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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澈今生_素素
楼主
但当初我还没有直接接触唐代政治史,而是先从文化领域下手,这又有个原因。即我在1944年高中毕业、到其时中央大学的南京部分混了半年回常州自学后,曾从吕诚之师处借来《太平广记》通读。《广记》中多数是唐人的杂记小说,使我能利用来解决一些唐代文化上的问题,首先是“魌头”问题。“魌头”者,据《大唐六典》、《唐会要》等本是“方相”一类的东西,《太平广记》记载“方相”变怪之事甚多,从中可知道它是用竹或荆编扎成形在送葬时开路驱邪的,并非埋进墓里的明器,“魌头”自亦如此。因此其时博物馆里把唐三彩中怪兽状的明器按照罗振玉所说标为“魌头”,显然是错误的。1946年冬天我写了文章在上海博物馆主编的《文物周刊》上发表,很快博物馆就去掉“魌头”的标签改标为“镇墓兽”。由此我还写了一系列考证明器的文字。再一次是在1948年初,写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寅恪先生原作只引用了唐崔令钦《教坊记》和五代何光远《鉴诫录》,我则利用更早的《广记》所引刘宋时刘义庆《幽明录》和刘敬叔《异苑》等文字,并认为“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之意于其中”。文章发表后我剪寄寅恪先生,蒙先生不弃,由其夫人代笔作覆,还附赠刚在《清华学报》发表的《长恨歌笺证》抽印本。我又据以重读《白氏长庆集》,写了几条先生《笺证》所未涉及的札记——《汉皇与明皇》、《骊宫》、《行幸骊山季节》发表,其时已当解放前夕。1951年我购读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初版线装本,知先生在岭南无恙,且喜我的《札记》悉与《稿》中所说暗合,又将札记剪报寄先生,先生复寄赠《岭南学报》上的新作《崔浩与寇谦之》等篇。这是我当年和寅恪先生的一段文字交往。顺便说一下,这种文字上的交往商榷,即使在后学与前辈之间也是很寻常的事情,前辈多不以后学之持异议为忤,后学也初无因之沾沾自喜之意,我至今仍认为是一种良好的风气。
2007年07月09日 11点0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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