖｉｌ），即人以善行作为换取福乐的手段，由此「腐蚀了所有格准的基础」〖注１１〗。此种善恶之争遍见于人类历史，而最终胜利之实践理性的道德信仰，则具体呈现于基督教的历史信仰中。康德认为人始终需要某种具体的形式，来表达理性与道德的最高理想。故在本书中康德对基督教历史与《圣经》，均提出了颇为全面与深入的诠释。康德提出释经的正确原则，并非内在的主观情感，而是对经卷的学术研究与纯粹理性。前者着重的是历史的角度，加深人对其特定信仰群体的认识，故此为「教义性诠释」；后者着重的是道德的角度，培育与深化人的道德情操，使人获得真切的信仰，故称为「真切性诠释」。此二种诠释乃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的真切道德心需要历史的信仰来表达，而历史的信仰则彰显人崇高道德的理想〖注１２〗。康德引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表明《圣经》都是「教导人学义」〖注１３〗，而这便成为释经的最高原则。华人教会素有重视《圣经》的优美传统，康德强调读经要道德与历史并重，此点与华人教会注重经文的原意与属灵意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所说的道德，并非单指人外表的德行，更是指与上帝旨意并行不悖的道德心，故其可被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灵性」。康德与诠释学现代诠释学的专门概念与术语，在康德的著作中，并没有占十分突显的位置。而康德对《圣经》诠释的看法，亦主要已见于《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如前所说，诠释学在康德的时代，并未成为当时迫切的哲学课题。而现代诠释学所注重的理解问题，在康德系统中，理解（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德文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主要是指人籍以获得概念的综合与分析的能力，现代诠释学则将此关连至对文本的理解，以及意义生成的过程〖注１４〗。不过，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有段论及柏拉图的文字，或许可作为点缀康德与诠释学的有趣例子：「我在这里不想致力于任何文献上的研究，研究这有高致的哲学家所赋给此词的意义。我只这样解说，即：试将一个作者就他的主题所示的那些思想，不管是在日常谈话中或在写作中所表示的，取而比观之，则去见出：我们了解他比他了解其自己为更好，这决非是不平常的是。」〖注１５〗

「了解作者胜于其自己」这句子充满浪漫主义的诠释理想，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屡次被引用，其中包括了费希特（Ｊ。Ｑ。Ｆｉｃｈｔｅ）、士莱马赫（Ｆ。Ｅ。Ｄ。Ｓｃｈｌｅｉｅｒｍａｃｈｅｒ）与狄尔泰（Ｗ。Ｄｉｌｔｈｅｙ），当代德国诠释哲学大师迦达玛（Ｈ。Ｇ。Ｇａｄａｍｅｒ）便形容整个现代诠释学的历史，差不多浓缩在此句格言的不同演绎与流传〖注１６〗。而康德在此援引此名句，与后期士莱马赫的浪漫主义颇有不同，士莱马赫相信读者可籍精神的移入而超越作者，但康德在此表明的，只是重申其一贯的启蒙运动（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精神：敢于去想（ｓａｐｅｒｅａｕｄｅ），就能想得明白。此种对人可以达致清晰概念的乐观精神，使康德相信我们可以理解柏拉图，更胜于他自己〖注１７〗。最后，康德著作中对现代诠释学具有最直接关连的，莫过于《判断力批判》一书。在这第三批判中，康德以美学来沟通第一批判的知识论（真）与第而批判的伦理学（善），人的美感是个人主观的，但同时又要求具有理性的必然性与普遍性。著名的艺术品便兼具此种感性与理性、自然与必然的素质。康德在此书中，全面探讨了一系列有关美学与诠释学的重要课题：趣味、天才、崇高与共通感。迦达玛认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过于强调艺术为个人主观的欢愉经验与及天才的创作，忽略了群体性的共通感（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故迦氏形容康德对现代诠释学产生了「主观化」（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影响。而康德相信我们可以胜于作者的哲学理性精神，亦使迦氏大不以为然。对于迦达玛来说，理解无非优劣，真正的理解只是不同的理解而已〖注１８〗。小结康德虽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巨擎，但他对现代诠释学却没有太直接的贡献。不过，康德在这方面的影响力依然是有迹可寻，不论是他在《判断力批判》中的论述，还是其在《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的释经原则，这些均成为了后世的重要启迪。但康德最大的影响，还是其典范性的诠释，这包括其对上帝观的诠释，以及其在《理性限度》一书中，对基督教传统的诠释。康德的立论，固然未必能为所有人接受，但其为信仰苦苦挣扎，努力寻找基督教信仰现代诠释的精神，却是我们可以谅解与欣赏的。