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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余”考释
“夫余”词条在辞海里释为：“古族名。亦作扶馀，凫臾。西汉时亦称其所建的政权为夫馀。在今吉林市至农安县为中心的松嫩平原上，南迄今辽宁省北境，东至今张广才岭，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居民从事农业。五世纪末，居地被勿吉人所占。”〔６〕１８１９这样我们对夫余的概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好太王碑》第三面第六行：“廿年庚戌，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往讨。军到余城，而余举国骇服。”〔７〕由此可证，夫余可以简称为“余”。也就是说，夫余是词组，可以拆分为“夫”与“余”两个单词。《说文解字》中提到：“余，语之舒也。从八，舍省声。”。段玉裁注：“象气之分散。以诸切。”〔８〕８７“以诸”切出来的音就是现代汉语中“余”字的读音，证明“余”的古意是舒缓。《说文解字》中还提到：“附娄。小土山也”。段玉裁注：“《左传·襄二十四年》，子大叔曰：‘部娄无松柏。’《春秋传》曰：‘附娄无松柏’。《左氏传》多古文，许所见未误。”〔８〕１２７５《左传》的记载可以证明，部娄即附娄，因为古无清唇音，所以部、附、符的读音皆相同，因而部娄、附娄、符娄读音相同、词义相通。《逸周书·王会解》：“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清人何秋涛认为，这里的符娄即夫余〔９〕。此说也得到当代学者的支持〔１０〕。由此看来，夫余一词无论是读音还是意义，都与部娄、附娄、符娄等词有相通之处。据任继昉先生的“‘果裸’词族表”，“符娄”的词义是“圆”，“部娄”和“附娄”的词义都是“曲”〔１１〕２８。将之与《说文解字》中对“余”字意义的解释相结合，我们可以得出夫余意为“舒缓的小土山”的结论。
当代学者对夫余两字的古音有两种不同的构拟，一说认为，夫余在汉语的上古音系中读音为ｐǐｗɑǐɑ，在中古音系中读音为ｐǐｕ ｊǐｏ〔１２〕，另一说认为，夫余在上古音系中读音为ｐǐｗａǐａ，而对其在中古音系中的读音与前说相同〔１３〕。对于“夫”字的发音来说，这两种拟测法的结果只是前后ａ音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上古音的为舌面边音，从其发音位置上看，作为边音，其读音近似于ｌ；作为舌面音，其读音近似于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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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从上古音的ｐǐｗɑǐɑ开始讨论。东北方言里面现在还有“扑拉（ｐｕｌａ）”这个词。比如说，扑拉一下床，即是把床弄平的意思；扑拉一下衣服，即是把衣服弄平整理一下〔１４〕。如将此词用作动词，其所指代的动作的结果是把东西弄平整，或者是呈水平状扩散开，因此被引申为“平”的意思〔１５〕。如前所述，夫余与符娄、附娄音义相通，ｐǐｗɑǐɑ与东北方言的“扑拉（ｐｕｌａ）”读音也相同，词义也应有相近之处，那么，夫余一词的内涵应包括平展开阔、舒缓的小土山等意义。
夫余族活动的主要地区“在今吉林市至农安县为中心的松嫩平原上”〔６〕１８１９。张博泉先生认为夫余“北起黑龙江，南到齐齐哈尔和乌裕尔河，西起嫩江，东到张广才岭”〔１６〕。这一带的地貌具有平展开阔并时有舒缓的小土山的特点，与史书记载夫余国所在地“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平敞”的地貌特征相吻合〔４〕８４１。由此看来，夫余一词最初用来指一种地貌特征，而夫余族的族名最初是源自其居住区地貌特征的一种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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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林类事》记载，风称“荸缆ｐａｒａｍ”〔１７〕。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分析〔１８〕。尉迟治平认为其为东夷语，〔１９〕应是
正确的
结论。“荸缆ｐａｒａｍ”可以说是风吹的声音，但是实际上它更是描述风吹到人脸上给人造成的来自“平面”的感觉。我们走路遇到大风的时候很难向前走动，这就是一种来自“平面”的力在阻止着我们前进。还有英语里面的ｐｕｌｌ，是推的意思，这和东北的“扑拉ｐｕｌａ”正好是“音近义通”，都是指的平面方向的意思。再有汉语里面的“波浪ｂｏｌａｎｇ”，“波”是比较平缓的，也可以说是横向的；而“浪”的原意是圆的，引申为舒缓的起伏，也可以说是纵向的。由此可见，“波浪”的原意与“扑拉”、“荸缆”同源，都与平面上的舒缓起伏有关，这些词应该都出自同一古代东北方言词汇，再向上追溯的话，可能源自某一古东夷语词。
综上，夫余一词的意义，最初应是指“舒缓起伏的平原和丘陵”。其词的构成很可能与“波浪”一词相似，“夫”与“波”同义，都是平的意思，“余”与“浪”同义，都是舒缓起伏的意思。作为族名，意思是生活在那片舒缓起伏的平原和丘陵地区的人们。
夫余在汉语上古音中读作部娄，在中古音中读作部游〔２０〕，在现代汉语中才读作夫余。夫余作为族名音义的演变可以证明，族名、地名是人类语言最深层的沉淀，其所具有的保守性使其得以保留古老的语音原貌〔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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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馀 和 挹娄 的并称。皆古代东方国名。《逸周书·王会》：“ 伊尹 受命，於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 符娄 、 仇州 ……鬋发文身。” 朱右曾 校释：“ 符 ， 夫馀 ； 娄 ， 挹娄 。 王 曰：‘《后汉·东夷传》云： 夫馀国 在 玄菟 之北， 挹娄 ，古 肃慎 之国。’”【由此看来，夫余一词无论是读音还是意义，都与部娄、附娄、符娄等词有相通之处。据任继昉先生的“‘果裸’词族表”，“符娄”的词义是“圆”，“部娄”和“附娄”的词义都是“曲”〔１１〕２８。将之与《说文解字》中对“余”字意义的解释相结合，我们可以得出夫余意为“舒缓的小土山”的结论。】
