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康迪(Ann Condi) 翻译：常桦 长期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外国人逐渐习惯了中国媒体控制、发布信息的特殊的方式。我们这些在中国媒体内工作或与其打专业交道的人，不管是否情愿，以支持者、陪衬者、不知情的同谋或莫明其妙的旁观者身份成为这控制系统的一分子。虽然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完全明白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绝大多数人都有过至少一次深刻的经历使我们对此有个鲜明的印象。 2001年10月，我被邀作为观众参加中央电视台(CCTV)的演播室谈话节目《对话》。节目嘉宾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及党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和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作为电视节目表演者及英语顾问，我曾经以嘉宾身份参加了不少中央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但还是头一次遇到官衔如此高的大人物，因此我很好奇结果会如何。 我是应一位现就职于一家跨国信息技术公司管理职位的老朋友之邀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中央电视台联系了她及其它一些高技术公司位居高位的人物。她可以携同一位客人一起参加这个节目。 位于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大楼戒备森严，如同军事基地，仅有的两个出口由荷枪实弹的军人把守。象往常一样，参加节目的观众在电视台西侧的大门排队等候，之后通过门口的另一检查站由专人护送进入主楼。在演播室落座后，我意识到这个节目不同寻常。今天的人群，不是通常身著牛仔脚登旅游鞋的中央电视台观众，他们穿西装打领带，更象来参加歌剧首映式。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观众是外国人，包括大使及使馆官员、记者、学者、大跨国公司的高级官员及美国商务部之类机构的代表。我还看到些散坐在各处的“中国通”，他们在此居住多年，对中国的语言及文化都非常熟悉。 谈话的主题是“向世界展示现代化的中国”。节目以中文进行，但有翻译在场，不讲中文的外国朋友如果愿意，可以用英文提问。如此不同凡响的观众加上两位显赫的嘉宾让我觉得这个节目会很不错。 录像开始了，伴随着振奋的谈话节目常规音乐及掌声，赵、孙登上了前台。台后的屏幕上播放了简短赞美的录像剪辑，配以两位高官的生平简历介绍。主持人是中央电视台的沈冰，以轻松的气氛打开话题，说他们两人的名字当中都有个“正”字。主持人担保这将是一个“无禁区的诚恳、坦率的交流”。孙、赵也重申了这点，说他们欢迎“坦率、诚恳的意见”，并说他们到此是为了真正的“对话”。我惊讶于他们在镜头中所表现的轻松与沉静，搭着二郎腿、抱着胳膊，象在等飞机。 沈冰率先向观众提问：“能否用一句话概括中国给你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开端似乎不太妙。怎么能将这么多坦率、诚恳用一句话表达出来呢？当然了，此类话题对电视节目来说不错。有很多观众居然满足了这一要求，用温和的句子形容他们的感受，如“一个快速变化的国家”、“象茉莉，高贵而富有力量”及“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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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和赵很早就设定了他们讲话的基调，表现出中国人在一般正式场合的谦恭： 孙：今天我们有很多外国朋友，包括一些大使。他们对中国有独特的见解，因为他们了解我们国家也对我们非常友好。我经常出国，回来后我都要自责。 沈：自责？为什么？ 孙：因为有时候我发现外国对中国了解太少。作为主管文化交流的部长，我觉得自己在将现代化中国介绍给世界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赵：我们的外国朋友都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或者对中国了解很多，但大多数外国人与他们不一样，对中国了解很少。就拿我们去德国的经历而言吧：当我们问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对中国的印象时，他说是个地域辽阔的国家，然后又加上一句，他对这个国家不太了解，对他来讲很神秘。 这是整个晚上不断被使用的战术的头一招。首先是奉承我们，将我们抬举得高于普通外国人，暗示外国人批评中国是出于他们的无知（“…因为他们了解我们国家，（所以）对我们很友好”）。最后用诚恳的谦逊博得人们对其艰巨使命的同情。是啊！要将中国辉煌的真面孔介绍给对中国颇有偏见的世界何其不易？这个浅显的战术在整个晚上居然都很奏效。 赵带来了他办公室编辑的几个不同文种版本的推销中国文化的小册子。他将小册子举起来给我们看，指出封面设计各不相同。他说为了迎合不同国家人们的口味需要给不同语种的小册子设计不同的封面。 沈: 您刚才提到给别人讲中国的时候要为对方着想。我记得不同语种的介绍小册子是由您出访所到国的印刷厂印制的。例如，针对美国的小册子是您在美国进行“中国文化之旅”时印制的。 赵: 是的。(他将几种不同的版本举向镜头。）这是法国版，由哈时特-菲力帕实(Hachette Filipacchi) 印刷厂编辑发行。那是美国版，由美国国际数据库(US International Data Group, IDG)发行。法国版的封面是一张照片及其黑白版的负片，这样显得非常醒目浪漫。美国版则比较简单，因为美国人欣赏简明的风格。你看，封面上有三个女孩，很漂亮，仅此而已。还有德国版，索性没有封面照片，你得翻开书后才能看到封面照片。

…… 中外媒体对话有一个特点因过于明显而很少被人评论。它是通常人际关系中使用的虚伪、欺骗、留面子等各种技巧的综合。是这样的： 如果我发现和另外一个人就某事意见分歧，但我坚信自己立场的正确性，我将考虑突出我们的差异，明确表明为什么我的立场是
正确的
而另外那个人的是错误的。如果相反的，我痛苦的意识到另外那个人说得有道理而我是不对的，我便换个话题，顾左右而言他。 中国政府的策略便是换话题。 所有的政府，所有的人，都曾经玩过类似的把戏，用美国的说法叫“转圈”(spin)。但是在中国，这个手段应用的历史极为悠久，目前已经成了官方处理一切尴尬局面的常规方法。一个政府在阻拦对它的问题进行任何公开讨论的同时，默认这么做不能建立解决问题的互动，变得极端骄傲、极端窘迫，因为每次对问题的公开否认都突现其顽固不化的的特点。在我们面前的台上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 基于这样的现状及参加者的特殊身分，讨论的主题应该是中国官方对信息的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整个节目的副标题，我们都很清楚，包括台上的两位嘉宾。但是赵和孙却变换了话题。结果所有的概念在“新思维”中有了新的涵义。“信息审查”变成了“有效的交流”；“交流的批评”成了“无知”；“给我们你的建议”蜕变成“给我们你的沉默”。我们都心领神会并遵从了这样的暗示。 或者说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整个晚上只有两个较为负面的言辞。一个是 BBC的记者，用流利的中文，针对赵所说的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导的统计，他说∶“换作是布来尔(Tony Blair) ，看到这样的比例他会很高兴”，他提醒每个人歌功颂德并非媒体的职责。不过这个记者还是退了几步，和缓了他论证的主旨，半开玩笑地说，世界上的领导人会很高兴媒体对他们的关注，并不会在意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报导。赵不知怎的没有领会到其中的幽默，说：“我想，这大概是文化的差异。我们中国人对这类不好的报导很在意。”他仍然坚持50%的批评率太高，有失偏颇。 主持人沈冰没有再拓展该记者的评论，巧妙地继续下一个话题，甚至让人无法察觉她有意回避就这个问题进一步讨论。她肯定是害怕这类的问题，早有准备将话题巧妙地引导到中性地带。但是令人吃惊的是，整晚的录像过程中她太少要使用此类技巧。包括我在内的观众，总体上来说表现很好、积极合作不找麻烦，象一班驯顺的穿着校服的中国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