注　１、《纯粹理性批判》（Ａ８０５＝Ｂ８３３），蓝公武译，商务　　　印书馆，一九八二年，第五四九页及下文。　２、康德在晚年复又提出第四哲问：人是什么，来总结以上三问，　　　表明其哲学以人为终极关注的对象。参李泽厚，《批判哲学的　　　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三三二、三六七页。　３、《实践理性批判》，收于《康德的道德哲学》，谢扶雅译，基　　　督教历代名著集成，基督教辅侨出版社，一九六０年，第二二　　　九页及下文。　４、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第三二四页。　５、《纯粹理性批判》（Ａ５０７＝Ｂ５３５及下文），蓝译本，　　　第三七七页及下文。　６、此例子见贝克隆纳著，《论康德与黑格尔》，关子尹译，联经　　　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一二七页；另参第一一０与一二九页　　　。　７、《纯粹理性批判》（Ａ５１５＝Ｂ５４３），蓝译本，第三八　　　一页。　８、有关此观念在现代神学上的应用与发挥，可参Ｄａｖｉｄ　　　Ｔｒａｃｙ，《Ｂｌｅｓｓｅｄ　Ｒａｇｅ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Ｈａｐｅｒ＆Ｒｏｗ，１９８８，第九十　　　一至一一八页。　９、《纯粹理性之批判》下册，牟宗三译注，学生书局，一九八三　　　年，第二七六页（Ａ５１６＝Ｂ５４４）及下文。１０、《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收于《康德的道德哲学》，谢扶雅译

　　　，第二七三页。１１、上引书，第二九二页。１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ｌｏｎｅ，Ｔ。Ｍ。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Ｈ。Ｈ。Ｈｕｄｓｏｎ　ｔｒａｎ。，Ｈａｒｐｅｒ　　　＆Ｒｏｗ，１９６０，第一０四页及下文。１３、上引书，第一０二至一０三页。１４、《纯粹理性批判》（Ａ６７＝Ｂ９２及下文），蓝译本，第八　　　十页及下文。１５、《纯粹理性批判》（Ａ３１４＝Ｂ３７１），牟宗三译本，第　　　二十九页。１６、Ｈ。－Ｇ。Ｄａｄａｍｅｒ，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ｈｅｅｄａｎｄＷａｒｄ，１９７５，第一　　　六九页及下文。迦氏在此段中尝试考察此格言的渊源及流传。１７、Ｋａｎｔ，“Ｗｈａｔ　ｉ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Ｋａｎｔ　　　，Ｍｏｄ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第一三二页及下文。另参Ｒ　　　。Ａ。Ｍａｋｋｒｅｅｌ，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ａｎｔ，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第一六０页及下文。此书为近期直接探讨康德与　　　诠释学的罕见佳作。１８、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页。-------------------------------------------------------------康德之后思:再思上帝存在论陈佐人著康德与黑格尔二位德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常被援用为批判基督教之论据，但究竟康、黑二位先生的思想是否真的冲著基督教而来？还是，这是未得作者同意，强人之词夺人之理的说法？首先，何谓「批判」? 假若晓得引用康德与黑格尔的论者，自然应该懂得这个康德著述书名之本义。在《纯粹理性之批判》中，康德屡次申明批判并非片面的批评，亦不是全面的否定。批判 (Critique) 在康德的原意，乃是评审、评鉴，更直接地说，就是限制与限定(Limit) 之意。批判一样东西，就是制限那样东西，要设限其本质，制定其周界，了解其内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提出一个定义(Definition)。故此批判不应该是全盘推翻或完全的否定，真正的批判应该是为事物提出定义，正如中国人所说，是去芜存菁的一种理解。以制限为批判，此即是康德之《纯粹理性「限度」内之宗教》一书的原委，该书要言说的，并不是全盘推翻宗教(基督教)的价值，反而是要为宗教立下一个稳稳当当的基座。不管这种纯粹理性的基座是否真正合理，但其出发点却不是全盘否定宗教，却是昭然若揭的论点。那麽该怎样看待第一批判中，推翻上帝存在论证的著名篇章? 答案在书中找。「关於神之存在本体论的证明之不可能」(第三章四节)是属於先验辩证论(卷二)，之上便是先验分析论(卷一)，二卷加起来便是「先验逻辑」(第二部)，之上便是「先验感性」(第一部)，这些全部总合起来便是上册的「先验原理论」，占了《纯粹理性之批判》的百分之八十，馀下的便是下册「先验方法论」。第一批判头重尾轻的布局，是西方哲学史上老掉牙的问题，在此不赘。由此观之，不论在结构上与论述上，有关上帝存在论证的章节，从来都不是《纯粹理性之批判》的轴心篇幅。康德对本体论的批驳，与及对宇宙论、自然(物理)神学的否证(三章五、六节)，是属於上册、第二部、卷二的第三章。故然，篇章上的分析绝不足以完全消弭康德否证对基督教的冲击，但硬要将短短的三章中的三节，说成是整本《纯粹理性之批判》的中央，这不啻是局部放大读解的最佳例子。是非曲直，自在人心。毕竟，《纯粹理性之批判》的批判对象是纯粹理性，不是基督教。那难道康德不是一口气推翻了上帝存在的传统论证，为这些神学论证划上