我国早期的海洋文化及其产生
2015-06-11 化雨先生
我国很早就产生了海洋文化，它丰富了农业文明。夏商时期的海洋文化表现为出现了朦胧的海洋意识、海神崇拜以及早期的海洋旅游行为和以海岛为避难所，表现为开发了近海的海洋资源，有了一定的航海能力。它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还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说过，“中国人被称为不善于航海的民族，那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在航海技术上的发展随处可见。”这是外国学者对我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充分肯定。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我国的原始先民不仅在航海技术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在对海洋的其他认识方面也相当深刻，无论是海洋信仰，还是海洋资源开发、海洋交通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而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海洋文化。
我国早期的海洋文化及其产生
海洋文化是与内陆文化相对而言的。凡是人们缘于海洋而生成的认识、思想、观念、心态，以及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均可视为海洋文化。历史上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有着不同内容的海洋文化。回溯我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着较为丰富的海洋文化，而在此以前的长时段内，则是海洋文化刚刚萌生的初始。
我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这就使得近海的原始先民能够接受自然的恩赐而与海洋发生不同的关系。其中就包括他们的滨海活动、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和利用以及对海洋艺术品进行加工等内容。从其滨海活动来看，现代考古学证明，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地区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就其活动开始时间而言，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就已经开始注意海洋资源的开发。就其活动范围来说，从辽宁的长山群岛、山东朝岛群岛、浙江舟山群岛、福建金门岛、台湾、澎湖列岛，一直到环珠江一带岛屿与海南岛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海洋文化内容。可见，其活动的范围还是很广的。另外，无论在滨海岛屿，还是在内地的某些地方，都发现了原始先民与海洋发生关系的丰富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内容反映了人们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以及对海洋艺术品的加工程度。
在滨海地区，原始先民于退潮后在海滩上采集贝类、螺类和小型水产动物作为食物，大量的废弃物堆积起来遗留至今，形成了所谓的“贝丘遗址”。在其文化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遗址多分布在江河入海口的两岸台地以及岛屿上的小河湾边侧的坡地上，出土物有牡蛎、海蛏单扇蛤等贝类和海螺、水晶螺、小旋螺、中国田螺等螺类以及陶片、石器等，反映出先民以采捞贝类和近岸鱼类为主的生业，开发海洋资源的程度是很低的。台湾学者陈仲玉从考古学的观点对其影响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认为，今天广东、香港和澳门沿海的疍家是中国古代海洋族群的后裔，“其最早出现的时间可以推早到史前新石器时代中期”。
在内地的某些地方，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海洋文化的因素。如裴文中教授早在1939年就指出，“北京山顶洞下层文化（距东海200多公里，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西部曾出土三件穿孔的海贝，鉴定为属于Arca，这种贝广泛分布于中国东部沿海”，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么它就是最早把海贝（海蚶的介壳，在壳的顶端磨出穿孔，做成串状装饰物）加工成艺术品的例子了。与山顶洞人同一时期的河南许昌灵井地区的先民，也有使用千里之外的海生软体动物牡蛎壳的情况。而在内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有关的内容。如郑州西山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海螺，湖北洪湖乌林矶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长2.4厘米的海贝，青海乐都柳湾遗址的很多墓葬中有随葬的海贝。而在对河姆渡遗址的整理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鱼类骨骼、蚌壳和菱角等水生动植物遗留物，这显示出河姆渡人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以水生动植物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鱼类骨头中的残骸则是以鲸鱼、鲨鱼以及鲻鱼和裸顶 等海生鱼类为主，体现出较强的海洋文化特色。