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南京出了一位偷书的，年过半百。他去图书馆借书，看着好了，还书的时候动手脚，管理员把书消磁放一边，他顺手就给揣走。一共偷了3000多块钱的书，法院判了他5个月拘役。舆论是说什么的都有，最容易想到的，是鲁迅笔下孔乙己那句“窃书不能算偷”。其实，窃什么都算偷，不管动机如何，是否斯文，拿了不是自己的东西，就是偷。
偷书的自古就有，之所以忍不住动手，那是因为觉得出书的好来，所以偷书的多是文化人儿。不认字的贼，就不知道书的好处，只认得金银财宝。明朝初年有个大学问家赵古则，写了本专著叫《声音文字统》，据说内容精致得不得了。这本书就被朝廷收了，一直藏在大内。到了正统年间，有个中书舍人姜立纲，以修书为名，找太监借这本书，还真借到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书自然而然地丢了，皇宫里剩下的，只有几册本书的目录。
有那么一天，文渊阁大学士邱浚要看这本书，拿来一瞧，就剩这么点了，几乎要气疯了。老邱情急之下，在残缺的书册上写了条回复：“盗此者，当身首异处。”多狠的诅咒啊。
借书的这位姜立纲是什么人？大书法家，人品文品俱佳。可到了关键时刻，骨子里的那点小复杂就犯了，皇家的书也敢动手。
说到明朝的好书，大多藏在文渊阁中，以宋版书居多。《万历野获编》里说，这里空间狭小，光线昏暗，就算白天也得拿着灯烛才能看清楚。这里的图书管理员，大多是捐钱谋的差事，自己不懂书里讲了啥，可却知道好书能卖钱。结果是可以预想的，到了正德年间，文渊阁里的好书已经被偷盗大半了。正德十年，朝廷终于想起整理藏书这回事来，命令官员们查对校理。负责这件事情的主管，叫李继先。李先生可真是老实不客气，一通清查之后，“窃取其精者，所亡益多”。瞧，还不如不查呢。
官员偷书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民国期间最有名的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就讲过一件事。辛亥年末南北议和的时候，傅增湘在上海购得一本好书——宋版《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说它好，不仅是宋版，还盖着“翰林院典籍厅关防”的印章。要不说是藏书家呢，傅先生对此书的来龙去脉做了番考究，发现它就是从翰林院里偷出来的。此书在清朝初年收藏在藏书家汪启淑家，后被收入四库馆。《四库全书》书成后，此书又被收藏到翰林院。同治年间，“湘潭袁漱六在清秘堂窃之以出”，这才流落到民间，几经周折，到了傅增湘手里。瞧，偷书的人，胆子得有多大啊。
大名鼎鼎的贼，还有一位，米芾。米芾偷的不是书，而是字，而且米芾这偷，和抢差不多。
米芾是苏东坡的哥们儿啊，书法家，自成一派。书法家当然是爱书法的啦。有一天米芾来到了湘西道林寺逛庙，这庙里呢，有个镇庙之宝，就是唐朝沈传师亲书的《道林诗》。这诗的原件，写在一块木牌上，大字如掌，放在一个盒子里，藏于寺中。米芾显然是冲着这木牌来的，乘船顺湘江而下，到了寺边，向庙里借木牌一观。等木牌到了船上，马上张帆开船，嗖的一声，跑了。和尚们顿时大乱，告到官府，要求抓米芾治罪。官府立马派出“健卒”，徒步追船，翻山越岭越野跑，还真追上了，把牌子要了回来。米芾先生的算盘落空了，盗抢未遂。
多年之后，宋徽宗知道了这事儿，得了，木牌放在一个庙里太不安全，拿到汴梁来吧。就这么着，这东西成了他的了。
人们对小偷大多痛恨，可对偷书相对宽容许多。毕竟偷书贼里，很大一部分不是冲钱，而是冲书去的。古代的官书（政府拥有的公共藏书）允许士子借读，和现在的图书馆差不多，偷书的也多，最后这些被盗的书籍，大多流落到士大夫手中。这算是儒偷吧。现在连士大夫阶层都没有了，偷的也就不太讲究。比如能查到的新闻，江西、河北都有省图书馆失窃的事情发生，偷的不是书，而是电脑手机内存条什么的。真正偷书的主都干IT业了，把别人的书往网上一挂，就“资源共享”赚眼球费了，还真没听说过判刑的。

长知识了

碉堡了。

最后一段亮了。

长知识了。

买不到找不到的书要么偷 要么抄

有好多旧书印着某某图书馆字样。。。虽然是从别人手里买的，也不算珍本

这么雅。。。

偷书，书不好谁偷？书跟金银财宝不一样。不过只要拿了，不论因为什么。就是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