寿终正寝的句号？有趣的是，康德不是倡此议的第一人。约两个千年之前，保罗已经斩钉截铁地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奇怪啊，保罗不是说上帝存在的论证是铁证如山，只是「叫人无可推诿」，他所用的语气不是正面的明证，而是稍微消极地—使人无可推诿。继保罗以降，无数的教父均存疑论证上帝存在的必须性与可行性，及至十六世纪的加尔文与近代的卡尔．巴特，均异口同声地否定上帝存在的论证。虽然康德、加尔文与巴特似乎是英雄所见略同，但他们之间的不同却大於其相同。康德从批判哲学出发，要为纯粹理性设定界限，结果是将上帝存在的论证，排拒於理性限度之外。加尔文与巴特的改教宗神学，则同样肯定人理性的有限，并以人既不能证明上帝却又知道上帝存在的事实为基础，最后发展出一方面否定上帝存在的论证，另一方面却坚信上帝存在事实的此种看似矛盾，却最合乎人的理性与真相的信仰立场。最后，康德将上帝存在的需求安设於道德领域，结果基督教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变成了「最好」的宗教(宗教均导人向善)。黑格尔将上帝言说为绝对的心灵，并且表述与开展於历史的领域，结果基督教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变成了「最高」的宗教。但是，不管是向善的宗教或进化的宗教，仍然是人间的产物，结果，只是重滔人自我绝对化或将他人神化的桎梏。总的来说，哲学的任务不是否定真正、终极的信仰，而是应如康德所言：「哲学之所由以成，正在认知其限界。」[《纯粹理性批判》, A727=B755, 蓝公武译, 506页]。接著，他更铿然地说：「一切纯粹理性之哲学，其所有最大(或为唯一的)之效用，仅为消极的；盖哲学非用为扩大理性之工具，而仅为制限纯粹理性之训练，且其功效不在发见真理，仅有防免误谬之寻常劳绩耳。」[《纯粹理性批判》,A727=B755,蓝公武译,544页]。康德之伟大，乃在於他的严谨谦逊，这真是智者之风范。陈佐人 (西雅图大学神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宗教哲学家－－康德陈佐人小引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常被誉为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哥白尼」（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正如哥白尼的「地动说」推翻了传统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康德的哲学思想亦改变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面貌，而他对宗教与道德的哲学反省，亦大大地影响了后世在这方面的讨论。康德经常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宗教与道德的问题，亦对传统的神学观念，作出许多批评，但他从来没有试图建构任何的神学思想，而其对宗教的反省，亦始终是从哲学的角度提出，故本文便视康德为「宗教哲学家」。康德对宗教的贡献，一直是褒贬不一。表面上看，康德似乎是一举推翻了传统对上帝存在的证据，对传统宗教信仰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但事实上，许多人又指出康德哲学所成就的，其实是将宗教安设在更适当的位置，使传统的宗教信仰，一方面不至于流于不合乎理性规则的嚣张论据，另一方面又能免于当时怀疑主义的暴虐。康德将宗教道德化，其实是在当时西方理性主义的狂澜于既倒。故此，康德对宗教的反省，自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三大批判「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康德著名的墓志铭充分反映了在这位划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心中，道德与宗教所占的重要位置。康德自己形容他一生的哲学反思，可以归纳为三大问题：我能知道什么？（知识论）我应该做些什么？（道德论）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学），这三大哲问又可总结为一条于他晚年提出的问题：人是什么？由此可见，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是以人作为最终的关注，