对此，有专家指出，“河姆渡遗存的大量鲸鱼、鲨鱼的遗骸及出土的木桨等体现了明显的海洋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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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商代，中原王朝对沿海海洋资源的需求有增无减。甲骨文中有“渔”、“舟”字，这主要是指河湖沼泽处的水上行为，但不能完全排除有涉及近海作业的可能性。殷墟中有鲸鱼骨的残骸，《竹书纪年》记载“帝芒十二年，东狩于海，获大鱼”，有人认为“大鱼”是搁浅的鲸鱼，还有人认为，从商代开始历代朝廷都规定东南沿海地区要进贡鲨鱼皮，这些看法都值得我们参考。另外，具有说服力的例证之一是：在商代的土贡中，伊尹曾以法令的方式规定各地进献贡品，（伊尹）为四方（献）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剪文身，请令以鱼支之鞞、 鲗（乌贼）之酱、鲛（鲨鱼）盾、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为献”（《逸周书·王会解》），周代有“ （渔）人”、“ 征”（见《周礼·天官· 人》），其职责是专掌捕鱼、供鱼、征收渔税以及有关渔业政令，它可能从商代的发展而来。例证之二是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些沿海的红螺与海贝，其情况是：红螺，分布于我国沿海一带。货贝共出土6880余枚。基本上有大小两种。而以大者居多，壳面皆呈瓷白色。大多数的壳面前端琢有一个圆形孔，只有少数在壳面琢磨一椭长形较大的孔。大的长约2.4厘米，小的长约1.5厘米，此种货贝分布于我国台湾、南海（为海南、西沙群岛常见种）等地。还有一件经过加工的阿拉伯绶贝，其壳面布满虚线状褐色花纹，背部琢有一孔。长6.1厘米，分布于我国台湾、南海（海南、西沙群岛）等地。此外，商代统治者对海洋资源的认识还表现为对海盐和海鱼的重视。古代有夙沙氏（黄帝臣）“煮海为盐”的传说（《渊鉴类函》的“煮海”条：始以海水煮乳，煎以成盐；张澍辑《世本补注》称：“《北堂书钞》引《世本》云：‘夙沙氏始煮海为盐。夙沙，黄帝臣’”），可见人们对海盐的认识是很早的，那么商代人是否使用海盐呢？据《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又据《史记·货殖列传》“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可知至迟在商代食盐已经是饮食调味的必需品了。而《全上古三代文》在谈到商汤对海味的认识时说，汤曰：“鱼之美者，洞庭之鯆，东海之鲕。……雚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秬”。可见，夏商时期的人们对海洋资源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基于对海洋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夏商的文化中不仅有着中原文化、内陆文化，而且也有着海洋文化以及沿海文化，足以说明夏商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交融性。
第三，夏商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航海能力。航海技术的状况直接体现着海洋交通的能力，也反映出时人对海洋的认识程度。从航海交通工具来看，舟、船的发明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古籍中有很多造舟的传说，如《易经·系辞》曰“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山海经·海内经》云“番禺始为舟”，《墨子·非儒下》说“巧垂作舟”，《吕氏春秋·勿躬》说“虞姠作舟”，这些传说反映了人们对造舟起源的思索，但不能作为我们认定夏商时期航海用船的说明。这要从考古中寻找线索。考古中已经发现了古人用舟船的痕迹。如河姆渡遗址中有模拟船形的玩具—陶舟以及六支船桨，良渚文化时期的吴兴钱山漾遗址和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有木船桨，有人还认为，“河姆渡、定海、舟山、台湾、菲律宾等地共同发现的造船工具‘有段石’的年代测年后，可推算北越先民曾有向台湾及南洋群岛迁徙的历史”，这些都是比较早的发现，说明不排除沿海居民使用舟船进行近海范围航行的可能性。殷商时代，青铜工具的使用必定大大提高造船技术。从殷墟遗存和卜辞来看，当时已经有专门造舟的工匠，甲骨文中有“舟”字和“帆”字，如“乙亥卜…舟于河，无灾”（《殷墟书契》前2.26.2），还有专家指出，“据说《山海经》原来有图----《山海图》，后来才散失，而今已散失的《山海图》，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就带有原始航海图的性质”。如果这种可能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对夏商人们的近海航行能力就该有个乐观的估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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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夏商海洋文化的评价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首先，夏商海洋文化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它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人们不仅对其生活的陆地自然现象有一定认识，而且也开始把目光投向浩瀚的大海。无论是文献记载、神话传说，还是考古发掘的遗迹与遗物，都向我们展示了原始社会末期以及夏商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知程度，虽然这种海洋意识还仅仅停留在粗浅的层面上，但是它毕竟迈开了努力的第一步，即开始呈现出海洋文明的曙光，这就为我们认识夏商文化予以启示：我们在认识夏商文化时，不能够仅仅视其为单一的农业文明，而应该从大视野、大地域范围来看待，或者说在承认夏商文化农业文明占主体的同时应该看到其中的海洋文化因子，这是海洋文化不断丰富夏商文化的结果。