而这关注复又表现于其对道德与宗教的反思。对于康德来说，人、道德与宗教实在是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一般来说，康德哲学常被称为「三大批判」。在「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１７８１）中，康德检视了一些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他大胆地拒绝了传统的「本体论」，与及建基其上的宇宙论与目的论。康德认为象上帝存在、自由与灵魂不朽均不是属于现象界的事物，超越了人理性所能经验知识的范围，所以我们既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亦不能否定其存在。这个神学上的困局要到了「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１７８８）才获得完全解决。康德认为我们虽不能以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人对上帝的信仰，却可在理性的实践内获得验证，人以理性实践善行，便自然地要求上帝的存在。康德形容上帝的信仰为「公设」（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即此乃非我们经验所能证明，却反可用以说明经验。只有在上帝存在的公设下，人的道德生活才可获得保障与满足。康德至此已处理了「真」与「善」的问题，而「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１７９０）则可说是康德从美学的角度来总结其哲学体系。康德在此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美是道德的象征」的定义，因为他发现人在鉴赏美感的同时，往往产生对永恒不朽的感受，此种穿透现象界的判断，十分类似道德对理性界限的超越，由此康德便点出了美学与道德的关系。我们欣赏艺术品时，亦即是欣赏艺术家的创作。换言之，美感与设计是不可划分的，而设计则必具有目的，艺术之美如此，自然之美亦是如此。人在欣赏大自然的雄壮瑰丽时，同时亦渗透自然的目的性，产生对一位至高设计者的感悟。虽然传统的「目的论」（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ｙ）已在「第一批判」中被推翻，但康德却在人的审美经验中予以复生，而宗教与美学的关联，亦在此显明了。康德在完成了「第三批判」后三年，又推出了另一力作：《纯粹理性限度内之宗教》（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ｌｏｎｅ，１７９３）。此书并不是康德的「第四批判」，因为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极其知识论、伦理学与美学的反思，已于其「三大批判」中全部完成，此书只是按其宗教哲学的观点，来重新诠释基督教的传统，骤眼看来，此书书名似乎十分贬抑宗教的地位，事实则不然。本书德文原来的名字，一经译为英文或中文，顿然产生了十分负面的含义，原来照康德书中所言，本书之正面意义大约可译为：《人对宗教信仰的应有认识》。康德希望透过本书申明人应如何在适当运用理性的情况下，产生对信仰的正确认识。康德在《理性限度》书首引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指出恶（ｅｖｉｌ）的普遍性，而且他认为这不单是恶行或恶念，更是一种「基本之恶」（ｒａｄｉｃａｌ　ｅｖｉｌ）。人立志行善，遵循律法，若不是基于内心的道德律令，而是希望籍此换取幸福与快乐，这便是「基本之恶」。康德在此并不是探讨人性本恶或本善的问题，他要申明的乃是道德律令的无条件性，普遍性与必然性，任何以其他设准来取代普遍道德律令的原则，都是「基本之恶」。康德认为上帝旨意与道德律令虽是两回事，但却是互相配合，互不抵触。故此天国的福音就是要人遵照上帝旨意一致的良知，努力行善，而《圣经》、圣礼与教会便是使人迈向天国的动力。但人若以为凭己力便可建立天国，这便沦为偶像崇拜及当时只重宗教形式的教权主义（Ｃｌｅｒｉｃａｌｉｓｍ）。人所能作的，只是祈求天国早日降临，而这亦是《新约圣经》的原意。康德在本书中大量援引经文，而他对「天国观」的诠释，许多方面均与近代「圣经神学」的探讨不谋而合。结语康德的哲学纵使不全然是以宗教为中心，但却明显地具有深邃的

宗教意识，此特别可见于宗教上的挣扎，康德欲维护宗教，又欲加以革新，这自然是吃力不讨好。国内著名的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便指出：「康德把宗教化为道德，但又把道德化为宗教；他反对传统的宗教有神论，但又反对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他要求改革，但又害怕革命。」（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第３２４页。）康德的挣扎，某程度上可说是代表了现代人在宗教信仰上的困境，一方面现代人洞察理性的过程与限制，另一方面又试图在理性范围内阐释宗教信仰的奥秘，结果在两方面均造成极大的危机与不安。康德穷一生之力，欲解决理性与信仰之谜，仍显得殚精竭虑，结果继康德以后，无数的哲学家与神学家相继作出不同努力，尝试为他遗留下来的问题寻找新的方向。--------------------------------------------------------------------------------基督教信仰的诠释典范－－康德陈佐人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与黑格儿（Ｇ．Ｗ．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ｇｅｌ，１７７０－１８３１）两位是横跨十八、十九世界的德国哲学家，虽然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但他们对现代诠释学的贡献，却往往被视为乏善足陈。不过，假若诠释学最终探讨的，不单是解释的问题，那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正是对人的理性与理解，作出十分重要的疏解与界定。故在此有关理解的先设层面，现代诠释学便不断地对康德与黑格尔二人，恢复重视与重溯（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康德与黑格尔二人虽然并没有直接建构一套诠释学理论，但他们二人却不约而同地对西方基督教的信仰系统，作出十分独特的诠释。这特别是指康德的《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ｌｏｎｅ，１７９３），以及黑格尔一生多次讲授的《宗教哲学论稿》（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１８２１－１８３１）。他们二人分别从其个人思想的角度，对基督教传统作出深度的诠释，成为了西方思想界的典范，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宗教哲学日后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说，康德与黑格尔二人对现代诠释学并无「建构性」的贡献，但他们却产生了「典范性」的作用，揭橥近代西方从系统化与哲学化的角度，来理解与诠释基督教作为西方最重要宗教的传统。故此，本专栏以他们二人作为探讨西方诠释神学的起点，是十分合宜的。宗教哲学家康德康德与一七二四年出生于当时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卒于一八０四年。这位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自己出生地，生活作息象时钟一样准确的瘦小哲学教授，其连绵细密的思想却改变了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面貌。康德一生的哲学体系，分别可由其三大批判与三大哲问来代表：《纯粹理性批判》（一七八一）、《实践理性批判》（一七八八）与《判断力批判》（一七九０）。而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结尾，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大哲问，来总结其哲学的整体关注：〖注１〗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注２〗第一条哲问主要是「知道」的问题，即是关于我们理性的本质、原理与界限是什么，这些均可以说是「知识论」的问题，应由形而上学来回答，而康德则主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加以处理。第二条哲问是「应该」的问题，即是关于道德的范围，这些问题应由伦理学来回答。对康德来说，道德就是理性实践于生活行为中，这主要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加以处理。第三条哲问是「盼望」的问题，当我们作了应作之事后，我们可以有何盼望，获得真正的幸福。康德认为人生的幸福既不可由理性来证明，亦不能由道德来保证，我们只有设定公义的上帝，会对人不朽

的灵魂作出赏善罚恶的公平审判。故此种盼望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性，而康德亦认为这条问题应由宗教来回答。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形容上帝的存在、灵魂不朽与自由为实践理性的「公设」（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人不能籍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亦不能否定其存在，但这并不表示上帝即为无关痛痒之事，人以理性实践善行，自然要求上帝的存在，这样人的道德生活才可获得保障与满足〖注３〗。因着此重将上帝与道德紧密关连的思想，康德常被后世的神学家诟病为将宗教道德化，而其对上帝的道德论证，亦有时被视为另一种对上帝存在的论证。事实上康德一方面抗拒理性主义的独断主张，妄图将信仰约化为理性的玄思，另一方面他又要抵挡怀疑主义的狂飙，挽狂澜于既倒。这种在夹缝中的挣扎，自然是吃力不讨好的，正如李泽厚指出：「康德把宗教化为道德，但又把道德化为宗教；他反对传统的宗教有神论，但又反对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他要求改革，但又害怕革命」〖注４〗。故此，康德思想上的结论，总是带有妥协的阴影，而这亦成为后世思想界继续探讨的伏线。