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夏商海洋文化的局限性。即：海洋意识和海神崇拜都是朦胧的、模糊的，海洋资源的获取都是有限地被动接受型而非积极开拓型的，航海交通仅限于近海水域，这些都体现出原始的文化特征。此外，“中原为主、四海为辅”的自我心理，过分侈谈虚幻的、神秘的海，对海外世界仅仅停留在臆测和幻想的层面，丝毫没有导致用于海洋探求的现实行动，也是其局限性所在。这种幻想虽然丰富了中国的哲学，但是也留下了缺憾，即对现实的海很少给予积极的关注，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从而忽略了对现实之海的远航、开拓以及科学研究，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应该看到现实局限性，但是应该承认海洋文化因子不占绝对优势的事实，它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发展，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我们分析一下夏商时期人与海洋互动关系给予后世的影响。
一方面，从原始人在海边不经常地拾取贝壳与海鱼，到夏商时期规定沿海地区向中原王朝贡献海产品，到西周春秋时期形成较为系统的海洋资源（鱼、盐、海珍品）征收法令（见《周礼》、《逸周书》等），均体现出这样一个特征：人们对海洋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并正在逐步纳入国家管理的范畴，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对海洋认识的不断深入，反映着人们海洋意识的不断加强。因此，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发展链条中，夏商时期海洋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海洋文化。
另一方面，夏商时期海神的形象以及海洋崇拜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后世。据王嘉《拾遗记》：“羽渊（神话中鲧死后入羽渊而化为龙）与河海通源也。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于三十七年出游时“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人们修鲧庙、祭大禹，均含有祭祀海神之意。而对于包括大禹在内的水仙信仰，这在台湾和福建都有一定的影响，据《台湾县志·外编》，“水仙庙祀大禹王，配祀以伍员、屈平、王勃、李白”，“今海船或危于狂飙遭不保之时，有划水仙之法，其灵感不可思议”。由于鲧与大禹在治洪水方面有功，于是人们就把他们和有关神灵合在一起进行祭祀，这一点符合中国古人“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礼记·祭统》）的传统心理，因此修鲧庙、祭大禹就表现出了祭祀海神的特征。在后来，吴国人要为伍子胥立祠堂（《史记·伍子胥传》），屈原感叹说自己要“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东汉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王充《论衡·书虚篇》）风气的流行，以及后来在东南沿海地区祭祀妈祖的盛行，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祭祀海神（由人而为神）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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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江珧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大型广温性贝类,广泛分布于我国沿海。其后闭壳肌大而圆,其干品“江珧柱”被誉为“海产八珍”之一。
【魁蚶(Arca infl ata) 、】魁蚶是一种大型冷温性贝类,肉味鲜美,营养丰富,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是我国出口创汇的名优水产品。近年来,由于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致使捕捞强度增加,原有的栉江珧和魁蚶野生资源种群受到极度破坏,再加上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自然种群生物量显著下降,种质资源受到一定威胁。
【魁蚶 (Arca (Anadara)inflata Reeve) 品系选育张启刚 王如才 王兴章 缪国荣 王书军
【摘要】：魁蚶俗称赤贝,广泛分布于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域,是世界人民非常喜欢的经济贝类。我国北至辽东半岛,南至海南沿海均有分布,但犹以黄海北部的魁蚶资源最集中,种群最纯正,品质最优良,营养最丰富。
【作者单位】： 国家级荣成魁蚶良种场 国家级荣成魁蚶良种场 国家级荣成魁蚶良种场 国家级荣成魁蚶良种场 国家级荣成魁蚶良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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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栉江珧和魁蚶群体的遗传结构和遗传多样性现状,对自然群体的资源恢复增殖和种质资源的保护改良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采用两个线粒体基因(Cyt b和16S rRNA),对中国沿海六个栉江珧群体的遗传多样性、种群遗传结构及系统发育和种群历史动态进行研究。六个地理群体分别来自:山东日照(RZ)、山东威海(WH)、江苏连云港(LYG)、福建厦门(XM)、广西北海(BH)、海南海口(HK),一共135个栉江珧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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