康德的上帝观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一举推翻了传统证明上帝存在的三大论证：本体论、宇宙论与目的论。但事实上这并不代表康德否定上帝的存在，康德所反对的，是僭越本分企图证明上帝存在的独断理性。而这正是《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书名的本义：并非以理性来妄作批判，反而是对纯粹的理性加以批判。既然人类因着理性自身的限制，不能证明或否定上帝的存在，那对上帝的信仰，除却其道德含义外，在理性上又有何价值？康德在此提出了其著名的观念：以上帝的观念作为一种「限度的观念」（ｌｉｍｉ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注５〗。康德指出关于上帝、灵魂不朽与自由的观念，皆是超乎人类的经验，但同时又成为我们经验的限度。正如「０」与「无穷」是超乎普通数字的常规，但又同时成为数字系统的限度〖注６〗。故此，限度的观念是可以被想象，但却不可以被知道，因为「制限者当与受制限者有别」〖注７〗，制限者与受制限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我们无法从受制限者推论出制限者。在此我们可以瞥见由齐克果（Ｓōｒｅｎ　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以至巴特（Ｋａｒｌ　Ｂａｒｔｈ）所倡导的神学原则：在上帝与人之间，存在着本质上无限的差异〖注８〗。但另一方面，上帝的观念又成为我们日常经验的限度，使我们的人生得以有所指，康德又称此为纯粹理性的「统制性原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牟宗三先生作「轨约性原则」）〖注９〗，表明其协调我们人生经历，产生意义的作用。康德以上帝为限度，可说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诠释教会的上帝观，其要旨并非论证上帝的存在，而是以人有限的语言与经验，来尝试阐明上帝与人的差异及关连。《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如前所说，康德哲学批判的对象，并非宗教与道德，而是人类的理性。康德从来没有反对基督教的信仰，他所致力抨击的，是建于妄用与误用理性上的宗教信仰。故只有在经过批判的理性之后，我们才可以对信仰产生真确与适当的了解，而这才可说是本书书名的本义。本书书名并非要将宗教限于理性之内，而是尝试提出人应如何在适当运用理性的情况下，产生对信仰的正确认识。「『全世界都偃卧在邪恶里面』（参约壹五１９），这是有史以来的一句悲诉，其早远可比更古昔的艺术、诗歌；不，实在直可比之最老早的原始神话。」〖注１０〗康德在《理性限度》一开始，便申明恶的普遍性与实在性，而且这恶更是存于人心里的「彻底之恶」（ｒａｄｉｃａｌ　ｅｖｉｌ），即人以善行作为换取福乐的手段，由此「腐蚀了所有格准的基础」〖注１１〗。此种善恶之争遍见于人类历史，而最终胜利之实践理性

的道德信仰，则具体呈现于基督教的历史信仰中。康德认为人始终需要某种具体的形式，来表达理性与道德的最高理想。故在本书中康德对基督教历史与《圣经》，均提出了颇为全面与深入的诠释。康德提出释经的正确原则，并非内在的主观情感，而是对经卷的学术研究与纯粹理性。前者着重的是历史的角度，加深人对其特定信仰群体的认识，故此为「教义性诠释」；后者着重的是道德的角度，培育与深化人的道德情操，使人获得真切的信仰，故称为「真切性诠释」。此二种诠释乃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的真切道德心需要历史的信仰来表达，而历史的信仰则彰显人崇高道德的理想〖注１２〗。康德引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表明《圣经》都是「教导人学义」〖注１３〗，而这便成为释经的最高原则。华人教会素有重视《圣经》的优美传统，康德强调读经要道德与历史并重，此点与华人教会注重经文的原意与属灵意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所说的道德，并非单指人外表的德行，更是指与上帝旨意并行不悖的道德心，故其可被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灵性」。康德与诠释学现代诠释学的专门概念与术语，在康德的著作中，并没有占十分突显的位置。而康德对《圣经》诠释的看法，亦主要已见于《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如前所说，诠释学在康德的时代，并未成为当时迫切的哲学课题。而现代诠释学所注重的理解问题，在康德系统中，理解（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德文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主要是指人籍以获得概念的综合与分析的能力，现代诠释学则将此关连至对文本的理解，以及意义生成的过程〖注１４〗。不过，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有段论及柏拉图的文字，或许可作为点缀康德与诠释学的有趣例子：「我在这里不想致力于任何文献上的研究，研究这有高致的哲学家所赋给此词的意义。我只这样解说，即：试将一个作者就他的主题所示的那些思想，不管是在日常谈话中或在写作中所表示的，取而比观之，则去见出：我们了解他比他了解其自己为更好，这决非是不平常的是。」〖注１５〗「了解作者胜于其自己」这句子充满浪漫主义的诠释理想，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屡次被引用，其中包括了费希特（Ｊ。Ｑ。Ｆｉｃｈｔｅ）、士莱马赫（Ｆ。Ｅ。Ｄ。Ｓｃｈｌｅｉｅｒｍａｃｈｅｒ）与狄尔泰（Ｗ。Ｄｉｌｔｈｅｙ），当代德国诠释哲学大师迦达玛（Ｈ。Ｇ。Ｇａｄａｍｅｒ）便形容整个现代诠释学的历史，差不多浓缩在此句格言的不同演绎与流传〖注１６〗。而康德在此援引此名句，与后期士莱马赫的浪漫主义颇有不同，士莱马赫相信读者可籍精神的移入而超越作者，但康德在此表明的，只是重申其一贯的启蒙运动（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精神：敢于去想（ｓａｐｅｒｅａｕｄｅ），就能想得明白。此种对人可以达致清晰概念的乐观精神，使康德相信我们可以理解柏拉图，更胜于他自己〖注１７〗。最后，康德著作中对现代诠释学具有最直接关连的，莫过于《判断力批判》一书。在这第三批判中，康德以美学来沟通第一批判的知识论（真）与第而批判的伦理学（善），人的美感是个人主观的，但同时又要求具有理性的必然性与普遍性。著名的艺术品便兼具此种感性与理性、自然与必然的素质。康德在此书中，全面探讨了一系列有关美学与诠释学的重要课题：趣味、天才、崇高与共通感。迦达玛认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过于强调艺术为个人主观的欢愉经验与及天才的创作，忽略了群体性的共通感（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故迦氏形容康德对现代诠释学产生了「主观化」（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影响。而康德相信我们可以胜于作者的哲学理性精神，亦使迦氏大不以为然。对于迦达玛来说，理解无非优劣，真正的理解只是不同的理解而已〖注１８〗。

小结康德虽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巨擎，但他对现代诠释学却没有太直接的贡献。不过，康德在这方面的影响力依然是有迹可寻，不论是他在《判断力批判》中的论述，还是其在《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的释经原则，这些均成为了后世的重要启迪。但康德最大的影响，还是其典范性的诠释，这包括其对上帝观的诠释，以及其在《理性限度》一书中，对基督教传统的诠释。康德的立论，固然未必能为所有人接受，但其为信仰苦苦挣扎，努力寻找基督教信仰现代诠释的精神，却是我们可以谅解与欣赏的。注　１、《纯粹理性批判》（Ａ８０５＝Ｂ８３３），蓝公武译，商务　　　印书馆，一九八二年，第五四九页及下文。　２、康德在晚年复又提出第四哲问：人是什么，来总结以上三问，　　　表明其哲学以人为终极关注的对象。参李泽厚，《批判哲学的　　　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三三二、三六七页。　３、《实践理性批判》，收于《康德的道德哲学》，谢扶雅译，基　　　督教历代名著集成，基督教辅侨出版社，一九六０年，第二二　　　九页及下文。　４、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第三二四页。　５、《纯粹理性批判》（Ａ５０７＝Ｂ５３５及下文），蓝译本，　　　第三七七页及下文。　６、此例子见贝克隆纳著，《论康德与黑格尔》，关子尹译，联经　　　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一二七页；另参第一一０与一二九页　　　。　７、《纯粹理性批判》（Ａ５１５＝Ｂ５４３），蓝译本，第三八　　　一页。　８、有关此观念在现代神学上的应用与发挥，可参Ｄａｖｉｄ　　　Ｔｒａｃｙ，《Ｂｌｅｓｓｅｄ　Ｒａｇｅ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Ｈａｐｅｒ＆Ｒｏｗ，１９８８，第九十　　　一至一一八页。　９、《纯粹理性之批判》下册，牟宗三译注，学生书局，一九八三　　　年，第二七六页（Ａ５１６＝Ｂ５４４）及下文。１０、《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收于《康德的道德哲学》，谢扶雅译　　　，第二七三页。１１、上引书，第二九二页。１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ｌｏｎｅ，Ｔ。Ｍ。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Ｈ。Ｈ。Ｈｕｄｓｏｎ　ｔｒａｎ。，Ｈａｒｐｅｒ　　　＆Ｒｏｗ，１９６０，第一０四页及下文。１３、上引书，第一０二至一０三页。１４、《纯粹理性批判》（Ａ６７＝Ｂ９２及下文），蓝译本，第八　　　十页及下文。１５、《纯粹理性批判》（Ａ３１４＝Ｂ３７１），牟宗三译本，第　　　二十九页。１６、Ｈ。－Ｇ。Ｄａｄａｍｅｒ，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ｈｅｅｄａｎｄＷａｒｄ，１９７５，第一　　　六九页及下文。迦氏在此段中尝试考察此格言的渊源及流传。１７、Ｋａｎｔ，“Ｗｈａｔ　ｉ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Ｋａｎｔ　　　，Ｍｏｄ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第一三二页及下文。另参Ｒ　　　。Ａ。Ｍａｋｋｒｅｅｌ，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ａｎｔ，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第一六０页及下文。此书为近期直接探讨康德与　　　诠释学的罕见佳作。１８、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页。-------------------------------------------------------------康德之后思:再思上帝存在论陈佐人著康德与黑格尔二位德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常被援用为批判基督教之论据，但究竟康、黑二位先生的思想是否真的冲著基督教而来？还是，这是未得

作者同意，强人之词夺人之理的说法？首先，何谓「批判」? 假若晓得引用康德与黑格尔的论者，自然应该懂得这个康德著述书名之本义。在《纯粹理性之批判》中，康德屡次申明批判并非片面的批评，亦不是全面的否定。批判 (Critique) 在康德的原意，乃是评审、评鉴，更直接地说，就是限制与限定(Limit) 之意。批判一样东西，就是制限那样东西，要设限其本质，制定其周界，了解其内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提出一个定义(Definition)。故此批判不应该是全盘推翻或完全的否定，真正的批判应该是为事物提出定义，正如中国人所说，是去芜存菁的一种理解。以制限为批判，此即是康德之《纯粹理性「限度」内之宗教》一书的原委，该书要言说的，并不是全盘推翻宗教(基督教)的价值，反而是要为宗教立下一个稳稳当当的基座。不管这种纯粹理性的基座是否真正合理，但其出发点却不是全盘否定宗教，却是昭然若揭的论点。那麽该怎样看待第一批判中，推翻上帝存在论证的著名篇章? 答案在书中找。「关於神之存在本体论的证明之不可能」(第三章四节)是属於先验辩证论(卷二)，之上便是先验分析论(卷一)，二卷加起来便是「先验逻辑」(第二部)，之上便是「先验感性」(第一部)，这些全部总合起来便是上册的「先验原理论」，占了《纯粹理性之批判》的百分之八十，馀下的便是下册「先验方法论」。第一批判头重尾轻的布局，是西方哲学史上老掉牙的问题，在此不赘。由此观之，不论在结构上与论述上，有关上帝存在论证的章节，从来都不是《纯粹理性之批判》的轴心篇幅。康德对本体论的批驳，与及对宇宙论、自然(物理)神学的否证(三章五、六节)，是属於上册、第二部、卷二的第三章。故然，篇章上的分析绝不足以完全消弭康德否证对基督教的冲击，但硬要将短短的三章中的三节，说成是整本《纯粹理性之批判》的中央，这不啻是局部放大读解的最佳例子。是非曲直，自在人心。毕竟，《纯粹理性之批判》的批判对象是纯粹理性，不是基督教。那难道康德不是一口气推翻了上帝存在的传统论证，为这些神学论证划上寿终正寝的句号？有趣的是，康德不是倡此议的第一人。约两个千年之前，保罗已经斩钉截铁地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奇怪啊，保罗不是说上帝存在的论证是铁证如山，只是「叫人无可推诿」，他所用的语气不是正面的明证，而是稍微消极地—使人无可推诿。继保罗以降，无数的教父均存疑论证上帝存在的必须性与可行性，及至十六世纪的加尔文与近代的卡尔．巴特，均异口同声地否定上帝存在的论证。虽然康德、加尔文与巴特似乎是英雄所见略同，但他们之间的不同却大於其相同。康德从批判哲学出发，要为纯粹理性设定界限，结果是将上帝存在的论证，排拒於理性限度之外。加尔文与巴特的改教宗神学，则同样肯定人理性的有限，并以人既不能证明上帝却又知道上帝存在的事实为基础，最后发展出一方面否定上帝存在的论证，另一方面却坚信上帝存在事实的此种看似矛盾，却最合乎人的理性与真相的信仰立场。最后，康德将上帝存在的需求安设於道德领域，结果基督教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变成了「最好」的宗教(宗教均导人向善)。黑格尔将上帝言说为绝对的心灵，并且表述与开展於历史的领域，结果基督教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变成了「最高」的宗教。但是，不管是向善的宗教或进化的宗教，仍然是人间的产物，结果，只是重滔人自我绝对化或将他人神化的桎梏。总的来说，哲学的任务不是否定真正、终极的信仰，而是应如康德所言：「哲学之所由以成，正在认知其限界。」[《纯粹理性批判》, A727=B755, 蓝公武译, 506页]。接著，他更铿然地说：「一切纯粹理性之哲学，其所有最大(或为唯一的)之效用，仅为消极的；盖哲学非用为扩大理性之工具，而仅为制限纯粹理性之训练，且其功效不在发见真理，仅有防免误谬之寻常劳绩耳。」[《纯粹理性批判》,A727=B755,蓝公武译,544页]。康德之伟大，乃在於他的严谨谦逊，这真是智者之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